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9 日，正当杜月笙率领手下大批随员及军统王一心、邓葆光、尚望浩浩荡荡开赴上海进行抢收的时候，戴笠却在淳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火速赶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同时，戴笠接到毛人凤的机密电报，CC 系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酝酿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戴笠闻报，来不及给杜月笙送行，就急急忙忙乘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从浙西前线于8 月29 日赶回重庆。
戴笠赶回重庆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已于8 月28日到达重庆。在这之前，蒋介石虽然3 次向延安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但实际上只是摆出一副“和平协商”姿态，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有胆量接受邀请，居然亲赴重庆进行和谈。结果不但在和谈内容方面拿不出任何预案，而且在安全方面，也丝毫没有预作准备。8 月26 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由美军提供专机，并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迎接毛泽东，以确保中共代表团的安全。此举顿使蒋介石措手不及。
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蒋介石感到确无万全的把握，如果一旦出了差错，不但反对派会利用这件事兴风作浪，在政治上把他逼到“墙根”，对延安做了安全保证的美国人也不会善罢干休，到那时，自己在国际国内岂不是都成了孤家寡人。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将戴笠从前线紧急召回。在蒋介石认为，如此事关自己作为“领袖”名誉和政治前途的大事，是非戴笠不行的。蒋深以为戴笠不但机警伶俐，心机缜密，办事周到细致，布置安全警卫工作几达滴水不漏的地步，而且素有政治头脑，在重大问题上不至于乱来。戴笠当然也了解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因而，一回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后，就立即回到局本部严密布置和检查对国共和谈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当时有一些极端顽固而又没有政治头脑的反共分子，扬言要制造事端好作为反共的本钱，这使戴笠处处小心谨慎，丝毫不敢大意。戴公馆里有个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听说后，当即把这个特务叫去臭骂了一顿，叫人下了他的枪，把他赶回特务团，命人约束他的行动。
为了做好对中共代表团的警卫工作，戴笠召集特务团、重庆特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的大特务开会，反复强调确保中共代表团人员安全的重大责任，并规定严格的纪律和各自的工作范围，严厉检查督促实施。
当时，毛泽东在重庆十分活跃，不但要出席国民党方面安排的公开活动，而且要约见会晤重庆的许多民主党派及社会知名人士，戴笠深感保卫工作任务太重，不得已，最后连专给蒋介石做安全警卫工作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也调来帮忙，暗中负责毛泽东的内围警卫工作。因这个组素有给领袖人物做保卫工作的经验，才使戴笠的压力稍稍减轻。戴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是稍有疏忽，一旦闹出乱子，蒋介石非拿自己开刀不可。戴笠对此曾亲口对侍从副官居亦侨叹苦经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眠食不安啊！”
虽如此，在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中共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仲恺先生女婿）被国民党士兵开枪打死的严重事件。结果戴笠遭到蒋介石严厉申斥，令其迅速查办具报。后经周恩来亲赴现场勘察，弄清原委，并非具有针对国共和谈的政治企图，戴笠总算是仅吓出一身冷汗而已。直到毛泽东于10 月11 日安全返回延安，戴笠才松了一口气。
戴笠回到重庆后，白天、晚上检查督促国共和谈的保卫工作，夜间仍抽出时间指挥军统在沦陷区的接收工作。随着国民党中央军的推进，戴笠对华南、华东、华北等沦陷区的接管移交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当中，并已将目光逐步转移到内蒙和东北。抗战期间，因日军在这两个地区推行“满洲国”独立和“蒙疆自治”活动，日伪特务的势力很猖獗，军统特务难以立足，力量十分微弱，只有马汉三的察绥站、陕坝组和陈昶新的东北特别站等机构在外围开展过一些零星活动，在战后第一阶段大规模抢收任务基本完成后，戴笠又在考虑如何利用日军势力从这两个地区退出的机会，迅速将军统力量打入这两个地区，以进一步把军统势力扩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由此，戴笠一方面对军统的东进北上策略作通盘考虑，一方面开始在人事上作必要调整。例如，过去对东北的特工活动主要依靠陈昶新的东北特别站，但这是纯属一时利用，战后决不能将东北的特工活动交给怀有贰心的陈昶新，而要另派得力大将前去主持工作。当时，蒋介石为了防止东北军的实力派回到东北后重建东北实力集团，已将仅存的东北军何柱国军团调散，而何柱国因面蒋力求带兵回东北，结果在出席蒋经国的一次宴席后双目突然失明，只好出国就医。蒋之用心，戴笠当然一目了然。
