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本意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10 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但是，这次大会却引起了蒋的警戒心理。蒋本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并且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他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纯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行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警察、财政、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达数十万人，加之军统组织之严密，号令之严明，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蒋放心的程度。蒋戴两个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这在外人也许是一时看不出的，但在绝顶聪明的蒋戴之间却是了然在胸的。
蒋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比戴笠小3 岁。身材略高，貌似文静温厚，架上一副银丝眼镜，有点书生风度。其实，唐纵是一个老成持重，长于谋划的特工专家。他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一位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对之也感情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对之加以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大把赠礼。目的是要唐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拂。但是，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已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它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决不偏袒军统。对于戴笠请求给予援手的要求，唐纵甚至公开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也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什么东西，以免中了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唐纵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常在蒋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理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在情报综合工作方面，又能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帮助他出点子，提方案等等，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开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中，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又以兼职过多为由，撤去自己的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一种“鸟尽弓藏”之感。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开始了“读史”，每有空闲时间，就由秘书周念行给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资治通鉴》一类的历史名著。周念行是戴笠在江山县立文溪高小的同班同学，曾在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留学，对中国历史有相当造诣。每当周念行在讲史中说到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戴更心有所感。尤其当周念行讲到唐朝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大特务周兴、来俊臣虽为武则天执政出过死力，后因了解武则天隐私太多而终被武氏所杀时，不禁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戴笠由此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对蒋的恐惧已到相当程度。
戴笠很清楚，蒋虽对自己有所猜忌和戒备，并开始从组织上有所抑制，但鸟未尽弓是不会藏的，蒋对自己也还不到下手的时候。问题是如何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抚平蒋失衡的疑忌心理，一方面预作应变对策，以防不测。于是，从1942 年开始，戴笠就开始调整自己与蒋及各方面的关系，并在退路上有所谋划，做到未雨绸缪，制变应先。
第一步，戴笠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的忠心，来减少蒋的防范戒备心理。
1942 年10 月，蒋决定赴兰州、西安地区视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以随员身份侍卫左右，亲自布置检查蒋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巩固自己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蒋在兰州期间，警卫工作除了内侍卫士以外，另有兰州的宪兵、警察配合协助，戴笠又从军统兰州特工训练班中挑选了一批学生担任便衣警卫。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因6 年前的西安事变记忆犹新，戴亲自拟定整个警卫计划，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所有的军警宪特力量，加强戒备。
使西安市区的每条大街、每条巷道，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任务。当蒋看到整个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确是做得十分周密时，对戴的忠心表示满意。
第二步，戴笠进一步注意加强与宋美龄、宋子文兄妹的感情，以作靠山。
戴笠清楚，蒋素来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手下使用的人大都是阿谀奉承、谨小慎微之徒。在蒋周围的权臣亲贵之中，真正能在关键时刻说得上话，或敢于说话的人，当首推宋美龄与宋子文了。宋美龄以夫人之尊和出身宋氏王朝之贵的身份自不必说，即宋子文来说，虽与蒋常有龃龉，但因他挟江浙财团之力，得欧美资产阶级宠爱之势，在蒋心目中的份量终与一般权臣亲贵不同。加之宋子文敢于犯颜直谏，与只知奴颜卑膝，处处唯蒋之命是从的孔祥熙截然不同，这也就是戴为什么敢于亲宋疏孔的原因。
