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淡水路一座清幽雅静的住宅里，居住着一位已届九旬高龄的独身老人。这位老人就是蒋介石的义女蒋（后改姓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按辈份、论常理，这位陆久之应当算是蒋介石的“女婿”。
1946年冬，正是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疯狂叫嚣“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的最后的日子。那是蒋介石的军队最为强盛的时期，在美援的支持下，蒋介石下令对东北各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动员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攻克中国共产党的腹心，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常及其所领导的军队。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蒋介石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
1946年冬，是蒋介石“平生最快意”的日子之一。蒋介石被全面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不可待地召集“国民大会”欲使自己的独裁地位得到“宪法”的认可。就在这时，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
众所周知，蒋介石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蒋纬国，没有亲生女儿。但是他有三个义女。
第一个是蒋建华。她的父母不知是何许人。一天清晨，蒋介石的发妻毛氏打开丰镐房后门，忽闻门边有婴儿啼哭之声，低头一看，原来是刚出生的弃婴。她抱起一看，小孩嗷嗷待哺，顿生怜悯之心，即抱人家中，找人喂奶，收做养女。成年后，由毛氏作主，亲上加亲，嫁与蒋介石同父异母胞姐蒋瑞春的孙儿宋明义为妻。1938年初，蒋经国主攻江西赣州，即把宋明义带在身边工作。1949年随去台湾，宋曾任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蒋建华抗战胜利后即患肺病去世。
第M个是蒋瑶光。她是广东一位华侨的女儿。1924年9月出生于广州平民医院，其母生了多胎，都是女儿，见生下的又是女儿，不想再要，意欲送人。适廖仲他夫人何香凝到这所医院参观，闻此讯息，知陈洁如没有生育，希望领着一个孩子，就马上打电话给她。陈洁如赶到医院，见婴儿白胖可爱，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抱回家中，当作女儿。陈洁如给他取了一个形如奶名，叫“陪陪”；以后蒋介石以一星座之名名之，称“瑶光”。瑶光刚满3岁，蒋、陈离异，陈洁如赴美“考察”，蒋瑶光由外婆抚养，改姓为陈。瑶光长大后，嫁给一个姓安的朝鲜人，生下两个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安某不知去向；以后由好友周安琪（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主任秘书胡静如之妻）介绍，再嫁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高参兼《改造日报》社社长陆久之。
第三个是毛信凤，她供生于奉化县岩头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与毛福梅同族。蒋介石与岩头有很深的渊源。他曾两次在岩头就学，岩头又是他的岳家，所以一个小小岩头村，民国时期出了五个国民党将军将领。毛信凤幼遭不幸，父母同时双亡。她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悲不自胜，喝盐卤自尽殉夫，毛信凤一夜成了孤儿。蒋介石的老师毛思诚，看到这个孤苦无依无靠的侄孙女，非常同情，便把她领过门，认作孙女，承担起扶养的责任。
毛信凤逐渐长大，聪明伶俐，深得毛思诚钟爱。一年蒋介石回乡扫墓，到岩头村探望老师，毛思诚向他担出，想把毛信凤给他当过房。毛思诚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埔时期，蒋介石把他邀到幕下，担任秘书；北伐进军，蒋介石委以北伐军总司令部上校文书科长要职；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安排他担任中央监察委员；抗战前夕回乡，蒋介石给他带回一批手令、书信、日记、委任状等重要资料，请他为自己编写年谱。他所著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是研究青少年时期蒋介石的最重要的著作。蒋介石听这位老师一说，马上慨然答应。于是拣了一个好日子，毛思诚领着毛信凤到溪口蒋宅举行拜父仪式。蒋介石坐在丰镐房大堂的太师椅上，毛信凤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羞答答地叫了声“阿爹”。蒋介石高兴地伸出双手，将她扶起，接着从马褂口袋里取出一个20元银洋的红包，塞到毛信凤的手里，作为见面礼。1941年，毛思诚在故乡病故，毛信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信凤在上海盲入学校教书。一天，她到表弟袁巨高先生家里走亲，亲口讲述了认蒋介石为过房爹的经过。
此后，毛信凤再也不提此事，她讲的情况在袁巨高的心底也已埋藏了40余年。现袁巨高已从奉化市人民银行退休。
蒋介石这三位义女当中，最出名也最为世人瞩目的就是蒋（陈）瑶光了。