对于扩展在蒙疆的特工活动，戴笠有更长远的打算。他考虑日谍川岛芳子在蒙疆一带有一定势力，决定将其在蒙疆建立的特工网络全部接收过来，以为己用，并命令军统布置处处长马汉三赴北平主持接收工作，并预先将川岛芳子逮捕关押，以作“奇货”。正在这时，伪蒙政府主席德王与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率伪蒙一批高级官员来到重庆，企图借晋见蒋介石面报蒙情的机会，请求给予高度民族自治。戴笠知道后，当即派在抗战期间曾因在伪蒙疆地区做过潜伏工作、与德王和李守信均有交情的马汉三拿着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的名片，代表军委会在机场迎候，把德王、李守信等一批伪蒙汉奸引导到军统局招待所“漱庐”住下，并处处给予殷勤招待。戴笠抽出时间亲到漱庐与2 人进行会晤，了解日军投降、伪蒙政权瓦解以及张家口和有关市县被中共武装占领的情况，然后又仔细询问了有关伪蒙军警残存部队的人数、防地、装备以及是否容易集结和掌握利用进攻八路军等问题。当天晚上，戴笠设宴为德、李等人洗尘接风，为日后利用德王发展军统在蒙疆的势力奠定了基础。
戴笠这次从淳安奉命匆匆赶回重庆是有私心的。这就是要实现他的“两抢”计划，即一抢沦陷区各中心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职务，二抢全国的肃奸大权。本来，戴笠在去淳安以前，就对沦陷区战后各大中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已预作安排，特别是对上海、南京、北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是非争不可的。为此，戴笠从各方面作了种种布置，一切只等蒋介石签发手令。
这在戴笠认为，警察系统历来都是由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介石也从来不肯交给其它派系去掌握，这是得到蒋的特许和默契的。在八年抗战期间，军统反间除谍、策反伪军汉奸，配合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等等，又是立了大功的，现在提出这么一份名单，蒋介石一定会照单核准的。
由于有了这个想法，戴笠很轻松地去了淳安，并且一些被戴笠内定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大特务们也都在暗中拼凑班底，兴高采烈地准备走马上任。
但是，就在戴笠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事情却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8 月下旬，戴笠在淳安得到消息，蒋介石已于8 月13 日手令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又于8 月20 日手令宣铁吾为上海市警察局长。戴笠在淳安听到这个消息，深知事情不妙。钱大钧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在戴笠面前是属于摆得起老资格的前辈军人；钱大钧之为人，是对上级恭顺，对同级矜持，对下级常常给以辞色，与戴笠不但无缘，且无好感。宣铁吾则是戴笠的死敌，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今后在上海的活动带来很大麻烦。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戴笠在赶回重庆之前，已经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亲自向蒋力陈，其主要内容是：（1 ）抗战期间全国的汉奸名单和国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大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因而肃奸应由军统负责进行；（2 ）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逆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造成混乱状况，给居心叵测的人造成可乘之机；（3 ）
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除上海外，建议沦陷区其它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但是，当戴笠于8 月29 日刚刚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已经在这一天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属于康泽班底的人，过去一直帮助康泽搞星子特训班和别动军，由于同行利害冲突，与戴笠的关系也是不睦的。戴笠把他考虑多日的“两抢”方案呈送上去，岂知，戴笠在等蒋核准的时候，蒋介石又于9 月4 日手令派CC 系推荐的陈焯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由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一个也没有抢到。特别是对于首都警察局长的职务，戴笠早就许愿给原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任建鹏。抗战初期，任建鹏带领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武汉、重庆等地撤退时，一直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抗战期间，他由戴笠安排为内政部警察总队长的职务，始终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南京坐上警察厅长的宝座。现在印信一天没有用，就要交出去，不免很难过。这一次，蒋介石在新任命的一批大城市警察局长中，只将天津市警察局长一职给了戴笠原先推荐名单中的军统大特务李汉元，以后又将武汉市警察局长给了任建鹏，算是给戴、任的一点安慰。另外，蒋从便利军统工作出发，分别给宣铁吾、韩文焕、陈焯等人打招呼，要他们把一些与军统特工活动有关的部门交军统掌握。为此，宣铁吾用军统大特务张师任刑警处长、陈焯录用李连福任刑警大队长等等，也算是对戴笠敷衍一下。