戴笠看准了宋氏兄妹的作用，也就处处用尽心机，予以巴结，以作关键时刻的援手。1940 年夏天，宋子文曾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争取美援，滞留美国达两年多时间。这期间，戴笠在国内与宋电讯信使往还不断，及时将国内政坛的种种内幕动向及时告知宋子文，使宋在美国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1941 年12 月太平洋大战爆发，蒋为加强对美外交，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为提高身价不急于赴任，而是以对美交涉繁忙为由，迟迟不肯归国，宋子文并就此事就商于戴。戴于1942 年9 月向宋发电，力陈国内对苏、英、美等国外交之重要，认为宋有返国之必要。并认为由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国内反响不佳，希望给以注意等等。宋在美期间，还应戴的要求，数次电令中国银行代总经理贝淞荪接济军统金钱，每次约在200 万元法币以上。可见宋、戴关系的深度超出一般人了解的程度。宋在心理上因为有10年前在上海北站被暗杀未遂的阴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戴笠抓住这一点，狠下功夫，多年来处处对宋的警卫工作予以特别关心，亲自帮助挑选警卫人员，制订警卫计划，检查警卫措施等等，其重视的程度几乎不亚于蒋。宋子文对此极为感激。宋子文一身花花公子习气，吃喝玩乐，十分在行，且“洋”味十足。戴笠投其所好，经常赠送一些使宋十分喜欢的高级进口奢侈品，每每从全国各地搞到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后，他总要设宴款待宋子文一番。宋子文特别爱吃鳗鱼，戴指示在局本部的鱼池中放养了许多鳗鱼。故大凡戴笠请客，宋子文总是有请必到，席间谈女人、谈吃喝、谈风花雪月，胡吹神侃，海阔天空，必尽兴而散。宋要玩女人，其夫人张乐怡对此管束甚严，每有外室，被夫人发现后必大闹一番。戴常常于中帮助宋妥为处理，减少麻烦。一次，宋在外金屋藏娇，与中国银行一个22 岁的女职员秘密同居。此事被张乐怡查获，立即率领一卡车的“人马”，杀气腾腾地前去捣毁。戴从宋家的警卫人员中预先得到消息，抢先一步，派沈醉用轿车将宋的“外室”送至成都金河街戴公馆藏匿起来，为宋立了一功。戴如陪同宋到外地视察，驻留期间就最重要的活动安排必定是由戴邀请当地名门闺秀淑女、贵妇小姐，举办通宵舞会，使宋子文放肆寻欢作乐。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密友和心腹，几到利害与共、玩乐与共、推心置腹的地步。
戴笠在宋美龄面前，不便朝夕走动。但自从经历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对戴的观感不坏。戴由此抓住机会大献殷勤，平时对夫人周围的佣妈女仆极力笼络，和宋美龄的心腹、“公馆派”的核心干部空军司令周至柔、新生活促进会的黄仁霖也相处得很好。1942 年以后，戴运用各方面的关系影响宋美龄增强对自己的好感。宋美龄受其感动，于1942 年11 月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访美前，主动向戴笠提出由军统选一名将级特务当“侍卫长”，戴亲自选定沈醉，并由蒋、宋目测同意，后因飞机超载，才临时改变主意，由戴电令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副武官萧勃代替。
第三步，戴笠进一步加强与胡宗南的合作，以作后盾。随着反共活动的升级，胡宗南在蒋心目中的份量不断加重，地位也逐步加强。1942 年1 月，蒋手令胡宗南代理委员长行营西安办公厅主任；3 月，再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权力之大，地位之高，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而且他拥数十万大军之众，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戴笠与胡宗南本为至交，现在想到需挟胡以自重，更是不遗余力巩固关系，抱成一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相互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打成一片。甚至胡宗南每次从西北到重庆晋见蒋介石之前，必先与戴研究一番，由戴面授机宜，才向蒋禀报情况，回答蒋的垂询。胡每到重庆，均由军统为之安排住地和用车，由戴笠代他准备请客、送礼所需的一切，即使胡不在重庆，戴向有关方面赠金送礼，也要给胡准备相同的一份。如遇戴不在重庆，胡是唯一可以直接住进戴公馆的人，并且生活起居，请客送礼，一如胡在自己家里一样。在此基础上，戴还叫他唯一的儿子戴藏宜拜胡宗南为义父，以加深情谊。
第四步，戴笠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特工合作的步骤，积极谋取在美国海军界的支持下夺取中国海军领导权。戴笠知道，特务工作是一种恶性工作，权力虽大，名声甚恶。如果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头目，很容易将来被蒋以某种借口作为替罪羊加以铲除。唯有及早向军界发展，才能增加政治上的保险系数。为此，戴笠在梅乐斯两次来华期间，不惜花费大量精力，陪同梅乐斯四处周游，甚至甘冒危险，与梅乐斯深入东南沿海沦陷区的腹地，掌握日军的第一手材料，以增加美国海军对自己的好感，终于得到美方同意进行特工合作的许诺和有意支持他向中国海军界发展的默契。
第五步，戴笠有意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将军统的许多具体工作交给毛人凤代为负责，以抵消唐纵的影响。唐纵兼军统帮办，戴笠不好拒绝，还要笑脸相迎。但戴笠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切实加强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权力，把自己管不了的工作逐步移交毛人凤去领导。在自己离渝期间，也由毛帮他向蒋代转代呈。久而久之，毛人凤成了军统的“内当家”。唐纵在许多方面也和郑介民一样，成了被架空的空头领导，帮办也是帮而不办。唐纵素知戴的醋劲，不敢过分与之争锋，只是暗中掌握军统动向，随时向蒋密报。
第六步，戴笠注意进一步整饬军统内部风气，以防树大招风，惹火烧身。
“四一”大会以后，他已感到团体太庞大，内部也太复杂，团体的秘密常常泄漏无遗，每个人都趋向于做官，每日为妻财、子禄而忙，军统内部的骄傲、敷衍、懒惰的坏作风所带来的潜在危机日见深刻，戴笠甚至将此比喻为比敌人投毒瓦斯还厉害等等。于此，戴笠这段时间大讲加强管理与约束，甚至采用了发现办公时间3 次不到即站木笼子的规定，弄得特务们个个心惊胆颤，军统大特务们唉叹“中国有这么一个宝贝，真不知驯服了多少三头六臂的英雄。”这段时间，戴笠公开提出对CC 系和李士珍的联合进攻采取技术上退却的办法，不予正面还击，美其名曰：“天下之大惟有德者居之，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于军统与其它方面的矛盾，戴笠也采取退避三舍的办法，制止矛盾激化，“毋触蒋怒”。綦江警备司令部司令、綦江战干团副教育长周振强擅自将重庆稽查处一个为非作歹的稽查员枪毙，戴笠因他是蒋的亲信之一，也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制止手下特务采取报复行动，尽量减少树敌。
第七步，戴笠注意对其母蓝氏和其子戴藏宜弄权作势的行为进行约束，以防援人攻击的口实。1942 年6 月，日军侵犯浙赣线西段，攻陷衢州、江山，烧毁戴公馆及关帝庙。戴母因失去家院和求神拜佛之所，心情极为悲伤。驻防江山县的三战区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闻讯慷慨赠金3 万元，以供筑房修庙之用。戴闻讯后，力劝其母退出3 万元，由自己出资修复关帝庙平房3 间，供戴母拜佛之用。其时，戴藏宜于火中取栗，收留散兵游勇，组成自卫团，自任团长。戴闻之亦大惊，立命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和第三战区督导组长郭履洲予以制止，迫戴藏宜交出部队，自动解除团长职务。戴笠不让其子搞特工、搞军队，却为他创造条件，竞选江山县参议员。
目的也是知道其子亦非善类，如果再接触恶性工作，必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到时毁了自身不说，还将殃及鱼池，连累自己。由此可见戴笠谋划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