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暴死的消息，像旋风一样，迅速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传播开去。
有的人额首相庆，面露喜色；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有的人默默无语，另有所思。然而，最难过最受震动的，还是戴笠生前的密友。
就国民党内部来说，最难过的莫过于胡宗南。当戴笠的死讯确定无疑后，毛人凤马上打电话告诉正在西北前线秘密部署反共军事的胡宗南。胡宗南接电话的瞬间，犹如一声惊雷在头顶上方炸响，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久久不发一言，接着便是痛哭流涕。胡宗南对军中事务作了安排后，当即乘专机赶到南京，来到中山路357 号军统南京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胡宗南一进门看到戴笠的遗像便禁不住泪水纵横，立即抚棺痛哭起来。胡宗南回忆起当年与戴笠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初次相遇时就意气风发地纵论天下大势的情形；想起当年湖州拜师，盘马练兵时雄心勃勃的练兵场面；想起西安事变时戴笠因犹疑不决而与自己的频繁电报往来；想起龙门石窟结盟时“三王”指点江山的雄图大略；想起自己每次到南京、重庆均要与戴笠作彻夜长谈的痛快淋漓的心情；想起战后蒋介石秘密成立五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的活动等，心中更是有如浪潮翻滚，一时悲哀不能自抑。在一旁侍候的沈醉等大特务触情触景，也禁不住又是一番泪飞如雨，一个个上前劝解胡长官节哀保重。
胡宗南发泄了一番对戴笠的怀念之情后，这才收声止泪，并向李人士、沈醉等人询问222 号专机失事的具体情形，是不是有如外间纷纷传说戴笠是被人谋害致死的情形。李、沈等人向胡宗南详细介绍了“3 ．17”空难的前前后后，并认为确是由于气候恶劣，大雨滂沱，才导致飞机失事的。外间的种种传说并不可信。听到这里，胡宗南打算亲去戴山现场视察一番，后来听说从板桥镇到戴山的10 多里小路不通汽车，方才打消此议。最后，沈醉把1 套为戴笠收尸的照片赠送给胡，胡含泪收下，又绕棺两圈，才与守灵的特务们一一握手，恋恋不舍地告别而去。从此，胡宗南虽然与军统还维持着较深的关系，但失去戴笠的后援，毕竟大不如前，他也始终斗不过陈诚。解放战争末期，因战败逃往台湾，甚至遭“监察院”弹劾。在戴笠的江湖朋友中，最受打击的莫过于上海闻人杜月笙。3 月19 日，戴笠生前的玩友唐生明、范绍曾在上海丽都舞厅打牌，这时，军统上海办事处方面传来消息，戴笠的专机撞山失事，唐、范二人大惊失色。一向与杜月笙交厚的范绍曾立即推倒手中的牌，起身离座去找杜月笙。杜月笙闻讯大骇，半天才缓过劲来。本来，杜月笙自战后回到上海后，因受蒋抑制，未能捞到一官半职，心情十分抑郁，多亏戴笠从中化解劝导，又在处理肃奸案件中，给了杜月笙不少面子，使杜才重新振作起来，并准备继续与军统合作，在上海滩再大干一场，创出一番事业。事前，戴笠已有消息递过，要从天津带1 个人到上海与杜见面，商量创办北洋通商银行一事。现在戴笠一命呜呼，不但与军统合作的许多计划就此夭折，自己今后在政治上的前途必然更加黯淡，各方面的困难也会更多。
想到这里，杜月笙更加悲恸不已，两行浊泪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为了表示对戴笠的悼念，杜月笙还由通济公司向军统局赠送溥金法币20 亿元，吩咐通济公司总稽核林尧民将这笔巨额支票由上海送到南京交给毛人凤，毛认为这笔巨款应交给戴的家属，结果又命林尧民将此款由南京带回上海交给戴的儿子戴藏宜。以后，杜月笙还专程由上海到南京去灵谷寺祭扫戴笠坟墓。杜一看到戴墓时，就禁不住眼泪盈眶，先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在戴墓前躇立良久才默默不发一言地离开。此时，杜月笙恰因在政治上、经济上受蒋经国、宣铁吾的合力打击，备感艰难，在心境百般凄凉之中，因而对当年的好友戴笠更寄托了一层深思。
在汪伪汉奸中受戴笠之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周佛海。3 月下旬，戴笠失事遇难的死讯传到周佛海等人的软禁处，恰如一颗炸弹在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中炸开。周佛海最先控制不住自己，当即绝望地喊道：“雨农死，我也完了！”接着便是痛哭失声，嘴里则不停地念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一天，在周佛海等人的住处，充斥着一片悲观凄凉的气氛。开始，大家都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所震憾，一时显得不知所措，一个个只觉得浑身冰凉，原先仅有的一线希望在瞬息之间破灭了。这样几乎是默默无言地过了许久，大家才开始围绕戴笠之死的话题议论起来。丁默邨首先冷静地提出问题：“戴笠死了，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虽然都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都默不作声。丁默邨见此，只好自问自答地说道：“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是毛人凤。毛是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像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马骥良忧虑地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罗君强在一旁苦笑说：“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时，周佛海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他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处境，认为戴笠既死，指望戴笠出来说话已经落空，戴笠过去的种种许诺当然也不能作数。