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肃奸活动告一段落后，戴笠便开始考虑策划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如何进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主持平、津及华北地区的接收活动。戴笠也很快任命对华北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马汉三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先期赴北平调查和部署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掌握汉奸名单，拟定肃奸预案。
1945 年10 月中下旬，戴笠分别视察天津、北平地区，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华北地区汉奸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在平津地区准备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准备亲自送蒋介石审阅。戴笠到北平后，把随行人员安排在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北平什锦花园。自己却经常住到他的盟弟吴泰勋公馆里，由吴的老婆陪他过夜。当时，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来到北平。他们几乎每晚都要开舞会，或找人唱戏。有一次，戴笠叫特务去“请”言慧珠唱戏，由戴笠先点了段《凤还巢》，唱完后，宋子文又点了段《金玉奴》。唱完戏，戴仍然不让走，叫特务把言慧珠胁迫到他的临时公馆过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戴笠把预定在华北地区逮捕的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呈送蒋介石批准后，于11 月下旬第二次亲赴平津地区组织实施逮捕汉奸的行动。本来，“八·一五”以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大汉奸们也像南京、上海地区的汉奸一样，心情都很紧张，一个个陷入不安和恐慌状态，有的四出奔走门路，寻找新的靠山和庇护；有的原与重庆方面保留一点藕断丝连关系的，这时都不惜运用巨金贿赂补上，经过一番蜕变，披上一层国民党地工人员的外衣，变成重庆委派的接收人员，重新上场；也有的自知罪行严重，重庆不会放过自己，也就卷上金银细软，仓皇逃往外地，隐姓埋名，去过寓公生活。这时，北平的汉奸就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扑乱撞。直到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所谓对于汉奸的处理原则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的演说后，北平、天津等地的大汉奸们认为自己没有作多少坏事，心中存着一丝侥幸，情绪才逐步安定下来。
11 月下旬，戴笠到达天津，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局本部总督察严家诰，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司法处副处长毛惕园，英文秘书黄天迈，秘书程克祥、毛钟新，警卫员吴安之、王鲁翘，帮会工作人员金玉波等大批人马。抵津后，戴笠住进吴泰勋在天津的马场道7 号公寓。同时借用天津市前市长张学铭在睦南道61 号的公馆，作为开会和会客之用。军统天津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负责招待及警卫活动。
戴笠到天津后，首先协调天津党政军特各方面，组成肃奸机构，由天津市长张廷谔任挂名的主任委员，戴兼副主任委员，实际由陈仙洲主持工作。
戴笠指定天津的肃奸时间定于12 月5 日与北平同时进行，在这期间，陈仙洲按戴笠批准逮捕的名单秘密进行部署。但有两名预拟的在册汉奸因吴泰勋力保，被戴笠保护下来。其一是天津粘板公司总经理黄顺柏，原为日军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翻译，卸职后到天津隐居，与吴泰勋十分交好。经吴向戴说情，戴同意免予逮捕，但需要黄出资与杜月笙合作（实际上是与军统合作），共同经营已停业的私营北洋保商银行，黄当然满口答应，因而北洋保商银行成为受军统控制的金融机构。其二是上海的一名周姓西医汉奸，也是在逃到天津隐居后与吴泰勋相识交好，因其妻原是上海电影明星，戴在津期间，由吴介绍这位电影明星陪戴笠过夜，故戴批准将其免予逮捕，并送到北平特警班医务所当医生。除此以外，日本高级特务远藤主动将自己在北平的两处房产和1 只有数百粒钻石的鹿皮小袋送给戴笠，后由戴亲自批示办理证件让远藤从溏沽回日本。
在津期间，戴笠还以蒋的代表身份拜访了首任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靳云鹏。抗战期间，日军虽多方派人拉拢他，并在伪华北政委会为他挂了一个顾问的空衔，但靳终未下水，故得蒋的赏识，特嘱戴笠到津后代其看望致意。在离津前，戴笠亲自召开“恳谈会”，以招待在津特务及家属，其中有不少抗战期间在津潜伏特务死难人员的家属。与会者400 余人，开40 余桌，菜肴极丰富。戴即席讲话，对到会人员和家属表示慰问，并频频敬酒敬菜，使特务及其家属一个个受宠若惊。