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就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之抛弃陈洁如，不仅害得陈洁如流离国外，终生不能再嫁，也害得陈洁如终生没有亲生的子女--她是婚后发觉已被蒋介石传染了淋病，并从此丧失生育能力的。陈清如抱回还是婴儿的蒋瑶光之后，蒋介石十分喜欢，当即表示同意收养这个女孩，并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但这时正是蒋陈二人鱼水欢洽的时期。蒋介石之所以愿意收养蒋瑶光，降了他确实也喜欢这个小孩之外，也不排除为了取悦于陈洁如的因素。因此，蒋瑶光的命运是随着蒋陈婚姻的风波而浮沉的。
1927年8月，陈洁如于万般无奈中同意远涉重洋到美国去读书，行前将养女瑶光委托给母亲代为抚养。从此，蒋瑶光改从母姓，成了陈瑶光。
为了实现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蒋来联姻，蒋介石耍起了无赖手段，赌咒发誓，说是5年之后肯定让陈洁如回到自己身边。而实际上，陈洁如刚踏上旅途，人还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船上，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公开表示“不知陈清如是什么人”了。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无疑是蒋陈婚姻的葬礼。
为了安抚陈洁如，蒋介石事后又通过杜月笙送给陈洁如10万元大洋，与陈浩如彻底脱离了关系。
1933年，陈洁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后，离美返国，寓居上海法租界吕班路的“巴黎新村”（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重庆南路169弄8号）。她把寄养在外婆家的女儿蒋瑶光领回身边，从此，瑶光从母姓，叫陈瑶光，母女俩相依为命，共度时光。陈清如也从此改名为陈璐，闭门谢客，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知道当年名声显赫的“蒋总司令夫人”陈洁如带着爱女住在上海“巴黎新村”。其间，蒋介石对陈洁如的生活仍有照料，据说，有一次，还特地托人批了5万大洋送给她。
1946年，陈瑶光21岁，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经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任秘书胡静如夫人周安淇的介绍，结识了汤恩伯麾下的“少将参议”陆久之。两人从此相识相爱了。
陆久之出身名门，其父陆翰曾是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后来，又出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是一位名噪一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显赫人物。陆久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又受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激励，青年时代就怀有冲破家庭开创人生新路的革命理想。他不留恋纨绔子弟的生活。18岁那年考入上海宝成纱厂当学徒，后来又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给他以极大鼓舞，他又毅然从杭州回到上海。此间，他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蔡叔厚等共产党人，从此，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直追随着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
陆久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做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驻日本的情报人员。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陆久之从日本撤回武汉，进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被委派到上海搞情报工作。其时任中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对陆久之到上海工作进行了秘密安排，叫他与夏衍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
陆久之由武汉到上海，打人日本海军部，用日本人的经费开办《华美晨报》并出任该报社社长。他以此特殊身份为掩护，秘密刺探日军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及时发送给重庆，同时也传递给中共地下组织。
不久，陆久之又同日本海军几名高级官员合伙在上海开设海安信托公司。一次，陆久之利用日本海军给的“派司”派船将我抗 日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资运出吴淞口日军封锁线，并冒着生命危险送往苏北。不料，事后被日军宪兵司令部察觉，陆久之被捕入狱，受尽日军的折磨，但他宁死不屈。
