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日本垮台之快使得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讲的一件事就能证明这一点。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私人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从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报怨电话打搅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好了，是他。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大快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疼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井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象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张学良记恨终生。张背叛过蒋介石，甚至还羞辱过他。蒋介石决定不释放张学良——
或者说对此事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委员长面前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东北有能力有威望的政界人士中，找不出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由于没有一个现成的“统帅”，蒋介石决定分疆而治。于是，他把原有的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哈尔滨和长春则作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城市。这样一来，他就弄出了九位省长的空缺，他把这些职位留给了东北地区与cc系有关系的二、三流政客，而东北的民众则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人。
蒋介石不但不释放少帅，不让他工作，就连少帅的同事也一个部不让返回东北，即使以非官方的身份也不行。出人意料的是，身为满族人的埃里克·周却被从未见过面的哈尔滨新任市长杨绰庵看中，杨绰庵请他当自己的第一秘书长，被他婉言拒绝了。杨绰庵也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名政学系的成员。
由于仍需一位最高统帅，蒋介石便任命另外一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为东北九省的最高长官——这使CC系和黄埔系的人很不高兴。
在任命熊式辉的同时，委员长还任命他的儿子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专门负责与苏联占领军打交道。
几个星期之后，蒋介石邀请老资格的记者胡霖在重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密谈，征求他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意见。现在看来，胡霖当时对蒋是有利的，但委员长全没听进去。
胡霖的建议是：
一、将首都迁回北平，并将其改称为北京。
其目的是为了赢得黄河以北的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由于该党曾选定南京为首都。因此，北方人便觉得他们脱离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成了二等公民。
二、要么认真与共产党谈判，要么公开向他们宣战，不要理会美国政府的建议。
三、接管日占区的上作一定要体现出公平和同情。不搞政治迫害。因为，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违心支持傀儡政府的。日本人打进来时，国民党仓惶撤走，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被扔下没有人管。
四、由于日本人从1931年起将东北占领了十五年，因此，应给予东北特殊的关怀。
五、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乡村地区实行农业改革。
六、高度重视日占区青年的再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此建议无动于衷。
少帅不能获释，就因为他曾是一个“叛逆”。同样，曾在日本人手下做过事，甚至仅仅在日战区生活过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委员长的谅解和信任。
人民原以为他们被解放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只不过是又换了一拨。
日本刚刚投降，重庆就马上派出官员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象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了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黄金、房子、汽车、女人。
在他们口中，“重庆”一词的意思就是：“芝麻，开门！”借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被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拿出现金和财物进行贿赂，就往往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受到了牵连。
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官员，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的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国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了敌军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到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楼房，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这些房了。
他挑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在上海人们的眼中，那位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十分流行，就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
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者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
日本投降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上层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的同时，如何能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他已有十八年没有见到另一位能够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了。
而现在，1945年8月28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握手会面了。
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接连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毛泽东表示，如果赫尔利来接他，并以其个人的名义保证他的安全，他可以前往。
