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冬，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利用黄埔学生集资创办的拔提书店发行了一本名叫《墨索里尼传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夹在该书店同时发行的《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件》、《领袖言行》等一起，照例先送给蒋介石审阅。
当时的形势，对于蒋介石来说正处于东征北伐以来最困难的境地。这一年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当总统，被蒋扣押在南京汤山俱乐部。
宁粤分裂以后，粤方以汪精卫为首，借助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武力，聚集反蒋派在广州开府，与南京分庭抗礼；同时，蒋介石对苏区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围剿，以及九一八沈阳事变的发生，激怒了全国人民，各界先后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矛头直指蒋介石。特别是历来被蒋视为依托的黄埔系，此时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使蒋的命令不能贯彻始终。在内忧外困、四面楚歌的压力下，蒋深感必须有一种形式能唤起新生，特别是要能够彻底搞垮政敌，维护和巩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正在蒋一筹莫展的时候，《墨索里尼传记》给了他很大启发。墨索里尼原是一个新闻记者、社会党党员，他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法西斯组织黑衫党，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于是，蒋当即把《墨索里尼传记》批给黄埔学生的骨干分子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郑介民、戴笠、桂永清等人去看。并指令邓文仪将这本小册子扩大发行，广泛传播。
1931 年11 月初，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官邸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等黄埔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开会，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戴笠作为唯一的黄埔六期后进，亦被蒋指定参加会议。经过几次开会研究，贺衷寒、康泽等人领会小册子的主旨，建议以黄埔学生为主体，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或希特勒的褐衫党一样的法西斯组织，名之为复兴社，来保卫蒋的领袖地位，贯彻蒋的命令等。此议窥破了蒋的初衷，因而得到首肯，蒋并叫大家继续深入研究，提出具体办法。
当时，黄埔学生们领会小册子的精神仅到此为止，唯有戴笠经反复阅读揣摩，进一步提出建立黑衫党或褐衫党一类的复兴社组织必须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戴笠写了一份建议书，单独袖呈给蒋介石。蒋看了后，感到很满意，并考虑要在未来的复兴社组织之下成立一个独立的特工系统，同时萌生了要戴笠去主持这个特工组织的念头。1931 年12 月15 日，蒋介石抵挡不住胡汉民、汪精卫的联合进攻，通电下野，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进行幕后策划。此次下野不同于第一次，蒋在此之前已在军事上、财政上、组织人事上各方面进行了重新部署，作好了第三次上台的准备。为了随时掌握胡、汪各派在南京的活动情况，戴笠奉命召集一批黄埔学生，计有唐纵、周伟龙、郑锡麟、梁干乔、黄雍、徐亮、张炎元、胡天秋、马策等，加上戴笠共10 人，组成联络组，每日活动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密切注视国民党各派的动向，随时密报于蒋。这就是后来在军统中广为传闻的“十人团”。
戴笠把联络组的总部设在南京鸡鹅巷53 号。这处地方原是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时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驻防安庆，与中国工农红军徐向前部作战。胡宗南深知戴笠在南京接触面广，活动能力很强，加之与戴笠关系很深，就邀请戴笠兼任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戴笠征得胡宗南的同意，把鸡鹅巷53 号作为最初搞特务活动的地址。
1932 年1 月22 日，蒋介石复出，立即着手筹备成立复兴社组织。先由筹备人员推荐复兴社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以及各处处长人选，最后由社长蒋介石指定。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但在特务处处长的人事安排上，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各方面的关系一共向蒋保举了6 个人，其中有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人。戴笠虽名列其中，却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持不赞成态度。
邓文仪出任蒋的侍从秘书后，因拥蒋和反共几到发狂的地步， 而倍受蒋的信任。为了着重研究和筹备成立反共间谍组织，邓曾积极向蒋献策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调查科等谍报机构，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以南昌行营的调查科为总机关，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同时对“剿共”部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邓以侍从秘书职兼南昌行营调查科长，此科是比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更早的又一特务机构。这样看来，由邓文仪出任特务处长似乎最为有利。