抗日战争胜利后，陆久之出狱，汤恩伯委任他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少将参议”，请他做幕僚。陆久之“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面继续经营海安信托公司并开设云裳舞厅，一面继续为共产党地下组织作联络工作。
陈洁如见陆久之举止大方，谈吐文雅，气度不凡，遂同意将女儿瑶光嫁给他，并将此事托人转告了蒋介石。
1946年圣诞节，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陈清如很喜欢这位女婿，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只金表作为见面礼送给了他。这只表是当年鲍罗廷赠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又转送给她的。
陆久之与陈瑶光的结合，并不是因为她是蒋介石的女儿，而是她温柔而又坚强的性格，秀丽而端庄的形象，真挚并且极重感情的为人。婚后，陈洁如对这位女婿吐露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结婚的事情。
陆久之虽然是蒋介石的女婿，但他仍为共产党工作。1949年，他曾冒险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可惜功败垂成。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到上海时，特地赶到“巴黎新村”去探望阔别了12年的“上海姆妈”（蒋经国称陈清如为“上海姆妈”，称姚怡诚为“苏州姆妈”）。他没有忘怀陈洁如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经国也常去上海看望她。这对于深居简出的陈洁如来说，心理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此，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知道了“委员长的第三夫人”隐居在上海。于是，陆久之与陈瑶光结婚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也就视陆久之为“驸马爷了”。
按理说，陆久之可以依此姻缘去认一认当委员长、大“总统”的“老丈人”--蒋介石，靠显赫的权势来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并且从未夸耀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1949年5月，汤恩伯撤出上海前夕，出于私谊，多次劝陆久之离开大陆，与他同去台湾，当时被陆久之婉言谢绝了。
1955年，原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遭逮捕，陆久之在“潘、杨事件”中受株连，也以反革命罪银挡入狱。陈洁如认为女婿是无罪的，不应该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就借故将他逮捕人狱。为了营救陆久之，她亲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陆久之于1960年获释出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蒋介石的女婿”的陆久之，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上海淮海路某号门口曾贴出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有一张上面还画了一条狗，大标题是“打倒蒋介石的狗驸马陆久之！”
从此，一位中等身材，头发略显花白的老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的大牌子在大街上一次次批斗。不久，他被“扫地出门”，全家也被迫搬到淡水路一所房子里。每天，造反派勒令他到街道开办的窑场里去扫垃圾、搬砖头、做苦工。
在陆久之初任上海市第六届政协特邀委员时，“反革命”的帽子尚未摘掉，直到1985年初，有关部门才正式宣布为陆久之彻底平反。
1971年，陈洁如含着无限的悲痛和哀愁默默地离开了人间。陈瑶光接电后赴港奔丧，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就留港定居了。其子女也都先后去港，只留下陆久之单身一人住在上海。
1983年，陆久之去香港探亲，住了几个月。此时，他的妻子陈瑶光在华丽大酒店工作，他们的女儿也长大成人，现迁居美国。妻子儿女们都劝他定居香港共享天伦之乐，旁边许多人也劝他居港当寓公，但他却说：“瑶光比我年轻，用不着我照护，我则年纪大了，总想叶落归根……”不久，陆久之又回到了上海。
昔日在政界、商海乘风击浪的陆久之，其显赫头衔一直鲜为人知。随着海同两岸近40年的“冰封”渐渐消融，有人对陆久之说：“你现在可以亮亮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上就是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听后依然淡淡一笑，说道：“我过去不想沾蒋介石的光，今天也无需趁海峡两岸始见祥和气氛而重新去攀龙附凤。”
陆久之的确说得不错，他这个“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从未沾过蒋介石的光。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陆久之从来不曾以“蒋门女婿”自居，蒋介石也从未承认过陆久之的“驸马爷”身份。蒋家在这件事上，无论是老蒋还是小蒋，都采取一种装聋做哑的态度。揣度其原因，多半是陈洁如的身份大特殊、太敏感的缘故。
陆久之以“女婿”的身份，公开背叛了“老丈人”蒋介石，背叛了蒋家王朝。蒋介石对此虽未公开表态，但他内心深处未必不感到几许凄凉--作为家事，这是一种丑闻，是家族的耻辱，作为国事，这正是蒋介石独裁统治走上末路的标志之一。