一年前，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见过他。和到延安时一样，赫尔利在重庆也突然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地安人的练兵舞，口里还“呀呀、呀呀”地尖叫着，把中国东道主吓了一跳。据说他喊的是阿克陶族人的方言，年轻时他曾在俄克拉荷马学过这种方言。
他头脑简单，对于中国问题，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研究，所以，起初他以为促使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44年，正当他认为成功垂手可得时，没想到竟前功尽弃。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自信。这一次他确信，国共合作已指日可待。
赫尔利的自信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比的自信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中国。
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会谈注定要失败。苏联人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王世杰——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中处于弱势，但该条约还是赋与了他在政治上压倒毛泽东的明显优势。
不过，从地理位置上看，毛泽东进军燕北比蒋介石要方便一些。8月9日，苏联人进入中国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向日本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击。10日，朱德将军要求日军和伪军放下武器。
但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产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这样一来，除了魏德迈将军指挥的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的三十九个师之外，国民党的军队又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足够武装四十个师的装备。
苏联人进军东北之后，不让美国人和中央政府在这个重要的工业区立稳脚跟，他们只允许红军进入东北。
在从北面和东面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还有一批驮着辎重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可以在小城镇建立地方政府并设置防御设施。另外一支苏联军队经过内蒙古及河北北部进入了东北的南部，他们与林彪指挥的共产党军队会合，并为其提供铁路运输。林彪的部队很快便在南部建立了许多行政和防御设施，配合北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据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的面前不仅有苏联和本国的对手所设置的障碍，美国盟友的态度也阻碍着他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在8月和9月问，他关心的大一件筝就是夺回中国东部的重要城市，例如：南京、上海、汉口和北平。
中央军是坐着由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进入这些城市的。
诚然，在受降和安排遣返日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麦卡锡将军、魏德迈将军、巴比上将及其他美国军官的全力支持和援助。
但当蒋介石的部队就要到达北平西北部的张家口和赤峰时——从这两个地方他们可以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进入东北——马歇尔将军给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下令停火并停止前进。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共产党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东北。
正是这些部队，在经过了苏联人的重新整编、训练和武装之后，回到中原，完成了对整个大陆的占领。
无疑，魏德迈将军对马歇尔将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十分关注，在军事上，他认为，中央军在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之后，没有能力夺取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巩固其现有的地盘。
但是他也意识到，需要在中国北部和东北一带建立一道屏障，以阻挡苏联的军队。出于这个目的，他要求华盛顿再向中国派17个师的美军。然而，他只得到了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毛泽东刚到重庆时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他在重庆呆了六个多星期。
会谈分两个级别进行，即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和低一级的两党会谈。其中，国民党方面有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会谈一开始，双方就摆出了各自的观点。
蒋介石坚决要求共产党解散军队，将其并入国民军，以此作为参加国民政府的条件。
而毛泽东则同样坚决。他坚持共产党在正式编入国民军时，应保持原有的编制并仍由现任军官指挥。而且，共产党还要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永远那么乐观的赫尔利曾希望在他9月22日回美国治病和述职之前，国共能够达成协议。
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信，讲明了他的意思，然后就和张群一起，坐下来等待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回音。
他计划在得到答复之后，就上飞机。
信是回了，但没有提到协议的事。
毛泽东只是请赫尔利暂缓回国，直到陪他安全地回到延安。赫尔利找到了蒋介石，蒋说他将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但是，毛泽东坚持要大使作出书面保证，以确保他安全返回。他得到了这个保证。
赫尔利带着失望飞离了中国。
蒋介石没有采纳魏德迈的建议，他决定行使中苏条约赋与他的权力，占领东北。
然而，使他烦恼的消息不断传来：苏军正在有步骤地拆卸东北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表面上看，如果苏联人象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准备把东北交给他的对头共产党，那么这一举动就很令人费解。由于缺少苏联方面的资料，人们只能推测。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在耍手段，他不相信美国人会听任他实行他在中国的东北计划，所以他不想让国民党到来时得到那里的工业设施。可是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支持中央政府在东北的权力，尽管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保证。
10月6日（毛泽东仍在重庆），美国海军试图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被苏联拒绝。其理由是大连是个商业港口，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随后美国人又不大热心地试了另外两个港口，同样遭到拒绝。这两次拒绝他们的不是苏联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直到11月1日，国民党才在山海关登陆，这使他们在南部有了一个小小的落脚点。
10月10日，正好是双十节。毛泽东、蒋介石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没有掩盖双方完全缺乏共同点这一事实。