戴笠这个人是轻易不肯认输的，即使是与蒋介石斗法，亦是如此。他想出的新的计划就是考虑如何向蒋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自己兼任总监一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让蒋看到军统的力量和本钱，戴笠以中美所即将结束为理由，并用中美双方的名义，力求蒋视察中美所，在蒋视察过程时，则重点安排蒋观看中美特警班的表演。果然，蒋很快答应了戴笠和美方特务的要求，于9 月上旬带着蒋纬国及一批亲信随从，在戴笠及贝乐利等中美特务的陪同下，到中美所视察。并对中美特警班演示的刑事实验室、良种警犬表演项目等看得很仔细，特别是对学生的刑警课目表演更是充满了兴趣。在结束后的训话中，蒋不但对美国特务一再表示感谢，而且对这一批学生也给以嘉勉，称赞他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学生。结果，这一期学生极受各地的欢迎，除留下一批任特警班二期美军特务教官的助教外，其余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
戴笠虽然在抢夺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并且向蒋推荐汤恩伯兼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建议，当时也未被蒋采纳，但是，戴笠抢夺肃奸大权的计划，经蒋下手令已同意交给军统负责。戴笠对得到这一个特权确是喜不自胜的。从此以后，戴笠利用这一杀手锏，既可以通过肃奸活动使自己成为政治上各方瞩目的中心人物，又可以把大批汉奸作为军统潜伏人员或策反人员给以保护，还可以对中统或其它派系运用的汉奸给予打击，其权力之大，实属不可想象。
为了使肃奸行动有所谓法律依据，并且对“曲线救国”的一批汉奸将领给以法律上的保护，不至于让中共组织和其它政敌抓住蒋、日、伪勾结的把柄，戴笠命令军统局的一批法律专家沈维翰、阮笃忱等人，起草了一份肃奸委员会的组织章程和条例细则等，报蒋批准后，通令全国施行。各战区长官司令部及中心城市，属于沦陷区的，一律成立肃奸委员会，并且一律由军统大特务出任主任委员。这样，所有检举、逮捕、拘禁、审讯、拷打汉奸等大权，全部集于各地军统大特务及戴笠之手，使戴笠达到一生中权力的顶峰。
蒋介石让戴笠独揽肃奸大权，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一般来说，以蒋的手腕，他也从来不肯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去掌握。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把所有与日伪联系的活动完全交给戴笠一人去处理，也只有戴笠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如果让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掌握肃奸大权，岂不是又要把这些黑幕活动扩散。其次，以当时国民党的各个部门来说，均已腐败透顶。肃奸活动，最是个容易内外勾结，大发横财的工作，蒋认为论工作效率和内部风气来看，军统组织均比其它机构要略胜一筹，交给戴笠独力负责，既是对军统的看重，也可以明确责任，便于追究查实问题，堵塞漏洞。另外，戴笠明确向蒋提出要独揽肃奸大权，并摆出诸多理由，蒋原是个多疑的人物，他似乎嗅出戴的理由中多少有点要挟的成份。一旦在肃奸问题上，军统不给予全力合作，将要酿出政治上的许多麻烦。蒋是善于审时度势、等待时机的，他感到戴笠在目前尚有利用价值，索性耍一个手腕，把肃奸大权完全交给军统去控制，一方面是对戴笠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从过份膨胀的权力中走向反面。这是不是蒋的本意，当然很难说。不过，蒋针对戴无限扩张的权力，也进一步加紧布置，进行监视和抑制，这确是实情。当时，一个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箝制戴笠的新策略。
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备和控制由来已久，并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特务处成立初期，通过郑介民和中统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监视和抑制；到抗战期间，蒋已发现这个办法已不起多大作用，郑介民已被戴笠架空，中统也不是戴笠的对手，且有被打垮的危险。于是，发展到第二阶段，蒋在军统之上设立侍从室第六组，且让颇有心计和野心的唐纵出任组长，利用唐对军统内部情况极为熟谙，并在军统内部也有一定力量的有利条件，对戴进一步进行控制。到抗战中期，又干脆加委唐纵为军统局帮办，直接对戴进行箝制。
这是连一般军统特务都看出是蒋、戴斗法的公开手段。并且，唐纵也确是能体会和贯彻蒋的意图，积极从各方面对戴进行监视和制约的。到抗战后期，蒋又通过特务工作的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两种制度，一方面加强唐纵的地位，一方面增强军统活动在特工系统内部的透明度，目的也还是使戴不能处处随心所欲。这一阶段蒋、戴斗法的结果，戴确确实实感受到唐纵的份量，时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但是，戴笠毕竟经过了20 年特工生涯的磨练，其心机狡诈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连蒋介石也估计不足的。