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住在光明台1 号，与西南派反蒋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合作，继续从事暗杀蒋介石的活动。王亚樵总结了多年失败的教训，决定由手下的大将华克之率领张玉华、孙凤鸣等人到南京创办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接触国民党上层，打听蒋介石的起居行止，伺机进行狙击。
原则是周密计划，长期准备，不搞盲目行动，务求杀蒋成功。
果然，此举效果很明显。晨光通讯社于1935 年春未正式成立，并开始发稿，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两次刺蒋机会，只因蒋戒备森严，难以接近，而未能下手。虽如此，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确信，他们已经在一天天向蒋介石身边走去。
1935 年11 月1 日，经过长时间筹备的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各大报社、通讯社都派出最得力的新闻记者赴会采访。
上午，参加会议的111 名中央执监委员预定开幕式之后，在中央党部礼堂第一会议厅门前集体合影留念。中委到了110 名，因久等“第一号”中委蒋介石而不至，“第二号”中委、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只好“领衔”带领全体中委拍照。正在这时，只听得“啪啪啪”，一连3 声枪响，坐在前排中央的汪精卫应声倒地。这就是由王亚樵和华克之等人精心策划实施、爱国志士孙凤鸣孤身执行的中央党部枪杀案。当时，只因蒋介石一念之虑，没有出场，却让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作了替身。
案发后，孙凤鸣被当场击成重伤，与汪精卫一起被送到中央医院抢救，终因流血过多，于第二天凌晨在中央医院死去。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却抓住蒋介石不在现场这一点，与蒋大吵大闹：“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蒋介石平白无故背上了谋杀汪精卫的嫌疑，本指望凶手招供后能够洗刷他的不白之冤。现在孙凤鸣已死，负责侦破此案的专案侦察处已经成立3 天了，活动毫无进展。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的首脑又步步紧逼，社会上更是风言风语、谣言四起，蒋介石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把戴笠召到官邸办公室。
蒋介石脸色铁青，一双蓄满杀机的双目怒视戴笠好几分钟，才凶狠地问道：“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戴笠已知大事不好，立即双脚一碰，身躯笔挺地答道：“报告校长，学生失职，不能替校长分忧，罪该万死！”
“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娘希匹，每月为你们花上几十万元，就为酿出这类祸事吗？限你3 天之内，把主犯缉获。否则，不要来见我。”
说到这儿，蒋介石似乎心力交瘁地跌坐到沙发椅上。
本来，按定例中央党部开会，警卫工作向由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首都警察厅长陈焯、中央组织部调查处长徐恩曾共同分工负责。枪杀案发生后，立即组成由宪兵司令部、警察厅、调查处共同参加的专案侦察处，也是由CC系特务牵头，与戴笠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何尝不知这些关节。但他素知侦破这种行动案件不是CC 系特务所长，南京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那批“娘希匹”工作效率又太低。案发后已经三天了，结果凶手死了，晨光通讯社关门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只抓了些不相干的嫌疑犯来糊弄我，整个南京城都被他们搅得鸡飞狗跳，这才想到要把戴笠找来，要他负责侦破此案。戴笠又何尝不知这顿骂挨得有点冤枉。但他转念一想，校长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亲信的人发泄，又向谁去发泄呢？再说，保卫校长的安全是我戴雨农的天职，岂能容忍他人谋害。现在校长把这项任务从徐恩曾那帮家伙手中拿过来，交给我，这又何尝不是校长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戴笠进一步推测，这次枪杀案目标显然针对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人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暗杀，那么只能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有这么大的胆量、魄力、手腕、技术，策划实施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想来除了王亚樵，当今中国尚找不出第二人。想来，这王亚樵的头不拿下来，我戴笠的头迟早会被校长拿走。
