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从1933年6月到1935年10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蒋介石一直奔波于赣、川、滇、黔几个省区，全力进行其所谓“安内”的反共内战，而对日寇的不断挑衅却不闻不问。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布满了自己的亲信和特务组织，蒋介石就是靠这些亲信和特务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的。
1935年5月，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制造了张北事件，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华北。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地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因此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进入关内，威胁平津。驻天津的日军派出装甲车和炮兵，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蒋介石仍是“不抵抗主义”。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其后又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调离。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其河北省主席一职是张学良安排的。因此，免去于的职务之前，蒋介石不得不向张学良征求意见。他从成都给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打电报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立即复电反对，说：“中国的封疆大史，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张学良的电报发出后，未接到蒋的复电，却收到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询问电：“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未及作答，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免去干学忠职务的命令。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耍了个流氓，弄得张学良无从插言。
然而，国民政府的退让，非但不能使日本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得寸进尺、侵战华北的欲望。6月9日，酒井又找到了何应钦提出：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以上条款，限12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6月10日，国民党就提前作了答复，发布了当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同时，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长城抗战中的参战部队调离河北。
如此丧权辱国，日军仍嫌不足。6月门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除写明中方已承诺的条款外，又附加了限期履行，由日方监督履行和妨碍日中关系的人员不得重新进入华北各级组织等条款，让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日方。对于如此击卖整个华北的协定。南京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敢让何应钦签章、但又拿不出抵制的办法来。无奈，何应钦只得跑回南京。但6月14日，日方又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又一次卑躬屈膝了。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同意了日方的全部无理要求，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
河北事件风波未平，日方又挑起了张北事件，6月27日，又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士协定》出台了。至此，察哈尔的主权也被国民政府葬送了。
就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一心一意在四川峨嵋山筹办军官训练团，打内战。他于7月28日把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召来，嘱其向日本政府“捎口信儿”。蒋作宾心领神会，遂通过报界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味退让态度，并没有使日本人的进攻停下来，相反，日方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继《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又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成立“华北国”。他们公开策动汉奸们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整个华北。蒋介石深恐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来与自己对立，因此，他只好暂时放弃对陕北红军“围剿”战役的亲自指挥，转头去处理华北事件。
1935年10月12日，蒋介石飞抵开封，12日电召宋哲元去见他。当时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驻扎河北，正处在日本人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拉拢之下，所以只派秘书到开封晋见。蒋介石为了稳住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宋的秘书带回，并大加慰勉，对宋安抚一番之后，蒋介石又北上山西，一是劝说阎锡山不要参加“华北自治运动”，二也是想拉冯玉祥和阎锡山同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动了人民的反抗，终于导致了“刺蒋误伤汪”案件的发生。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很高兴，说这是“显示国内趋于团结。”
早上7点钟，大会代表照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府会议厅前等候摄影，但蒋介石却迟迟不到场，大家只好不再等委员长，开始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
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即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而和孙凤鸣进行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在第一枪响过之后就疾奔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孙凤鸣挣扎着又射出二发子弹。紧接着站在第一排的武将张良奔上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凤鸣的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罢。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来蒋、汪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进行死斗，江被刺时蒋介石不在摄影场所，因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广西的巨头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汪精卫之妻陈肇君还抓住摄影时蒋介石不在场这一点和蒋介石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江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3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国民党六中全会行刺案，是华克之、孙凤呜、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在一起组织策划的。他们的目的是刺杀蒋介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总头目，蒋介石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攻城掠地、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惜拱手作揖，把大好河山连同子女玉帛一律奉送，回过头来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对处在水深火热中不甘驯服的民众进行血腥镇压。他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白白牺牲，需要行动起来。这四位爱国青年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组织晨光通讯社，充当新闻记者进入中央党部，以便刺杀蒋介石。
组织晨光通讯社刺蒋的主要负责人是华克之，他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江被刺后，戴笠悬赏十万重金，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有捉到他。1937年，华克之在海内外通缉追捕中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华克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
孙凤鸣，江苏徐州人，早年跟随父母到东北经商，建立起小康的家业，遭九·一八之变而倾家荡产。后他逃入关内投军，在淞沪战役中曾任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接受刺蒋任务后，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事前他先吞食了鸦片烟泡。在即将杀身成仁的前夕，他向战友们告别，慷慨而诵《易水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动的线索，每小时给孙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体、内政部长陶履谦等都亲自守在病榻前，追究孙凤鸣受谁指使。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做亡国奴了。”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需要的供词，第二天清晨平静地死去了。
孙凤鸣刺蒋、汪壮举被公之于世后，大大伸张了正义，振奋了人心，对推进抗日救国的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立法委员娄桐苏，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是当代民族英雄。1939年元旦时，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会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孙凤鸣目的在于刺蒋介石，蒋介石因何故未出现场呢？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蒋介石未出现场摄影，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多疑诡诈的本性。这次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随从二名，蒋介石自忖这些人中，不能保证没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当时各中委已列队等候摄影，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即去会议厅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精卫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仁立很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即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汪的。汪精卫是替代蒋介石被刺，而蒋介石却幸免。
