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戴笠夺得肃奸大权，达到事业的顶峰，本想就此施展宏图，大干一番。不想，仍然走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路。因此，自蒋介石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的秘密指令后，就犹如头上悬了一把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每日里如坐针毡，几至到了食之无味、睡之不安的地步。这是戴笠自出任特务处长以来生活中最感黯淡无光的一段日子。在文强向他献上“以退为进”的对策之前，戴笠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两条退路上，冀图依靠这两条道路帮助他突发奇兵，渡过难关。
戴笠的第一条退路就是寄希望于美国海军界施以援手，由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在这方面，美国人确是许了愿的。但是，戴笠在通向海军总司令宝座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障碍。
首先，蒋介石看来并不赞成让戴笠去抓海军。蒋对戴的戒备由来已久，一个军统局的局长，已经让蒋感受到戴的份量，如果再让他把特工力量与海军力量结合到一起，蒋一定认为自己会睡不好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戴笠的美国背景太深。这是蒋早已开始警惕的事。美国总统罗斯福当面向蒋提出要见见戴笠这个人，蒋介石都没有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巨人的愿望，在蒋的私心就是不想让特工力量带上国际背景，以免失控。蒋介石决不会将海军力量交给依靠美国人扶持的戴笠掌握，尽管美国提出给钱，给舰艇，给装备等等，蒋也似乎不为所动。但是，蒋是聪明的，如果既能接受美国海军的援助，又可以把戴笠排除在外，这样的机会是不应该失去的。于是，一方面，蒋对于美国方面的建议，采取拖的办法，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另一方面，则对海军机构进行大改组，免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职务，宣布成立海军署，由亲信军政部长陈诚兼任海军署长，由陈诚保荐他的亲信周宪章、魏济民任副署长。蒋将海军司令部缩编成海军署，不让陈诚一步到位，就是避免一下子刺激戴笠太深（戴死后不久，海军司令部恢复，由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蒋的这一手，戴是没有料到的。然而戴并不就此甘心。他清楚当时国民党的海军力量其实是一个空架子，在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海军所有的船舶、枪炮、水雷、鱼雷全沉掉了，包括日造、自造用作教具的“平海”、“宁海”两条新船都沉掉了。中国海军急需大输血，但是，如果离开了美国海军的援助，重建中国海军将是一句空话。
其次，美国军界对支持戴笠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特别是美国陆军将领受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的影响，对戴笠的观感很坏，认为他是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由戴主持海军，不符合美国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努力。这就使美国海军界支持戴笠的活动受到挫折，由此所谓美国海军军援的工作进展缓慢，久久没有实质性的项目和成果。
另外，自从梅乐斯等美国海军方面的特务陆续回国后，戴笠与美军方面的联系顿感不便，常常处于时断时续之中。戴笠只好把功夫全部下在美国海军上将柯克身上。冀图通过柯克对美国海军界施加影响，再由美国海军向蒋介石开出价码，以便能早日实现他的目标。但是，柯克毕竟是美国海军界的耆宿，与梅乐斯的地位相去悬殊，与戴笠难以在平等的地位上发展关系，因而，戴笠在许多问题上皆不能像对梅乐斯那样推心置腹地与柯克深谈，效果自然也要大打一番折扣。
1946 年3 月初，戴笠所处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此，戴笠在联络美国海军方面作了最后一番努力，邀请柯克赴北平一游。为了在柯克身上下足功夫，戴笠仍然使出在青岛惯用的手腕，一是命令天津“外事处长”黄天迈、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河北站站长张家铨等人预先在北平城里遍找畅通英语的名媛闺秀，陪伴柯克跳舞玩乐使柯克自感艳福不浅；二是戴笠大办鸡尾酒会兼舞会，尽选天下山珍海味招待柯克，让他大饱口福；三是戴笠亲自陪伴柯克跑遍了北平的名胜古迹，让柯克尽得眼福。
戴笠在招待柯克的过程中，为了向柯克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军人出身，故意一反常态，将上海做好的一套美式军服穿上，胸前挂上一些从上海中美军用公司搜购来的、连他自己也弄不懂的所谓勋章，跟在柯克屁股后面神气活现地到处乱跑，知情者见之，均看不下去，就连戴的亲信黄天迈也骂他“活像戈林”。个中甘苦，确是局外人难以体味的。
戴笠的第二条退路是寄希望于早日爆发国共内战。戴笠认为：一旦内战爆发，蒋介石把取消特务机关作为应付三大会议的借口就不复存在。反共之际，正是用人之时，到时候蒋关于撤销军统局的初衷一定会有所改变。问题是军统在反共活动方面要预有部署，要随时能拿得出有份量的东西，让老头子感到离不开、少不了。
戴笠基于这一考虑，在北平期间，一方面抓住文强，对东北的反共活动加强布置。一方面则指令人事处长龚仙舫，在华北地区搜罗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广大地区开展活动。由此，戴笠在北平期间亲自提审了已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对戴笠有所贡献外，当即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马汉三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佐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地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当马汉三在河南林县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
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不尽。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1939 年间，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根本不会想到马汉三有胆量会起异心，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故也没有及时查询此事。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 年初， 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 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 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二十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的行踪。1941年田中隆吉回国后，马汉三估计田中隆吉以一败军之将的身份不至于冒险将宝剑带回日本，于是多方打听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 年10 月11 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 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2 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
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拂。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 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也在其中。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拚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那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训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
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期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第二步戴笠故意留给文强一信，托马汉三代转以示信任。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 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
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干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