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10 月10 日，国共两党经过43 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
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尤其明确提出“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126 ）等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是为了要做一些表面文章，也出于抑制戴笠势力疯狂发展的需要，蒋介石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这一着在蒋介石确是高明的。一方面，特务工作在未来的反共斗争中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还须继续保留；另一方面，签订《双十协定》，为应付舆论，他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通过这一个办法，又解决了军统势力对自己的潜在威胁问题。
戴笠听到蒋下的这个命令，心情极为紧张。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认为必须尽快抢在蒋介石的前面，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关于撤销军统局的逼迫。戴笠在这方面是有办法的。
戴笠于10 月上旬回到上海。10 月12 日，宋子文跟着也到达上海。戴笠为此借唐生明在金神父路24 号的花园洋房为宋子文接风。在点菜时，戴笠特别叮嘱唐生明的厨师阿喜：“顶好的菜，不要一次都拿出来。”唐生明在一旁听了，立刻开玩笑地骂他，请客不肯把顶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这算什么一回事。戴笠立刻把厨师支开，便认真地对唐生明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了！
我对校长一直就是这样，任何事没有准备好第二套办法，第一套绝对不先拿出来，否则你什么都拿完了，他便不会再用你。”
戴笠对唐生明明目张胆地说出对付蒋介石的手段和秘诀，正是他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戴笠面对蒋介石要撤销军统局的决策，他不得不在严峻的形势下很快研究出对付蒋的几套办法。
戴笠的第一套办法就是借蒋介石关于化整为零的指示，将军统力量扩散到有关方面，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国民党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警察总署，将军统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形式上隶属交通部体制，实际上也由戴笠亲自掌握。交通总局的骨干力量由经过中美所特训班训练装备的忠义救国军4 万余人的武装特务和军统特务团组成，加上军委会别动军、交通巡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一部分由军统掌握的国民党税警部队，约10 万人。战后，又经戴笠向蒋力争，将周佛海的2 个税警总团和任援道的7 个多师的伪军部队全部由军统接收，合在一起，共编成18 个交通警察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4 个教导总队。且全部美式装备，机械程度也很高。总队长是清一色的军统大特务。戴笠对这部分武装十分重视，认为将是他起家的本钱。1946 年3 月1 日，交警总局正式宣布成立，由戴推荐胡宗南所部出身的军长吉章简为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总局长。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在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1 个调查室，将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这样，戴笠计划撤销后的军统虽然由几部分组成，但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将更强大。
然而，戴笠也深知，军统局一旦撤销，被分割成几个部分，力量毕竟分散，且极易被蒋分割加以控制，自己也将失去根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把海军总司令部抓到自己手里，像陈诚、胡宗南那样，有雄厚的武力作后盾，以作进退之所，这就是戴笠考虑的第二套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戴笠通过几年来梅乐斯居间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已有默契，这就是由美国海军部在战后以一部分海军舰艇援助国民党作为条件，支持戴笠出任海军主脑。戴考虑该计划一旦实施，就将特务武装的一部分改编成海军陆战队，这样，海上、陆上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实力就会大大增强。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戴笠考虑必须尽快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见面，一方面继续在这位美国海军界的耆宿身上投下赌注和本钱，以放长线钓大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柯克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及进度。
