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溪口闲居，是因为刺杀陶成章的事情还没有过去，蒋介石一方面侍奉老母、陪姚怡诚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一方面竖起耳朵打听外面的局势，随时准备复出--他不是一个甘于无所事事的人。
1913年6月，“杀陶”事件已经无人提起，避祸闲居的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安顿了姚怡诚之后，他就来到陈其美麾下，参加了“二次革命”。短暂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再次逃亡到了日本。
1914年夏，蒋介石奉召返回上海，参与讨袁的军事行动，不幸事败，蒋介石被袁世凯通缉。此一期间，他还经常到姚怡诚的住处与姚幽会。后来，通缉蒋介石的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再一次东渡日本避祸。
几年时间内，蒋介石奔走革命，到处躲藏，往来于上海、杭州、溪口、日本等地。这一时期，他很少顾及妻儿老小，也就更无暇照顾蜇居上海的姚怡诚了。姚怡诚与毛福梅不同。毛氏自从与蒋介石结婚的头一天开始，即已习惯于丈夫不在身边的生活，在蒋母的影响下，毛氏也笃信佛事，整天陪婆母诵经上香，打发孤独寂寞的岁月，久而久之，也不觉怎样了，后来又有了经国，婆媳俩每天侍弄孩子，念经拜佛，即使蒋介石不在家里，她们也并不感到寂寞了。而姚怡诚则不同了，她一个人住在上海，经常是一年半载都得不到蒋介石的一点音信，还要一天到晚为蒋介石的安危担心。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使她备感孤独无聊、烦恼苦闷，为了打发日子，她染上了赌博恶习，整天到邻居家里打牌，有时通宵达旦。
姚氏闲居，没有收入，靠蒋介石养着她。但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是忙于革命，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养活姚恰诚。那么，蒋姚二人靠什么生活呢？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张静江，张家是浙江湖州南行镇的豪富之家，资产雄厚，张静江本人也十分豪爽，因此，蒋介石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和个人开销，都靠张静江的资助。为了报答张静江，蒋介石命姚怡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从此，蒋姚二人在上海的开支用度就都包在了张静江的身上，据说这笔钱曾达10万之巨，但张静江当了姚怡诚的过房爷，这笔钱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1916年，蒋介石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怡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发现姚怡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姚怡诚已经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这就酿至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姚怡诚的嗜赌恶习的种种不满：
“1919年10月18日：
冶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
1920年1月1日：
早上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怡诚不知家法，痛骂一场。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
1920年5月16日：
近日以怡诚嗜赌而不待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虽然在孙中山组建军政府后，他曾因上书言兵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召至广州委以军职，但蒋介石心高气傲，约束部队极严，因此每每与地方势力发生磨擦，经常是干着干着就辞职返回上海。回到上海赋闲，又因为无所作为而心生“怀才不遇”之感，心情非常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他对姚怡诚的赌博恶习“恶甚、恼甚”了。
1919年秋，蒋介石到日本去了一趟，返回时，他带回来一个3岁多的小孩，说是自己的儿子。蒋介石为这个儿子取名为蒋纬国，谱名建镐。这样的名字，与他的长子经国相配，正好是一“经”一“纬” 一“丰”一“镐”
关于蒋纬国身世的问题，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政治圈内流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悬赏缉捕“乱党”，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日本避祸，在日本3年期间，蒋介石和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们介绍一位下女，三年共处下来，多出两个小壮丁。长的归戴传贤所有，就是戴安国，小的属蒋介石，就蒋纬国。第二，传说蒋纬国就是蒋介石的儿子，是蒋介石与一日本女士同居所生的。除生了蒋纬国之外，还生了戴安国。后来，戴安国过继给戴氏元配钮有恒抚养。所以，蒋纬国、戴安国都是蒋介石的儿子。第三、根据《蒋纬国报到卜书中所说，蒋纬国和戴安国都是戴传贤所生，戴怕老婆，不敢将纬国带回，故交给蒋介石抚养。