康泽是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1925 年10 月与蒋经国等人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康虽远在俄乡，仍及时向国内的蒋介石密报同学中的反蒋言论与共产党员的活动，显示了康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特工特性。1927 年夏，康回国便进入蒋的亲信幕僚行列，充任人事参谋。同时利用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机会，广泛搜集各方面情报，提供给蒋决策，很受蒋的信任，是特务处长的较佳人选。
桂永清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先后任教导团连党代表、连长等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组建时，任特务营长。北伐战争中，参加松江、龙潭等战役，因功升任团长、旅长。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对于干特务工作来说，有一定长处。
郑介民于1929 年策反瓦解桂系十分成功，显示了他的特工才能。1929年夏，郑介民又奉蒋命去广西任省府委员及叛桂投蒋的十五师、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暗中负责监视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桂系部队，并伺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这一年的秋冬，俞作柏响应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等酝酿的反蒋活动，在广西发难，郑介民因胆怯不敢在南宁立足，连夜化装从广西只身逃往广州。俞作柏虽很快失败，但郑介民因没有负起“倒俞拥蒋”的责任，而引起蒋的不满。但郑的特工潜质给蒋印象根深，亦是干特务工作的优秀人才。
蒋介石经过对各方面推荐保举的人选反复比较平衡，毅然决定选择戴笠任特务处长。这在许多黄埔学生看来，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但在蒋来说：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蒋是久历宦海风波之人，无数次成功或失败的过程使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在中国要坐稳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必须紧紧抓住军队、政党、财政、特务这4 根支柱，这4 个方面必须依靠最亲信和忠实的人替他把守。军队方面，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将领掌握着嫡系黄埔力量；政党方面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守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党部；财政方面有宋子文、孔祥熙掌握财政部和金融系统；特务方面已有徐恩曾、毛庆祥占据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侍从室机要室。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
可见，蒋用人有个大原则：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必须要由亲信、故旧、学生中的浙江人去占据，交给其他地域出生的人，是不可以的。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并且是黄埔学生中的老大哥，黄埔系的佼佼者，但邓文仪是湖南人，康泽是四川人，桂永清是江西人，郑介民是海南人，非浙江籍使他们被排除在蒋的极亲信的小圈子之外，失去了与戴笠竞争的主要条件。
再一方面，蒋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蒋外，几乎别无出路。蒋同时认为，对于特务的权力，可以让他们很大，但其地位不能太高，这样才可以随时给予抑制，防止反客为主。这个人，在当时只能是戴笠。
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一个恶性的工作，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不但要极为忠诚、驯服、易于驾驭，而且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欺诈、下流等各种品质和手段，对特工活动要具有非凡的理解和悟性，对领袖人物的心理要善于领会和体念，执行特工任务还要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等等，这些方面，蒋认为也只有戴笠体现最为明显。
1932 年1 月23 日，戴笠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立即赶回南京。1 月26 日晚上8 点钟，蒋介石在中山陵官邸召见戴笠，指令由他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蒋告诉戴笠，虽然各方面关系一共保举了6 个人，但他认为只有戴笠比较合适，能够做好这个工作，要戴负起这个责任。
戴笠听到蒋的这个决定，心中异常兴奋。但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黄埔系中有不少人反对他当特务处长，今天蒋下命令，难保明天不会收回。
古人说：欲擒之必先纵之，欲取之必先与之。于是，他断然回答：“报告校长，我不能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蒋愕然地问。
戴回答：“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种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我想由我做这件工作，必定会有不少人反对。”
蒋说：“这不要紧，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好。”
戴笠见蒋果然中计，自己的目的已达到，于是抖擞精神说：“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的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有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能力了。”
