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在他的《蒋介石——人民公敌》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蒋介石的出路何在？”
他说：
“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
我们可以确切地指出，蒋介石曾在某一天，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错误。
那是1931年9月11日，当时他命令少帅张学良，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冲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日本军队发动了所谓的“沈阳事变”，进攻东北。
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我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回答很明确：“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
由于蒋介石面临着国人反对力量的不断挑战，他已就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作出了决定：先消灭国内的反对力量，然后再对付外国侵略者。
这个决定最后注定了蒋介石自身的命运。
国民党的资料否认蒋介石使用过“不抵抗政策”一词，但是不否认蒋曾经命令少帅避免与日军冲突。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和自封的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的斗士，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应当领导全国进行抗战。
公平他讲，他确实想抗战，但他认为这是次要目标，首要的是中国必须统一在他的领导下。
他的失算在于他使人民——这里面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结果他那无可争议的自诩的民族领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应该的。
如果蒋介石当时做出另一种决定，军阀们就会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但是相反，对他的普遍不信任进一步动摇了他的统治，并且，到最后共产党人将宣布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领土的真正保卫者。
在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蒋介石既无能力也不愿意弄清这一事实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为中国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训练有素的日军的进攻。他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并且面对敌人的进攻可以通过爱国的号召而在他的领导下实现统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担任蒋介石的秘书长的吴鼎昌的说法，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1931年9月日军的企图，由于他错误地认为日军并不真正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所以他命令张学良撤退。
三年后，蒋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确实想侵略中国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原定的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仍然遵循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从这句话的内容上（从汉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为平定国内形势需要动用武力。
蒋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国藩将军，这位将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很多中国人认为曾国藩应该首先对付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但这位蒋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却另有打算。蒋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几年后，陈伯达（曾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笔杆子”）
在他的《蒋介石——人民公敌》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蒋个石的出路何在？”他说：“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怎样得到这些东西。
1927年7月25日的著名的“田中备忘录”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们的想法。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份备忘录是赝品，但这不足以否定上述观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不管这位后来的日本首相田中义——是否是这个备忘录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人伪造的，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据说田中义把它呈交给了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东北和蒙古的计划。
中国人把这份备忘录散发到全国，以证明日本的侵略意图。当然大多数读者都相信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后来所做的一切正好与这份备忘录的想法一致。
备忘录概述了东北的经济资源，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它还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
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日本人一直在寻找借口来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
1931年6月，中国人在一个军事禁区里逮捕了四个日本谍报员，日军遂以此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中国军人在7月1日处决了这四名间谍，但是，“九·一八”事变却是蓄谋已久的。
事变发生时，少帅正在打内战，但他决不是没有力量对付日本人。事实上，他拥有40万军队，大大超过了入侵日军的数量。
但蒋介石命令禁止动用任何武力。蒋决定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
于是，在日本入侵后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国将求助于国际联盟。
据说蒋介石相信国联能做一些事情，对此，有人用了这样一句绝妙的讽刺：
“他没有认识到国联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样——那里几乎是伟大的政治家们的疗养所。”
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的讲话中——如果这篇讲话能表现出更大的决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蒋介石号召全体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但是，在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这没有太大的感染力。
蒋介石的使者去广州，表示愿意为民族利益而与南方势力达成妥协。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10月，汪精卫、孙科等左派与蒋介石、胡汉民等有派举行会谈。但是，广州政府无意让步。