戴笠在天津部署就绪后，立即到达北平进行策划。12 月5 日，戴笠沿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财政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 号寓所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千市50 多名特任级、简任级和荐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受戴笠邀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伪华北政委会常委、经济总署、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简任级）等。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等情知不妙，托病住院，不肯赴宴。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因向戴笠、马汉三交代有功，被戴笠从逮捕名单中剔除，内务总署署长吴瓯有先见之明，在这之前已经逃逸，不知去向。
汉奸们接到请柬，一个个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宴无好宴。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戴笠接着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
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早已把身体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在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任上已不能坚持职守，于1944 年2 月去职。这时，汪公馆的“鸿门宴”上，王克敏饭后正在漱口，听戴笠一开始就宣布到他的名字，精神突一紧张，身体不能支持，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戴笠读完名单同他讲话，他才期期艾艾地回答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戴笠于1938 年初曾指示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和汪时璟进行制裁，陈恭澍奉命于1938 年3 月28 日下午率7 名行动特务在煤渣胡同进行伏击，结果一阵乱枪之中，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侥幸仅受轻伤，逃其一死。戴笠望着这个当年险些死于自己枪下的大汉奸，虽然多活了几年，但今天已是形销骨瘦，气息奄奄，死也是早晚之间的事。其实，王克敏在投日前，曾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子文即复电王克敏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这次戴笠对这个伪华北政权的头号汉奸有所关照，也是蒋介石在核定捕奸时对戴笠有所指示。他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显得很随和地说：“你愿意去很好”。王被押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于狱中。
戴笠于王克敏说完，即掉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随即向戴笠表示了谢意。曹汝霖在日军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其每想到五四期间受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罪孽。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任职，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后来，经王克敏拉拢，仅挂了1 个“最高顾问”的虚衔，月领公费2000 元；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曹又被挂上了1 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均未到职视事。蒋以此而对曹有赏识赞许之意。“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即打电报给蒋祝贺抗战胜利，蒋当即回电对曹表示慰问。因此，当戴笠把预拟的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名单送蒋审核时，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戴笠没有按蒋介石核准的名单照办，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但戴笠也留了一手，并未把曹汝霖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关押，而是留在汪宅软禁起来，以防蒋查询时辩解。
曹的儿子曹朴得到父亲被捕的消息后，立时转告杜建时，请他予以营救。
适此时蒋由重庆到北平视察，杜即从天津赶来，当面向蒋力陈曹在华北沦陷期间未任伪政权的正面官员，不能负正面责任的理由，要求蒋释放曹汝霖。
蒋听到这个消息，很为诧异。说他在核定名单时，并未列入曹汝霖的名字。
蒋对这件事是很恼火的，当即把戴笠找来，诘问捕曹的缘由。戴虽以并未送炮局胡同监狱关押加以搪塞，蒋仍然不肯放过，立命戴笠亲自送曹回家，并命戴向曹表示歉意。第二天，蒋仍感到意犹未尽，又命戴笠代表他本人向曹慰问，不但弄得戴狼狈不堪，弄得曹也激动不已，再三请戴向委员长致谢。
