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军统内外勤组织的恶性膨胀，给戴笠带来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经费入不敷出，处处捉襟见肘。戴笠开始是东挪西借。后来仅靠挪借，有时仍感周转不灵，戴笠就通过向杜月笙商借解决。杜月笙规定，凡借给戴笠的周转金，无论期限长短，一律免收息金，以示对军统照拂。虽挪借有术，仍是填补不了军统开支中日见扩大的窟窿，戴笠为此不得不加速另辟财源的活动，以应急需。
戴笠的第一条生财之道就是在扰乱汪伪政府金融的幌子下，大量伪造印制沦陷区流通的假钞。戴笠派特务收集沦陷区流通的各种伪钞的样品，再由宋子文指派他的理财能手、中国银行代总经理贝淞苏拿到美国去设计、仿造，然后再空运回重庆，交给戴笠派武装特务护送到沦陷区去使用。所得好处由财政部与军统局按比例分成。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戴笠和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都感到由美国仿造伪钞，一是美方收取的设计、仿造费用很高，二是仿造的周期长、一次仿造数量有限，三是来回运输的保安任务繁重，费用大等等，如此反复折腾，扣除成本后，得利不丰。经邓葆光献策，宋子文、贝淞荪大力支持，蒋介石特准，由宋、戴合作从美国直接购进最先进的铜版印钞机和大宗特制的印币纸，又高薪从美国请来假钞制造专家欧密斯主持指导，军统局自己开始搞假钞仿造活动。
军统在其管理的杨家山地区、重庆洪炉厂附近圈了一块地方，砌起房屋，外面用竹篱巴筑成外围墙，里面用泥土筑成一道内围墙，成为假钞制造厂。
为严格保密，该厂从组织体制、人员到厂址、业务活动，一律对外保密，即使在军统局内部，也只有毛人凤、沈醉等大特务因工作关系，才能知道一些大概情况，其他没有工作关系的大特务，一概不得与闻。厂外不设任何标志，厂内戒备森严，除戴笠和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大小特务均不得入内。从中国银行调进的8 名制币工如进牢笼，处处受到严密监视和限制。
伪钞仿造出来后，非常逼真，就连专门检测的日本专家也不容易很快鉴别出来。为了取得更为逼真的效果，还由张冠夫负责一张张弄旧，然后在中国银行特派员的监督下，装入印有特种物资标记的箱子，贴上封条，通过战时货运局运出，交给在沦陷区活动的武装特务或潜伏特务，换成黄金、白银，或采购大批棉纱、棉布、西药、日用品等物资运到大后方。其中仅1 年时间内，从重庆运出的各种假币就达15000 箱，其数额之巨大，令人难以想象。
戴笠开辟的将假钞运往沦陷区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路线是由美军运输机从重庆空运江西上饶，交给苏、浙、皖、沪等地的忠义救国军开辟的秘密通道，成箱成箱地运入上海市区使用。一条路线是通过陆路经西安到洛阳，交第一战区调查室，投入军统界首货运处和汤恩伯的界首物资调运处，然后再由他们与汉奸张岚峰、孙良诚的部队交换战略物资，运回重庆。
戴笠制造假钞的收入，除按份额上缴财政部外，其余全部充作军统活动费用。因这些钱来得容易，戴笠并且认为这是一场经济作战，目的在扰乱破坏汪伪金融市场，也就更加不遗余力地大搞。结果，日伪为了对付这些巨额假钞，不得不经常增发新钞，从而牵动沦陷区的物价暴涨，也确给沦陷区的金融市场造成一定困难，同时也给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与痛苦。
戴笠生财的第二个主要渠道是通过缉私和特许鸦片走私活动取得利润份额。抗战期间，国统区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华考察时，都严重关注这个问题，说中国战时经济走私如果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在经济方面并不需要外国的多少帮助。蒋由此决定成立缉私署。孔祥熙建议由杨虎出任署长，但蒋认为缉私工作非特务不行，故亲下手令：“缉私署长一职，决派戴笠兼任可也。”据此，戴笠掌握的缉私署及各省缉私处每年均能缉获大量走私物资。按戴笠与财政部商定的办法，走私物资处理后，军统可以从中提取份额以充活动费用。1942 年5 月份，军统局昆明黑林铺检查站截获走私鸦片3 卡车。因数量巨大，故戴笠亲自发电给以嘉奖。为了把历年缉获的大量鸦片烟土变成现金，好从中分成得利，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将缉获烟土分前后数批，由武装缉私特务护送，经贵阳、桂林一线，运到广东韶关。然后再分为3 路，一路出遂溪向广州湾，一路出台山向广州，一路出丰顺向潮汕，全部向沦陷区销售，称为“外销货”。戴笠事先虽规定“外销”，但在从贵阳、桂林到广东沿线的途中，都有不少走私犯闻风而至，与缉私人员联手，内外勾结，承揽销售，结果“外销”逐渐成为“内销”。
除了缉私署处理内销缉获鸦片烟以外，戴笠的另一个手法是借助杜月笙，将鸦片烟土销往香港等海外地区。由于戴笠握有缉私大权，当时政府需“外销”以禁烟名义从烟民手中收缴来大批鸦片烟土，也不得不求助戴笠，戴则从中分肥。一次，孔祥熙决定将禁烟运动中从四川烟土种植地收缴到的数十万斤烟土，从存放地涪陵廉价售给杜月笙，由杜商请戴笠派缉私武装护送到沦陷区销售，得利亿万，由杜、戴分成，颇使戴笠得到不少好处。