他们认为，议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南京政府把统治中国的权力移交给广州政府。胡汉民虽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站在左派一边，并认为蒋介石应该离开中国。
按照蒋一贯的辞职习惯，他准备下野，但不离开中国。
接下来是无用的争吵。最后，会议决定，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
蒋介石答应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辞职。两个会议按时在11月召开，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会议一无所获时，蒋介石便辞去了一切职务。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后，大约7万名大中学生涌入南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到来使得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引起的骚动达到了极点。
这些学生——从十二岁到十六岁不等——完全自发地在各城市开始抗议，要求马上对日宣战。他们用各种方法大声疾呼，必须把侵略者赶出去。
在一次学潮中，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受到重伤。11月底，大约12000名学生到达南京，并在政府大楼外宿营。他们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都不见。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考虑到在这种天气下停留在外24小时会把学生冻坏，于是他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们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由于寒冷和失望，这些年青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静是短暂的。
在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许多学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学生从汉口来到南京。蒋介石同样地“训导”
了他们，他告诉这些学生，他们这样做会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学潮规模更大，学潮的领导人决心也更坚定。一些来自北平的学生冲击了国民党党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学生则冲击了中央日报社大楼，捣毁了印刷厂和报馆。局势已经失去控制。
蒋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备队包围了占据中央大学的学生；这些年青的造反者在军队的护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离了首都。
就在这时，蒋介石“下野”了。他在蒋夫人的陪同下，离开南京，乘机前往一个未公开的地方，最后，他回到了位于浙江山区的家乡。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的“下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臼，政府郑重请求蒋介石马上返回南京，就连学生也请他回去。蒋介石平静地住在山区的家里，比平时更为繁忙。政客们向蒋介石发来雪片般的电报。另外两位离任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发来电报。这些电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急需制订“对日新政策”。
在这场日本人坚持称作“事变”的战争中，日军迅速地控制了东三省。
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又一个事变，每一次都暗示着一场范围更大的战争。
日本人宣称在上海郊区的龙华机场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据称一些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日本人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身份——杀害了一个日本海员。日本领事馆随即向中国当局提出了事先拟好的一系列要求。日本舰队奉命来到这个大城市。很明显，上海面临着日本入侵的危险。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大吃一惊，汪精卫在上海一所医院里已逐渐恢复了健康，此时他起程前往杭州，蒋介石从山上下来，与汪会谈。最后两人重归于好。这两个老对手在杭州谈了几天，接着便宣布他们要一同前往南京。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蒋则宣布他暂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外，他不担任职务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从前的不抗日的命令现在便可以忽视了。
28日，日军向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了军事进攻。十九路军背水一战，英勇还击。当时他们面临着来自南京的阻力，由于缺乏物质援助，供应日益短缺，他们的战斗坚持了33天，只是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他们才被迫撤退。
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是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军长。
不久他们的名字就和华盛顿及纳尔逊等人相提并论，被列入世界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蔡廷锴的名字成了一种香烟的牌子和其他一些货物的商标。
来自全国和海外华侨组织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大约4000万中国人捐了款——支持英勇的十九路军。
3月4日，在上海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很不得人心，签订协定的人受到了学生们的猛烈抨击。
在南京的蒋介石带着一种既悲伤又酸楚的复杂感情注视着这一切：悲伤的是日本进攻中国带来了新的耻辱；酸楚的是在战争中几位英雄声誉鹊起，而他却沾不上边。
淤沪协定签定两天后，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当然的国民军总司令。他一上任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也许他暗地里希望他们能和共产党同归于尽。
南京政府至少做了一件事。
由于害怕武装抵抗，它至少宣布了抵制进口日货。这个运动得到了商人和普通消费者的普遍响应。
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只相当于平时的六分之一。
但是，不管这个经济抵制政策执行得多么好，它都不能遏制日本人的进攻。
1931年的水灾更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这场水灾使得一些地方军事长官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援助东北守军的努力成为泡影。同时也显示了中央政府减轻人民苦难的重要性。
习惯上被称为“老百姓”的普通人民在这年的洪水和灾荒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暴雨之后，决堤而出的长江与汉江会合，大片土地被淹没。汉口的街道也曾一度被水淹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00万人被淹死。在这种“雨天”里，所有的村庄被吞没，只有数万家庭获救。洪水退后，痢疾、饥荒和霍乱开始流行。
在这场灾难中，许多人对“民生主义”的现状感到困惑不解，而国民党曾宣誓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于非命的时候，国民党的政客们却在为职位和权力争执不休。
新兴的知识分子认为蒋介石拒绝抗日，因此开始反对蒋及其同僚们，广大农民不明白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只了解政府的冷漠无情，因此毫不犹豫地拥护毛泽东，他似乎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
