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抓住了周佛海以后，戴笠确是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首先，在周佛海的策动或影响下，汪伪南京政府的大批汉奸滚滚而来。
在政府行政方面，戴笠除掌握了周佛海以外，还先后控制了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等一批大汉奸；汪伪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陈公博也企图东施效颦，派人与戴笠联系，表示愿意向蒋立功赎罪、听候驱策。戴笠考虑到陈公博虽位居汪伪政府第二把交椅，但手下除了一个情妇莫国康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死党，利用价值不大，于是以陈是汪伪政府主脑为借口，予以拒绝。
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一大批伪军实力派人物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联系。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战胜利后与中共军队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争取。为了策反伪军参谋总长鲍文樾，戴笠于1943 年秋专程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请张再次写信给旧部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一语双关地提出要一根好的钓鱼竿。戴洞察其意，回去后很快命人送来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能缩的钓鱼竿，其寓意亦双关。戴笠把张学良的信交陈昶新物色人选送往南京。此时，鲍文樾知日汪大势已去，也就顺坡下驴，与军统开始发生关系。
在伪特工方面，自从戴笠通过程克祥对丁默邨说了“且看他悔悟如何”
这句话以后，丁默邨也很快与军统接上了关系。先后由军统特务周镐、濮齐伟、毕高奎等人和他保持经常联系。丁默邨出任伪浙江省长，暗中先安排戴笠派遣的军统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长。
由此，汪伪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也无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大批高级汉奸的又一个好处是，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就连美国人也为之十分嫉妒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所领导权的纷争。就以周佛海来说，他从1943 年开始，就先后向军统递交了不少重要情报。例如，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与戴笠建立联系后，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 年11 月，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集，回国后，全部密报给军统，又由戴笠通过中美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竟相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 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是确定无疑的。
以周佛海为代表的大批汪伪军政高级汉奸与戴笠建立关系以后，蒋汪关系得到相当改善，与此同时，蒋、日关系也有了许多默契。一个合流的明显例证是蒋、日、汪合议杀死李士群。1943 年夏，李士群已经在汪伪特工总部主任的本职之外，先后兼任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负实责）、江苏省省长、“永兴隆公司”董事长、《国民新闻》报社长等职，一跃而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最大实力派人物之一。李士群的权力膨胀，在汪伪集团中引起了一片恐慌，为抑制李士群的恶性发展，防止他尾大不掉，汪精卫于1943年初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成立一个政治工作委员会，代号叫“成和通运公司”，目标是逐步削减李的势力，进而翦除之。李士群权力的膨胀同样超出了让日军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上与日军发生严重冲突。在这之前，李士群手下的流氓杀手吴四宝竟公然劫夺日军的金砖，使日军对李士群的恶势力已有了进行抑制的计划。正在此时，李士群的后台、日本军部的代表晴气庆胤调往华北，继影佐祯昭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持坚决打击的立场，指示“梅机关”的特务头目中岛信一大尉对李士群的活动严加监视，伺机打击。从蒋介石这方面看。戴笠经过长时间的工作，认为李士群始终不肯顺应潮流，向重庆政府投诚，因而成为军统策反控制汪伪力量的一个障碍。
