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12 月15 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北平，这是蒋战后第一次到华北地区视察。一方面检查接收和肃奸情况，一方面布置邯郸战役后的反共计划。蒋在平期间，戴笠亲自召集北平的大小特务布置警卫工作，每条大街、每个活动地点均落实专人负责，明确责任，一旦出了问题，以死罪论处。戴笠并规定以“高先生”作为蒋的代号。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电话里一说：“高先生出动”，北平的大小特务便倾巢而出，布满大街小巷，严密监视各方面的行动。由于戴笠的亲自督促，使得特务们更丝毫不敢懈怠，兢兢业业地做好警卫。
12 月16 日，戴笠陪同蒋介石游览了帝王之家故宫。在陪侍过程中，戴笠一反常态，穿起了中将服，并在故宫太和殿前与蒋一起照相留念。戴笠的这个举动看起来违反了他以往的定例，实际却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也是他野心的暴露。太和殿是明清两代帝王即位或节日庆贺、朝会大典之所，蒋介石是明清之后的新一代帝王，蒋在太和殿拍照，本有即帝王之位的寓意，而戴笠站立蒋之一侧，不也正是有接蒋之位的寓意吗！同时，戴在大庭广众之下穿起中将服，正是要改变他在人们头脑中仅仅是一位特务头子的形象，以便为他出任海军总司令进行舆论宣传。据说这是一张戴笠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将军服拍的照片，结果戴笠死后，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照片，将此照进行一番处理，成为戴的遗像。
进入1946 年，戴笠关于对军统局进行化整为零合法化的工作进入了更紧张的阶段。1946 年1 月10 日至31 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再次喊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正在筹备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似乎受国共和谈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传染，也在大谈取消特务机构，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戴笠的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也抓住这一契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一时间，重庆的上上下下，似乎是一片讨伐特务机关的呼声。
戴笠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舆论的力量，那种万人同声、千夫所指的局面，就是以蒋的手腕和至高至尊的权威，似乎也抵挡不住，不得不连连向戴笠查询化整为零方案的策划情况。戴笠对此虽早有预案，但是在他的考虑是，在未能掌握控制海军司令部之前，军统组织是不能轻易撤销的。于是，戴笠的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1 月间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
1946 年2 月间，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出任警察署长作了准备。这时戴笠已进一步看出蒋将军统化整为零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分而治之，互相牵制，以便控制。
在这同时，蒋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对付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是会无好会，策无好策，索性以肃奸案件太多太忙为借口，在外请假，不肯出席。并且，原先出席特工月度会报的八人（戴笠、唐纵、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王芃生、徐佛观、叶秀峰）中，郑介民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不能出席，王芃生因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情报不实，被戴笠告发，蒋一怒之下撤销，宣铁吾已去上海赴任，难以抽身，徐佛观的中央党政军联席会也名存实亡，故月度会报的八人小组已不能正常召集。同时，由于需要讨论决策的问题与特工会报也有所不同，于是，蒋于2 月间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由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8 个人组成。
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有讲究的。第一，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军阀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中统局长叶秀峰是代表CC 系，其余6 人全部是黄埔学生。这说明蒋在考虑改组特务机构过程中，主要依靠黄埔系。而CC 系因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之流在蒋心目中的利用价值已大大降低故不为看重。第二，八人小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军统特务机构。从大的方面说，警察与特务在名额上4 票对4 票。这说明在蒋的头脑中，改组特务机构、化整为零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把大批特务充实到警察机构中，形成特务与警察的合流。
第三，与老的八人小组相比，戴笠在新八人小组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
