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戴笠取得浙江警官学校的实际控制权开始的。
1932 年10 月，戴笠衔蒋介石之命，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浙警校是当时全国培训警官的两所专业学校之一，以培养中下级警官人才为主。
当时，浙警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浙江省政府，受CC 派大头目朱家骅控制，其目的主要是为CC 系培养警界学生，逐步把CC 势力带入警界。这当然是CC 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如意算盘。然而，蒋控制手下的一个办法，就是历来不让底下的任何一个派系过分膨胀，以至失控。他给CC 系圈定的势力范围是主党政，给孔祥熙、宋子文圈定的地盘是主财政，给黄埔系划定的领域是主军宪。三派力量大体均衡，相互制时，而大权则集于蒋一人之手。警察系统归于哪一派，虽没有明确划分，然而历来军警宪一体，似乎由黄埔系控制更为合适。因此，蒋任命戴笠为浙警校政治特派员，其意在CC 派的地盘内安插1 个钉子，对CC 系在警界的活动进行监视，然后徐图对策。
对戴笠来说，当时发展组织扩大实力以形成自己的“黄埔军校”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教育训练机构，用来培训大批专业特工人才。现在得到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意外的任命，不啻是天赐良机。于是，他耍起了常人不及的本领——借题发挥，巧取豪夺，仗着“钦命”浙警校政治特派员这个金字招牌，做起了文章。第一步，对浙警校各方面的工作施加影响。本来，特派员仅是个兼职，但戴笠完全不当兼职干，而是分出相当一部分主要精力去抓。
他每年都要腾出一段较长的时间到浙警校办公，并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配备一套人员。他还抽调特务处的得力干将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其事，插手校内各项事务。戴笠不在警校时，王孔安行使戴的职权，对警校工作指手划脚，事事强要过问，并把情况随时向戴笠密报。警校不知戴笠奉蒋命而来的意图，凡事又不知哪些是蒋的旨意，哪些又是戴的主张，真假不分，只得一切都照蒋命来执行，对“太上皇”的弄权作势无可奈何。
第二步，筹划夺取浙警校的高级人事权。戴笠以加强警校领导力量为由，首先保荐自己的亲信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赵龙文是浙江义乌人。又曾任胡宗南第一师的秘书，是胡宗南的亲信。有这些优势，戴笠一保就准。紧接着，戴又先后保荐酆裕坤为教务主任，史铭、柯建安为训练处主任。这些人大都出自黄埔军校，自然又是一保就准。这样，戴笠已经取得了警校高层人事的实际控制权。
第三步，对警校中下层干部进行大换血。戴笠将该校各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等等，全部换成黄埔军校的学生兼有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身份的成员，极个别不具备以上身份的人，也经戴笠收买拉拢，逐渐进入组织。这样，经过三拳两脚，CC 系势力已完全不能立足，不是向戴笠投靠，就是被赶出校园。
第四步，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对警校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的学生进行笼络、收买，一律视为嫡系加以培植。让他们作带头羊，影响后面的学生。
如该校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村、夏松、萧绍文等人，都是一、二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先后被戴笠拉入特务处，成为戴笠的亲信特务。
该校三、四两期的正科生则成为戴的嫡系，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如刘人爵、刘钦礼、黄佑、周昌嗣等，则成为戴的心腹，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军统的高级特务。
戴笠完全控制浙警校后，就开始把警校办成特务处特工训练的基地。他首先对警校的正科生进行严格的甄别和考核，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工作条件的先保送一部分特别优秀的出国留学，其余的都分别编入甲、乙、丙3 个特警训练班进一步加以训练。甲班设在杭州市雄镇楼。该班的培训目标是培养特务处的高级特工人员，选材十分严格，每个学生均须经戴笠亲自考核、圈定。第一期43 人，均从警校二期正科生中选拔，其中有毛森、阮清源、石仁宠、姜毅英、章微寒、叶霞翟、王清、丁继曾等佼佼者，以后均成为特务处及军统时期的顶尖人材。乙班设在校本部内。该班的培训目标是为特务处培养行动特务，培训内容偏重于摔跤、擒拿、格斗、射击、拳击、驾驶、骑马、举重等。该班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特务处各级组织中的心狠手辣的杀手。
丙班专以培训女特工人材为目标，用以担任特殊任务。该班只收十五六岁的少女，且须长相端正，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训练内容除一般特工常识外，还要学习武术散打之类的格斗术，以作防身和反击之用。另外还要精干烧饭、做菜、缝纫、洗涤、理发、绣花之类的活汁。学生毕业后，部分被派出做外勤特务，部分奉命打入一些民主人士、反蒋集团的重要人物、或政府军政要员家中，以佣仆的身份作掩护，做内线工作。
除此之外，戴在浙警校内还办有1 个电训班，这是戴笠办得较早的1 个电训班。该班专门为特务处培训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的专门人材，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特务处时期各级组织中的电讯工作骨干分子。
戴笠对浙警校特训班的训练极为重视，经常抽出时间到校对学生进行精神讲话，向学生灌输服从领袖、为革命牺牲的思想。戴笠曾有亲笔题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则他日社会之改良，民族之复兴，我同学乃有绝大之贡献，方不负领袖之期望，而无愧本身之职责也。”每期特训班毕业，戴笠必亲自到班进行个别谈话，考核选拔，主持分配工作。做到量才而用，各得其所。
戴笠通过移花接木之法，巧取豪夺浙警校，利用现成的机构和设施及批准有案的巨额经费来培训了大批特工人材。而且还借机培养了亲信打入警界，扩大了实力，使特务处内部逐渐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浙警系”派别。
当时，特务处的成员就其出身来说，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黄埔学生，这部分人始终在特务处内占据高位，起关键作用；第二类是以浙警系毕业生为主体的特训班毕业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少，大都是特务处中下层骨干分子，活动力强，能量大：第三类是留俄学生，这部分人数量不多极有政治头脑和才干，但这部分人中有不少是中共叛徒，戴笠对他们颇存戒心，戴使用的方针是“用其才，戒其德”，“可以给以高官，不可以给予要职”；第四类是江山人，这部分人为数亦不少，都是戴笠从家乡招来的，大都安排在特务处的电讯部门工作，戴笠对他们是给以要职，却不给以高官，利用他们对特务处的各级特务进行监视。此外，还有一些从社会上直接招进的三教九流人物，根据其专长放在特定的岗位上使用，影响不大。因而，在特务处初期，内部争权夺利的主要是黄埔系和浙警系两派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派力量渐趋接近，生出许多是非。对于戴笠来说，有时则故意放纵他们争斗，以便从中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