其实，令蒋介石感到难堪和忧虑的还不止这一件“家事”。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间也曾有过一段微妙的“失睦”过程，这多半与蒋纬国谜一样的身世有关。
蒋纬国自幼失估，从一岁到五岁期间，一直寄居在上海，五岁那年回到家乡溪口，由姚怡诚领养，称姚氏为养母。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蒋经国一起随父亲来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读书。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陈浩如照顾，蒋纬国还是由养母姚怡诚带着。因为蒋纬国的成长环境十分特殊，所以，蒋介石对蒋纬国十分爱怜，关怀照顾无微不至。1921年蒋介石曾在信中这样交待蒋经国：
……为你弟订儿童书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订书方法，只要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行了。不要忘记！
1924年10月1日，蒋介石又曾手示蒋经国：
……你同纬儿同住甚好，你要时时教导他，做他的一个好榜样。现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样？亦须详详细细地写封信来告诉我。至要！至要！
蒋介石对蒋纬国是十分钟爱的，1922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即把纬国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通讯时代的代号，“蒋纬国”即蒋介石。
蒋经国、蒋纬国虽然并非亲兄弟，但幼时感情颇深，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曾颇有感慨地谈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二人幼时随其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的生活片段：
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一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很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气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唾，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人跟蒋介石一齐挤在床上，而另外一个必须睡在冰凉的地上。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给两兄弟订了个协议，要他俩轮流在床上睡。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走上去探揉他的脸，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俞济时的记述当不是凭空杜撰的，由此可见这兄弟两人幼时感情甚好。但由于这两兄弟日后的经历不同--经国赴苏。纬国日后赴德，所以，后来竟一度有了嫌隙。与蒋经国相比，蒋纬国小时候受教育的机遇似乎比他哥哥幸运。1921年，蒋纬国5岁，就进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而蒋经国5岁时，还在为人私塾启蒙行三跪九叩礼。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在从旧式塾馆向新式学堂过渡的阶段。蒋纬国一启蒙便受到新知识的洗礼。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父兄一起来到上海学习。三年后，考进苏州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3年他17岁时，本想追随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但偏偏这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只得作罢，进入东吴大学读书。他为了争取时间，于1934－1935年，在东吴大学理学院，以两年的时间赶完了理科。主修物理，副修数学。1936年秋，奉父命再入东吴文学院攻政治、社会与经济。同年冬天，奉命赴德留学。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接受军事教育。
1926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因为当时蒋经国正准备赴苏留学，蒋介石便把次子蒋纬国带在自己身边。当时，国民党元老派中知道蒋总司令有子名“纬国”的很多。对于这一段，留有一张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就是，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演说之后，骑一匹白马阅兵，在广州火车站登车前，与送行的国民党元老在车站月台上所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就有蒋纬国。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火车的车厢，车厢的窗口站有几名背“精武带”的军官，车厢前的月台上，蒋介石全付戎装；他的右前方，一张藤椅上坐着张人杰，在蒋介石前面深人杰左手边，站着一个小孩，他就是蒋纬国。再左边，站着的是吴敬恒和谭延阎。