10 月中旬，戴笠以视察接收工作为掩护，从上海飞到青岛会见柯克。战后，青岛成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活动的重要基地，为了加强与美国海军及柯克的联系，戴笠下令成立军统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派善于交际的军统大特务梁若节任主任及站长。戴交代，梁在青岛的唯一任务，就是如何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柯克。戴笠揣摸柯克虽贵为美国海军的一代名将，但亦是凡胎肉体，所好者也不外是金钱美女之类。估计柯克老头儿金钱虽然不缺，但美女却不常有。于是，戴笠指示梁若节攻其所缺，投其所好，千方百计找一些漂亮女人供柯克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柯克在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影响威信，故多有犹豫。
戴笠知道后，就交代梁若节改在星期三、星期四邀柯克活动，柯克对戴笠、梁若节的此举至为赏识。由此而常在梁若节面前称赞戴笠善解人意，为人爽快，做事有魄力，对美中情报合作有很大贡献等等。戴笠于10 月中旬到青岛后，每日里又是设宴、又是办舞会、又是找女人招待柯克，使柯克连呼“OK！”
并许诺要在美国海军界加紧活动，使戴笠主持中国海军的愿望早日实现。
10 月18 日，戴笠结束了在青岛的活动，兴高采烈地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海口登陆事宜。并拜会了美军驻津司令爱德华中将和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为了能抓住这些美国将军，密切双方的合作关系，戴笠在离津前，决定将自己的英文秘书黄天迈留下，专门负责与美方进行联系。黄原是燕大学生，英文功底很深，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时期加入军统，1 个多月后，戴笠再一次到达天津，决定在天津设立1 个秘密机构，由黄天迈主持其事，任务就是供给美国海军的情报，了解美海军在华情况，并占据天津大理道汉奸张福居的1 座大楼，经常通过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来招待美国海军军官。特务们都称这一秘密机构为“外事处”，称黄天迈为处长。当时，蒋介石为了积极准备内战，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不断从天津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到1946 年，仅从天津港口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达4 ．5 万人。蒋介石对美军的这部分在华军事力量十分重视，认为是帮助他进行反共的重要实力，极力加以笼络。戴笠居间加以掌握，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海军界的联系，有利于增强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的态势，另一方面使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不至于轻易抛弃，这显示了戴笠在后期与蒋介石斗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挟洋人以自重。
1945 年12 月25 日，戴笠在上海杜美路70 号举办战后第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圣诞”晚会，兼作他对美军特务的送行。这一次他邀请的都是上海滩上红极一时的女交际花、歌、舞、影、剧明星及名媛闺秀，因而也特别受美军特务的欢迎。并经蒋介石批准，第一次将中美所合作的成绩在报纸上公布，以显示他的“伟大”成就，借以自重。
1945 年底，军统局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年的12 月份，戴笠到达北平，住在什锦花园吴佩孚公馆，开始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内外勤负责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在这之前，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是在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极秘密进行酝酿策划，由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极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的。因此，当戴笠劈头劈脑地问龚仙舫：“化整为零合法化的事办得怎么样”时，龚仙舫竟紧张地环顾左右不敢说话。戴笠立即严肃地说：“在座的都是本局的老同志，不会泄露。你说你的，没有关系。”于是，龚仙舫汇报了考虑如何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三大公开机关中合法化安置军统人员的问题。同时汇报了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名册，共15万人已送蒋介石批准，一律以中央警校毕业生学籍待遇。这件工作自抗战胜利后，戴就开始着手进行。因抗战期间，戴笠以中央警校名义训练的10 多万特工人员，李士珍以军统特训班未受到正规警察业务训练为由，坚不承认其学历。戴笠知道在李士珍身上打主意毫无用处，就采取一步通天的手法，把名册造好后，直接送蒋批准，要求一律按中央警官学校学籍待遇，重新注册送内政部存档。蒋介石怕李士珍阳奉阴违，就当着戴笠的面把批准的名册交给李士珍办理后转到内政部去。同时，戴笠又在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那里暗中互通声气，只等李士珍名册一到，立即办理。戴笠对办好这件事是很得意的，自诩为是为军统局办了一件关乎百年大计的大好事。果然，没有多长时间，蒋介石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这十多万特务的出路问题，随着学籍问题解决后，就可以凭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一纸证明到全国警察总署和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机关中去工作。
