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苏联应孙中山的邀请，派出老布尔什维克鲍罗廷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鲍罗廷由莫斯科来到北京，同李大钊会面后来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国共合作问题后，赴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极力提高鲍的威望，并赋予他广泛的权力，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让他出席所有最重要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目中享有最大的威望。
鲍罗廷在10月9日的招待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介绍了苏联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鲍罗廷分别同国共两党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倾听了两党领导人的意见后，提出国民党改组的5点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国民党召开了恳亲大会。孙中山又指定林森、谢英伯等人召集国民党广东支部科长以上职员及海内外各总支分部代表，举行党务讨论会，商讨党务之应兴应革事项。
10月1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本部的改组事宜。
戴季陶是个怪人，他大哭一场离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虽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和社会主义的学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日益腐朽，亦激起了包括戴季陶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愤怒，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戴季陶认识到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力量。加之各种社会新思想的流行，戴季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以他加入到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中来，使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把戴季陶视为同路人，一段时期内，密切交往，结为同志。但是，戴季陶又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歪曲地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流血、屠杀以及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孙中山还在谋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难能两就，思想上处在无比复杂的矛盾之中。他回到广州，归依在孙中山手下工作。但在广州，也是心猿意马，不能安下心来。不久，就称身体有病，回浙江吴兴休养，把自己的住宅起名“潜园”，过起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来。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的武力逼迫下从广州回到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从吴兴赶到上海，同孙中山住在一起。
9月，四川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向育仁来到上海，带来了四川各将领向孙中山表示慰问之意的信函，并欢迎戴季陶回四川制定省宪。孙中山把四川的同乡、各党派统统请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说明他要特派戴季陶为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四川，劝告川军各将领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资源发展实业，让四川的经济走在中国前头，带动全国的实业发展，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孙中山把这些人都召来，目的是扩大戴季陶入川的影响，让国人都来声援这一计划。
戴季陶本来就想回四川一趟，为老母70大寿祝贺，这次他终得良机，为此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原本是一个好激动的情绪型的人，当他踏上返川的旅途后，过度的兴奋使心力剧衰，本来就是久病未愈，过度劳累，神经衰弱更加严重。
戴季陶在他的秘书陈鸣谦、毛副官、当差以及向育仁的陪同下，登上轮船，逆流而上。戴季陶整日沉闷寡语，情绪不高，沉入对往事的反思之中。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他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通通涌上心来。
来到汉口，上岸作短暂休息。他们刚在旅馆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报纸找来，他翻开《申报》，一眼就看到一条震惊的消息：“杨森在汉厂购步枪2000支，弹50万发。”戴季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森不久前在川战中败退鄂西，现在购枪弹意味着什么？戴季陶正在惊讶之余，向育仁过来告诉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馆遇到几个四川同乡，都是川军各帮派的代表，这些人躲到汉口，策划再开四川内战。戴顿时惊呆了，假使川战重开，整个川省人民又将沦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母亲和亲人。戴季陶愤怒无比，立即和向育仁去见那些人，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放弃川战计划，千万不可再播战祸，但那些人根本不理睬。
戴季陶心急如火，他和同伴立即登上招商局的快利船，星夜赶向四川。戴季陶心情坏到极点，苦痛之极，种种魔障缠绕，落到了一切假象当中，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段。再加上他看见四川战祸迫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烟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罪恶，什么政治实业教育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戴季陶陷入了苦闷和胡思乱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同他谈话，他一句都没听见，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云飘过，他表情麻木，一副痴呆相。早上不起床，甚至连午饭都不吃。
同行人发现了戴季陶的反常现象，恐怕出事，一步也不敢离开他。向育仁劝他：
“大丈夫做人，当光明磊落，可做即做，不作即止。要做就要大刀阔斧去作，不做便放下来，万事通通不要去问他。忧愁烦闷是最无价值的。人非生即死，生死皆有价值，惟独忧愁烦闷，没有一点价值。”
