曹锟急于谋选总统，他计划推倒张阁，以其私党高凌霨组阁，以便进行大选，若黎元洪不允，则迫其退位。为此，1923年5月，津保派先发动倒阁，张绍曾内阁只好被迫辞职。6月8日，曹锟利用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接着，又唆使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冯玉祥也带兵入京驱赶黎元洪。
黎元洪一向以暗弱著称，这次却表现得十分强硬。大抵人在经过一次忧患之后，再遇到同类困境，总要比前次胆大，以为事情不过如此。他致电曹、吴说：“本日又有军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二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喙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
此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而军警、公民团仍包围黎元洪住宅不散。黎元洪知大势已去，无可恋栈，便同幕僚策划辞职赴津。此时，黎元洪又接到报告，谓王怀庆和冯玉祥下午2时将率兵到东厂胡同，强使总统下台，否则将发生莫大危险。黎元洪听罢，决定立即出京去天津。
6月13日13时20分，黎元洪身着青色西服，在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以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等10余人的陪同下，由荷枪实弹的总统府亲信卫队保护，从东厂胡同坐自用汽车开往东车站。政界要人、社会名流顾维钧、颜惠庆等人闻讯后赴车站，为黎送行。
曹锟得报黎元洪携印去天津，即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留黎所乘专车，索取印信。王立即率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等人，派出全副武装军警数千人，将黎的专车截拦在天津北站，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黎元洪预定将火车开到天津东站，以便就近下车回宅邸。
王承斌登上黎元洪的专车，道：“总统既出京，印信已无用处，何以携来天津？”
黎答：“印在在北京，并未携来。”
王承斌不信，与之争辩良久。黎元洪怒气冲冲地对王说：
“看尔等将我怎么处置，我决不能将印信交给尔等。”
王承斌回敬道：“总统既不交印，请仍回北京！”
黎之长子绍基急忙赶赴北站探视其父，但被军警阻止，不让会见，黎元洪得此信息，一时愤极，欲举枪自杀，而为其左右劝止。
黎元洪被逼无奈，乃据实说明总统印玺由秘书随眷属携往北京法国医院，并挂电话通知其夫人危文绣将印信交与国会。
曹锟的津保派爪牙将大小15颗总统印玺索回，又逼令黎元洪签名发表辞职通电。
驱逐黎元洪后，曹锟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选举无法进行。津保派政客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但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他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即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折衷磋商，采取3项措施。
（1）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
（2）充实内阁阵容。
（3）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对于第1项，曹锟通过孙洪伊拉拢孙中山。孙中山不但不上钩，反而历举直系军阀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事实。一些国民党大骂孙洪伊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曾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向曹锟建议迎孙北上主政。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通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
曹锟诱惑奉皖的阴谋，也未得逞。
对于第2项，津保派决定由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这一做法虽然遭到不少人反对，但终于组织了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对于第3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以转移目标，骗诱离京议员回京。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对此大为不满，经吴解释，才同意。
吴景濂摆的“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不少离京议员将信将疑，有的根本反对。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为曹锟拟好了一份电报，但曹锟拒绝签发，经吴景濂一再解释，并将“本人无意竞选总统”一句，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曹才勉强同意。
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是个著名的吝啬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这笔款必须另筹。于是，津保派责成各省摊派，但也所筹无几。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个“捉财神”的办法；逮捕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令其余人等缴纳数千到数万元予以释放。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170个县，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
筹足贿选经费后，曹锟便设立竞选班子，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的机关，规定在京议员有出席费，每月有600元油水，而在沪议员每月只有300元。这种收买议员的政策却有效果，回京的议员络绎不绝。
曹的竞选班子在讨论大选问题时，规定每张票价5000元，但他们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不付款。
王承斌最后提出解决办法；在选举前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支票兑现。
9月中旬，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总统选举预备会召开，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会议才达到法定人数。
9月23日，在京议员已600余人，至此，大选问题人款两足。此时，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以及奉、皖和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
10月1日，甘石桥大选机关发出支票573张，除普通票每张5000元外，还有1万元及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
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铜臭熏天，通国皆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吴景濂等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直系在铁证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不得不往上海避难。