据蒋纬国先生说，有一次他在蒋介石的办公室，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宝所写的《亚洲内幕》，里面有一段写到：蒋介石元帅二子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元老戴传贤的儿子，以后为了某个原因过继给蒋公。后来，他问戴传贤先生，戴拿出一面镜子，让蒋纬国自己照自己侧面，问他：是这边像蒋公呢？还是那边像蒋公？蒋纬国说，对于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做谁的儿子都愿意。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又说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传贤，“作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关于蒋纬国到底是谁所出，时至今日仍是个天大的不解之谜。蒋介石把蒋纬国带回到姚怡诚住处，嘱她代为抚养，以“义子”视之。
姚怡诚自己从未生育，这一时期又经常与蒋介石闹纠纷，自感夫妻关系日趋紧张，又怕蒋介石“休”掉她，因此，她欣然接受了纬国这个“义子”，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纬国身上，备加钟爱，视如己出。
在上海过了一段日子，姚怡诚又携纬国回到奉化溪口丰镐房，三个女人共同扶养两个孩子，上上下下相处十分和睦。
蒋纬国来到溪口，给丰镐房又增添了一股新鲜活力。更重要的是，蒋经国从此又有了一个小伙伴，小兄弟俩每天在一起嬉戏玩耍，快活异常。对蒋纬国，姚怡诚确是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纬国到溪口后，进入奉化幼稚园。姚怡诚为了照顾纬国，特意从溪口迁出，到奉化城里周家借居，以便每天亲自接送纬国。1922年，纬国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哥哥经国一起进入宁波小学就读。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姚怡诚又迁居宁波。这一时期，毛福梅也经常从溪口赶到宁波看望这小兄弟俩。第二年，经国和纬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学习，姚怡诚再度迁回上海，照顾他俩的起居饮食。
毛福梅和姚怡诚虽然不辞辛劳尽力地照顾抚养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但蒋介石对此却毫不领情。对这一妻一妾，他早已心存异念。概括起来，他对姚怡诚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她的嗜赌、不会体贴丈夫等。还有，姚怡诚没有什么文化，虽然与蒋共同生活后，曾在蒋的安排下跟随奉化县新作女校的毕业生陈志坚学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知识，但那种“速成”式的短期教育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素养，蒋介石之所以厌弃姚怡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毛福梅，蒋介石从来就没动过真情。毛福梅生性宽和厚道，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然而蒋介石需要的不是这种“贤妻良母”式的夫人。他的择偶标准随境遇而变化，随需要而变化，是从来不以情感的好恶为转移的。
在如此处置姚怡诚的问题上，蒋介石至感头疼，一时无法决断。这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旦离弃姚怡诚，肯定会伤害小儿纬国的感情”。此外，即使对纬国的感情毫无伤害，也得考虑日后纬国由谁抚养的问题。正如他在日记中说的：
“盖因弃去，一则纬儿无人抚养，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
1921年春，毛福梅因为思念儿子，就把蒋经国从奉化小学接回了溪口。蒋介石闻讯后，认为此举“实属不成体统”，是要耽误儿子的前程的，因此对毛福梅大加训斥，一语不合，甚至动手殴打毛氏。第二天，蒋介石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懋卿，“缕诉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并将毛氏逐回娘家。
蒋母王采玉与儿媳妇相处日久，感情很好。对于毛氏擅自将经国接回家里，她虽也表示不满，但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甚至将其逐回娘家，也引起王采玉的愤怒。在她的坚持下，毛福梅又回到了溪口。当时王采玉已是重病缠身，蒋介石对毛氏返回丰镐房虽然极度反感，却也不敢公然与母亲作对，故尔苦恼异常，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心情：
“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
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经这一场风波，已经破裂到无可挽回的程度了，同时，他与姚怡诚的关系也日益紧张。1920年春，蒋介石目疾才愈，又不幸染上伤寒，病倒在上海波崎医院的病床上。王采玉闻讯，吓得不顾自己也有病在身，急速带着儿媳毛福梅赶到上海，婆媳二人没日没夜地守在医院里，悉心照料生命垂危的蒋介石。两个月后，蒋介石死里逃生。但经此一劫，蒋介石如脱胎换骨，整个变了样，他瘦得皮包骨头，齿发皆脱，心情也非常恶劣。就在蒋介石生病住院、与死神殊死抗争的时候，姚怡诚依然不改嗜赌恶习，不但不关心蒋介石的安危，反而经常到医院去为庸常琐事与蒋介石纠缠不休。对此，蒋介石耿耿于怀，至为伤心。
毛、姚二人，一妻一妾，都不称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离弃之意日渐坚决，只是因为母亲的病日益危重．他无暇分心罢了。
1921年夏天，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
