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初，日军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1 月6 日，日军进攻山海关。3 月初，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潜入华北，在平津两地收罗失意的军阀政客、帮会头目、地痞流氓，诸如齐燮元、石友三、王揖唐、白坚武、张敬尧之流，配合日本人密谋华北分治。在此形势下，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不甘于国土沦丧，要求抗日的呼声很高。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则积极筹划成立抗日同盟军。即使在中央军内部，也有一部分黄埔军人要求抗日，与日军决一死战。蒋介石为稳定华北局势，推进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派复兴社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到华北成立抗日宣传总队和复兴社北平分社，积极宣传蒋的不抵抗主义，配合何应钦的北平工作。另派戴笠随行北上，加强华北地区的特工活动，相机对东北军、西北军及抗日同盟军进行监视、控制与破坏工作，开展对日情报活动等等。
戴笠到北平后，感到形势比想象的更加严峻复杂，特务处华北地区的特工力量亟需加强。于是，经蒋介石批准，戴笠决定成立特务处华北区，由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华北区长，坐镇北平，统一组织指挥华北地区各省市的特工力量，对外则以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为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重新调整加强了华北各省市的特工组织，抽调大批特工人员北上进行充实。
3 月11 日，日军向坚守在长城要隘古北口的中央军二十五师和东北军一一二师发动进攻。两师经过50 个小时的血战，古北口失守。日军得手后，继续集结兵力。蒋介石担心日军发动全面进攻，急于要了解日军的调动部署和一线战事的发展情况，于是指令戴笠呈送这方面的情报。由于戴笠以前对华北区的特工活动重视不够，对长城战事前线缺乏应有的布置，华北区组织新建，力量不足，没有及时向古北口一带派遣特务组织，使华北区掌握的这方面情报很少，蒋介石催要这方面的情报又急如星火，戴笠一时又哪里来得及搜集。蒋介石掌握不到长城战事的切实情况，对日军下一步的动向心中无数，不由得火冒三丈。当即把戴笠找去，大骂他不懂得特务工作的轻重缓急，指令他迅速派遣人员，到古北口前线搜集情报，报告战事发展情况。
戴笠挨了一顿臭骂，立即赶回特务处，十万火急地电令在北平的郑介民，要他亲自到古北口前线布置情报组织和了解情况，并指令临时成立1 个古北口情报组，配置1 部电台，随郑介民前往。郑介民的胆小怕死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他本不想到真刀真枪的一线去，但经不住蒋、戴的再三逼迫，只得硬着头皮在古北口住了两三天，把情报组和电台留下，作了一些例行布置和交代，就匆匆赶回北平。
戴笠知道郑介民靠不住，只得报蒋批准，亲自率领1 个情报组赴河北省保定县，通盘指挥长城抗战期间的战场特工活动，搜集战场情报。戴笠从多方面得到情报，进行分析，认为日军虽然摆出步步进逼的进攻气势，但是尚不具备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集结和准备，其目的只是通过军事压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削弱以至取消国民党政府对华北的主权，承认华北分治和日军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等。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报告，心中有了底，于是决定继续把中央军的主要力量集结在江西“剿共”。而在华北方面，蒋指示何应钦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对日本进行妥协。
5 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军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时声势浩大、八方响应。蒋介石忧虑冯玉祥就此坐大，并担心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失去控制，打乱对日妥协政策，于是指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迅速予以瓦解。并要戴笠再次北上，配合何应钦采取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健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健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行营秘书，被何引为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确有一套。蒋曾赞扬他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5 年，比黄埔系要进步10 年，按蒋的评价，刘健群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当然比戴笠也要进步10 年。刘健群虽然能言善辩，但在实际工作和钻营能力、揣摩各种人物的心理、掌握运用人情世故方面，却不如打流出身的戴笠。
戴笠与刘健群第一次到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刘健群一脑子的书生习气，开口闭口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等那一套理论。孙殿英本是一个流氓军阀，因盗东陵而声名狼藉。一生所奉行的哲学便是“有奶就是娘”。就当时孙殿英的处境来说，正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失败后怎么办？抗日是抗不得的。如果听从何应钦的唆使去攻打抗日同盟军，那么刚刚由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誉又要彻底破产，遭人唾骂，同盟军也是打不得的。因此，抗日不抗日，反共不反共，拥蒋不拥蒋，联冯不联冯，在他看来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能找到一个靠山，保住刚由热河抗战中得来的荣誉和形成的实力，好进一步向上发展。现在刘健群开口闭口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帽子，丝毫不解决他的实际问题，弄得心里很不痛快。话不投机，孙殿英叫人送客。