大选定在10月5日。4日晚，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门前停放汽车几百辆。
拆台派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8000元，共收买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失败。在这40人中，还发现有人两边都拿了钱。
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到宣外大街，布置了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逡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准通过。无论国会议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搜身，女宾由女侦探搜查。
原规定10时开选，但到了11时40分签到者不过400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遂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甘石桥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曹锟以480票当选。
10月10日，曹锟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奉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各城市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曹示威游行。
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之后，一方面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为了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有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在劳动组合书记处工作的还有包惠僧、李启汉等人，机关设在上海。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组织是分部。在北京设立的北方分部，负责人是罗章龙、王尽美等。北方分部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员；武汉分部的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项英以及陈潭秋等。武汉分部的工作重点是京汉路的两岸车站，先后派到那里的有项英、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等；湖南分部的负责人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也曾在湖南分部工作过，后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2个城市的173人，他们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京汉铁路工会代表邓中夏，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陈炳生、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代表朱宝庭，广东机器工会代表黄焕庭等。大会通过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以及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即刻联合起来，组成强固的紧密的阵线，与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之后，劳动书记部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定了劳动立法4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作为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罢工运动。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便公开地领导着工人运动。
李大钊除了领导北方党的活动外，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党中央决定让他多进行公开的活动。为此，李大钊辞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职，改任校长室秘书。这样，他便有了空闲时间到处讲演、发表文章，在许多高等学校兼课，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名声大振。
一日，李大钊旧时天津同窗好友白坚武手持吴佩孚的亲笔信，直奔李大钊的住宅。白坚武已成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腹谋士，吴佩孚想借用李大钊的声望，达到他位居洛阳遥控中央政权的目的。白坚武见到李大钊，便追述同窗之谊，畅谈别后的经历。李大钊从白坚武的谈吐中，感到和这位同窗好友已没有共同语言了，从而内心生起厌恶的感情。白坚武取出吴佩孚的亲笔信，笑着道：
“守常兄，弟此次进京，专为迎候兄南下洛阳。”
白坚武走后，李大钊独自一人在室内缓缓踱步，思考是否去洛阳的问题。吴佩孚曾利用五四运动，摧毁了亲日的皖系军阀。吴佩孚伪装同情劳工，蒙蔽了不少工人、农民。在直奉战争中，他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把奉军赶出关外，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吴的御用内阁。目前吴佩孚在洛阳手握兵权，遥控北京，以华北为基地，称雄平原，进而武力统一全国。李大钊分析了吴佩孚邀他去洛阳的真实目的，认为吴佩孚企图借助革命潮流，达到他统一全国的目的。吴既然伪装进步，必然做出进步姿态，不如将计就计，去洛阳与他会谈，为劳工争得一些福利。他决定去洛阳。
李大钊去洛阳之前，召集北京党组织会议，征求党内对他去洛阳与吴佩孚会谈问题的意见，邓中夏、何孟雄赞同李大钊去洛阳；张国焘反对说：
“我们党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打倒军阀。像大钊同志这样有威望的共产党人，去洛阳见吴佩孚，必然会有毁于党的声誉！”
李大钊解释说：“我去洛阳，一是利用吴佩孚拥护劳工的假象，达到保护劳工、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的目的；二是利用直系军阀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把我们的同志派到铁路上去，以铁路工人运动为先导，更加广泛地开展全国的工人运动。”
张国焘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决定南下洛阳。白坚武喜出望外，立即把李大钊请进了高级包厢，急驰洛阳。在洛阳火车站，吴佩孚已派专用汽车迎候，把李大钊迎送到迎宾馆，住进豪华的下榻处。
当天晚上，吴佩孚在白坚武的陪同下来见李大钊。李大钊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心，和吴佩孚会谈，终于达成了一项包括保护劳工的4大政治主张的联合声明。
吴佩孚深知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雄厚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是铁路上的新兴势力，他想利用共产党，打着“保护劳工”的招牌，要清除交通系，把铁路的大权稳操在自己手里。他希望李大钊同他合作，要李大钊派出密查员，赴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铁路干线，调查亲日派交通系贪赃枉法的罪行。吴佩孚通过白坚武同李大钊具体商谈派密查员的问题。