带着帝国军人特有的狂做自大，日本人不断地给中国增加困难。
1932年2月18日，他们宣布“满洲国”独立，它包括东三省和热河，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他们立傅仪为傀儡皇帝。
这个年青人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他不喜欢中国人，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的请求下，他从天津日本祖界的住所出发，搭乘日本轮船前往满洲的“皇宫”。两年后，他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皇位”。
大约是在溥仪到达满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他们通过了一个临时宪法，宣布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大约成立了五个类似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周恩来和朱德是毛的主要助手。和往常一样，蒋介石更担心的是共产党的活动而不是日本人的入侵。他决定亲自指挥反共战争。
这场战争在此前后都被称为“剿匪战役”。这个贬称是有意的混淆。
蒋介石的唯一想法是一举歼灭共产党。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命令军队开始行动。在湖北、河南和安徽，共产党员受到了攻击，但毛泽东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却未受到干扰。
政客们的争吵仍然无休无止。一个不可调解的分歧使蒋汪分道扬铺，汪提出辞职，于8月6日指责少帅要对失去东北负全部责任。他的辞职也许是无缘无故的，但这并没有难倒蒋介石。
三天后蒋威胁说，如果汪精卫不收回他的辞呈，他将再次引退。
现在轮到张学良辞职了。
“蒋介石在8月4日给汪的一封电报里，保证汪可以在华北自由活动。汪精卫是个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于是他不再提出辞职，而是请求暂时离职接受治疗。
蒋介石本人代替张学良出任华北军司令。10月22日汪精卫由上海乘船前往欧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再次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但只限于南京，而且时间不长。
共产党人不在此列，他们从未完全臣服于他。
另一批人也开始在广州向蒋介石挑战。他们是抗击日军的英雄——十九路军。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控制了政务会广州分会，它的活动独立于南京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到达福建时，人民狂热地欢迎他们，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苍松翠柏，景色秀丽，赋予一代代诗人和画家以灵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贫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欢迎十九路军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够减轻人民的艰难困苦，让人民吃饱肚子，并铲除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不平。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九路军是严肃地对待这些要求的。
不久他们就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消除所有剥削性质的赋税，解散土匪性质的省自卫军”。
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陈铭枢就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党”的领导人，“第三党”是1927年初蒋介石夺取上海之后，在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愤怒风暴中于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他们处决土匪（先设下诱饵，再把他们送上刑场），修造公路，废除许多额外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免受各种负担。在无政府和混乱的年代里，这是农民们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国有化并被公平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孙中山的想法是使个体农民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福建改革也并非完全模仿共产党的，因为“第三党”根本不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
福建的革命者很快就要公开反对蒋介石了，但与此同时，北方的事态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1933年初，日本军队不再满足于东北这一个地方了，他们越过长城进入热河。日军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就迅速占领了整个热河省。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军的胜利。
对于少帅张学良来说，热河的丢失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到了尽头。他把他的部队交给了蒋介石，做了失败的军阀所能做的事，并开始到国外长期旅行，在出国途中，他住进了上海一家医院，治疗他的鸦片毒瘾。
从这些事件中。冯玉祥看到了一个重振名声的机会。5月1日，他离开隐居地，宣布建立“人民抗日同盟军”。7月，当他的军队把日军赶出察哈尔省时，荣誉果然向他走来。
在南京，蒋介石用一种嫉妒的眼光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还不准备抗日，他要先消灭共产党。而冯玉祥同日军发生的战斗搅乱了蒋介石的生活。
蒋介石不需要过分担忧。冯玉祥的性格古怪且反复无常。
8月，他解散了他的抗日军队，重新在神秘的泰山上隐居起来。
日军再次侵犯察哈尔。
大约在“塘沽协定”签订的时候，有关福建即将起义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显然陈铭枢是起义者的领袖，他秘密从上海经香港到欧洲，然后又返回南京。5月底，陈铭枢回到福建，欢迎的场面异常隆重，彩旗招展，欢迎这位“民族英雄”。
孙中山的保守的追随者胡汉民很可能支持了福建事变，其唯一原因是他憎恨蒋介石。
从另一方面讲，毛泽东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共产党没有和福建军队联合起来，这是当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比各自为战给南京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霍灵顿·唐是蒋介石本人认可的他的传记作者。他是这样贬低1933年底发生的事件的：“所谓的福建事变的真正原因是无业的政客对金钱的迫切需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33年11月20日，在一次群众集会之后，起义者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大约在此前一天，陈铭枢以私人身份打电报给蒋介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要求蒋下台。在另一封电报里，起义军请求广东和广西政府联合出兵推翻蒋介石。
他们声称：“蒋介石的独裁和民族危机已经持续了六年，全世界人民都对他的丑恶和不正当的行为深恶痛绝”。
11月22日，起义者进一步发表声明，怒斥蒋介石“不顾民族的愿望，倒行逆施”，结果是“中国人民就要成为日本的奴隶”。
在起义者发表这些情绪激昂的声明之后，十年来的一次巨大的反蒋高潮随后到来了。
福建军队刚刚宣布他们的主张，蒋介石就马上下令发动全面进攻。他的军队分三路进攻福建，蒋介石到闽西亲自指挥。
起义部队放弃了福州，南京政府的空军从温州和株州的临时机场出发，用空袭骚扰起义军。两个多星期后，起义部队被击溃。
福建的政治领袖们匆忙地从福州撤走。
蒋军收集起义军残部，重组十九路军，英雄的十九路军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