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去国赴美，虽是浪子回头，抱有很大的决心和希望；但毕竟又是摔过跤的人，意气仍旧相当颓唐悲观，旧染一时也难以尽除。酒虽然一口也不喝了，却还时常打牌，纸烟也屡戒屡抽；偶然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旧日上海相好妓女的小影，犹割不断怀恋之情。胡适自己也慨叹说：“吾年来意志力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①为此，他下过多回决心，写过多回“自誓”与“座右铭”；又逐渐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专门写了“提倡禁嫖”一则札记，其中说：
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②
胡适改过的决心是大的；然而洗心革面，改造恶习，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为了改过，胡适也开始接触西方的基督教，读《圣经》，常出入于美国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竟大感兴趣。
1911年夏天，学年大考结束，基督教学生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举办夏令会。中国学生到会者35人，美国学生约200人。胡适虽不是基督教徒，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连日听耶教会的名人演说，讲《马太福音》，并开讨论会。同来的留美学生中有一位陈绍唐君，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受洗为基督徒。他们分别三年了，这次在孛可诺山相见，自然格外亲热。这位陈君笃信教义，令人可惊，学问见识也很不错。胡适觉得他简直“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一天下午，他对胡适大谈耶教教义，谈了三个多小时，胡适大为感动，竟决心要做耶教信徒了。他在6月17日给朋友章希吕的信中写道：
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
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读Bible(按，即《圣经》)，冀有所得耳。
当时的胡适，远在异乡，第一学年课程结束，终日无事，又得知好友程乐亭病故，思想正处在一种愁苦悲观的境地。他这次到孛可诺山来参加夏令会，正是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因此，胡适便很容易被耶教的宣传所打动，希望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
这天晚上，耶教会又安排了一个美国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为中国留学生演讲，述说他一生的经历。梅氏在大学时曾染有种种恶习，无所不为，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流落在外，身无分文，无以为生，便投河自尽，被水上巡警救起。后来当了基督教徒，从此改恶从善。数年之后，他又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宣传耶教教义，事迹登在报纸上。他的父亲看到报纸，知道儿子果然能改过，便恢复了父子关系，和好如初。梅西的演说很会以感情打动人。当讲到他们父子重见时，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头痛哭。讲演者声泪俱下，胡适这些青年人听了，也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当场即有七个中国留学生感情冲动，站起来说自己愿意当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适。6月21日，他写信告诉他的好友许怡荪，说“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然而，胡适并没有成为“耶氏之徒”。他后来冷静了，觉悟了，看透了耶教会用“感情的”手段俘虏青年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对耶教会很反感，当然就不会再上当，不再信洋迷信，当耶教徒了。③
胡适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
原来，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生主张不争，认为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这些思想对胡适影响很深。前面说过，1907年，他曾作过一首小诗，题为《秋柳》，便正是老子“弱能胜强，柔能克刚”
的写照。④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不抵抗主义，例如：
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22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78章)
上述《秋柳》诗，也曾抄赠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及其他友人。后来读了《圣经》，胡适觉得耶稣宣传的教义，如对邪恶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家打，等等，与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极为相似，因而使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入，更加坚定了。
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的和平主义迷梦受到冲击。他感到十分惊诧。不久，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讷司密斯(George W?Nasmyth)从欧洲归来。
这讷氏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与胡适谈起他在欧洲大陆的闻见，乃大谈不抵抗主义。他说卢森堡不抵抗德国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时抗拒德国侵略便遭到残破；
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不抵抗德军，率全城军民投降了德国，便使城市得以“岿然独存”，这正是“不争不抗之惠”。胡适深表赞同，并认为讷氏这种主张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见解，“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⑤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强占我青岛。并企图独霸中国。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氏丧心病狂想做皇帝，亟欲取得日本支持，便公然加以承认。袁氏的卖国罪行和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国留美学生也人人义愤填膺，主张对日作战，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时，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作了，他十分担心纸上谈兵的留学生们跟日本打起来，便写了一封英文的《致留学界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寄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大家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反对抵抗日本的主张。信中说：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信一登出来，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在60多年之后，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⑥
这一批评比较公允。人是有感情的高等动物。而“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胡适口口声声“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主张“理智的爱国主义”；然而当民族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圣祖国国土的时候，谁如果还像胡适那样冷静，无动于衷，静坐读书而听任祖国灭亡，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木石心肠”，还谈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
② 《藏晖室札记》卷四，上海亚东版，第267～268页。
③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6月18日日记及附记。上海亚东版，第44～50页。
④ 《秋柳》一诗见第2章第9节。此诗原载《竞业旬报》第33期，题为《秋柳并序》，署名溟游。后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有1916年7月所作的跋，曰：
年来颇历世故，亦稍稍读书，益知老氏柔弱胜刚强之说，证以天行人事，实具妙理。近人争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彼所谓适，所谓优，未必即在强暴武力。盖物类处境不齐，但有适不适，不在强不强也。两年以来，兵祸之烈，亘古未有。试问以如许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时以弹丸之地，拒无敌之德意志，岂徒无济于事，又大苦彼无罪之民。虽螳臂当车，浅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击石，仁者必谓为至愚矣。此岂独大违老子齿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欤。以是之故，两年以来余往往念及此诗，有时亦为人诵之。
以为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28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遂为改易数字，附写于此，虽谓为去国后所作，可也。
⑤ 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一五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1914年10月26日)
，上海亚东版，第431～437页。
⑥ 《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注9。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