老的八人小组，基本上是以戴笠、唐纵唱主角。新的八人小组中，情况起了根本变化。首先就会议内容来说，新八人小组要讨论决策的不是如何加强特工活动，而是讨论如何取消特务机构，将中、军统化整为零合法安置到警察系统中去的问题。在这种场合，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还须求助于这些警界“大亨”。其次，就新八人小组的成员来说，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不但宣、叶依然在里面，而且又增加了一个李士珍，一个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争了15 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现在居然又被蒋介石扶上马，来参加讨论撤销军统局的问题，这对戴笠不啻是嘲笑愚弄，这是戴笠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至于黄珍吾，本是郑介民的同乡，与戴笠有较好的关系，原先在戴笠与康泽的角斗中，戴一度保荐黄担任别动队副总队长与代总队长。但是，黄后来走陈仪和蒋经国的路子，在抗战期间先后住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青年军二○八师师长。蒋经国与宣铁吾本是至交，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整编复员，黄珍吾由宣铁吾、李士珍联手向蒋保荐，蒋经国暗中施以援手，从韩文焕手中夺得首都警察厅长。这个时候的黄珍吾已完全成了宣铁吾、李士珍一派的人。至于陈焯，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的暴发户，当然不在话下。剩下的一个唐纵，一个郑介民，他们表面上是军统的老人，但唐纵受蒋笼络，早已与戴貌合神离，甚至在暗中与戴相互较劲。况且此时的唐纵，不但升任内政部次长，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一职也已在掌握之中，他岂肯甘心当一名戴笠的“书记长”。就郑介民来说，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跳出军统，专在军令部二厅去发展他的新天地。到了1946 年1 月中旬，又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方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更不屑于跟在戴笠后面当一名“二老板”。因此，新八人小组之中，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坚定的反戴派，叶秀峰在反戴方面与这一派有共同语言，因而可以为宣等利用，陈焯、唐纵、郑介民是中间派，唯有戴笠是单枪匹马，因而形成一人与七人的分离和对立局面。
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组织的改组问题，于1946 年3 月初亲自给戴笠发电报，指令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电台代转的。就在这段时期里，先期从上海、南京等地回到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士珍抱成一团，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将军统彻底搞垮的办法。
毛人凤探得这一消息后，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
戴笠在外巡视，久不肯返回重庆，本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
现在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联手算计，戴笠似乎像一头被人逼急了的老狼，于无计可施之中，不禁摆出一副拚死一搏的决斗姿态。他接电后，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大将文强于当日晚7 时在什锦花园见面。至时，戴笠一言不发地把文强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然后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发泄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接着，戴笠关照说：“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完这些，戴笠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文强虽以足智多谋而得戴的称许，但要拟这样一份复电却颇感踌躇，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大致内容是，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唯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文强的复电稿拟好后，交戴笠润色，拍发毛人凤亲译后转报蒋介石。
戴笠的复电稿本是气急后的一时激愤之词，特别是“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让蒋何以理解，如果蒋查无实据，震怒之下，戴岂不是祸患加身，自取其辱。因此，毛人凤接电后，经过与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仔细研究，认为电报中“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两句应建议老板删去，否则是祸是福，难以逆料。但是，还未等到毛人凤、潘其武的建议电发出，戴笠已在黄泉路上行走了。
蒋介石的一份电报，恰如一张催命符，使戴笠终日处于紧张不安状态。
戴认为，宣、李、黄三人不可怕，即或比宣、李、黄三人来头更大的二陈兄弟和孔祥熙，戴照样打得他们落花流水，真正可怕的还是蒋介石。蒋爱之则生，蒋恶之则死，这是没有疑义的。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要端锅，如果仅仅是他们自己阴谋，尚不足为虑。问题是这里面有多少是蒋的意图？本来，以蒋一人之力，他已不堪对付，倘若，蒋再假手宣、李、黄相逼，戴纵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施展。真是如此，戴自感也确是死蟹一只，只有任其摆布了。想到这里，戴笠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惶恐不安，忧心忡忡。戴笠曾忍不住对心腹文强说：“你从形势上来看，我们团体的前途怎样？”文强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目前三大会议一致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问题当然不止于对团体不利，更重要的将是对整个国事前途的不利。文强寥寥数语，使戴笠顿感有了知音，他点点头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有没有好的对策，考虑成熟后，明晚深谈。
第二天，戴笠约文强再作详谈。文强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当即给戴笠分析了团体的致命难关有三：一是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二是内有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在作对，三是更有黄埔系的三人要端锅。但对策却有四：一是千变万变，特工的重要性不会变，外要取消，内要端锅，更显得特工重要；二是“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只要打起来，就有戏可唱；三是校长在战后的国策是依靠美国，“团体”与美国的关系搞得很不错，应该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四是化整为零是一着好棋，可以为校长分忧，堵住叫喊者的口等等。