本来，戴笠想把李士群抓在自己手里，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特务组织连成一片，那样就将使军统力量得到空前增强。但是，李士群认为自己原先在国民党内根底太浅，与重庆关系不深，投蒋之后不见得会有自己多大的好处。如此一想，李士群依然我行我素，继续与军统作对。恰在这段时期，戴笠与梅乐斯积极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大批特工人员东调南下，若不尽早铲除李士群，将直接影响美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戴笠也下了除去李士群的决心。
于是，蒋、日、汪三方不谋而合，先由唐生明向戴笠献策利用日军和李士群的矛盾相机进行铲除，继由戴笠据此发电给程克祥：“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本来，这是戴笠的一石二鸟之计。让周佛海执行这个任务，一方面考验周佛海是否真心投蒋，另一方面借此除去李士群这个强劲对手。
周佛海接到电报后，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研究，决定通过心腹熊剑东挑拨日本宪兵队特工课长冈村与李士群的关系，借日人之手杀李。结果，几个方面一拍即合，1943 年9 月6 日晚，冈村在家中设宴，以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的矛盾为借口邀李赴宴，并于席间下毒。2 日后，李士群死于苏州寓所。1943年，戴笠在实施中美特工合作计划和策反汪伪汉奸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不但使军统的力量大大增强，也使戴笠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尤其是自得到梅乐斯的全力支持后，戴笠的地位已带有明显的国际背景。这使蒋介石也感到，已不能用过去那种简单打骂的办法来控制戴笠了，1943 年7 月，戴笠赴西安地区视察，处理东亚同盟军司令白凤翔被日军毒死事件，检查督促成立航空检查所等事宜。不料在西安患肺病，一病难起。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手书慰问，以关切的口吻说：“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中正。”戴笠得蒋手书，心情十分愉快，病体不日康复，又赴兰州等地视察。
8 月份，梅乐斯赴印度视察时，在阿拉哈巴车站遇刺受伤。戴笠下令军统在印度的组织彻查，很快弄清是日本间谍所为。梅乐斯闻讯极为高兴，称赞军统的力量确是不凡，并大力在美国国内替戴笠进行宣传，以至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11 月，在中美苏3 国首脑会议上，罗斯福直言不讳地向蒋介石提出，他希望会见戴笠。此举无疑使蒋介石内心极其不快，并产生警觉。蒋历来认为特务工作决不能让其它势力染指，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一旦戴笠被其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他表面上又不便拒绝罗斯福总统的要求。然而戴笠终其一生，始终没有见到罗斯福一面。虽然如此，蒋介石已经日益感到戴笠的厉害和力量。11 月，蒋介石从开罗参加首脑会议后回到重庆，决定在开罗设立公使馆，指令外交部提出公使候选人。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常务次长钱泰共同保荐资深外交官凌其翰为候选人，宋子文保荐郭德华为候选人，戴笠闻讯后，也上了个签条，保荐原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为候选人。三方角逐的结果，蒋却出人意料地圈定了许念曾为驻开罗公使馆第一任公使。这在外人看来，固然是蒋出于重视特务外交的缘由，另一方面，也是蒋出于在当年8 月免去戴的缉私署长后，对戴的一次抚慰。
1943 年，戴笠一方面通过蒋、日、汪的合流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通过国共分流进一步打击中共的力量。早在1942 年底，戴笠就与汤恩伯合谋，利用当时中共延安整风中的空子，秘密策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公开叛变，此案中先后被袁出卖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有80 多人。
这次反共活动，成了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奏。1943 年3 月10 日，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重庆出版发行。书中竭力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集中表述了蒋介石反共的政治思想，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舆论准备。戴笠接受唐纵的建议，一次购进该书5000 本，分发给重庆的每一个特务，并列为各特工训练班的必读课本。当年春天，戴笠奉蒋命，派军统特务将叶挺将军从桂林七星岩附近的1 个山洞解到重庆望龙门特务团团部，从各方面进行诱降活动，终未成功。
不久，叶挺将军被陈诚接到湖北恩施第六战区长官部进行感化劝降未果，又送还戴笠，戴再次将叶关进白公馆。1 年后，廖承志先生从江西赣州亦被解到重庆，由戴笠一并关进中美所洪炉厂。叶挺、廖承志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廖承志是1942 年5 月于广东乐昌被中统江西省调统室密捕的。戴笠把他们从第三战区与中统手中抢过来，本想通过劝降，能为蒋所用，但直到抗战胜利。
戴笠虽费尽心机，终不能使叶、廖二人的意志发生丝毫动摇。这几乎使戴笠的心理对共产党人的意志产生极度的恐惧，更加仇视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