这番没疼没痒的话，自然没有说进戴季陶的心坎，他倒是把事业、生命一切都抛在一边，听得明明白白，他只觉得自己万念俱空，仿佛要超然于世，只渴望以死来解脱一切忧愁和烦恼。他强打精神冲向育仁笑笑，便默默不语。向育仁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对戴季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以为戴的情绪好了一些，就离开了他的房间。
戴季陶的主意一定，反觉格外轻松，他整个下午面容一改往日那种愁闷的气色，甚至显得有些激动。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陈鸣谦在舱房里谈天说地，一直到11点多钟才散去。
向、陈回房睡觉。
戴季陶在向育仁离去后，感到心里一阵阵躁动，便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走到船尾，凭栏浴风。偶尔的汽笛声给幽静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诱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舱灯光照亮的翻着的江水似乎给他一种启迪，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召唤着他，他扶持着冰冷的铁栏杆，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中。
第二天天亮后，向育仁、陈鸣谦发现戴季陶不见了，于是满船寻找，没见一丝踪影。向育仁分析了戴季陶从上海起程后的精神状态，知道大事不妙，便逐个询问乘客及服务员，终于有个乘客支支吾吾地说：昨晚看见有人投江，因为信迷信，害怕落水鬼来找他，所以没敢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就回舱睡了。
向、陈二人听了，如雷灌耳。他们急忙向船上的水手寻问此段江水方面的情况，推测戴季陶投江地段大概在宜都境内。从枝江到沙市，长江渐渐进入平原地区，水流逐趋平缓，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的荆江河道，有个大回水湾，凡是上游漂下之物，必定要在这个回水湾浮起，因而俗称“收尸湾”。于是，向育仁等人在宜昌上了岸，向派陈鸣谦以及毛副官、当差等人，沿江面而下，到枝江去寻找戴季陶的尸体，又托宜昌官厅通电沙市团防军警沿途寻访，自己则住在宜昌，一面准备为戴季陶办理后事，一面电告上海、成都、重庆。
戴季陶投江沉下水去，又浮上水来，喝饱了江水。但他冻僵后，不久就遇救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乡民的天井里，有十几个男女围着他，身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个老翁喂给他一碗酒，让他暖暖身子，并且在周围烧着稻草为他取暖。
戴季陶心里明白自己被他们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点劲也没有，没说一句话又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点钟才彻底苏醒过来。救他的是位慈祥可亲的老人，这位老人款待了戴季陶午饭后，把他送到枝江县城一位亲戚家里。老人的亲戚热情接待了身着花缎薄袍的戴季陶，递给他一张像是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红名片。戴季陶便知这位颇有派头的人名叫杨开锃，是当地码头颇有势力的当家人。
当晚，戴季陶在杨开锃家住下，第二天下午1时，杨开锃送戴季陶乘开往沙市的轮船，突然发现戴季陶的秘书和副官从这艘船上岸，戴忙与他们相见，方得知他们是来寻找他的尸首的，双方不由得惊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杀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国民党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伤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孙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更是悲痛欲绝。当得到戴被救生还的消息，又惊喜万分，纷纷举怀庆贺。《申报》、《大公报》等国内大报也纷纷连续报道了戴季陶报江自尽继而生还的消息。有的知名人士还为戴季陶写了悼诗和贺诗。事后，戴季陶得知，特地将悼诗和贺诗全部讨去，专门装裱成幅屏条，挂在屋内，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在成都八方游说，希望军阀们以民为重，以国之大业为重，遵从中山先生的意愿，尽早停止战争，让人民安居乐业。一连数月，他讲得口干舌燥，军阀们依然故我，根本不把戴季陶的劝说放在眼里。他们总是客客气气地迎入戴季陶，一番许诺后远送客人。待戴季陶刚一转身，他们又一头扎进密室，谋划起新的战争灾祸来，到后来，他们几乎讨厌见戴季陶了。他几个月的游说付诸东流，兵匪战祸，烧杀奸淫掠抢，日日月月连绵不绝，川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孙中山没有忘记远在成都的戴季陶，他把戴季陶列为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参议员，希望自己的得力助手仍如往日一般在他左右出谋划策，又指定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5委员之一。
戴季陶回到上海，得知早已和他分道扬镳的一些共产党人已被孙中山吸收加入国民党，其中有些人如陈独秀等曾是和他交往很深的朋友，心中很不是滋味。与共产党合作，是孙中山的决心，戴季陶不能违背。
孙中山于1923年10月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宣布特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接着又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的章程。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要借国民党之驱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藏阴谋，并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
孙中山见此上书，大怒，立作批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不顾孙中山的批评，反而趁国民党海外代表齐集广州开会的机会，发起组成一会，改变孙中山的决定，指定由邓泽如、谢良牧、林直勉等人起草国民党章程。
孙中山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邓泽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严加责备，才使此事停止进行。
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态度十分坚决。在一次会议上，冯自由站起来对孙中山说：“总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发言，希望总理尊重我的自由！”
孙中山看了看冯自由，点头道：“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
冯自由鼓足勇气，说道：“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改组成中国的第二个共产党，把中华民国统一成第二个苏维埃，这样的革命即使成功，我们也不希望！”
孙中山回答说：“啊，冯自由，这就是你的自由呀？放心好了，我可以尊重你的自由。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这是你们的自由啊！”
孙中山停了一会，又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又不愿退出国民党，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这也是我的自由！”