文强滔滔不绝地条分缕析，作长篇大论，但是却没有接触到如何对付蒋介石假黄埔系三人要端锅的问题。因而戴笠听了甚不满意，当即打断文强的话批评说，端锅的对手是比三大会议的外敌和三陈的内敌还要棘手，看来你没有将这个问题放在心上。文强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对戴笠内心的痛处估计不够深透。经过短暂思考，马上向戴笠提出了“以退为进”
的对策，并强调不如此“难以渡过难关”。文强具体解释说：“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如此，渡不过难关。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这两句诗，何尝不是至理明言。
我说的以退为进的办法，是暂时避避风，以出国考察为由，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凤为助，是万无一失的。预料共产党绝对不会就范，内战不久就会大打起来。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谁又能骗得了谁呢？等到大打内战时，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假若出现了拜将不得的局面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还不牢靠时，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等到一再电召而后归，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文强所谓“以退为进”对策的核心，无非是要老板用反共内战及国民党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两根筹码，向蒋介石作最后摊牌式的要挟。这在文强来说，能想出这一“对策”，只是出于熟悉戴笠有自命不凡的特点，特别是到抗战后期，戴更是骄横自大，目空一切，把自己看成是党国栋梁之臣和蒋氏最有资格的衣钵传人，因而野心大发，到处结党营私，呼朋引类，甚至公开向蒋的权力挑战（抗命扣押曹汝霖）。
讵料文强动员戴笠与蒋“对着干”的对策，由于触及到蒋戴矛盾的症结所在，马上引起了戴笠的兴趣。多日来，戴笠处于出山以来最感困难的境地，真正的原因就是感受到蒋对他的威胁。戴笠实在是个聪明到顶的人，他对蒋精心研究揣摩了20 多年，对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目的莫不了然于胸，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没有人比戴笠对蒋介石的思想、性格、作风更了解，更熟悉。正因为这一点，戴笠从一开始就怀疑蒋秘密指令撤销军统局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要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只不过当时戴笠对政局发展的形势不明朗，因而采取姑妄听之、姑妄行之的策略，静观态势发展。但是，戴笠很快发现蒋在这个问题上是在耍手腕。《双十协定》签字后，蒋马上决定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重新印发《剿匪手本》。并下达密令称：“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遵悉为要。”戴笠由此看出蒋所签订的《双十协定》都只是敷衍共产党，应付国内外舆论的表面文章，何以国共和谈中共产党要求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蒋竟然动真格的。蒋一生是靠特务工作起家的。特工的重要性，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既然要剿共，要打仗，内战形势一触即发，特务工作是断不可以少的，特务机构不但不应该取消，还应该加强，何以蒋要违悖常理，作出撤销军统局的决定？以蒋的性格来看，他素来是个敢作敢为，胆大妄为之人。发动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清党、宁汉分裂、汤山扣押胡汉民、抗战期间赶走史迪威等等，哪一次行动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都是在政治上、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可见，蒋为了要达到某一目的，历来是不择手段的。何以三大会议提出取消特务机关，蒋居然抵挡不住，一次又一次地严逼戴笠尽快撤销军统组织，搞所谓化整为零呢？
戴笠思来想去，早已看出蒋所谓特务机关化整为零的策划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谓三陈的作怪、黄埔系三人的端锅，都不过是蒋的假手而已，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撤销军统局，削弱以至取消戴笠手中握有的特工权力，消除军统的威胁。因此，戴笠意识到，一旦军统化整为零，他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掌握这些合法化的公开机构，戴笠的地位、权势、荣华、富贵将随着军统的消失而一并消失，这是戴笠真正的忧虑所在。这也是戴笠通过软顶硬抗的办法，迟迟不肯将军统改组的原因。
虽如此，戴笠很清楚，蒋介石一旦看准了，认定要办的事，是非办不可的，戴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军统终究要取消，自己的出路何在？如何跟蒋作最后的较量，这是戴笠自蒋下达撤销军统的密令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在考虑而始终没有良策的问题，现在文强一个“以退为进”的对策，使戴笠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他马上放下一贯骄矜自持的架子，笑容满面地亲自送文强出来，边走边说：“老兄说的，值得考虑。但不必对别人说。”
文强见他高兴，便打趣地说：“假如出国畅游的话，请不要忘记带我一同去呀！”戴笠听了，开怀哈哈大笑，他感受到一种多少天来没有过的一次放松与惬意。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返渝后将赴美一行。
戴笠的分析大致是不错的。密谋策划要端锅的宣铁吾既是新八人小组名列第一的成员，又是秘密监视戴笠的五人小组的核心成员，宣在黄埔时期就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和侍卫长，并与蒋经国称兄道弟，成莫逆之交。应当说，宣与蒋氏父子的关系之深是超过戴笠的。蒋在后期起用宣铁吾打进戴笠控制的缉私、警察等势力范围，不断地抢戴笠的饭碗，与戴笠作对，也就是看中宣与蒋氏一门的深厚关系。这一点，戴笠也是看得清楚的。所以说，宣铁吾策动李士珍、黄珍吾两人共同谋划要彻底端走戴笠手中的“饭碗”，应该说是抓准了蒋介石处理军统问题腹案后采取的行动。否则，以宣铁吾对蒋的忠诚和驯服来说，即使与戴笠夙有宿怨，也还不至于胆大妄为地想到要对蒋介石历来视为命根子的军统组织来个端锅。或者说，他即使想端也不敢端，要端也是不能端的。宣铁吾的背后就是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