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三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 月17 日下午2 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2 个小时，始终不见戴老板座机的影子。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 月16 日由天津飞青岛。
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 时45 分飞上海。3 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戴笠和222 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社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尤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 号专机午间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它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 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
目前的情况，极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 号转降其它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 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C47 型222 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 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作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17 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 号专机的消息。3 月17 日下午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不敢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 号专机去向。
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 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 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 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 公里，最大航程4900 公里（平常2500 公里），续航时间为19 小时24 分（平常8 小时），可载量2270 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 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222 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各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222 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 ）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2 ）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想，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 月18 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 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 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 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 号专机降落的地点，并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 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 名报务员，1 名外科医生，于3 月17 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 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 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 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 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谩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 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
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 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学，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作了一番指示和鼓励，并要沈醉带领医生和报务员先练习跳伞，准备19 日早晨动身。并临时草就一份手令交给沈醉，内容是：“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又反复叮嘱沈醉：
“你如果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们就跳伞下去。不管遇着什么单位的负责人，先出示我的手令，找到戴科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对戴笠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 月18 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 月17 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1 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 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 月19 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222 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疑。
当毛人凤得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即向蒋介石报告时，蒋立即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 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 月19 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 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 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1 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 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已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这时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 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 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 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
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了一场灾难。3 月19 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 月20 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吒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
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路，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先生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陶大哭，一边搭乘了1 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 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1 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后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收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 月21 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古剑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还的五尺龙泉宝剑。只见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2 件珍品由军统清点上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3 月21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它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 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
名震一时的一代特工之王，结果在不明不白中死去。戴笠一世“英雄”，却轻易败在小人马汉三手中，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其实，细论起来却又不无前因。
第一，导致戴笠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的过份自信和自负。戴笠确是一代特工奇才，这是无庸置疑的。20 年中，他从沪杭街上的流浪汉一跃而成为拥有数十万特工力量、特工组织密布国内、特工人员遍布全球的特工之王。其手中拥有的生杀予夺大权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人，若论暗中弄权作势，则又在蒋介石之上，这是蒋介石早就看出了的。从建立中美合作所开始到抗战胜利前后，戴笠的势力更进一步膨胀，地位更进一步上升，其声誉迅速越出国界，成为具有真正国际影响的特工头目，并成为世界各大国情报机构研究的重要对象。历来十分高傲自大的美国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甚至为争夺戴笠而大打出手，搅得海、陆军高级将领之间的成见更深；以至连素来瞧不起蒋介石的罗斯福也认为有必要认识一下戴笠这个神秘人物。但是，戴笠的才干、戴笠的强大、戴笠的影响更加重了戴笠的自负。在戴笠的自我感觉上，更认为自己是一位孙悟空式的人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胜。尤其是在军统内部，戴笠更相信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是无人敢出来挑战的。
即使像郑介民这样的老资格，虽有蒋介石钦命的背景，也不敢与之争锋，而是很识相地退避三舍，另到军令部二厅去发展自己的天地。把军统完全让给戴笠去经营。至于像马汉三这个小人物，仅仅是个在抗战后期发展起来的特工“暴发户”，戴笠那里会想到他竟敢对自己图谋不轨，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施以杀手。这就是戴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生谨慎，一念疏忽，最终导致全盘皆输的主要原因。
第二，马汉三的狡诈和周密计划也使戴笠防不胜防，难免百密一疏，结果让其一击得手。马汉三本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但又是个胆略、贪婪、智慧俱全的亡命之徒，其心机狡诈缜密之处，的确可以说是戴笠的一代高徒。
马汉三自从“落水”失宝以后，就知道自己迟早逃不过戴笠这一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在马汉三心中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信念。因此，马汉三谋杀戴笠的念头早已有之，其计划也早已反复酝酿。所以，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就很快在华北组织反戴小集团，大肆聚敛钱财，拉拢郑介民，投靠桂系集团，培养心腹杀手，密制高效的暗杀器械，在戴笠周围布置内线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寻找适当机会，一举置戴于死地。由于马汉三在暗处，戴笠在明处，又由于马汉三的计划进行得极其缜密，使戴笠在长时间内居然没有对马汉三的反叛活动有所察觉，这就使戴笠大大低估了马汉三的实力。即使在戴笠发现了马汉三是一个盗室投敌的异类后，通过马汉三“还宝”、“献礼”等一系列动作，也只认为马汉三仅是想从此忏悔、认罪的低能儿，并没有把马汉三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结果失去了一次铲除马汉三的绝好机会。戴笠一生是靠暗杀、搞阴谋活动起家的，如果说他对马汉三一点没有戒备也不尽然。
戴笠在3 月间没有在北平动手捕杀马汉三，就是考虑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马汉三与桂系关系密切，遽然动手，难以稳操胜算，故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先放马汉三一码，然后通过调虎离山的办法将马汉三及其同党一网打尽。虽如此，戴笠对马汉三还是严加防范，对马汉三所送的10 大箱礼物均严加检查，对自己在平津期间的吃住行止均由自己直接布置安排，不劳马汉三插手。
因此，马汉三要想得手，并不那么容易。问题是马汉三对戴笠的特点和习性研究掌握得极其深入。他采取欲擒故纵的办法，故意诱戴笠上当。本来，戴笠的专机停在北平机场和天津机场，马汉三均可从容下手。但马汉三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派刘玉珠先期潜赴青岛进行策划实施。果然，戴笠在北平、天津时还是有所警惕的，但到青岛后，马汉三已不在身边，且青岛本不在北平办事处控制的范围，戴笠的警惕性就大大松懈下来。这就中了马汉三的缓兵之计，结果使戴笠在措手不及中被打翻落马。
第三，戴笠当时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一方面要面对蒋介石假手国民党三陈、黄埔系“三大哥”的联合“端锅”，在“外患”方面处于应战不暇的形势下；一方面要整顿内部，清除像马汉三这样的异类。结果因戴笠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蒋介石方面，内部清理工作缓了一步，坐失机先，给了马汉三可乘之机。戴笠之死，从根本上说，也是蒋介石联合各方面力量合力对戴笠围剿的必然结果。马汉三的偷袭只不过是正当其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