一时间，蒋纬国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的哥哥蒋经国。关于这一点可从美国《时代》杂志中的一则报道窥见一隅：
这一位青年将军（指蒋介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也是世界明日之星。他英气勃勃，两国像两颗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而尤可惊的，是他带了儿子出征，他的公子蒋纬国，现年十岁，随侍在他身边，和父亲出入硝烟弹雨之中，一起革命。
蒋纬国小小年纪便随着父亲的声名鹊起而列入“世界名人”的家庭档案中，而蒋经国此时还默默无闻呢。
蒋经国1925年16岁时赴苏留学，1937年返国，一去就是12载，回来时已近而立之年了。他的弟弟蒋纬国1936年20岁时赴德学习军事，一去4载才回。兄弟俩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却各自身处异国他乡，见面时已分离了15年，各人的音容笑貌全非当年。由于各自的生活道路，使他们在为人处事、思想性格上出现了极不谐调的反差。
回国后，还未尝尽兄弟团聚的家庭温暖，蒋介石就让蒋经国。蒋纬国各奔东西了。蒋介石先让蒋经国在家乡读书，抗日战争开始后又派他担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让他由基层开始历练；不让跟随在自己身边。而蒋纬国自德国回来之后，任命为少尉，跟随蒋介石披上军装来到重庆服役。
据传闻油于宋美龄喜欢纬国而讨厌经国，于是引起了“大太子”蒋经国的极大不满。自然，“二太子”身受袒护，也就踌躇满志起来。蒋介石和蒋经国、蒋经国和蒋纬国，父子、兄弟之间的隔离，也自然造成了国民党“拥长”和“拥小”派之间的错觉，进而有造作谗言浸润取宠的机会。于是，为了继承“皇位”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地下游击战”。他们各自有一批文臣武装，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即便是有“父皇”从中斡旋，无亲兄弟间的猜忌愈来愈深。
其中最能引起误会，也是令“皇太子”蒋经国终生难忘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千里迢迢、翻山越岭从赣南到重庆求见父亲蒋介石，谁知却被“父皇”官邸外警卫团营长王瑞钟，以未奉命令的借口加以拒绝，气得蒋经国咬牙切齿地大吼道：“我是儿子，来看父亲的！”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二太子”的蒋纬国却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走过来闯过去，无所顾忌，对于外警卫这道关口更是风雨来去，畅通无阻了。
后来一些别有居心的人据此向“拥长派”大肆散布谣言，或日：“老二得宠”，或日：“夫人也喜欢老二”。一时流言四起，不胜而走。蒋经国半信半疑，但怀恨在心的种子如遇春风，只差没有抽枝冒芽了。
而究其实，则只因为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的门禁森严，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可以自由出人，不受检查，其他任何人--包括宋子文、蒋经国--进入官邸都必须由侍卫长命令预先通知内外警卫有案可据者方可进入，到了内警卫的一关，也是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不必搜身检查之外，就连宋子文也免不了搜身和检查的。蒋纬国之所以在外警卫通行无阻，是因为外警卫已接到侍卫长的命令，他们认得蒋纬国的外貌，所以连盘问的过程也都免了。但他到了内警卫的一关，还是免不了要搜身、要检查的。
蒋经国之所以吃了闭门羹，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到重庆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早，蒋介石还没有交代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自然没有命令通知内外警卫，而致在外警卫的办公室中争执良久，警卫团营长王瑞钟、副营长南晓村、应人等等没有能力以电话向侍卫长报告，自然要惹得蒋经国大动肝火了。
尽管这是一次小小的误会，然而“拥长派”与“拥小派”之间的争斗并未因此而化“干戈”为“玉帛”。这场“宫廷式”的你争我斗，到后来蒋氏王朝去台后，爆发了“湖口兵变”事件，兄弟俩的矛盾由此升级。
经、纬兄弟之争，也与蒋介石内心深处略有偏私有关。在“家天下”问题上，蒋介石中意的当然是亲生儿子蒋经国。虽然夫人宋美龄不喜欢经国而偏爱纬国，虽然蒋介石对纬国也一直视如己出，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老蒋还是亲疏有别的。在对两个儿子的安排上，这种亲疏之分是很明显的。蒋经国回国后即领少将衔，而蒋纬国却只是在胡宗南部下当个少尉排长。蒋家王朝败走台湾、戴季陶在广州自杀后，蒋纬国的地位就更是远远落在乃兄之后了。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上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4年11月21日。
上午10时许，“国防部”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衔）在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赵副司令激情满怀，力斥“政府”和军界官员贪污无能，生活腐化。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号召全体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