1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人。由于汪精卫被刺负伤辞职，出国治疗，蒋介石继任汪的行政院长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但当时已被蒋排挤出国），至此，蒋介石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
日寇的步步紧逼，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爱国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悍然施以镇压，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与市民共同举行集会，反对汉奸政权的成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进行镇压，打伤爱国学生和市民400余人，逮捕20余人。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声称不抗日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却集结大军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截红军。同时，他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赶回西安，指挥东北军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陕一带打红军的阴谋是旨在使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指出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此前的1935年11月，毛泽东曾派汪锋为代表，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申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及准备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则、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联合抗日。至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5月5日，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主动将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的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以西并同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议和停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估计了今后形势的发展，颇具远见地在这个通电中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国民党“立停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周恩来致电陈立夫、陈果夫，陈述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此后，毛泽东又致函宋庆龄，请她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宋庆龄女士当时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她一向与蒋介石及其集团径渭分明，并正式发表过声明，不参与国民党的工作。这个声明，是蒋背叛革命之后、奉安孙中山时发表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一直居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国民党基本建立了全国统治后，举行安葬是合乎情理的。蒋介石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当时，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特拨专款50万元，但修陵的实际费用，至少要花1000万元之巨款！为了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幕边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造陵，气势恢宏，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设计庄重雄伟。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力修茸美化，就更加显得壮观。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先曾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于是改定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举行。但又因蒋桂战起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才最后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梓专列，21日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一共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25日午夜，灵枢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鸣一百零一响。到5月26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四时三十五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二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树、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送往中山陵。上午十时十五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为使“奉安大典”名正言顺，蒋介石还特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出于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与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仪式。但她在回国前特意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奉安之后，居住上海，与蒋介石集团保持径渭分明。
宋庆龄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态度，长期以来一直令蒋介石十分尴尬又十分恼火。宋庆龄因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蒋介石惹不起她也不敢公开惹她。但正因如此，宋庆龄可以对蒋介石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蒋介石表面上尊重她，骨子里却根本不把她的话当一回事。所以，请宋庆龄出面劝止蒋介石不再打内战，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策略中的一个步骤，是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蒋施加的诸多压力之一种。
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与先期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师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而蒋介石却认为红军主力会师陕北是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绝好机会。10月27日，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29日，他又到了洛阳，部署中央军及马鸿逵的部队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虽然亲自坐镇指挥，东北军前线各部队却按兵不动，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万不得已与红军接触时，士兵们多是向天放枪，虚张声势，并不真正向红军进攻。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廖昂一旅被全歼。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追究责任，限期复电。张学良上下为难，凄然泪下曰：“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
11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放人。国际友人，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直到翌年7月31日，蒋介石才释放他们出狱。由于这7个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内战，被尊称为“七君子”。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一开始就严厉训斥张学良，说他决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蒋介石虽然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红军厌战、避战。但他仍认为此时是消灭红军的“10载以来难得之良机”，于是他立即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樊粮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60多个师计260个团，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红军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洛阳再次飞往西安，宋美龄通常是陪着蒋介石的，这次她因病去上海治疗，未能同行。蒋介石到西安飞机场时，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这些军官。他对张学良、杨虎城讲，东北军与西北军必须继续“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还命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张、杨深知无论接受哪一种办法，前途都不堪设想。12月7日，张学良再度向蒋介石提出劝告，蒋介石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时值“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游行学生情绪激昂，自西安步行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渲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行至十里铺，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生说：“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漠请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12月12日他就要离开西安。11日夜，张、杨2人决心在天亮前发动兵谏。侍卫营长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漳华清池蒋的住所，蒋的卫队曾进行抵抗，迅即被消灭。蒋介石在事后所著《西安半月记》中曾自述了被东北军抓获的经过：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O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实事--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共计十余人。