因此，在抗战后期，戴笠应变措施是把军统内部事务交给毛人凤去管理，让毛去对付唐纵，而自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统外部，一是全力与美国特务合作，紧紧抓住中美所的活动，仅在2 年时间里，戴笠的势力就渗入美国军界，并得到美国海军界的大力支持，其地位还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其国际影响使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二是全力加强与胡宗南、汤恩伯等实力派将领的联盟，与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也已到了相当深厚的地步。以一个黄埔六期生和军统局副局长的资历、地位，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造成如此影响和势力，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三是戴笠通过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组织息营的一批高级政治犯研究如何将军统改造为政党的方案，并从各方面发动攻势，作染指海军的打算，使戴的发展天地又有了新的扩大。四是大力开展策反活动，通过掌握周佛海和大批伪军将领，几乎把汪伪南京政府变成军统的附属机构而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力量，是连蒋介石当时也无法从戴笠手中夺去的。偏偏以上这几个方面，是唐纵无法顾及和插足的领域。因此，经过第二阶段的蒋、戴斗法，戴笠的权力、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新的发展和膨胀，这足以使蒋用新的眼光和观念来审视戴笠。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的嫡系派别中，虽然山头林立，派系纷呈，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构成威胁，蒋要削弱或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但只有对戴笠，他不敢这样做，以当时戴笠的势力来说，早已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就是在蒋身边的侍卫和警卫人员中，到底有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这是蒋永远无法弄清的，也是蒋始终不敢想象的。蒋、戴的矛盾发展到这一步，结果不但使蒋真正看到戴的份量，而且蒋之对戴，也确乎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之感，也迫使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手段对付戴，这就是蒋要成立五人小组秘密监视戴笠的原因。
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由蒋介石亲自进行领导。这些人中，宣铁吾是戴笠的冤家对头，又是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是全国各特务系统的总协调人，也是安插在戴身边的钉子，由他们负责对戴笠进行监视，其作用自不必说，就钱大钧来说，由于先后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在军界、政界屡任要职，不但与蒋关系很深，而且同僚友好、门生故吏等遍布各界，便于了解掌握戴笠言行，吸收钱大钧进来，也实属必要。
至于吸收胡宗南为五人小组成员，这就是蒋的手腕高明之处。胡、戴之间不同寻常的结盟关系，蒋其实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是，蒋对胡宗南其人也是看透了的。首先，胡、戴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感情的成份，更主要的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胡宗南要利用戴笠，目的也还是要取得蒋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目的，也只有蒋才能给予。因此，以胡宗南的绝顶聪明，他是不会在蒋、戴的选择中舍本求末的。其次，胡宗南从黄埔一期生发展成今天的一战区司令长官，势力遍布西北陕、甘、宁、青、新5 省区，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和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溯源盖出于蒋的恩宠和培养。胡对于蒋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不但有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效万一的信念，而且也使胡认识到一旦离开了蒋，他的所有荣华富贵将成过眼烟云，转瞬即逝。
因此，蒋、胡关系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是比胡、戴之间更为重要的一种关系。第三，蒋明知胡宗南是戴的密友，却把胡吸收到五人小组中来，这在胡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更加感激蒋的知遇之恩和绝对信任的宠爱，从而充分利用他与戴无话不可谈，无机密不可言的便利条件，随时向蒋密报戴的情况。因此，在五人小组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宗南，这是蒋最为看重的，也是戴笠绝对没有料到的。这在蒋来说，虽然是一着险棋，但是却收到了奇效。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不但戴笠和军统的活动大都在蒋的掌握之中，而且采取的抑制和削弱戴笠力量的措施，在质量上也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有戴笠在几个月后所谓“化整为零”、“以退为进”等等惊慌之感及应变之策。蒋、戴斗法随着五人小组的成立，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较量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