训话完毕，赵志华当即询问他的部下们：
“谁敢跟我去？”
赵志华见台下鸦雀无声，又生一智，便随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大声重复道：“谁敢跟我一起去？”
这时，忽从人群中闪出一个蒋经国系统的团政工主任张民善，高呼：“我跟副司令一起去！”说完一个大步走到台前，喜得赵志华正要开口称赞时，冷不防这个搞特务工作的张民善一把抱住赵志华，大声命令似的说：“抓起来！”旁边的军内特工人员一涌而上，把赵制服，押进了司令部。
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他当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陆军、装甲兵、桃园、台中机场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层层戒严，严阵以待。一时整个台岛人心慌慌，如临大敌。
这件事立刻使蒋经国抓住了惩治蒋纬国的把柄。他抓住这件事不放，顺藤摸瓜，要在父亲面前狠狠数落蒋纬国一番，让宋美龄也不敢小看他的来头。
原来，蒋纬国虽身为“总统”之子，但他官运始终不太亨通。因此，他只得退而求其次，苦心经营他自己的领地--装甲兵，他曾把装甲兵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因此，装甲兵部队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甚至连党、政、军、特等部门无孔不人的蒋经国，在“湖口兵变”前也从未跨入装甲兵营区一步。在人事安排上，蒋纬国大肆栽培军中亲信，扩大权力势力范围。而赵志华这个发动“湖口兵变”的主角正是蒋纬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蒋纬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做法，早已引起蒋经国的戒心。现在发动兵变者又出在蒋纬国手下，虽然此时蒋纬国已卸下装甲兵司令之职，但事出有因，水出有源，恐怕你蒋纬国是难逃干系。蒋经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把蒋纬国建立起来的势力一网打尽。
蒋经国抓到了把柄，并没有立即报告蒋介石，而是有条有理。静静悄悄地等待蒋纬国出笼。果然，由于蒋纬国亲自出面斡旋，加之宋美龄为蒋纬国的后援，使得赵志华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涉及与此事件有关的30余名将领，也个个都在“原职待退”。
蒋纬国总算为过去的老部下舒了口气，但他万万没料到，正在这时，蒋经国在“父皇”面前出现了。他力陈上述种种事实，并指出赵志华在大陆失守前曾为中共的俘虏，后又逃到台湾，本应该作为共军“特嫌”处理，却怎奈蒋纬国的力保，才官复“装甲兵上校旅长”，后又得以重用。
蒋介石听罢，正触了他的痛处，不禁怒火万丈。据传，蒋介石一反常态，杖责了蒋纬国，并剥夺了他的带兵权。
蒋纬国碰了一鼻子灰，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忍气吞声，对哥哥蒋经国的官场绝招和厉害，甘拜下风，老老实实，与世无争地潜心于纸上谈兵之业--到军事院校去任校长去了。而蒋纬国一手经营的装甲兵从此也转到了蒋经国之门下。
“湖口兵变”使蒋纬国彻底地远离兵柄。此后倍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冷落，在中将军衔上一干又是整整14年，蒋纬国的“万年中将”也由此而得名。
1966年，蒋纬国年届50，按照常规，备逢儿孙们生日，蒋介石都要挥毫泼墨，以示赐勉。就在蒋纬国生日这一天，蒋介石亲书一幅勉励他，内容是：
当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恕人责已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主业之要道也。
中正于桃园慈湖
从蒋介石所赠书法内容，也可看出他本无意于让纬国成就什么丰功伟业，只要求他“埋头自修”，独善其身而已。诚然，按老蒋的期许，“埋头自修”是为了日后“处世主业”。可是，已经50岁的人了，犹自“埋头自修”等待那个遥遥无期的“主业”的日子，好像也晚了点儿，何况前面还有个兄长蒋经国呢。
蒋介石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安排，蒋经国“父业子承”，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台湾的“总统”。哥哥当了蒋家王朝的“掌门人”，弟弟却一点光也沾不上。蒋经国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是：“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任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大批官员升官加爵，惟有蒋纬国毫无动静，仍旧担任他那个“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
蒋纬国的处境如此不堪，连许多国民党元老都看不下去了，遂纷纷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但仍遭蒋经国的婉拒。