戴笠的继任者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之流，既没有戴笠的那份胆量和魄力，也没有戴笠与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友情和关系，当然不会为自己承担任何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周佛海以为，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趁国民党和军统各方面的人事尚没有大的变化，过去所谓“曲线救国”
和“自首”经过的是非曲直还能说得清楚，索性诉诸法律，抖落内幕，打一场笔墨官司，说不定尚有可为。否则时过境迁，情况变化，还有谁肯为我们这些巨奸站出来讲话作证。如此一想，周佛海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7 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周佛海说完，便征求其余几个人的意见，问：
“你们以为怎么样？”隔了很长时间，还是追随周佛海时间最长的罗君强嗫嚅着回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表态：“那就这样办吧！”其实，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军统也迟早会因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而把他们交出去。1946 年9 月17 日，周佛海等人由重庆杨家山梅乐斯公馆，被解送南京军统宁海路21 号看守所。1 个月后，被移交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 月21 日，周佛海由首都高等法庭进行第一次审理。这以后，周佛海虽然施出浑身解数，但仍免不了被判处死刑。直至杨淑慧以公布当年通过戴笠转给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胁，蒋才于1947 年3 月26 日发布特赦令，将周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中间，大汉奸陈公博、缪斌、褚民谊、丁默邨等人已被先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自战后以来，全国对汉奸案件判处死刑者达2720 人，其中得到特赦的仅周佛海一人。这中间的关节，或许是掌握在杨淑慧手中、并且已被存入香港银行金库的那封密信起了作用，或许是蒋念在已死的戴笠的情份，总算免周一死。但是，蒋赦之，天不赦之。
1948 年2 月28 日，周佛海仍然免不了病死狱中，结束了其反复无常、卖主求荣的一生。
在戴笠生前密友中，表现最为平静的莫过于张学良。如果说戴笠之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么给张学良带来的仅仅是一层凄凉和迷惘。张学良从1936 年12 月26 日被软禁，直到抗战胜利，在9 年中共12 次迁徙。在一个地点囚禁时间最长的仅2 年多时间，最短的只有3 天。抗战胜利后，张学良本指望蒋介石能释放他，认为即使是判刑关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将满。张学良曾多次想见见戴笠，能了解打听一下蒋对自己安排的腹案，但戴笠因忙于指挥接收和肃奸，那里还顾得上去看望张学良。于是，戴笠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另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代表蒋、戴到桐梓天门洞看张。莫德惠带来了一只蒋送给张的欧米伽怀表，其意在晓喻张学良，囚禁的时间将是无限的。张学良接过怀表，想了一下，也把自己在瑞士买的菲利浦派克牌金表送给蒋介石，含蓄地暗示“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该释放他了。岂知莫德惠把金表送上去，却是石沉大海，音信皆无。张已知事不可为，心中更加失望和苦闷。1946 年夏天，沈醉到桐梓天门洞最后一次看望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戴笠春间飞机失事的消息。张学良平添一种伤感的情绪，似乎对自己的前途也有种不祥的预兆。果然，几个月后，张学良被送往台湾，开始了更加漫长无涯的囚禁生活。
因戴笠之死受损失最大的当数蒋介石本人。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情又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
