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8 月9 日，戴笠从昌化县河桥镇到达浙西行署汤家湾视察。8 月10 日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英、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8 月11 日，同盟国照会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
8 月14 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8 月15 日中午12 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是为“八·一五”光复。
八年抗战的胜利，对于戴笠来说，其喜悦亢奋的心情是难以言述的。八年中，他虽然干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影响和破坏了抗战的进程，但是他在宣传和主张抗战、除奸反谍、搜集日伪情报、分化瓦解日伪集团等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对民族的解放做了些有益的事。八年中，他不得不跟随蒋介石离开繁华富庶的南京、上海，远避重庆，与母亲、妻、子天各一方，甚至江山戴公馆也毁于战火，戴笠的心情也是痛苦的。当然，此时此刻的戴笠，头脑中萦绕的已远不仅是这些方面。他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以及把军统改造成政党的宏图大略，他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成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婚姻等等。
戴笠是现实的，在经过一番激动的狂想之后，戴笠很快回到此行面临的艰巨任务上来。他明白，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必须立即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在淳安，戴笠发出了最初的几项接收指令：（1 ）电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立即从忠救军余杭总部前线，经杭州去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2 ）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通知局本部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科科长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3 位军统少将即刻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用。这3 个人是戴笠手中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棋。他要这3 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由王一心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由尚望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由邓葆光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3）电令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立即自建阳赶赴淳安，部署中美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并电令忠救军阮清源、郭履洲纵队、毛森、陈默总队均须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位于浙东曹娥江地区的阮清源纵队，戴笠严令他们必须于3 日内徒步赶到上海，位于浙东台州地区的郭履洲纵队，戴笠严令他们于5 日内徒步赶到上海。
按照戴笠的说法，军统几年来策反伪军汉奸的活动，好比是将鱼养在池塘里，到了要吃的时候，再下网捕捞。8 月10 日以来，戴笠认为下网的机会到了。他的第一口网依然是撒在上海，所捕的鱼当然是几年来精心放养的大汉奸周佛海。在淳安，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了任命汉奸的第一批委任状，分别是：派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派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14 日又以军委会名义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戴笠将委任状签发后，星夜派人送往上海、苏州等地，另一方面却指令毛人凤，由毛人凤在重庆用军委会名义发电周佛海、任援道等汉奸将领，一方面在时间上可以提前到达，一方面是要让周佛海、任援道知道，对他们的任命重庆已予承认。
戴笠在派令中交给周佛海的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听候中央接收。这在当时来说，戴笠主要是想利用周佛海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既防止汉奸发生变故，又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市区。但是，戴对周佛海又是不放心的，为防止周佛海变故，戴笠又暗中给程克祥发去一个电报，指令他必须暗中控制周佛海。其实，戴笠知道周佛海军事实力有限，也只能起维持上海社会秩序的作用，至于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的任务，他是把“宝”押在任援道这一部分伪军力量上的。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苏南绥署主任任援道手下有7 个师、3 个旅、2 个独立团和1 个支队的伪军武装，是伪军中势力最大的实力派，其主力均分布在南京、上海、杭州附近及京、沪、杭铁路沿线，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戴笠早就策划好对付新四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并派军统特务、任援道的弟弟任西萍常住任部进行联络协调。因此，8 月10 日以后，戴笠一方面发表任援道为太湖剿匪总司令，一方面密令他将伪军向南京、上海附近集中，随时准备阻止新四军进城。
8 月12 日，蒋介石在重庆连下3 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游击武装等“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队“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则是要国民党中央军迅速向前推进，准备受降；第三道命令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以及不得向人民武装投降等等。这一天，戴笠接到程克祥从上海发来的复电，周佛海表示接受戴笠的派令，但考虑到“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分伪军力量，建议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利用周佛海稳定上海，不致落入新四军之手，无论是“行动总队”还是“行动总指挥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于是，在13 日复电周佛海，同意周的要求：
“一、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案。二、上海市水陆军警统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
应该说，在抢先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确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主脑”。
但是，周佛海对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他按照戴笠的暗示，又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上海市市长这个要职，并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市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这个安排就是为了能把上海市完整地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
周佛海接到戴笠在8 月13 日的复电后，于8 月14 日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仍然兴奋异常。他知道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南京伪政府高级官员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他既为自己能在几年前就及时转舵感到庆幸，又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的信任而感激。就任伊始，周佛海当即以新职务委任罗君强、熊剑东、刘明夏为副总指挥，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彭寿为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徐肇明为参谋长，杜伯威副之。接着在上海市张贴布告，在电台发表谈话，俨然是国民党的一个“有功之臣”。
周佛海自思戴笠交给他的任务只是维持上海秩序，等候中央接收。这“等候”中间，如果不出差错，尚有可为；一旦出了乱子，难免不被蒋、戴抓住把柄，借机除去。于是，他也耍了一个花枪，把所有重大权力和任务，全部交给军统特务去执行，总指挥一职，由秘书长程克祥代拆代行；担任总指挥部与日军和宪兵之间的联络，请日军全力协助担任上海外围防守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徐肇明去执行；维持市区治安的任务又请戴笠的密友唐生明帮助负责，唐生明则利用他与忠救军的合作关系，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几支忠救军的部队星夜驰赴上海听用。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这样，周佛海三拳两脚，把维持上海秩序的责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在戴笠的遥控指挥下，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郭履洲的纵队按期到达上海，毛森率领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的大批特务分别向福建建阳集中，准备乘美军运输机直飞上海。戴笠交给毛森的任务是火速赶往上海负责接收76 号特工总部。从重庆经建阳兼程赶来的军统三少将王一心、尚望、邓葆光也到达淳安。
戴笠当即找他们谈话，向他们分别交代去上海的任务。戴笠在找邓葆光个别谈话时，交代他到上海后，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对上海经济界进行详细周密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特别是法币与中储券比价的方案。戴笠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戴笠哈哈大笑说，要做好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说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与戴笠私交极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常就金融问题向蒋献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与日蒋的特殊关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继续银行营业。香港沦陷后，周被日军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与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周佛海关系极好。军统的一部地下电台，便暗藏在福开森路119 号周公馆的3 楼。有段时间，军统其它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戴笠只剩下这部电台与军统上海潜伏人员保持联系。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
与驻上海代表徐采丞的联系也是通过这部电台进行的。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救军80 多两黄金及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在经济上的后台大老板之一。
这也是戴笠看重周作民，指示邓葆光到上海找他的一个原因。
戴笠把任务交代完毕，即催促王、邓、尚抓紧拟制接管预案，并准备在8 月29 日随杜月笙一起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