蒋纬国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也颇感不满，但他又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只能背后发发牢骚，在公开的场合讲几句不痛不痒的怪话。还是蒋介石在世时，有一天，蒋纬国半开玩笑半认真对父亲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是一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其二是我。”蒋介石是五星特级上将，为台湾最高军衔，而蒋纬国自1961年升为中将后一直未再晋升。这种话，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讲，不算是犯忌，只可视为一个玩笑。然而，玩笑中却流露出一股难以掩饰的不满和忧愁。
还有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一位属龙的年轻女歌星唱罢一曲《龙的传人》之后，端起酒杯向同是属龙的蒋纬国敬酒，并说：“龙的传人向龙的传人敬酒！”蒋纬国听了，凄然答道：“龙的传人算什么，这年头是连猪狗都不如了。”蒋纬国此言，也许是玩笑中了巧合，也许是借题发挥，巧言申怨。因为他说的“猪狗不如”，恰恰暗合了父亲蒋介石和哥哥蒋经国的生肖属相--蒋介石属猪，蒋经国属狗。
以上所述，不过是些政治笑话，究竟有多少事实上的根据，则是无法考量的。但虽然是政治笑话，毕竟也反映了经、纬之间的兄弟之情并不十分融洽，两个人的确是有些矛盾磨擦的。
还有一则政治秘闻，是从蒋氏官邸中的侍从副官嘴里传出的，似还有几分可信性：
1975年8月，蒋介石的丧事已告一段落，宋美龄决定离台赴美静养。士林宫邸的秘书、侍卫们都来帮着收拾行李并准备恭送老夫人。蒋家长幼两房的后代们也齐集官邸送行。这一天，蒋纬国早早地就来到了士林官邸，而且不同于往常的是，他当天穿着军常服、佩戴着勋章勋标来到宋美龄面前。在平时，士林官邸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家族聚会，所有的人都是穿便服参加。所以，这一天宋美龄见到一身戎装的蒋纬国，难免感到奇怪，她端详了一下说：“你穿军装的确很精神，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
蒋纬国正色答道：“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装了！所以今天给妈妈送行，特别让妈妈看一看穿军装的印象。”
宋美龄从来没想到过蒋纬国也会有“没资格穿军装”的时候，所以听了这样的解释反而更加感到奇怪了，于是又问：“为什么？”
蒋纬国等的就是宋美龄这个“为什么？”他一五一十，把台湾军队中强制限龄退役的制度大致讲了一下，说：“今年，已到了我这个中将军衔限龄退役的年龄，我已经在报请退役了，妈妈回来时，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军装来看妈了！”
宋美龄晚年私事很少，对军中制度就更是不闻不问，所以，这个“限龄退役”的制度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自己的丈夫一辈子都穿军装，她平时常能见到的军人如何应钦、薛岳、顾祝同等人，也都是到了拿拐杖时还穿军装的。于是，宋美龄又问：“何敬之为什么可以继续穿军装？”
纬国回答：“那是一级上将，功在国家，终身职的。”
这么一解释，总算让宋美龄明白了个中原委。正在这时，蒋经国一家人也到了。蒋纬国起立，给蒋经国敬了一个军礼，蒋经国问：“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纬国未及作答，宋美龄忽然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纬国做军人还可以吗？”
蒋经国不知老夫人何出此问，随口答称：“他本来就是干军人，干得很出色。”
“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要脱掉军装？”
蒋经国久惯官场，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无奈，他只得回答：“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及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待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纬国终于缓慢地晋升了一级，成为上将。
蒋纬国之所以晋升，除了宋美龄的力荐之外，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的鼎力相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还主动提前办理了“退役”手续，一力保举蒋纬国接替自己出任“三军大学”的校长。由此，蒋纬国方得晋升。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职后，与其兄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火药味仍然很浓。蒋纬国在学校讲课或作讲演时，不是大力推崇乃父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提到或称赞蒋经国，大有“目无兄长”之嫌。此外，蒋纬国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问题的讲演和谈话时，其言论往往触及到“全局问题”，一次，他在接受一位外来记者访谈时，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据说，蒋纬国这种“反攻无望论”的言谈曾使蒋经国大为恼怒。