戴笠生财的第三个渠道是由军统与杜月笙合资办走私物资公司，从中捞钱。此策也是出自军统的经济专家邓葆光。早在1939 年12 月，邓葆光从武汉奉命潜赴重庆，一路目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实行“焦土抗战”政策，大批物资宁可烧毁，也不组织抢运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到重庆后有感而发，写了一份题为《抢夺敌方物资，安定后方经济，增强抗战力量》的报告，提出“以战养战”的战时经济方针，并建议成立相应的战时物资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管理、监督战时物资的调配和流动。报告送到戴笠手中，戴十分欣赏，并认为可以借机掌握战时经济管制机关。马上把报告呈送蒋介石阅办，蒋看后即批转行政院研究。由此而在国家总动员会议之下成立了“对敌经济作战委员会”，邓葆光被戴笠推荐为常务委员。不久，缉私署和战时货运局相继成立，蒋并决定全部交给戴笠掌握，戴则任命邓葆光兼任权力极大的货运局业务处长，负责指挥抢夺沦陷区物资，确定缉私、封锁物资流向的位置，指导经济检查大队、管理战时物价、取缔投机倒把等重大经济管理活动。
由于邓葆光处于军统以至重庆政府所谓经济作战的中心，所以他能通观全局，及时提出许多有战略眼光的经济作战思想。戴笠则借机把邓葆光的一些计划、建议及时变成军统的生财之道。珍珠港事件前后，日军占领香港、缅甸，中国与外界的两大陆上物资通道：从越南海防港口至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从缅甸海口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相继被日军扼断。重庆及国统区的军火及重要战略物资几乎断绝，大批内迁工厂因缺乏原料无法开工，军队所需的棉布、桐油、汽油、橡胶等物资奇缺。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大员为此伤透了脑筋。邓葆光据此在对敌经济作战委员会的一次常委会上建议成立一个由各方出资的公司，在军统的协助下进行战略物资走私活动。此议得到常委会的一致赞成，并由戴笠呈报蒋介石特准。很快决定由国民党银行出官股，杜月笙出商股，战时货运局出“干股”（免交），成立“通济公司”，由杜月笙任董事长。通济公司实际上成了戴、杜合办的“官商合营公司”。
通济公司成立后，先后在重庆、上海、浙江淳安、河南商丘等地设立分公司。并由杜月笙手下的人在前台主持，由军统特务在后台负责提供经济情报和武装保护物资移动，打着经济作战的名义，与沦陷区进行所谓物资交换（走私）贩运活动。通济公司在走私活动中，由戴笠派武装特务打通了3 条贩运路线，第一条是南线的走私路线（主要是烟土贩运），即先从云南缅甸边境搞到大批烟土等物资，经昆明、贵阳、柳州、桂林等地交由军统广西柳州货运分处处长徐光英和设在建瓯的广东货运分处处长李崇诗，经水路下西江，进入广东、福建沿海到港澳一带；第二条是中线的走私路线，即先从重庆、贵阳进入湖南、江西到达著名的浙西阴阳界口淳安，交给军统浙江货运分处处长赵世瑞和通济公司淳安分公司，再由淳安从水路经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一路运到杭州、上海；第三条是北线的走私路线，即先从成都、西安出发，经洛阳、郑州到达皖北另一个著名的阴阳界口界首，交给军统界首货运分处处长王兆槐分流到沪、宁、平、津等地。
通济公司成立后，进行了大量的武装走私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由通济公司设在上海的姐妹公司民华公司采购到纱布共3000 件，先运抵商丘分公司，再由商丘运到界首文货运处王兆槐负责运到西安、重庆等地。其中仅运到重庆的一部分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作价8000 万元，付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一部分另行作价处理。第二次是由民华公司采购到棉纱、棉布共500 件，先运抵淳安分公司，交给淳安货运分处赵世瑞内运，中途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戴推诿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汇报。后经蒋同意转给三战区充作军用，作价2600万元，由财政部办理转账手续付给通济公司。除此之外，最大的一次是由四联秘书处副秘书长刘攻芸和邓葆光牵头，发动“四行一局”筹集巨资，通过通济公司的秘密渠道，从上海抢购到70 万包棉纱，分数批运到重庆，仅军统分成所得就达几万两黄金，由邓葆光存放在刘攻芸处。
戴笠不出分文，却通过通济公司的走私活动赚得暴利，从中以2000 万元的“干股”分得巨额利润，以支撑军统这个庞大特务组织的巨额财务支出。
戴死后，继任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无一人有戴笠那样的敛财手段筹措到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以维持这个庞大“家族”的存在，只得大刀阔斧地裁汰人员机构，削减压缩支出，以维持军统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