当时，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尚是第一次听说有“化整为零”一说，便问是如何具体化法。戴笠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要介民先生去完成。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
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第三是与张嘉璈部长早已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合法化就是如此。”
并兴奋地说：“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部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拨，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
戴笠唯恐特务们不明内情，在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人言可畏的口，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30 年，是深知此道。”在这里，戴笠第一次承认军统名声太臭。并透露了是因组织太庞大，而要化整为零。可见，蒋要撤销军统局，确是感到军统势力太大，而有所猜忌。戴笠的一句“我跟他30 年，是深知此道”确是经验之谈。
在北平期间，戴笠为了强化军统的力量，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即把弱的、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300 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300 人到内勤工作。这在戴笠的特工思想上是一重大转变。过去，他是反复强调特务一旦入门，终身不得脱离团体的，叫做“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现在提出“裁弱留强”的口号，这在戴笠确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亦可见当时形势对戴笠确是严峻的。
戴笠深知，所谓化整为零，通过三大公开机关合法安置军统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由谁出任三大公开机关的主官。从戴笠内心来说，当然都希望由自己一身而兼三职，但国防部二厅的主官是非郑介民不可的，戴要争也争不来。
不过，总体上戴与郑的合作还可以，由郑掌握二厅，比换一个非军统出身的人当厅长要好得多。至于交通警察总局，估计由戴笠亲自掌握或推荐1 个心腹大特务出任主官的可能性很大，不至落入他人之手。问题是全国警察总署，这是个权力大、油水大、安置军统人员最多的机构，所以戴笠最为重视。但是，目前想竞争这个职务的对手很多，最有实力的当数李士珍和唐纵。
在戴、唐、李之中，戴笠揣摸蒋的态度，估计由唐出任的可能性较大。
因李士珍虽然在警察理论教育方面能拿出点东西，但在特务工作方面是个门外汉。由李抓警察，不符合蒋关于把全国警察总署办成一个警察、特工合二而一机构的设想。至于戴笠自己，戴深知蒋对自己有戒备心理，本来所谓化整为零的口号就有对付自己的目的，因而不会让警察总署交给自己。至于唐纵，多年来在蒋身边工作，已尽得蒋信任和欢心，正是蒋要借重唐抑制自己的时候，因此，唐应是蒋考虑的优先人选。并且，当时蒋用唐的迹象已有透露。1945 年12 月，蒋下令撤销委员长侍从室，设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了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它机要文件。从这时戴已明白，蒋实际上内定唐纵将出掌警察总署署长，把戴排除在外。对于这一点，戴是无话可说的，因唐表面上是军统的人，戴既不可和唐争锋，还要处处予唐以协助，不得留难掣肘。但是，到了这一步，戴笠认为警察总署长予唐总比予李（士珍）要好得多。因此，从1945 年底开始，戴笠的方针就是一方面注意改善和密切与唐纵的关系，使唐能够对军统有所帮助，至少不与军统作对。由是，戴笠指示沈醉从生活方面尽量给唐以照顾，戴笠在中美所内为梅乐斯修建的花园洋房“梅园”举行舞会，唐纵的妻子唐次建是常客之一。1945 年底，戴笠从重庆到上海，甚至邀请唐大嫂与康大嫂（康泽的妻子朱素怀）同行，到上海游玩了一次。并破例让唐、康两夫人参观了他的“地下宫殿”。当时，邓葆光在上海主持经济接收工作，但凡唐纵有什么要求，戴笠也指示邓葆光极力加以解决，以满足唐的胃口。另一方面，戴笠暗中进行自下而上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造成忠于他的势力，与唐纵进行抗衡。戴笠甚至默许或暗示军统内部成立了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目标就是夺取全国的警察大权。警坛社的发起人员是军统训练处人事股长邹凤吟和《家风》编辑罗肇棣。这两个人利用职务关系在军统内部交际很广，活动能力很强，因而“警坛社”成立不久，仅在重庆和武汉两地就有500 余人参加。戴笠发现后，乘机因势利导，派军统局人事考铨科长徐风把领导权争夺过来，准备把它作为与唐纵在警察系统内争锋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