这份联合公报直到第二天毛泽东飞回延安之后才发表。在两个问题上，公报似乎表现了某种进展。例如，虽然政府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共产党政府，但却同意扩大地区性的自治。至于武装力量，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将其原有的80到100个师的兵力削减为20到24个师。并将部队驻扎在指定区域内。
这些事情还没有安排好，国共两党之间的小型冲突几周之内便在各地爆发了。
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失败对帕特里克·赫尔利大使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从他上任开始，就与他手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生了争执。
和他争论最多的是他的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个、即谢伟思。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蒋介石及其政府，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认为，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谢伟思曾多次毅然建议美国政府由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毛泽东。有一次，赫尔利先生曾警告他说：“如果你只管汇报情况，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但是，如果你想干涉我的事情，我就赶你走！”
看到谢伟思仍无视他的警告，赫尔利大使便把他召回了华盛顿，当时是1945年4月。
不久之后，谢伟恩便和另外三个同事一起被捕了。因为共产党的前线刊物《美亚杂志，》的编辑部里发现了大约100份他写的电文。
使馆工作人员中另一位与谢伟思观点相同的人是约翰·戴维斯。在1944年12月12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他建议美国中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除非他们停止阻击共产党的部队。戴维斯曾在魏德迈将军手下当过他的临时政治顾问。赫尔利也把他召回去了。
1945年11月26日，帕特里克·赫尔利向总统杜鲁门递交了辞呈。在他的信中，他指责大使馆和国务院里的“职业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有些人对共产党说，赫尔利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倒台所做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他们还劝告毛泽东“拒绝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合并，除非把领导权交给共产党”。
11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呈，同时任命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的身份作为他在中国的特别代表。
在12月的头两个星期里，马歇尔与总统、国务卿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迪恩斯·艾奇逊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反复研究了美国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
政策基本上没变，只作了几处重要的解释，马歇尔将军继续奉行前任的政策，努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如果他的努力失败了——即使失败是由于蒋介石拒绝合作而造成的——
美国政府也仍将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此外，大家一致同意，美国应帮助蒋介石向北方进军，“以便结束日军的遣返工作”。不管调解成功与否，美国政府将支持蒋介石，这个决定将对外保密。
美国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在华北建立军事力量，表面上所说的理由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的，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使马歇尔将军能保证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对抗中军事力量始终处于优势。
总统还声明，中国的建议将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前提是马歇尔将军能完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使命。
蒋介石为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而拍手叫好，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为此高兴，卷入中国之争的各方都觉得这一任命会对自己有利。
总统的特使带着三项具体的指示来到了重庆。他将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停止敌对行动，完成将共产党军队按比例编入国民军的工作，并召集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其它团体参加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结束国民党的领导，并使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
马歇尔将军是二战中的一位伟大的战士，是使盟军得以获胜的主要功臣。带着这种威望，他接受了去中国的使命。
他性格沉稳，举止文雅，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尽管他的聪明才智比赫尔利更胜一筹，但他对错纵复杂、明争暗斗的中国政坛并不比赫尔利更熟。他刚一到达就被各方包围了。
其中当然有国民党，因为他是被派往蒋介石的政府的。另外还有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以及张澜、罗隆基等民盟的领导人。民盟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阵线中的组织。
马歇尔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保证赫尔利的继任者既能称职，义能受到欢迎。他起先推荐魏德迈将军，因为蒋介石很信任他。马歇尔似乎从没想到过，蒋介石的信任这一点足以使共产党人认为魏德迈不够格。
他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对魏德迈将军的任命。周恩来马上便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向马歇尔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共产党一方完全不能接受魏德迈。
马歇尔将军很尴尬，他电告在华盛顿的艾奇逊，请他取消这项任命。
当马歇尔让周恩来提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时，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推荐了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司徒雷登博士庄中国工作了大半生，颇受人们尊敬，但是他对中国的政界却并下熟悉。
国民党把共产党否决对魏德迈的提名一事，看作是敌人的一欠胜利。
马歇尔将军以他那军人的果敢，向他宣布的三个目标迈进。
第一个目标是停止敌对行动。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满足了他的一半要求，他们建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马歇尔领导这个委员会，另外加上中央政府的代表张群和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名义上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命令各自的武装于13日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军事调解执行部，任命了八个停战小组，每组包括一个美国人，一个政府代表和一个共产党人。