戴笠接手此案后，并没有派出大批特务搜查晨光通讯社，封锁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他认为实施这种“天字第一号”枪杀案的每一道步骤、每一个细节，事先都是经过周密策划和计算的。案发后，再兴师动众地搞什么大查大捕，不但徒然耗费精力，而且会贻误最宝贵的时间，让真正的凶手有喘息和脱身的机会。同时，戴笠又认为，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周详的案件，总是会有蛛丝马迹好寻的。比如，这个晨光通讯社的枪手虽然死了，晨光通讯社也关门了。但据戴笠所知，国民党对首都新闻机构历来是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筹办时必须把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主要职工的履历、京中保证人及其履历、经费来源，成立通讯社的宗旨、每日发稿数量等等，都要填入表格，到国民党南京市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逐级办理手续，平日更要接受中央社的严格检查指导。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必有所获。戴笠当即抽调经验丰富的行动特务，亲自侦破中央党部枪杀案。果然，戴笠一查，行政院和中央社想起了两个人，在筹办晨光通讯社注册手续与申请经费时帮过忙，1 个是无锡人、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1 个是浙江人项仲霖。戴笠闻报大喜，立即派特务飞骑追捕，在酷刑之下，李、项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的全部名单，弄清了这次行动的主谋是王亚樵、华克之、贺波光、张玉华等人。
接着，戴笠派出几路人马按名单到各地追捕。1 个组到镇江丹阳抓晨光通讯社采访部主任贺波光未遂，立即按戴笠命令把贺母及嫂子抓获。1 个组在南京密捕了晨光通讯社的社长华克之的妻妹，并以她为钓饵，到上海陆续逮捕了华克之的妻子、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晨光通讯社的经理张玉华、记者谷子峰、王亚樵的学生陈惘子（共产党员）等人。1 个组到上海赫德里去追捕华克之，但扑了一个空。戴笠本人不分昼夜地在上海、南京两地轮流坐镇指挥，并设计以贺波光的母亲作诱饵，迫使孝子贺波光投案，贺在酷刑之下，供出这次行动以杀蒋为第一目标，杀汪为第二目标。
戴笠接手此案，时间不长，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除了王亚樵、华克之两个主犯外，其余重要案犯先后被抓获数十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改组派分子，使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头目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很高兴，对戴笠的工作效率也表示满意。只是王亚樵、华克之还没有抓获，而且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杀蒋，蒋介石岂能放过。一天不把王亚樵抓获，蒋介石是一天睡不好觉的。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率领特务赴香港追捕王亚樵、华克之等人。1936 年3 月，戴笠亲率20 名行动特务潜赴香港。
戴笠素知王亚樵的情报系统很发达，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加之香港警方因自己多次在港秘密捕人，对自己素无好感，所以，这次行动严格保密。为了减少20 个人赴港的目标，他采取化整为零和迂回前进的方法，分期分批分道前往。自己仅带副官贾金南先到九龙，然后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瞒过警方，悄悄进入香港。
戴笠赴港的行动很快被王亚樵侦悉。西南派人士及王亚樵等人素来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于是，西南派领袖胡汉民亲自与港督葛洪亮协商，请他按国际惯例对政治犯王亚樵多多照顾；王亚樵则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朗处长，告诉他戴笠将亲自来港捕人的消息。
戴笠乘坐的豪华游艇进入香港本岛卢吉道3 号码头。游艇停稳后，戴笠与贾金南两个人各拎一只澳大利亚高级皮箱上岸。戴笠的那只皮箱里放着两支最新式的美制不锈钢强力式无声手枪及巨额美金港钞；贾金南的那只皮箱里放着全套进口的洗鼻器具及各式手帕。走下游艇，戴笠发现3 号码头上一群身穿深蓝色哗叽警服的港警正虎视眈眈地向自己这方面注视，情知不妙。
他知道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因公务携带武器必须向所在国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否则就是违禁。偏偏这次因要秘密赴港，怕申请枪照时走漏消息，故没有办理临时枪照。戴笠机警地向贾金南使了个眼色，瞬息之间将手中一模一样的皮箱对调了一下。
来到岸上，戴笠乖乖地拿出护照接受检查。警官接过护照，一眼扫过，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哦！原来是戴先生光临本港，港人不胜荣幸之至”。