蒋介石此来西安，事先也知道这里的情况不稳，他曾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货。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他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虽明知西安军心不稳，仍是亲赴西安，由此也可知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有多么坚决。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士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中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被扣留西安后，蒋介石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样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政，军权就落在军政部长何应钦手里。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活动，拉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何应钦看到看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极力主张对张、杨采取强硬措施。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只因亲英美派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轰炸西安城，怕将蒋介石炸死，才只轰炸了西安近效。中央军也开到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寇要求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又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同时动员汉奸、托派造谣破坏，以制造混乱。
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给当时尚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致电，通报情况，并请派代表给予指导。
“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南京政府、中共中央、日本、苏联和英美等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激烈斗争。
当晚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接着又召开政治会议。这两个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会议作出了四项具体决定，基本上反映了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对“事变”的态度。这四项决定是：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7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议还决定“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
南京亲日派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因此，日本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不支持在欧洲养伤的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何应钦看到这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最好时机，便到处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要“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张、杨。同时，他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一些国民党要员，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也主张“出兵讨逆”，新的内战危在旦夕，中华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
在这关键时刻，宋美龄到达南京。
事情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当天下午，她在沪离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孔祥熙突然推门进来，告诉她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渲关部队的将领樊松前将张学良的电报转发南京政府的。因为当时西安与南京的电讯暂停，只好由渲关转发。当时，蒋逃离住处躲进俪山还未找到，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份电报只说蒋介石“失踪”。而到孔祥熙嘴上，为了谨慎，只好说“消息不明了”。
就在南京政府连夜开会的时候，宋美龄也彻夜未眠。此刻，她正在上海至南京的特别列车上，随行的有孔祥熙、端纳、蔡妈等人。夜像死一般的寂静，他们谁也没有睡意。宋美龄后悔这次没有跟随在丈夫身边，因为她一直是蒋介石与生活打交道中的缓冲力量。每当丈夫对下属粗暴训斥时，只要宋美龄在场，她一定会好言劝止，并对蒋的部下百般安慰。
无疑，蒋介石被软禁，确与他对张学良等部将的粗暴斥骂有关。事到如今，宋美龄追悔莫及，长叹说：“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
13日凌晨，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她发现南京政府一派混乱，人心惶惶。当她了解到何应钦等人的决定后，非常不满。宋美龄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遂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党其措置大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为了整个来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宋美龄一到南京，就立即与何应钦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应当说，宋美龄临此大事，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她能认识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的惩办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突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宋美龄为此曾与何应钦当面发生激烈的争执。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
宋美龄反驳说：“今日若遇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
何应钦：“委员长殆已不讳矣！再者，国家存在应重于个人之生命！”
宋美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厂’宋美龄向南京的军政要员们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宋美龄进一步询及军政要员们：“如果事态扩大，酿成内战，谁愿担当此责？”
这样重大的责任，当然没人肯于承担，何应钦恼羞成怒，指斥宋美龄：“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冷静理智的看法，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则回敬说：“我决非朝夕索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宋美龄的话确是出自内心，她也绝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她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其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的国内混战局面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因此，她的态度，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严重危及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立即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并表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英美等国还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以稳定“法币”的币值。
由于南京与西安的电讯中断，消息阻塞，使宋美龄等人无法作出解决事变的具体决策。为了尽快沟通宁陕之间的联系，宋美龄要求孔祥熙直接发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指定一个电台，以便随时联系。其后，宋美龄便发电报给张学良，告诉说，她拟派瑞纳前往西安，居中调解。瑞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从前曾任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又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这种特殊身份，赴西安调解此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2月14日，在得到张学良的允许后，端纳来到了西安。
端纳一到西安，立即会见张、杨二将军，并把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当面呈上。经与张、杨二人接触，端纳放了心--张、杨二将军无意加害于蒋介石个人，他们的确只是想“劝”蒋介石站出来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端纳又去见蒋介石，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宋美龄在信中暗示了南京方面一些军政大员的态度对蒋不利，尤其是何应钦，简直就是要借此机会置蒋于死地。蒋介石见到夫人的亲笔信，情绪激动不已，竟哭了起来。端纳则趁机劝蒋介石说：“我到这里，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我已经同张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衷心拥护您为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势必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心思的一转。”这一席话，对蒋的震动不可谓不大。端纳于次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态度，使宋美龄“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仍不死心，他于16日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声称“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往西安，并派飞机狂轰滥炸。宋美龄则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立即打电话给端纳，要他马上向蒋介石报告这边的情况，要求蒋介石下一停战手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