蒋介石悲痛欲绝，每日在灵前大哭数次。蒋母于当年11月21日下葬，孙中山特派陈果夫为代表，到灵前祭奠，戴季陶、林业明、居正等要员亲来送葬。
将近半年的时间内，丰镐房内吊客川流不息。蒋介石听凭毛福梅以女主人的身份支应内外，自己则专意陪同方士为母亲选择墓地。直到葬礼已毕，母亲大人人土为安之后，他才突然作出了“出妻”的决定。
11月28日晚，蒋介石坐在母亲生前的佛堂里，埋头在写什么文字，过了一会儿写好了，他便把蒋经国、蒋纬国、毛福梅和姚怡诚叫到跟前，手捧写好的文书，泪流满面地，颤声宣布：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他读道：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思，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余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顿时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丈夫要说的是什么了。毛福梅想，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竟又增添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老母在堂需要我，老母一死，尸骨未寒，就不要我了，还倒成了“报母恩”的“大义”之举”，真是怎么也无法理解。一时间，她只觉得天昏地暗，怔怔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指责蒋介石恩将仇报，丧尽天良。因为事出突然，怨结于心，毛福梅激愤过甚，一时也顾不上斟词酌句，顾不得经国就在身旁，把什么话都骂出来了。
蒋介石把“出妻条示”宣读完毕，正想解释几句。不料毛福梅倒先哭骂起来，而且越骂越不着边际，骂得蒋介石心头火起，随手拿起一根皮带，兜头盖脸就往毛福梅身上打了下去。毛福梅气怨交集，又挨了打，顿时失去了理智，她冲上去抓住蒋介石，与他拼命扭打起来。
蒋介石生性暴戾，哪会吃毛福梅这一套？他当即扭住毛福梅，拳脚并施，没头没脑地乱打起来。在旁的亲友们一拥上前，把毛福梅拉到楼上躲了起来，蒋介石仍是余怒不消，他冲开亲友们的阻拦，跑到楼上，抓住毛福梅继续痛打，又揪住毛福梅的头发，将她从楼上拖到楼梯口，直到儿子经国流着眼泪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别再打母亲了，蒋介石才在亲友们的劝说下停止施暴，走出了房门。
姚怡诚听罢蒋介石宣读的“条示”，本来也想当众与蒋介石大闹一场的，可是没等她发作，毛福梅已哭闹起来了。姚怡诚眼看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知道以自己的身份，闹将起来也不会比毛氏有更好的下场。于是，她乘丰镐房内正吵闹得天翻地覆时，一个人带着蒋纬国离开了蒋家祖宅。
蒋介石与姚怡诚脱离了关系，但纬国怎么办呢？无论怎么说，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总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地归了姚怡诚。于是，蒋介石把纬国的抚养留给自己的留日同学吴忠信，让纬国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干娘”。而实际上，姚怡诚仍然带着纬国一起生活，因为这时候的蒋纬国已经离不开姚氏了。
此后，蒋纬国就一直跟在姚氏身边，以生母之礼待之。蒋纬国也算继承了乃父风范，事母极孝。1949年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姚怡诚在纬国的安排下也迁往台湾，于1966年病逝。
蒋纬国曾就姚氏葬礼的规格请示蒋介石。蒋介石闻听姚氏死讯，默然良久，最后告诉蒋纬国：“你负责把你义母的后事办好，但要顾全咱们蒋家的声誉，万万不可大肆声张！”
于是，姚怡诚的葬礼在外界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悄悄举行。
这种规模、这种方式的葬礼，实在对不起将自己抚养成人的义母，蒋纬国始终为这件事闷闷不乐，每一想起，便觉得有一件大事未了。直到1990年，蒋介石与蒋经国均已去世，蒋纬国终于得到了一个补报的机会，在台北的善导寺为姚怡诚举行了百岁冥诞纪念追悼会，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至于毛福梅，虽惨遭蒋介石的毒打，却仍然坚持不同意离婚。蒋介石在亲朋故旧的激烈反对下，只得允许毛福梅继续留在丰镐房老宅里，那个“离婚”的“条示”也只是成了一种形式的象征。
从此，毛福梅成为丰镐房里地位特殊的女主人，她不承认离婚的“形式”，却默认了离婚的事实，独自操持丰镐房的家务，将全部情感寄托于诵经拜佛和儿子经国身上。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决绝地与妻妾同时“离异”，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之外，他还有一个在当时不能说出口的理由--他的感情世界里，已出现了另一个追求对象，这个人就是陈浩如。
实际上，早在蒋姚同居时期，陈洁如就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情感世界中，当蒋介石挑剔姚氏“嗜赌”、“不知体贴人”的时候，他已在狂热地追求着陈浩如了。
蒋介石一生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一生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他的这两个欲望，一个使他成为独夫民贼，茶毒了千百万人民；另一个使他成为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害苦了3个无辜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