其实，戴笠在处理曹汝霖的问题上并无大错。蒋虽然示将曹汝霖列入被逮捕的特任级大汉奸名单，但并没有说明曹不是汉奸，可以不经法院处理。而戴笠只是把曹“请”到东城兵马司1 号住下，严格地说，既没有逮捕，也没有关押，只是一种限制外出自由的居住。以戴的一贯为人，戴对曹还是很照顾的。可见，蒋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再三再四地叫戴笠去向曹道歉致意，表面上是对曹的敬重，其实是他对戴笠发泄愤怒和不满，也是有意通过此举给戴以惩戒。有一件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就在曹被戴笠软禁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亦认为这是蒋的决定，于是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曹释放。当许惠东的电报发出后，蒋已经动身来北平，并在北平期间，已将曹释放归“山”。等到蒋回到重庆时见了许的电报，提起笔来在电报上批了“昏愦”两个字，就把它放在一边。许惠东却因这份电报被政敌以“包庇汉奸”而触“总裁震怒”罪加以攻击，并由国民党中央予以免职。其实，蒋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何以数日之间对曹汝霖的态度竟如此来了一个“急转弯”。原因就恰恰在于蒋当时要利用曹而打击戴。至于曹是不是汉奸，要不要按汉奸将其关押，在蒋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戴笠，蒋的那根对戴早已猜忌戒备的神经马上紧张起来。特别是在肃奸问题上，由于戴笠弄权作势，独断专行，早已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不满，纷纷向蒋告状，蒋当然也知戴笠是一个“擅权专断”
之人，只是“肃奸”本是一件充满许多黑幕的交易，蒋不便过多干预，因而对戴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任其发展，在处理曹汝霖的问题上，蒋终于忍耐不住，醋意大发，恶作剧般对戴耍弄领袖的权威，方才发泄了一些他心中早已对戴笠积蓄的怒气。
曹汝霖由蒋开释回到家里后，虽然庆幸这次逢凶化吉，由蒋直接干预，才从魔王戴笠手中逃了出来。但他感到蒋是反复无常之人、戴是心狠手辣之徒，加之以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于是，在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汝霖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等财产全部售出，把房产则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汝霖先到天津定居，随即又转道上海，秘密潜往外国当寓公去了。后来的几十年中，人们竟不知其去向。直至1966 年，才有消息说曹死于美国底特律市。
12 月5 日，北平尚有几位特任级大汉奸没有赴宴。戴笠即于席后对马汉三发出指令，令其将这些漏网汉奸一一捉拿归案。伪华北政委会常委、总务厅长兼内务厅长苏体仁因在抗战初期出任伪山西省长时，暗中与阎锡山“私通”，关系颇深。抗战胜利后，苏带着大量钱财从北平逃往山西，求救于阎，阎发动全省各市县民众签名向政府具保赦免苏的罪行，苏因而逃脱了戴的追捕。
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逃到东北后，请出私交颇深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说情，吴找到李宗仁，李找到行营调统室主任马汉三，马请示戴笠，戴只好点头同意，由马将吴瓯的名字从追捕名单中划掉。
伪咨询委员兼北平物价处长汤芗铭因当时赴宴时汽车发生故障，未能参加宴会。后听到赴宴的汉奸均被逮捕，仓皇逃到上海，请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劢向蒋求情，蒋当时正要拉拢民社党与中共作斗争，故同意张的请求，令戴把汤的名字亦除去。
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在戴笠宴客之前托病住进德国医院。戴笠仍指示马汉三整理了董的汉奸材料，移送法院。但法院大概出于对同行的照顾和怜悯，在审理中以他是“法界名宿”，予以缓期审理，继续住院治疗。后董于1947 年死于德国医院，始终未被作汉奸起诉处理。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
并暗中重贿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因遭张拒绝。由此马汉三根据戴笠的指示，将王揖唐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并将材料移送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在东城兵马司一号被逮捕的40 余名大汉奸被关进炮局监狱后，戴笠指示马汉三把他们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只有齐燮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继续关押，后在南京解放前，通过各自的渠道星散。
在1945 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 名，查封逆产1456 户，其中依法惩办者占三分之一。又其中，大汉奸缪斌因蒋介石通过戴笠派其于1945 年3 月赴日本与小矶内阁议和一事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查获，并就此事向蒋提出质询，蒋恐此事泄露，即指示戴笠将缪斌提前交出，由苏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6 年5 月21 日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子监房第一号执行枪决，成了被处决的第一个汪伪大汉奸。其后，陈公博、褚民谊等巨奸亦相继被判死刑执行，陈壁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 年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人在戴死后被军统局抛出：周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赦免，改为无期徒刑，而后死于狱中；丁默邨因叛变中统，CC 系不肯放过，亦被处死；罗君强被判无期徒刑（于1970 年病死于上海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