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12 月7 月晨，日本特遣舰队对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宣布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戴笠立即意识到形势将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决定迅速调整军统人事，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戴笠调整的步骤：一是设立军统东南办事处，统一领导和重建军统东南地区的各级组织，指挥浙江、上海、福建、江西等东南沿海各省市的人事和业务活动。东南办事处主任由毛万里担任，处址初设福建蒲城，后迁移到浙江金华县张家溪。二是及时将上海实验区扩大为华东实验区，并交代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说：“太平洋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形势与前不同，对于南京、上海的一批主要汉好，正好利用时机，进行‘策反’，并可利用汉奸家属，作为‘策反’汉奸的门路。”
军统最早的策反活动始于1939 年冬天。当时，原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东北军参谋长鲍文越投汪，出任汪伪军政部长。戴笠为此要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越，劝他与军统发生关系，鲍文越未予理睬。1941 年，戴笠指示军统特务任西萍到南京去见他的哥哥、汪伪海军部长兼第一路军总司令及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说明蒋介石很怀念他，希望他能够在沦陷区多搞反共活动，并且搜集有关日本海军方面的情报。不久，戴笠专门派沪二区副区长陈祖康负责与任援道单线联系，并给了他电台和密码，与重庆军统局本部通报。唐生明到上海、南京后，也按照蒋、戴事先的交代，分别于私下对汪伪南京政府的一些大小汉奸打招呼，转达蒋的“宽大政策”和“德意”。戴笠还采纳唐生明的建议，于1941 年5 月将大汉奸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3 岁）共6 人，从湖南湘潭和沅陵等处解到息烽集中营软禁起来，作为策反周佛海的筹码。
珍珠港事变后，戴笠认为大规模策反汉奸的机会已经来临，因而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军统的重要议事日程。
初期，戴笠把握蒋介石关于要控制敌后地区的心理，试图通过建立扩充“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混成队”、“挺进队”等特务武装，派人敌后或在交界地区开展反共活动，与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大人民游击武装争夺广大沦陷区。但戴笠很快发现，这些特务武装不但根本不是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对手，就是与日军、伪军接触，也难以立足。要控制广大的敌后地区，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广泛通过所谓策反活动，依靠投敌附汪的汉奸武装控制沦陷区，一方面遏制共产党的发展，一方面在胜利后捷足先登，替国民党占据地盘。
此后，戴笠对军统在沦陷区的工作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对所谓走“曲线救国”路线的大批汉奸大员和伪军将领，主要采取策反待机归来的策略，为其积蓄在沦陷区的潜在力量。
军统推进策反活动始于华东，而后及于华南、华北、华中等地区。最早选择的策反对象主要限于鲍文越、任援道等伪军将领，而后及于周佛海、丁默邨等政府、特工首脑。尤其是对周佛海，戴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戴笠选准周佛海作为对汪伪政府首脑人物策反的主要对象，是经过缜密考虑的。
首先，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内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身先后任汪伪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警政部部长、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理事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行政院副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可谓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一身，是汪伪南京政府内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汪伪南京政府的活动。
其次，周佛海又是一个在政治上善于投机、惯于转舵的无耻政客。他一生中，先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继而脱离中共组织，信奉国家主义；进而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共专家；以后又叛蒋投汪，成为汪的“和运”先锋。可谓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戴笠深知周佛海的势利和精明，他是绝不会作汪精卫的殉葬品的。
第三，戴笠手中掌握有一个联络和威慑周佛海的秘密武器。这就是周佛海及其妻杨淑慧两家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6 口人质。戴笠认为有此条件，周佛海纵然一时不能反正，也不至于与重庆顽抗到底，把家人送上绝路。在周母马氏等人被扣之初，戴笠曾指示唐生明以“慰问”作掩护，到周宅探听口风。果然，唐一提起此事，周就非常伤心。他对因自己的行为而累及老母、岳父等人安危，内疚很深。周妻杨淑慧也告诉唐生明，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被扣后，连日苦闷极了。唐生明将在周宅看到听到的情况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戴笠认为大有希望。决定加紧运用这一关系，对周佛海进行拉拢。