第一次天津之行失败，刘健群泄了气，戴笠却看出了苗头。他知道对孙殿英这种人讲大话、空话是没有用的，关键要让他感到有利可图，能捞取更多的实惠。于是，戴笠决定撇开刘健群，另辟蹊径，再作去天津见孙殿英的准备。他认为第一次去天津见孙之所以没引起重视，是因为孙对刘、戴的地位并不看重。加之复兴社才成立1 年，华北只是风闻有这么一个法西斯组织，并不知道究竟。第二次赴天津，首先就要摆出派头，让孙殿英知道戴笠二字的份量和来头。于是，戴笠请北方出名政客、孙殿英的好友张壁和洪帮出名的老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去天津访孙，抬高身价，以壮声势。临行前，又由何应钦亲笔写信，以察哈尔省主席或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为诱饵，作为拉拢孙的条件。
戴笠到天津后，一反上次行客拜坐客的做法，而是先下榻在英租界豪华饭店利顺德，然后派张壁上门捎信，邀孙到利顺德见面。张先对孙介绍了戴笠的背景，然后再下说词。这一次果然灵验。孙殿英得知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有手眼“通天”之能，立即轻装简从，备了厚礼，来到饭店见戴。一见面，孙殿英使出江湖豪杰的伎俩，对戴笠倒地便拜，连说上次相见时有限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并说：“我们同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耳朵。今日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孙殿英起来后，附着戴笠的耳边鬼头鬼脑地向戴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球，共108 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这两颗是其中最大的。戴笠点头答应收下，并说回南京面交蒋委员长。这次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孙殿英认为戴笠是位难得的知己，可资利用，戴笠认为孙老殿确有江湖上的豪气，正好网罗。
戴笠与孙殿英言归正传，谈判共同对付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一事，戴笠递上何应钦的亲笔信，说明此行意图。孙殿英思之良久，认为就任察省主席，无疑要与抗日同盟军作对，不如退往西北开垦青海，发展实力，独霸一方。
于是欣然接受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名义，并连连感谢戴笠的提携关照。
戴笠回到北京向何应钦汇报了天津之行的结果，何应钦十分高兴。蒋介石接到戴笠转交的两颗乾隆朝珠，亦表扬了戴笠的机敏伶俐。
戴笠在华北期间，另一件“杰作”是成功地指挥特务处华北区于1933年5 月暗杀了汉奸张敬尧。
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后因凶狠残暴被驱逐出湘。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败，于1932 年投靠伪满政权，充当汉奸爪牙。日军占领热河后，关东军司令部急于寻找1 个原在北洋政府中有较高地位的代表人物，出面组织傀儡政权，达到华北分治、独立的局面。因张敬尧素有野心，政治上不甘寂寞，从而被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选中。关东军司令部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提供700 万元活动费，潜入北平城，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立即报告蒋介石、何应钦。蒋等认为要尽快除掉张敬尧，以绝后患。
戴笠奉命后，将此次行动下达给特务处华北区，由郑介民具体负责指挥。为了确保完成这次任务，戴笠与郑介民反复研究，决定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的所有力量，合作执行。
郑介民根据与戴笠共同制定的方案，召集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北平站特务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分派任务。决定由王天木、白世维到六国饭店内摸清张敬尧居住的具体房间。陈恭澍、戚南谱在北长安街待命，伺机出击。
东交民巷是1901 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只是1 幢4 层楼的旧式建筑而已，然而，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却因看中这块地方的安全而喜欢下榻在这里，张敬尧当然也不例外。
几天之后，王天木等人因凑巧碰上1 个给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而摸准了张住在3 楼的房间号码，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可是，十分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 月7 日到六国饭店2 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3 楼，而是住在2 楼的1 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一连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5 月8 日，平津一带的报纸登出“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的新闻。这是特务处成立后组织实施的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暗杀案。这时，日军方面因怕暴露策动张敬尧搞暴乱，成立华北国的阴谋，故哑巴吃黄连，不敢声张。日军此次行动受阻，很快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