一方面，蒋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年来，戴笠的权力之大，确使蒋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不但军事、警政、交通、治安等方面都被戴笠的军统组织严密控制，即在财政、经济、党务等方面，戴笠也有很大的势力。由戴笠控制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汪伪税警武装、任援道的伪军等力量改组整编而成的交通警察总队更是清一式的美械装备、机动性大、火力强，很有一些实力。特别是戴笠掌握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的全部黑幕，可以用此作筹码，分化瓦解，打进拉出，呼朋引类，其呼风唤雨的能量不可小觑。抗战后期，戴笠又与美国人紧紧地抱成一团，挟洋人以自重，其地位及势力扶摇直上，连蒋也不敢怠慢。而美国人对蒋的蔑视与傲慢，甚至暗中策划倒蒋，蒋是深以为戒的。如果美国人一旦假手戴笠进行逼宫，岂不是有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想到这些方面，蒋常常不寒而栗。蒋控制手下的办法历来是靠做连环套，先培植各派政治势力，然后用甲抑制乙，用乙抑制丙，再用丙抑制甲，如此互相监视，互相掣肘，力量互相消耗，谁都跳不出蒋的手心。无论是政学系、CC 系还是黄埔系，也无论是宋子文、孔祥熙还是陈家二兄弟，或者是何应钦、陈诚，还是胡宗南，斗来斗去，斗了20 余年，谁也没有吃掉谁，哪一个到头来都还要跟着蒋走，才有出路，也就是这个道理。蒋的居高临下，是谁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也是谁都无法取代的。以戴的绝顶聪明，岂有不明白蒋之为人的道理。但是，在戴认为，他不但是一位特工奇才，而且具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理应是蒋身后的当然接班人。因此，仅仅当一个家奴式的特工头目，绝不是戴的终身目标。这就是戴笠为什么要以特工作工具，从各方面拚命发展势力的道理。然而，蒋对特工势力的控制历来甚于对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的驾驭，无论戴笠怎么跳，他决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的野心也始终不能得逞，甚至抗战期间因当时形势需要而先后兼任的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局局长等职务也逐次被蒋卸掉，弄得戴在国民党内除了1 个军统局长，几乎是光杆。蒋、戴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但是，戴笠的这个军统组织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他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其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
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连蒋也说不清、弄不明的问题。蒋是极谨慎极机警的，在没有弄清戴的真正实力之前，他是不会把戴逼急了的。这就是蒋在处理戴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原因，也就是戴笠的势力在蒋的抑制下，仍然能继续膨胀的道理。现在，戴笠因飞机失事，一命呜呼，遽然退出与蒋较劲的竞争。这在蒋来说，戴笠以这种方式达到与蒋的“妥协”，这是蒋始料未及的。戴笠一死，不但对手顿失，而且所有的潜在威胁完全消除，蒋在心理上、情绪上的轻松解脱，不啻有如释重负之感。
另一方面，戴笠之死，蒋确有一种痛惜和惋然若失的感觉。戴是位特工奇才，这在蒋是很早就看出并认定了的。否则，蒋也不会在当初力排众议，突发奇招，把特务处长这一最重要的职务交给小小的黄埔六期生去掌握。戴自中山陵受命后，确也干得十分出色。蒋之打天下，坐天下，应该说戴笠是立了大功的。到最后，特工已经渗入蒋介石统治的各个方面，成了蒋须臾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戴笠也成了蒋身边不可缺少的心腹亲信。确切而论，蒋用人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奴才，又要是人才。单纯的奴才，蒋是不用的，单纯的人才，蒋也是不用的，必须是奴才与人才的结合，蒋是很欣赏的。戴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奴才加人才的特工头子，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的国民党官僚或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官僚或新贵毫不逊色，这就是戴笠能在20 余年的特工生涯中始终受蒋宠信的真正原因。即使从戴笠之后的军统大头目来看，虽然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是典型的家奴式人物，但是就才干来说，他们与戴笠相较，是远不可以道里计的。自戴笠一死，军统的工作立见被动，处处捉襟见肘，不用说有所开拓发展，就是连维持现状都感困难。特别使蒋感到恼火的是，因内战的形势越趋紧张，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纷纷爆发了和平游行活动，一时搞得全国沸沸扬扬，使国民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观感。蒋认定，自戴笠死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这些人缺乏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是不会办事的。由此，蒋又渐次想到戴笠生前的种种好处。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落，思虑周全，尽量避免给蒋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自己的意旨，体念自己的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想到这些方面，蒋更感到戴的才干是无人可代的，而蒋对戴的怨恨与戒备，则随着戴笠之死，也逐渐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