时隔不久，人们便看出这一项协议形同虚设。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双方的军队便在河北、山西、绥远、江苏北部及山东等地发生了战斗。
周恩来坚持内蒙古的赤峰和另外一个要塞在停火期间，应由共产党控制。为表示诚意，蒋介石勉强答应了这一点，这样共产党便掌握了控制热河的关键。随后，共产党加强了在东北的兵力。46，000军队从山西调往东北，以加强林彪的部队。2月份，又从河北和山东分别调来了10，000和40，000军队，另有80，000军队从山东坐船，登上了苏联人控制的港口。
马歇尔将军不知道这些事，他很快又奔向他的第二和第三个目标。
1946年2月15日，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的一个军事委员会签定了一个协议，这个委员会包括国共双方的代表及马歇尔将军。
根据协议，在以后的12个月中，要对军队进行改编。政府军减至90个师，共产党的军队减至18个师。再过6个月，还要分别减至50个师和10个师。当时，蒋介石建议，裁军应由三人委员会进行监督，并且应该有美国人在场。共产党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政治方面，蒋介石于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讨论了召开国民大会及制定一部永久性的民主宪法的具体计划。在这些会上，共产党对政府的建议都表示赞同，这使马歇尔觉得，和平已近在咫尺。
这时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正在莫斯科，他是应斯大林的邀请去过圣诞节的。他曾与这位苏联的领导人进行过两次会谈。
斯大林表示，他希望中国和苏联之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能和平相处。他还提议，蒋经国的父亲应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上的某个地方与他进行一次会谈。
这一邀请使蒋介石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他接受邀请，其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美国政府所要求的联合政府，并“完全依靠苏联”。如果不接受邀请，使斯大林失望，那么斯大林也许会更加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共产党。
他去问马歇尔，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有助于改善中苏关系的事情我都支持。”
3月13日，马歇尔将军回到了华盛顿，深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上述三项使命，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善后工作了。但是，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肯定还是有疑虑的。
因为3月8日，他接到了使馆二秘雷蒙德·勒登写的一份备忘录，请他注意东北的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敌对态度。并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已同苏联联合起来。
马歇尔将军此时回美国，实在大不是时候了。
3月7日，苏联人已开始从东北南部撤退，但他们没有宣布这个情况。他们刚一撤走，中共就开进去了。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便立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军队的抵抗，占领苏均撤退的每一座城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东北进入“全面敌对”的状态。停战就此夭折。共产党占领了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领了四平街，这样，他们便有力量堵住蒋介石向东北派驻的军队。
4月18日，马歇尔的政策已乱了套。这时他回到了中国。
19日（应为5月19日——译注）。国民党大举进攻，占领了四平街，并追击林彪的后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上看，1946年5、6月份在东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已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后期不可避免的大溃败。
在这个阶段，苏联没有向共产党提供军用物资。除了步枪之外，共产党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从政府军兵器库里夺来的。
斯大林在莫斯科权衡了时局之后，决定请蒋介石到莫斯科来会谈，以讨论对东北的重新安排；新的安排将把美国人排除在外。
斯大林知道美国根本不会在乎被人排挤在东北之外，他们关心的事主要是避免过多地卷入。
不出斯大林所料，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然而他们也有重重顾虑，他们担心东北将来会纳入苏联的经济。
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增加了国共双方在既没有美国也没有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联合统治东北的可能性。于是，马歇尔便加倍努力地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然而，蒋介石对于这些建议置若罔闻。他很清楚——虽然美国人还没有明白——他的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已不可能制定出对付苏联的共同策略。因此，他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他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弱。于是，他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蒋介石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使他陷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
起初，斯大林虽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他们已运走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没有让中国共产党得到这个工业基地，而且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几乎没有给共产党提供什么援助。
可是现在，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做法。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联送给中国共产党1，226支枪和369辆坦克，这些都是由日本生产的。另外还提供了300，000支步枪，4，836架机关枪和2，300辆机动车辆。总而言之，所援助的武器和装备可以武装一支五、六十万人的军队，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原莫斯科的领导人李立三也于1946年冬至1947年派回中国，以便将100，000北朝鲜军队并入林彪的队伍。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需要经过训练才能掌握这些新式的现代化武器，所以，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起初并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援助使共产党获得了压倒国民党的优势。