蒋听到这里，转身走进隔壁的私人办公室。几分钟后，蒋重新走进会客室，将一份手令交给戴笠，上面写着：“着戴笠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中正。”
戴笠上前数步，双手接过手令，当即表示：“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的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着头颅。”
“此话怎讲？”蒋张大眼睛问。
戴一挺胸脯，义无反顾地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得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岂不外只有这三种情形？”
蒋介石双目莫测高深地注视着戴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叫戴笠找帮手。戴找了一个郑锡麟，一个唐纵，两个人都是黄埔学生，联络组成员，蒋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黄埔学生中有人知道由戴笠主持成立特务处，立即表示反对，更有人提出要打倒戴笠。戴笠为此向蒋介石报告，要求辞职。蒋不予批准。戴笠测知蒋的决心已定，也就放心大胆地干下去。
次日，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蒋介石原本在设防备战方面无所措置，情报工作也差。为应急需，指令戴笠迅速组织一批黄埔学生，到上海前线搜集和分析军事情报，供蒋决策。戴笠临危受命，立即召集原联络组的黄埔学生，组成临时性质的军事情报组，奔赴沪战前线，了解战场情况，“十人团”
由此扬名。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戴笠为了能及时掌握十九路军及上海各界人民抗战和战场每日的进展情况，工作十分勤奋。有时能连续3 天3 夜工作，饿了就啃烧饼油条，渴了就喝白开水，每天只吃两顿，保证了上海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能源源不断地送到蒋介石的手里。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始终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十人团”中只有唐纵一人，戴笠对唐纵的倚重也就自此而始。“十人团”中另有一些人，如黄雍等，因吃不消戴笠连日连夜的工作方法，离开“十人团”后，再也不肯回到特务处中，也就缘于此。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蒋再次大弹“先安内后攘外”的老调，戴笠揣摩蒋的心理，结合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教训，再次给蒋上书，陈述为了防范国民党军队中的抗日分子，必须经常进行监视侦查活动；日本人和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太多，也要加强调查掌握，所以必须加强特工力量和活动。此建议受到蒋的重视，认为戴很有政治头脑，具有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敏锐和素质，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让戴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长的决心。
1923 年3 月初的一天，第一批被蒋批准参加复兴社组织的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醴悌、桂永清、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恺、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邱开基、梁干乔、郑介民、侯志明、戴笠等40 余人集中在南京励志社会堂开复兴社（全称为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大会。复兴社筹备时的另一骨干分子康泽因率领首都记者考察团到淞沪视察，没有参加。胡宗南则因带兵在外而缺席。
会议由蒋亲自主持并讲话，然后进行选举，大会选举了中央干事9 人，候补干事3 人；中央监察3 人，候补监察1 人。戴笠在这次会上被选为3 名候补中央干事之一。当晚，蒋介石批准大会选举结果，并指定贺衷寒、醴悌、滕杰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指定田载龙为常务监察；指定周复为组织处长，康泽为宣传处长，桂永清为训练处长。耐人寻味的是蒋这次并没有明确戴是特务处长。3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在中山陵官邸召集贺衷寒、康泽、邓文仪、滕杰、醴悌、桂永清、萧赞育、周复、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开会。会前，蒋叫人把康泽、桂永清叫到里面房间去。蒋对康泽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
蒋早已内定特务处长是戴笠，康泽原是知道的。现在却说还没有适当的人，康泽明知蒋征求他的意见只是幌子，是为了应付一下反对派的情绪。于是，很有自知之明地回答说：“不相宜，性情不相宜。”
蒋似乎已达到目的，没有再说什么，亦没有再征求桂永清的意见，就让康、桂出去了。蒋跟着出来开会宣布：“特务处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蒋介石的话谁敢不同意？于是个个都忍耐着说：“同意”。其实，大家都不满意这个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只是靠一些鸡鸣狗盗之术一下子爬到许多黄埔老大哥的头上。尤其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生，却屈居戴这个六期生之下，这在当时对黄埔生使用的惯例上，是绝无仅有的。
3 月31 日，戴笠和郑介民在南京大宴宾客，庆祝特务处于4 月1 日正式成立。戴笠兴高采烈，在宾客中穿梭往来，郑介民则很勉强。以后，郑曾两次请留苏同学康泽向蒋保荐他离开特务处，蒋不但没有同意，还告诉康，说此人办事无魄力，以后不要再保荐他。蒋为此专门找郑谈话，要他安心工作，帮助戴笠搞好特务处，郑别无指望，也只好安下心来。
1932 年4 月1 日，戴笠正式受命在南京徐府巷成立特务处本部（简称乙处）。另在联络组原址南京鸡鹅巷53 号设立戴笠私人办公室，处理机要（简称甲室）。并相继建立内外勤组织，建立了军统特务组织早期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