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6 月8 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赴下关给有吉公使去上海送行后忽告失踪，日方为此向中国政府索人，并威胁要追究南京政府的责任，派遣陆战队以武力进行搜索，并调集海军舰只开赴南京江面，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江西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可这时却突然冒出个藏本事件，如果一旦处理不好，中日开战，围歼红军之战岂不前功尽弃。于是，蒋介石下令南京的宪警机关全体出动，全力进行侦查，务必迅速找到藏本。但蒋对宪警机关的工作效率历来是不放心的。又单独召见戴笠，交代他两件事，一是要派出手下的特务，帮助查访藏本的下落，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要迅速弄清日方制造藏本事件的背景，以决定对策。
戴笠回到特务处，立即召集高级特务进行布置，一方面通过卧底在日方的“关系”，侦查藏本事件后日方的动向，一方面派出精干人员，参加对藏本的查访工作。戴笠本人则亲自坐镇特务处，日夜督促，毫不放松。
在日方工作的人员很快把情报反馈回来。原来日方此次行动是由日方特务机关事先策划的阴谋，准备以外交人员失踪为理由，派日本海军陆战队从下关登陆，占领交通部，企图抢走当年满清与帝俄所签订的一份中东路合同，以便日方向苏联交涉强买中东路。戴笠把这个情报向蒋汇报后，蒋看到暂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松了一口气，就一面指令加强南京的警备，一面饬令积极搜索藏本。到6 月13 日上午，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在南京紫金山明孝陵附近发现了藏本的踪迹，结果很快于中午寻获，送交日本领事馆，一场危机平息。
藏本事件把蒋介石惊出了一身冷汗，使蒋介石深深感到：在江西红军没有剿除，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消灭之前，决不能在中日之间引起任何纠纷，以便让日方找到借口，制造新的挑衅，影响“攘外必先安内”既定政策的贯彻。这时蒋想起了两个人，一是天津的吉鸿昌，一是上海的史量才。多年来，这两个人一在北搞武装抗日，一在南搞舆论抗日，搞得蒋焦头烂额，使蒋感到必须早下决断。于是，蒋把戴笠找来，询问对吉鸿昌、史量才的工作情况。
戴笠报告说，吉鸿昌自从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失败潜逃后，现在又潜伏在天津，联络一批下野失意军人，在共党的协助下，组织什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创办《民族战线》杂志，进行抗日和反对校长的活动。
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申报》、《新闻报》，作为工具，反对校长的“剿匪”政策，鼓吹抗日，最近还居然办什么《自由谈》专栏，由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撰文，煽动对党国不满的舆论，完全是为共党张目。据说，史量才还通过办报赚钱，接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对这份情报的可靠性，我们正在进行核实……听到这里，蒋介石对戴笠摆摆手，一字一句地指示：不要再核实了，你现在就进行布置，对吉鸿昌、史量才予以密裁具报。戴笠受命后，知道此次行动关系重大。吉鸿昌是著名的爱国将领，素有抗日英雄之称；史量才是上海《申报》、《新闻报》老板，拥有数万读者。
两个人在国内外都具有相当影响。一旦行动不慎，不但完不成任务，反而会弄巧成拙，引火烧身，到时候蒋介石为洗脱自己，拿我是问，一颗脑袋岂不难以保全。想到这里，戴笠决定此次行动不定期限，主旨是务必成功。
戴笠从夏间开始，就着手布置对史、吉两案的行动计划。史量才在上海，戴笠决定这一案由自己亲自负责。困难的是吉鸿昌在天津，当时特务处的两名大特务都已分别出国。郑介民随复兴社军事考察团于当年春天赴欧洲考察，唐纵也正赴德国任驻德使馆副武官。特务处派不出另外的高级行动人员，自己又苦无分身之术，不得已而求其次，戴笠决定把“吉案”交给陈恭澍具体负责。这时，陈恭澍已升任特务处北平站站长，杀死张敬尧的枪手白世维任北平站行动组长，北平站人员扩充到20 余人，该站成为特务处华北地区的主要特工力量。为了配合北平站完成“吉案”任务，戴笠命令新上任不久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兼行动组长王子襄受陈恭澍节制，协助陈恭澍完成任务。
“史案”则由戴笠亲自到上海布置执行。具体行动人员仍由特务处华东区行动组担任，该组基本上还是1 年前暗杀杨杏佛的人马，由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和司机张秉午等7 人组成。