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激烈地反对改组，并无理取闹。孙中山要开除他的党籍，还让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
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廖仲恺说：
“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明是党的组织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既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恤。”
孙中山把改组国民党的大任交给廖仲恺。孙中山致函国民党全体党员说：
“兹委廖君仲恺、邓君泽如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本总理有厚望焉！”
廖仲恺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与重托，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廖的主持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首先在广州、上海等一些党员较多的地区，进行了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
到1924年1月中，除广州、上海以外，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湖南、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旅欧的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先后开始了筹建国民党的工作。国内各省和海外华侨的新老国民党员，都按规定人数陆续推选了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大会准备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已经起草出来，宣言是由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在广州、上海等地组织讨论和修改。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17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提名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为大会主席团，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接着由孙中山致词，他激动地说：
“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新纪元。”
下午，孙中山又发表了题为《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演说，他总结了辛亥革命后13年来，国民党屡遭失败的深刻教训，又以坚定宏亮的声音说：
“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
孙中山又向大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并说：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大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个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大会在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发生了争论。会议通过由谢持、谭平山、廖仲恺、孙科、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毛泽东等19人组成的章程审查委员会，对章程草案进行了审查。28日上午的大会，由胡汉民担任大会主席，汪精卫代表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审查结果。报告完毕，开始大会讨论，戴季陶首先发言，对报告表示满意，但是，广州代表方瑞麟乘孙中山未出席大会的机会，提出章程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个意见很明显地是针对共产党跨党而言的。
李大钊立即就共产党员跨党问题作了发言，他说：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再在加以防制。倘认为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发言感动了许多人，使众人为之动容，情绪大变，相继发言者绝大多数反对方瑞麟的提案。廖仲恺发言说：
“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此次彼等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
汪精卫发言道：“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们，这是什么道理？”
主持会议的胡汉民生怕反对跨党案被通过，无法对孙中山交待，忙说：
“现在纪律已订有专章，似可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
大会经过一场辩论后，毛泽东提议：“请付表决。”
会议主席同意，随即表决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方瑞麟等右派分子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的企图被挫败。
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领导机关的选举。大会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制，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
中央执行委员
胡汉民 汪精卫 张静江 廖仲恺 李烈钧
居 正 戴季陶 林 森 柏文蔚 丁惟汾
石 瑛 邹 鲁 谭延闿 覃 政 谭平出
石青阳 熊克武 李大钊 思克巴图 王法勤
于右任 杨希闵 叶楚伧 于树德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邵元冲 邓家彦 沈定一 林伯渠 茅祖泉
李宗黄 白云梯 张知本 彭素民 毛泽东
傅汝霖 于方舟 张苇村 翟秋白 张秋白
韩麟符 张国焘
其中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沈定一、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为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8个部和秘书处。即：
秘书处：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
组织部部长：谭平山 秘书：杨匏安
宣传部部长：戴季陶 秘书：刘芦隐
工人部部长：廖仲恺 秘书：冯菊坡
农民部部长：林伯渠 秘书：彭 湃
青年部部长：邹 鲁 秘书：孙 陶
妇女部部长：曾 醒
军事部部长：许崇清
海外部部长：林 森
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于偏处广州，指挥各处党务有鞭长莫及之感，又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设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