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11 月22 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史称“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内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进步势力所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其主要力量是一·二八抗战后调入闽的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前，戴笠以他特工的敏感，已经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活动。
他曾于八九月间指令特务处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密切注意陈铭枢、李济深的行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秘密接触，随时密报蒋介石。同时抽调大量特务南下，加强特务处华南区与香港区的力量。为适应需要，戴笠还下令特务处紧急成立由郑寰雄为组长的福建浦城直属组和由连谋为组长的福建厦门直属组，加强对十九路军监视。戴笠的密报引起蒋的注意和警惕。蒋于九十月间迭次致电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查询陈铭枢在福建的具体言论和行动。然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肯前往。蒋介石又派人送50 万元给蔡，以资拉拢，亦未能奏效。蒋仍不死心，事变的前两天，派座机驾驶员徐康良驾驶他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前往南昌会晤，蔡仍不为所动，反将座机扣留。
蒋介石在拉拢蔡廷锴的同时，亦分别对蒋光鼐、陈铭枢进行威胁拉拢，并派与陈铭枢私交较好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闽调停，劝陈到中央供职，遭陈拒绝。
这一段时间，戴笠不断搜集到“闽变”的大量情报，其中尤以十九路军与红军签订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的情报使蒋深为忧虑。他深恐该军一经发动，红军必然大举反攻，然后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派趁机联手发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闽变”初起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抚州前线指挥顾祝同、陈诚的“剿匪”
北路军与红军作战。蒋得到戴笠的电报，神色异常紧张。在抚州北路军指挥所内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忽而自言自语，连说：“糟了！糟了！”忽而挥拳舞掌，不时拿出自己所著《剿匪手册》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日晚餐后，就向侍从人员晏道刚、林蔚查问有无戴笠送来的关于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系的情报。后来得到戴笠的详细密报：李济深、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仅在福州发表反蒋宣言，空喊口号；江西红军亦无反攻迹象；各方反蒋派也无反映，蒋始转忧为喜，乃对亲信人员说：“这一下可好了，形势缓和了，敌人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于是，蒋一面调集3 路大军向福建开进，进行军事讨伐，一面急电戴笠，要他速派一位特务处高级特务，潜往福建，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主持对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瓦解“闽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将正在北平的郑介民召回，连夜召开特务处高级特务会议，商讨对策。戴笠首先向郑介民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郑介民亲自到福建去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1932 年5 月，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同乡关系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防止泄密，确保安全，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其中除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人事股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平时不与特务处联系，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关系。现在一旦要启用这些潜伏多时的特务，当然只有郑介民亲往最为合适。岂知郑介民贪生怕死，临危不肯受命。郑认为十九路军脱胎于粤军一师，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了解他现在的工作性质，让他去福建岂不是上门送死；一年多以前，他虽然介绍了许多人打入到十九路军中去工作，但有些人去后一直没有联系，不知这些人目前的政治面貌怎样？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让他去联系这些人，岂不是自我暴露身份。因此，虽经戴笠反复催逼，郑介民始终硬着头皮，不肯明确表态。戴笠知道情况紧急，蒋介石又数次发电查问此事落实情况，情急之下，只得决定亲自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不过他要郑介民把他所掌握的可靠关系全部交出。戴笠把自己的决定向蒋作了汇报，蒋复电表示同意，并催促“速行”。