4月18日，马歇尔回到中国那天，也是四平街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时间有误，四平战役发生在5月份——译注）。他试图劝说蒋介石停止进攻，但是没有奏效。蒋介石看到胜利在望，再怎么劝他停战他也不会回头。
5月，蒋介石赶到沈阳指挥战斗。29日，他收到了马歇尔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的威胁——除非马上停止战斗，否则他将退出调解。
当马歇尔在重庆向周恩来解释这些情况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他们那时正站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对此，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虽然马歇尔还不明白，这位调解人后来在6月23日又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会谈，当他听到共产党的这位代表指责他在中国实行“双重政策”时，他大吃一惊，周恩来说美国一面支持国民党，一面又假装调解。凡是熟悉共产党的谈判之道的人都会明白，他们在谈判中变换口气意味着什么。但是，马歇尔并不明白，他只把这些话当成了对他个人的指责。
谈判仍在继续，6月26日，国共在东北达成了一个停火协定。
尽管双方在7月1日都宣布这个停火协定将无限期地延长，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出，它和前一个协定一样不起作用。4日。
蒋介石宣布国民大会将于11月12日举行。
7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发表宣言，谴责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这就是周恩来在变换口气时要传达给马歇尔的信息。
此时，蒋介石已经明白继续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而马歇尔及他的上司们却没能看到这一点。
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进攻，到9月中旬，华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已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共产党的军队撤退到山东和山西的山区里。这时，蒋介石瞄准了一个更大目标，即张家口，这个地方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战略意义。说它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苏联曾将此城交给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曾准备将其首府从延安移到这里。它的战略地位在于，它是中国北部与西伯利亚的通道口。
为此，共产党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抗议，并说如果国民党军队不停止行动，他们将中断与政府的谈判。蒋介石置马歇尔的调解于下顾，使马歇尔越来越恼火，他强迫蒋介石停止攻占张家口的行动。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
马歇尔勃然大怒，这时，他给了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他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
“美国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即这些军用物资只能提供给联合政府。美国政府表示，如果禁运“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就可以实行禁运。
然而，这一事关重大的决定既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通报蒋介石，蒋介石头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8月30日，这天他得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他还不知道，禁运早就从7月29日开始生效了。一直到第二年5月26日，禁运才正式取消；实际上，美国直到1948年11月才重新开始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武器。
在这个重大的打击面前，蒋介石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他现在已无法继续进攻。
10月10日双十节，张家口失守，同一天，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双十节演说中宣布，他准备继续通过调解和协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时，马歇尔又天真地以为成功在望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他们明白地表示，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不抱希望。他们要求政府的军队在中原撤回到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则撤到6月7日的位置。
这些要求使马歇尔左右为难，他对周恩来说，他觉得自己的调解工作“没有效果”。他接着说：“我已对你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无法相信我是公正的，他们只需要说一声。我马上就走。现在你们已经这样说了，我马上离开这里，去南京。
11月15日蒋介石召集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没有出席。16日，周恩来指责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并要求马歇尔将军提供交通，将他和其他中共代表送回延安。
现在，除了蒋介石之外，马歇尔将军已无人可谈了，他们两人于12月1日进行了一次会谈，双方的分歧已无法弥补。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指责他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谈到这里，两个人不欢而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蒋介石显然不再理会马歇尔将军了。
他自行其是，于11月27日向“国民大会”提交了一部宪法草案，这个草案于1946年圣诞节那天通过，从表面上看，这部宪法处处都是按孙中山的希望制定的，它规定，一切公民和种族都是平等的；实行全民不记名投票；二十岁以上的男女享有选举权；保障权利和自由；总统六年选举一次；只许连任一次等等。
遵照孙中山的临终遗言，政府将分五个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选部门。大会同意宪法于一年之后生效。
中共和民盟没有参加宪法的制定。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很小的党派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即青年党和张嘉森领导的民主社会党。
就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而言，这部宪法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之后，这些规定才在那里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执行。
看到事情已毫无希望，马歇尔将军要求将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国，担任国务卿。
当天，他发表了一份长篇的“个人声明”，说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对方都有着“几乎无法解除的怀疑”。
两党都是由极端分子操纵的，国民党里的是“一批反动派”，共产党里的则是“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
他认为，在共产党里，有一批开明派，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因为憎恶地方政府的腐败才转向共产党的，”他们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共产主义思想之上。