蒋纬国升为上将，保住了“穿军装”的资格，也保住了他作为“皇子”的面子。可惜他的嘴不老实，一再给自己惹祸，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抨击王升的故事。蒋纬国早就对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过高过快表示过不满。王升被提拔为上将时，蒋纬国还是在中将位置上，他曾讥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打过仗的上将。”
80年代初，台湾警方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案，是由王升亲自策划的。事后，蒋纬国一面谴责“美丽岛”闹事的人，一面批评“官方”处置不妥，并尤其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进行了尖刻的指责，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他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
蒋纬国的这些言论传到蒋经国耳朵里，这位“总统”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免去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一职，改任“联勤总司令”，成了一个有职无权、为别人打杂的光杆司令。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是有附加条件的：蒋纬国今后谨言慎行，安守本分干好三军后勤工作，不涉及他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决不允许他擅发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
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结果却落得去给三军办后勤，经、纬二人之间的芥蒂到了这个地步，怕是难以消除的了。
蒋经国对这位至少在名分是自己“胞弟”的“皇二子”成见之深，一直是世人所难于理解的。这是因为，蒋经国平日为人处事是非常宽厚仁和的，与蒋介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赣南任专员期间，蒋经国位高不居、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是颇有口碑的。曾与蒋经国共事的薛汕在一篇文章中对蒋经国的处世方法和作风有过具体描述，他说：
一般的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直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没有架子……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曾任丰镐房帐房先生的唐瑞福也回忆说：
在进丰搞房做帐房之时，有过一场小小的风波。原来宋涨生被炸死后，蒋介卿师母、孙琴风舅母和蒋立样镇长都想荐人。当内定由我做帐房时，忽然无风起浪，外面纷传当丰镐房被炸后，唐瑞福最先进去，抢出五万元钞票云云。镇长蒋立祥甚至把我店里伙计叶阿定传去，在白岩下庵审问有没有看见过，叶说钞票我没见，只见过一只箱子（是我岳母周雅莲的衣箱）。我妻在石缮，闻讯大怒，赶到溪口质问，我也很恼火，要求把事查清楚。孙琴凤舅母出来说公道话，说衣箱确是周雅莲的。大家劝我不要把这事让经国知道，因他正在万分悲痛之中，惹了气，发起火来恐怕很凶。但我越想越气，不管这些，晚上拿了灯笼到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小洋房去见经国。他一只脚搁在床上待睡，问我为什么这时候还来，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情况。他听了后，笑笑说：“我已知道了。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来的，不好怎么办。家里的钱，我都知道，哪会有这大数目。我对你摊底牌，肖王庙舅婆（琴凤的舅母），伯母（介卿师母）、立祥（镇长）都要荐人，随我拣，我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你帮忙。经国这样一说，我就说：你这样信任我，我可以暂时帮忙；你有人马上来，我可以走。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做了丰镐房的助理帐房。当时经国还对我说：“我会通知亲戚，以后我来时亲戚来，我不来时亲戚不必来。你管经租及礼尚往来，上坟做忌。葛竹舅公来时要好好招待。”葛竹舅公叫王贤裕，神经有点失常，平时穿道士服装，手拿拂尘，常要到溪口来。年纪七十六岁时，人家问他几岁，他说十六岁，原来是除去一个甲子算的。
溪口沦陷前夕，宋周运和蒋瑞春由蒋经国派蒋恒祥专程来陪到江西去，临行时，曾叫我同去，我说抛不开家，并对宋周运说：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乃把帐目交清，离开丰镐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差副官蒋恒祥持信来，叫我再管丰镐房。到1948年1月（农历过年时），我因与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施季言有意见，我感到施的权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经国回乡，就对他说：我在宁波有蔬菜行，这里的财政，平时已有蒋孝佐在管，就请他接办吧！就此最后辞职离开了丰搞房。
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