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逐条地宣读《5月紧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盅惑。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宣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政府便以血腥屠杀对付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共的大合唱中，阎锡山、冯玉祥采取了一致行动。阎锡山在山西“清党”反共，先后有共产党人王瀛、朱志翰、张勋、王世益、赵秉彝、郭骤才、郭惠卿、王达成、王德茂、袁致和、侯丰利、聂馨远、李卓然、郝耀宗等人被逮捕或杀害。
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击败奉军张学良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历史上称为“中原会师”。北伐军贺龙部于6月2日进占开封。武汉政府决定和冯举行郑州会议。
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电请武汉党政负责人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于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廷闿、孙科等5人赴郑州，冯玉祥也由洛阳抵郑州。冯到郑州时，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他的政府成员、军事将领、铁路员工和闲逛的人群。冯检阅了仪仗队，以谭延闿为首的政府成员想走近他，但兴高采烈的铁路工人把政府成员挤到了一边，把冯抬起来，送进了轿车。
6月10日，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会了郑州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汪精卫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拉冯”、“讨蒋、分共”。何键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30个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
冯对陕、甘地区工农运动本原就有不满情绪，农民抗完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因而影响到国民军的军用征收，他又得知农民协会抗征兵、抗征粮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听松又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冯气愤地说：“我和你们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现在又听了何键的话，对工农运动更加反感，因而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武汉方面“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会议决定在开封设立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3省党务，以冯玉祥任政治分会主席，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承、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并聘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冯虽然同意分共，但在政治分会成员中仍要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加。会议还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由冯严行编组，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负责肃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则一律撤回武汉整顿，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既是为了镇压工农运动，也是为了东征讨蒋，原定打到北京的计划，半途而废。冯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其总指挥分别是：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北伐军以1．4万人的代价换取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果实，都落到了冯的手中。
冯玉祥还准备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但汪精卫收到陈某拍给他的电报：“冯已与蒋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你们。”汪便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其实，冯、蒋当时还未有那样密切的关系。
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故意把蒋拉拢他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并骂蒋是“狼心狗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郑州会议刚过，蒋急于了解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
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经过来往电函多次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此时，蒋介石的北伐军已占领徐州多时。蒋介石邀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专车来徐，共商一切。
冯玉祥从郑州赴徐州的行动十分秘密，火车先由郑州向西开了两三站，再回头向东开。当冯的列车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专车前来迎接。当冯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蒋介石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花车”车厢内并没有冯玉祥，而在“花车”后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门口，站着一位衣敝履的关东大汉，向欢迎者招手，众人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冯身着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那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冯、蒋相见互相拥抱，还落了眼泪。
当晚蒋便设宴招待，在徐州各将领作陪。
6月20日，在花园饭店召开“徐州会议”，吴稚晖担任会议主席。双方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蒋介石企图拉冯“反汪”和“反共”。但是，冯力主调解宁汉争端，并说明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还说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为冯婉言拒绝。蒋介石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吴稚晖代冯拟了《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经冯再三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报的内容是：反对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加速“分共”；宁汉合作；继续北伐。
6月21日，冯向蒋辞行，乘火车前往开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清党”。他将军队中的共产党200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
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承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240余人一下子拖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又到西北去了。
冯玉祥又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
但是，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回国，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电冯玉祥，要冯将鲍罗廷杀害。冯不仅对鲍不加杀害，反而仍以礼待之。当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西去时，冯率高级官员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鲍罗廷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送上大红绉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军乐大作，各人一一同鲍罗廷握手道别。冯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同鲍罗廷一起回国。冯玉祥派了高级官员2人一直把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们平平安安地返回苏联。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1926年7月以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军火有：苏联步枪5万支以上，日本步枪近2万支，德国子弹2000多万发以上，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近5000万发，大炮50门以上，山炮12门，迫击炮18门，炮弹1万发，机枪300挺以上，掷弹筒1万枚，手榴弹1万枚以上等等，总援助费用达八九百万卢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对广东政府还没有投入那么大的军事援助，而对中国共产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援助。