李大钊考虑到派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即交通部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主要铁路干线上，对工人运动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但是，交通系苦心经营数十年，在铁路上的关系盘根错节，派出的同志一旦和交通系人物发生纠葛，安全便成了问题。白坚武不屑一顾地回答说：
“他们的人身安全，包在我的身上！”
于是，李大钊便介绍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袁子贞等6名共产党员去担任密查员。交通部分派张昆弟在津浦路，何孟雄在京绥路，包惠僧在京汉路，安体诚在京奉路，陈为人在正太路，袁子贞在陇海路。
这些密查员在交通部接受调查交通系骨干人物活动的任务，每人领取百元以上的薪水，除生活费外，其余交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而他们实际却是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运动的秘密特派员。密查员可以免费来往坐车不花经费。交通部虽然有6位密查员的名字，但出发各路可以换别的人。共产党员有密查员作护符，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他们不仅不怕铁路上的任何人，而且使人怕他们。不到半年时间，劳动组合书记部在6条铁路上，建立了相当的工人组织，仅京汉铁路沿线，就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成了工人运动的指挥机关。1922年6月，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和高君宇一起向李大钊报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根据工人的迫切要求，向北京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递交了革除欺压工人的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电务科段长黄绵锦等5人的职务，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8项要求的呈文。赵继贤一直不予理睬，问题拖了一个多月。李大钊沉思片刻，说道：
“待我做些实地调查后再定。”
李大钊亲自到长辛店做了实地调查，经过和工人多次座谈，深深地感到北方以组织工会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必须立即转到向反动统治阶级开展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于是，他断然作出决定：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就举行罢工。
8月23日，邓中夏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前往长辛店领导罢工斗争。他在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24日早晨7时起正式罢工，会上通过了罢工宣言，并组织了纠察部和调查部。
24日上午7时，长辛店3000多工人，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等字样。涌向娘娘宫，举行罢工誓师大会。
赵继贤与直系军阀王怀庆密商后，决定立即派兵南下，武力镇压罢工工人。兵车开到长辛店，工人并不畏缩，一闻兵到，即全队拥列车站，询问来由，并大声长呼：“如是来镇压罢工，请开枪，愿求一死。”
兵士见此景象，气为之夺，乃改口说：“恐土匪乘机而起，我们是前来保护诸位工友和长辛店居民的。”
工人与兵车对峙约3个小时后，兵车奉命开回北京，工人则扬旗游街、示威。
赵继贤见武力镇压不能奏效，只好派代表同工人代表谈判。此时，郑州铁路工人发动了同情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江岸铁路工人也正酝酿同情罢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奉、正太铁路工人，都派代表到达长辛店进行慰问，又有陇海、津浦铁路工人拍来电报声援。
赵继贤害怕罢工风潮扩大到全路，造成更大损失，不得不作出让步。
罢工胜利后，长辛店3000多工人召开了庆祝罢工胜利大会。俱乐部在复工后第一辆开往武汉的火车头上，插上上书“庆祝长辛店罢工胜利”的红旗。
以长辛店工人罢工为起点，紧接着，李大钊派王尽美领导了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派邓培领导了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派何孟雄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派张昆弟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罢工，派邓中夏、罗章龙、邓培领导了开滦五矿大罢工；中共北方区委还领导了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的大罢工，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
工人运动直接打击了军阀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仅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工人每月增加3元工资，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2万人，每月须多开支工资6万元，全年七八十万元。由于京汉铁路是联结北方首都，河南英国厂矿，保定、洛阳军事要地，以及华中政治经济中心武汉之间的交通枢纽，它对吴佩孚以及与铁路关系密切的英国资本家，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他们不容忍京汉铁路工人发动政治运动。为驱逐亲日的交通系曾经暂时支持共产党人的吴佩孚，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像个凶神恶煞似地对白坚武说：
“铁路，是我吴某人赖以生存的摇钱树！全线罢工，就等于刨了我的摇钱树，断了我的一半军饷，我向谁诉苦去，这一切都出在保护劳工的政策上。我要收回这个政策，把穷鬼们再关进笼子里去！”
白坚武道：“大帅，审时度势是兵家求胜的秘诀，纵观全国大局，采取高压之道，尚不成熟，如果奉系乘机挥师入关怎么办？孙大炮誓师北伐又怎么办？”
吴佩孚愕然地睁着大眼，他最怕的还是这两件事。于是，他在公开场合仍然保留着“保护劳工”的幌子，而背地里却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他下令组织“学兵队”，要他们学习驾驶机车，以便在必要时取代工人。又令南段段长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群众，竭力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
李大钊在铁路、矿山工人运动胜利的时候，同邓中夏商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议，总结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和教训，拟定今后斗争的方向。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各铁路干线上的密查员都参加了会议。李大钊听取了汇报后，提出：鉴于罢工风潮多偏于经济斗争，要求各矿山、铁路在今后要组织政治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把罢工运动提到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同时成立各业工会，再联合成立各城市工团联合会，然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