在整个夏秋间，戴笠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史、吉两案上，但始终没有什么大的进展。首先是陈恭澍执行“吉案”的活动遇到困难。当时，戴笠交给平津两站的任务除“吉案”外，还有制裁汉奸石友三、张壁等任务。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把吉鸿昌列为“密裁”名单的第1 号，加以布置。因吉鸿昌居住在天津法租界内，陈把调查吉鸿昌行踪的任务交给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负责。要求吕尽快侦获吉鸿昌在天津的住址、行经的路线、外出停留的处所、经常接触的人员等。但是，吉鸿昌知道自己已是蒋介石黑名单上的主要人物，于是利用法租界作掩护，经常变换住址和活动地点、活动方式，加之又有中共地下工作者掩护，使吕一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搞清吉鸿昌的行踪。
戴笠在上海“密裁”史量才的行动也遇到困难。戴笠原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并一度考虑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的《申报》馆和史量才住宅附近找一处房子，以便作为就近侦查史量才的行动之用，但迟迟不能找到。加之自从1 年前的“杨案”在租界内发生后，租界巡捕房加强警戒，史量才本人也步步加强戒备，出门不离保险汽车，来去无一定规律，使“史案”行动组始终难以拟订行动计划。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吸取1 年前过得诚被逮捕的教训，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计划，另找地址执行。正在这时，“史案”行动组特务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量才的汽车司机黄锦才结识，从黄身上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度假，于是指示赵理君伺机到杭州动手，并制订在杭州动手的计划。
两案的行动人员一时都没有进展，戴笠焦急不安。于是他分别召见两案的行动人员，进一步周密研究。对“吉案”，戴在分析研究后认为，吉鸿昌的活动范围离不开西北军，吉案行动人员应该顺着这条线摸下去，相信必有所得。陈恭澍等特务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马上调整侦查方向，从亲朋故旧中寻找与西北军有关系的人物，果然找到两名曾与西北军有关的旧军人郑恩普和傅丹墀。并很快打听到这两个人最近与吉鸿昌都有接触。陈恭澍等人得到这个情报，十分高兴，就利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方法，拉郑、傅加入特务处，报戴笠批准，在天津站设立军事组，由郑、傅共同负责，专事掌握吉鸿昌的行踪，及时向陈恭澍汇报。于是“吉案”有了转机。
在“吉案”有了转机时，“史案”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在这段时间里，赵理君等人调查到一份情报，是说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为上海名妓时，结识了一位镇江恩客陶保骏，陶于辛亥革命时挟充任清朝南京军职时贪污的十数万军饷避居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沪军都督陈英士探知陶有乘机割据镇江、自任镇江都督的企图，即将陶保骏拿获枪决。沈秋水得此一笔横财，不喜反忧，整日坐卧不安。此事被素与沈秋水要好的史量才知道，遂以“保护”
为名娶沈秋水为妻，陶的一笔巨资也悉数落入史的掌握之中。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此事终为陶的家人知悉。陶有一兄一弟一子。兄为津浦路南段局长，弟为陆军军官，子也长大成人。3 人皆扬言要向史复仇。史知处境险恶，因而雇有保镖，购买防弹保险汽车，并练习拳术、技击等，以防不测。
戴笠得此情报，大喜过望。本来戴笠就忧虑“史案”与“杨案”不同，史量才是上海以至全国著名的报业巨子，手中握有申、新两报，居于舆论中心。加之，史量才几年来思想激进，广泛结交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各阶层素孚重望，早已为各界瞩目。如果一觉醒来，人们发现史量才因宣传抗日舆论而横死街头，明眼人岂有不知是谁所为？到时必定在新闻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给校长在政治上带来麻烦。现在史量才有此“谋财”的秘史，何不加以利用，一则可以转移国人视线，把史案说成“仇杀”，二则可以通过陶氏族人报仇的谣言，逼史离开上海，到杭州避难，岂不又是引蛇出洞，赶虎下山的妙计。