于是，戴笠开始从两方面着手进行动作。一方面，迅即改善周母马翠珍及杨父杨世荣两家在息营的生活条件。息营原先把马氏两家6 口人分3 处拘押。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母关在义斋，周的岳父关在忠斋，周的妹夫关在平斋。根据策反周佛海的需要，息营主任周养浩按照戴笠的指示，在息营另建一处新屋，使其两家同住，每月发给生活费，准其自由起伙，生活十分优待。并准许可以在息营的一定范围内走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尊称周母为“周老太太”。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中、西医为之诊治，费用均由军统报销。病重时，可及时送贵阳医院。可谓优待备至。另一方面，戴笠于1942 年2 月初，指示军统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用周母的口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信。信的内容，只说她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得很好，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周家祖先和子孙丢脸。并盼望他早早归来，以慰余年。最后，再写上语意双关的4 句诗：“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息营征求周母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军统香港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到沪二区，由沪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交周佛海亲启。
果然，戴笠对周佛海是看准了的。周佛海接信后，已有弃汪投蒋之意，并利用特工委员会主任的权力，将南京沦陷后被捕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彭寿从牢房中提解出来，送到南京西流湾8 号周公馆供养起来。周佛海对程、彭2 人一不提审，二不释放，只是留在公馆里供吃供喝供玩，优礼相待。其意也就是等待时机，以便通过程、彭作沟通重庆的桥梁。戴笠在重庆虽然一时没有接到周佛海的回信，但他心中明白，以周佛海的老于世故和势利狡诈，必定是在观测形势与等待机会，只要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变，周佛海的再次反复是必然的。
戴笠在南方积极策反周佛海的同时，在北方则加强对太行山区孙殿英的新五军和庞炳勋的四十军的控制。蒋介石指示戴笠，必须稳稳地控制孙、庞2 部，配合胡宗南部署在西北地区的部队，确保太行山区不落入日军和八路军之手。否则，黄河以北无蒋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
戴笠受命后，颇为此事踌躇。经过与孙殿英多年的交道，戴笠认为孙殿英果然是条得道千年的老狐狸，确不容易对付。自1939 年初，戴笠校阅新五军以后，孙殿英表面上对戴十分听话，实际上则若即若离，难以捉摸。戴笠原先布置在孙部的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徐静远、张振武2 人，一在自重庆回孙部北渡黄河时淹毙，一为孙殿英重贿，拉拢当了挂名师长，失去了原先布置的作用。于是，戴笠又加派刚从平津逃出的军统天津站站长陈仙洲为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长，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视。并加派亲信特务萧骥为新五军随军情报组长，携带电台驻在孙部，凡有关孙殿英的动静，随时具报重庆。虽如此，戴笠感到还是不能对孙殿英放心。尤其是戴笠已掌握到日军已有于1942 年春夏间扫荡太行山区的企图，决定进一步派遣具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军统大特务文强赶赴太行山区，主持对孙殿英的监视活动。
文强是在珍珠港事变后自港澳脱险回到重庆的。为酬劳文强在沦陷区工作的辛劳，戴笠初已给了他缉私署湖南省缉私处处长的美差，好让他捞上一把。后因华北局势错综复杂，急需一名智勇双全的大特务前往主持工作，故戴笠又临时选中文强。当时在华北地区的军统组织遭受日伪的打击近乎彻底垮台。许多军统大特务早已视华北为畏途；更有一批大特务们为能得到各省缉私处长这一美差肥缺，早已闹得不可开交。当戴笠听说文强对改派华北任职一事欣然应准时，分外高兴，专门在曾家岩戴公馆设宴招待文强，并由军统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大特务作陪。席间，戴笠用温和亲切的口吻对文强说：“念观兄，你不愧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这次要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善变多诈。好在我与他之间，已经有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中央嫡系部队在山上，再派你前去担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我才放心。”戴笠同时交代文强，在控制掌握孙殿英、庞炳勋两部的同时，要通过成立军统华北办事处，恢复和重建军统华北地区的组织。
为了给文强此行打气，戴笠拨给他1 万元特别费，赠送了1 枝3 号左轮手枪，第二天又将他引见给蒋介石，由蒋给予垂询勉励。然后戴笠又交给文强两封亲笔信，1 封加盖火漆密封给胡宗南，1 封敞口信给蒋鼎文，还有1 本密码电本给庞炳勋。
一切准备完毕后，文强由重庆乘机飞赴兰州，再坐车到达西安。在西安由胡宗南代戴笠对文强考察3 个月后，才让其坐车到达洛阳，见着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至当年12 月份才渡过黄河，通过日军3 道封锁线，到达太行山区。从此以后，文强按照戴笠的布置，与孙殿英、庞炳勋开展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经反复较量，孙殿英还是脱却戴笠的掌握，暗中与日军互通声气，把蒋军的所谓太行山区根据地拱手送与日军。戴笠关于重建华北各级军统组织的计划也完全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