1933 年11 月下旬的一天，戴笠带着从上海区抽调的情报组长沈醉以及副官贾金南和卫士等数名精干随从，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衢州，翻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山枫岭关，一路轻装简从，秘密向福建厦门鼓浪屿进发。
路途漫漫，长夜寂寞，戴笠不免利用这个机会向沈醉等人吹嘘自己初期搞特工的传奇经历，言传身教一些特工经验。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 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 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一无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 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
“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1 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 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 年5 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 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往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11 月底，戴笠一行顺利到达厦门鼓浪屿，住进一位受特务处厦门直属组秘密运用的茶叶商人家里。
鼓浪屿是个四面环海的狭长岛屿，面积1.6 平方公里。与厦门隔海相望。
站在厦门码头远远望去，它如同万顷碧波中停泊的一艘巨轮。岛上岗峦起伏、四季花开花落，在繁茂的树木中掩映着一幢幢别墅住宅，到处一片宁静。岛上最高峰日光岩，高90 米，山麓有日光寺。每当太阳初升，阳光正射到山石和寺内，故名。寺后怪石嵯峨而立，石壁上有“鼓浪洞天”、“天风海涛”
刻字。沿石阶而上走进古避暑洞，海风扑面而来，涛声如雷。岛上各种建筑精美别致，风景优美雅洁，驻有十几个外国领事馆，其余的大都是巨商富贾的住宅。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他策反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鼓浪屿的特工基础较好，戴笠在这里早有布置。早在1932 年5 月，十九路军调闽时，南昌行营调查课就派遣黄埔三期生、福建惠安人连谋潜入厦门开展特务活动，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十九路军在闽的活动情况及其与粤、桂二省联系的动向。连谋到厦初期，以调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情况为掩护，在鼓浪屿虎巷办公，行动异常活跃，十九路军发动“闽变”的许多情报都是从这里报到特务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福建东临海滨，海防辽阔，可以登陆的地方达20 余处，特别是马尾、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拟派重兵防守。无奈福建乃四战之地，除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各方面都要设防。7 万余人处处设防，则处处不防。特别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已被蒋收买背约，整个战略没有后方。而且“闽变”之日，戴笠已先期派特务处大特务张炎元秘密将厦门警备司令黄强和十九路军补充师的旅长赵一肩、司徒非等将领全部收买过来。三是当时许多国家在鼓浪屿设有领事馆，一切俨如“租界”，外国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加之日本、英国、美国均派有军舰，以护侨为名，在厦门一带的江面威胁，十九路军不敢有所举动。四是戴笠进岛以后，立即派出特工人员暗中把守岛上的重要交通要口，控制人员进出，肃清十九路军派遣在岛上的人员，确保岛上安全。因此，戴笠坐镇鼓浪屿，看起来身处险境，其实却很安全。
戴笠在鼓浪屿展开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接通原先分别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和内线人员。这方面除了特务处人事股和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进去的内线人员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复兴社系统吸收的下级军官。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复兴社设立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第一期，戴笠推荐桂永清任班主任，并报经蒋同意，通过军委会指令十九路军选派下级军官120名受训，这批人毕业后大都加入了复兴社，相当一部分又被戴笠吸收加入了特务处。1933年夏，复兴社用化名寄给这批人的一笔津贴汇款被查获，经十九路军深挖穷追，遂将受款人黄汉光、周邵等100余人逮捕处决，只有少数人幸免。戴笠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与这些人接上关系，指令他们积极开展活动，提供十九路军的情报，对该军的中下级军官开展策反工作，散布流言，传播蜚语，瓦解该军的斗志，造成混乱。
戴笠展开的第二步工作计划是利用黄埔同学关系和潜伏在十九路军总部内部的特务黎庶望的关系，对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范汉杰进行策反。
范汉杰是黄埔一期生，广东大埔人，他是蒋介石最早赏识的门生，1927 年就任职浙江警备师长，是黄埔学生中最早任师长的。黎庶望是黄埔三期生，广东罗定人，戴利用他与蔡廷锴的同乡关系在十九路军调闽时打进该军，当上总部上校参谋，又通过他把总部译电科长李道生拉拢收买过来。结果这3 个人联手，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情况向戴笠密报，而且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盗出，送交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与中央军作战的关键时刻，总部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电。