于是，戴笠指挥赵理君等人，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在申、新两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氏族人已经潜至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并借陶保骏之子的口气写信给史量才，扬言陶保骏之死是史量才串通陈英士共同谋杀的，意在吞没其父巨资等等；一时把史量才周围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不少人也劝史离开上海，到外地暂避风头。
史量才得此“忠告”，于1934 年10 月6 日，带着其妻沈秋水等人坐自备汽车，前往杭州“秋水山庄”度假，对亲朋好友则只说是到杭州调养胃病。
戴笠得知史量才中计，不由得拍案叫好，立即带领史案行动组的全部人马，赶赴杭州布置。到了杭州后，异常细心的戴笠考虑到如果将史量才狙击在杭州市区，事后各方面责难起来，杭州市警察局长赵龙文首先就脱不了干系，到时候麻烦还是找到特务处头上，弄不好还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于是，戴笠三易方案，决定把狙击地点选择在杭州市所属范围以外的地区进行，并派赵理君沿沪杭公路进行勘察，最后选择在沪杭公路所经过的海宁县博爱镇翁家埠附近进行。这里不但脱离了杭州市管辖地界，地旷人稀，便于行动，而且特务处控制的杭州览桥机场就在附近，以利于就近转移接应。11 月10日，赵理君从史的汽车司机黄锦才口中得知史量才将于13 日回沪的消息，于是就向戴笠报告，加紧进行布置。
就在戴笠坐镇杭州指挥史案行动组的人员紧锣密鼓地策划杀史的部署时，天津的吉案行动组已经动了手。
1934 年11 月8 日，陈恭澍从郑恩普口中得知吉鸿昌约郑于11 月9 日下午3 时在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馆5 楼437 房间见面。陈恭澍当即召集平津两站的行动、情报特务吕一民、王文、吴萍、杨玉珊、陈国瑞、郑恩普等人进行布置，分头行动，按时到交通旅馆守候狙击。但由于吉鸿昌临时改变计划，将会面地点改在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使陈恭澍在交通旅馆扑了个空。
陈恭澍是老于此道的人，他知道一个机会出现时，必须毫不放松地抓住，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当他在11 月9 日下午4 时差5 分时得知吉鸿昌等人肯定还没有离开国民饭店的消息，当即掉头向国民饭店扑去。先由情报特务杨玉珊和陈国瑞带着杨的外甥，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里探路，侦获吉鸿昌等人在145 房间借打麻将掩护开会，然后指挥行动特务王文随陈国瑞冲进145 房间下手枪杀吉鸿昌。结果吉鸿昌因临时换座而只受轻伤，被随后赶来的巡捕送往法国天主教堂医院。
戴笠得报，当即向蒋报告制裁吉鸿昌经过，并由蒋指令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河北省政府用一大笔钱贿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到河北省政府，然后押解北平。
天津的一只猛虎被擒，上海的一条蚊龙也被杀。11 月13 日下午3 时左右，史量才与妻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内侄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以及司机黄锦才一行6 人，乘自备车从杭州“秋水山庄”出发，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驶。车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赵理君用1 辆别克车横在路中，拦下史量才的汽车。特务们一拥而上，拔枪就射，黄锦才、邓祖询当场殒命，史量才弃车逃命，被赵理君、李阿大各发1 枪，射死在公路旁的水塘里。
11 月24 日，吉鸿昌在北平东直门内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内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1934 年11 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个血腥恐怖的岁月。先是海宁道上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知识分子企图以新闻舆论唤醒国民的理想，后是北平陆军监狱的另一声枪响，打破了国民党内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军人企图以武装救国的梦想。这两次枪声，也把30 年代前期戴笠所进行的绑架暗杀活动推向高潮，巩固了他作为蒋介石身边第一杀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