说罢，恭敬地送还护照，啪地一个立正，朝戴笠行了一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报告：“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勃朗，香港警务处处长”。接着，勃朗恭敬地请戴笠上车。戴笠也不争辩，心想，我身上没有违禁物品，你一个警务处长随便扣押中国公民，看你如何收场。
车到警务处，戴笠下车刚坐下，就有两个港警手持“检查证”进行搜查，戴笠何尝受过这等侮辱，但因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权且先过了这一关，事后再找你港督葛洪亮算帐。不料，勃朗向门外一个招手，门外一个港警拎进一只皮箱，当场打开，正是戴笠调给贾金南的那只。戴笠心里大吃一惊，脸上却露出讥讽的冷笑，故作坦然地说：“勃朗处长，请问你有何证据可以说明这只皮箱是我的。”勃朗哈哈一笑，大叫一声“拿来！”当即，一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戴笠面前，里面正是戴笠与贾金南调包的全部过程。
戴笠一时目瞪口呆。勃朗说：“戴先生，我不得不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您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从现在起您被拘留了。”戴笠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刚想作出抗议的表示，勃朗一挥手，两个港警不由分说地把戴笠带了出去，送进警务处拘留所。从戴笠自称在民国7 年坐过一次牢以外，这是戴笠一生中第二次“坐牢”。在拘留所里，戴笠虽贵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头子，但英国人不买这个帐。在他们眼里，戴笠只是个违禁携带枪支的“犯人”，虽然拘留所优待，给他提供了一个单人房间，但是，每天洗澡的条件是没有的，洗鼻工具被没收，每天3 次洗鼻的“功课”自然也只好免了，加之拘留所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气得戴笠在拘留所里不住地大骂英国人不讲人道，不讲卫生。接着又大骂清朝道光皇帝和杭州将军耆英等一批卖国贼与英国人签订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害得他这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却没有行动自由，反要被英国人关进拘留所。
蒋介石得到戴笠在香港被扣押的消息，立即指令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马上放人。于是，戴笠在香港警务处拘留所里蹲了3 天后始被释放。
戴笠被关了3 天，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只好转移到王亚樵身上，发誓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当即，戴笠召集特务处香港站和分批潜入香港的20 名特务开会，布置追捕王亚樵的行动，并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1 号的寓所坐镇指挥追捕王亚樵的活动。
戴笠的计划是，首先由特务处香港站收买香港帮会组织，帮助调查了解王亚樵的行踪，提供情报；其次，派王亚樵的旧友、安徽人陈亦川伪造石友三的一个旧部给王亚樵的信件，找机会晋见王亚樵，意图打入王的内部；再次，由戴笠亲自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函，面见港督葛洪亮，请求港方协助缉捕王亚樵。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3 个计划都没有产生效果。因王亚樵已知戴笠率大批特务到达香港，故深居简出，行踪飘忽不定，除极少数几个亲信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王亚樵的行踪。陈亦川经过一番奔波，虽然见到王亚樵手下的大将余立奎，但终被王亚樵等人见疑，而拒绝与其见面。至于港督葛洪亮，更是以国际惯例保护政治犯为借口，反对与戴笠合作抓捕王亚樵，反而催促戴笠离开香港。戴笠无奈，只得派出大批特务在香港大街小巷中到处刺探打听，有两次居然了解到王亚樵的行止，待大批特务赶到时，王亚樵早已人去房空。
正当戴笠在香港一筹莫展之时，特务陈亦川终于调查到一个重要线索，王亚樵之妻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了一家“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立即带领特务前往包围。果然，王亚樵当天正在开会布置撤离香港去广西暂避一事，不意戴笠赶到，一阵枪战，王亚樵率领一批人冲出，但余立奎却被戴笠手下的特务盯住不放，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戴笠派人买通香港警方秘密逮捕。
几天后，戴笠接到蒋介石紧急召其回京的电令，这时，他也从多方面打听到王亚樵一批人已撤离香港，去向不明。戴笠于是花了一笔巨款，说服香港警方将余立奎以刺杀宋子文、赵铁桥的罪名引渡给南京政府，然后率众回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