戴笠展开工作的第三项计划是策反十九路军的中上级军官，对“闽变”
进行釜底抽薪，这是戴笠此行工作的重点。在这之前，戴笠曾运用各方面的关系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拉拢收买。其中，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利用江西同乡关系收买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并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云南人赵锦雯为六十一师参谋长，作为毛维寿亲蒋的拉线人；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广东高州同乡关系收买四十九师师长张炎，杨永泰并企图以长女杨■熙嫁给张炎，以示恩宠。戴笠进驻鼓浪屿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活动。
经过梳理后，戴笠发现从郑介民手中交过来的关系中，有一位郑介民的海南文昌县小同乡叫欧剑城，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中校副团长，此人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交谊颇深。于是戴笠派中央军卫立煌所部十四军八十三师当参谋处长的海南文昌小同乡符昭骞秘密潜入泉州，与欧剑城取得联系。然后经欧斡旋，符与张炎直接通上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卫立煌和戴笠对张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很快表示：“闽变”是上了长衫客（指穿长衫的政客）的当，现颇为懊悔，愿向中央立功赎罪等等。接着，戴笠进一步运用张炎的关系，与毛维寿、沈光汉、区寿年等十九路军的各师长联系，促其叛变，毛维寿率先表示决心向蒋投效。然后，戴笠又通过郑介民派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五旅工作的另一个文昌县小同乡云大沂，利用他与旅长、后升任七十八师师长兼马尾要塞司令云应霖的亲信关系，亦把云应霖拉拢过来。至此，经过戴笠一番纵横捭阖的活动，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已与戴笠建立了联系，并先后表示效忠中央，脱离蒋光鼐、蔡廷锴的控制。
戴笠展开工作的第四个计划是大肆收买福建的土著杂牌军队和地方民团，以配合中央三路大军对十九路军的“围剿”。当时，福建的形势四分五裂，地方政权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划地为牢，割地称王。其中势力较大的有闽北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闽东北陈齐瑄的独立旅、闽西北的周志群的独立旅，闽中地区卢兴邦、卢兴荣兄弟的新编第二师等等，人数约4万多人。“闽变”以前，这些土著和杂牌军队先后受过红军与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收编。戴笠据此充分利用土著和杂牌军队对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敌视恐惧心理以及寻找靠山、升官发财的欲望，大肆封官许愿。结果将其一个个收买过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成事不足，但扰乱后方，封锁道路，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皆是其所擅长，一时使十九路军穷于应付。“闽变”前，福建省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真正的人民武装，又不是纯粹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的豪富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治安的武装队伍。戴笠到鼓浪屿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很广，大可短期利用一下。于是就用事先准备好的大量委任状，填上一些民团头目的姓名，就成了“讨逆军”第几路总指挥，先后委任了数十路此类的总指挥，利用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偷袭、拦截、尾追等活动。
在蒋介石三路大军的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独力难支，至1934 年1 月中旬，败势已定。此时，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将领公开宣布听从中央指挥，逼迫负责指挥作战的蔡廷锴出走香港。于是，十九路军留闽的各师师长毛维寿、张炎、沈光汉、区寿年于1934 年1 月19 日上午九时，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代表符昭骞到会，传达蒋介石、戴笠的指示。会议经各师长讨论，一致议决停止抵抗。至此，李、陈、蒋、蔡等人全部出走香港，福建人民政府垮台，“闽变”平息。
“闽变”既平，戴笠喜气洋洋。他站在鼓浪屿日光岩上，对簇拥在身边的大批特工人员说：脱离国民政府，另立中央，就是一种叛逆行为。对这些敢于与委员长作对的人，就得这样毫不留情地弄得他们众叛亲离、亡命海外。
戴笠兴高采烈地回到南京。回想当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鼓浪屿有些不满，可是现在平息“闽变”，立下“殊功”，不禁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又对郑介民表示好感。于是，戴笠回到南京后，当着郑介民等许多欢迎他凯旋的大特务的面，称赞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戴笠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鼓浪屿之行，蒋介石一反过去矜持的态度，连连夸奖说：“嗯！嗯！很好！很好！雨农，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