他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苏联，似乎中共从这一年开始出现的强硬态度，与斯大林放弃与美国合作，帮助中共壮大军队的决定毫无关系。
美国对马歇尔使命的失败作了许多反省，这些反省包括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方面的解释虽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但却对马歇尔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是无法调和的，这就象两条平行线，永远走不到一起。双方都没接受美国调解人的意见。
在谈判中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更成功一些。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并不是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负责人张治中在军方在党内都没有什么人支持，蒋介石对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个姓张的助手，虽然说是代表着CC系，但他的话却代表不了CC系，他得听命于陈家兄弟，并向他们请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没有什么作用，挑选他去谈判是因为他有一个“温和派”的名声。
这三个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蒋介石，只能通过张群间接地向他汇报。
张治中深知，美国希望问题能和平解决，于是他便利用这种希望，常把马歇尔的眼光引向过于乐观的和平前景。
就他个人而言，他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将在这样一个政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陈立夫和他的CC系在宣传上一直不停地攻击共产党，他们质问谈判会有什么作用。
在宣传战线上，共产党无疑在每个方面都比国民党聪明。
共产党的代表因住在梅园5号，离国民政府大楼只有几百码远（这幢楼在推行宪政之后改为总统办公楼）。中共代表团成为中外记者唯一的消息来源。周恩来对要求进行评论的记者总是有求必应。
埃里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点去拜访他，周恩来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发言人王炳南等也对记者十分热情。从南京发出的有关和谈的消息都是以共产党的说法为根据的，这么说毫不过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国民党的传声筒中央新闻社和《中央日报》，都要靠共产党提供和谈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谈判被认为是秘密的，而且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和发言人都害怕说出什么让蒋介石不高兴的话，实在躲不过了，他们才会同意接见记者，但却拒绝发言。这使共产党一方控制了消息报道。
军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军完全反对与共产党讲和。抗日战争时他们与共产党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仍记忆犹新。另外，他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让他们去恨共产党，恨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让他们去爱共产党，已为时过晚。
而原来的军阀手下的各种地方军队则大多采取中间立场。
诚然，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同时也恨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在装备方面有各种优先权。
阎锡山（山西的“模范省长”）是个例外，对所有的人他都说共产党对和平并不真正感兴趣。和其他的将领不同，阎锡山认为，即使能够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将全中国共产化的计划。他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这么说，1947年和谈还没有破裂时，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这一点。
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曾邀请《大公报》的胡霖，去他在南京宁海路5号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场，埃里克·周当翻译。
当马歇尔请胡霖坦率地谈谈他对和谈前景的看法时，他指出了下面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土地改革派’、如果美国人这么看，他们就错了。
二、建成联合政府就象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
三、马歇尔最多只能争取到一个暂时的和平。但是，首先他必须保证停战协定起作用，如果没有国际上的监督，停火协定就不会奏效。
四、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就是把东北给共产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那里建立某种自治政府。但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愿背上分裂国家的罪名。
五，象民主同盟、青年中国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这种弱小的党派既缺乏广泛的支持，又没有对大众的号召力，不应太重视他们。
六、美国所说的那种民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七、中国出现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八、苏联极有可能巩固他们在东北的力量，以达到秘密援助共产党的目的。
马歇尔将军没有理会这些话。
胡霖的这些话讲得比阎锡山还要清楚，在此之前，阎锡山同样没有能使马歇尔从他最初的幻想中醒悟过来。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曾去太原见过阎锡山，第二天，阎锡山用车把马歇尔送到了机场，路上，马歇尔说：“我想调解，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因为我给共产党的条件比苏联给他们的更好。”阎锡山说：“你在谈交易。如果共产党的确想做交易的话，你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接管这个工厂，那么交易就做不成。”
马歇尔问：“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不会妥协吗？”
阎锡山说：“这我不能肯定。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愿意放弃进行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歇尔说：“至于中国，美国要看调解的进展如何。如果不成功，美国将全盘退出。”
平心而论，马歇尔的处境本来就不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交给他的那个烂摊子，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对共产党却较为有利。他对周恩来所抱有的信心比对蒋介石的大。
现在，他走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继续壮大，而蒋介石却得不到他需要的军用物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战于1947年春进入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