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他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
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屈武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汪精卫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调往江西，作为江南东征讨蒋的部队。张发奎此时对东征、北伐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去，盘据在广州的是李济深的部队。
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掌握的力量较强。第二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二十军，叶剑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25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叶挺担任第十一军24师师长；当时还未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担任第20军军长。另外，朱德担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云集在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达2万人以上。这是共产党能够控制的仅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汪精卫集团“分共”后，调动第三、六、九军对这些革命力量取包围之势，张发奎已有让第二方面军的C．P．高级军官退出或脱离的表示。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指挥。周恩来派聂荣臻赶到九江，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7月20日，聂荣臻同转移到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李立三、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以及叶挺等举行谈话会，商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提出建立新的政府的口号，并将这个意见报向中央。
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此时共产国际又派罗米那兹来到武汉。7月24日，罗米那兹、加伦、周恩来、张国焘开会，会议根据周恩来和加伦的提议，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会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召集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会商，又决定起义后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贺龙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早在6月即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谭平山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他，他立刻热情拥护。
周恩来等从九江秘密来到国民党控制的南昌，于7月27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并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不久，谭平山、张国焘也参加了前委的会议。
28日，周恩来到20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样干。”
贺龙、叶挺当日接到张发奎从庐山拍来的电报，请他们上庐山，实际上是汪精卫强迫张发奎要解决贺、叶的部队。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其时也在庐山，他立即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20军司令部，建议贺龙、叶挺不要上山，将部队开往南昌城内。
30日早晨，张国焘来到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说：“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一听大怒：“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还是干！”
其他前委成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
张国焘亮出底牌，说道：“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周恩来拍着桌子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会议不能用举手表决办法进行。
谭平山十分气愤，会后建议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31日早晨再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屈服了，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在次日晨行动。
下午，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传达了战斗任务，不料发生了意外情况，20军1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这一情况被20军一个士兵发现，立刻向贺龙报告。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提前2小时发动。
8月1日凌晨，枪声划破了长夜的寂静。激烈的战斗进行到清晨。早上6时，城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5000多枪支，子弹70余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起义成功了。
上午9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召开了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了起义经过，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彭湃、邓演达、何香凝、澎泽民、张曙时等25人组成。在讨论名单时，周恩来、李立三不同意张发奎列入其中，但由于张国焘、谭平山坚持，张发奎也成了革命委员会委员。
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20军军长，廖乾五为20军党代表，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11军军长，聂荣臻为11军党代表，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25师的两个团3000余人赶到南昌。加上临时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起义的兵力达2万多人。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东，取海口，以求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起义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息和整顿，也来不及等待一些赶来的部队到达，即于8月3日匆忙地从南昌出发。
周恩来和前委在8月5日前后从南昌出发，从此以后，前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而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第10师，在进贤突然脱离起义部队，折往浙江，一下拉走了全军将近1A4的兵力。8月的江西，酷暑笼罩，天气热得使人难以忍受。起义军南下后走的多是山路，每人身背子弹300发，还要扛机枪、大炮，途经各地的居民大多逃散，连食物和茶水也难以买到，许多战士得上赤痢，病倒、脱队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行军3日，人困马乏，实力损耗近1A3。武装弹药，因运输困难，多数被抛弃。
留下来的官兵，士气高昂，有顽强的斗争意志。部队在抚州休整了几日，尔后进抵宜黄。是时，曾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共产党党委书记陈毅和特务连连长肖劲赶了上来，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起义军在途中经瑞金、会昌时，同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部和黄绍竑的5个团打了两仗，均击溃敌军。敌人仅在会昌战役中伤亡、被俘、逃散的达6000人，余下的3000人退走。
但起义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达1000余人。
会昌战役后，贺龙、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汀，并由长汀、上杭入东江。部队在广东境内的三河坝实行了分兵，朱德率领的第11军25师等部留守三河坝，这支部队后来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转入湘南，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湘南大起义，随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率领第20军和第11军24师直下潮汕。
这支起义部队占领汕头和潮州后不久，被李济深和黄绍竑的部队包围，起义军同敌军苦战数日，终因众寡悬殊，而退出汕头和潮洲。24师1200余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到达海丰，同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他们树起苏维埃的旗帜，创立海陆丰红色政权。
在起义部队撤退到普宁县流沙时，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以及从广州赶来的人，计二三十人，开了一次决策性会议。张太雷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由于中央命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等人离开部队，周恩来要求大家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