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至此，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他让既能够帮助自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安排。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只是蒋经国苦于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此，在“政治部主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第一、第二“两干”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蒋经国于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于校宗旨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1950年蒋介石在重新当上“总统”当天亲笔所书的三道手令，就有一道是下给彭孟缉的，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的工作。
彭孟缉得此一令人耳热眼红的“任命状”后，可谓忧喜参半。说喜是因为，在此“将星如云”、百人之中有九十五人投闲置散于台岛一筹莫展的时候，彭孟缉这一位中将在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第一天就得到上述的手令，可知青云有路，朱紫可拾，自然是大喜了！讲忧是由于，他彭孟缉虽出身黄埔，但班辈不高，战功也没有可陈之处。在芸芸将星中，他一位中将未免显得官卑职小，在军中阶级森严的制度下，如何去“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他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彭孟缉深知官场上的奥妙，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既然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他彭盂缉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1954年，彭孟缉更是急流勇退，把自己已掌握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双手奉上向蒋经国输诚，使得蒋经国的政治领导迈进“统一情报的时代”。
蒋经国把“台情会”置于他兼任主任的“总统府资料室”之下管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指挥，自比彭孟缉更加得心应手。他掌握了各门各派情报权力之后，才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蒋经国接管了“台情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消除情报系统中的异己力量，统一情报系统。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缉当然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地位；“不买帐”的军统“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人近赋闲，时值壮年，竞抑郁而死。
蒋经国经过一番整顿清理后，就全面的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力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同时，蒋经国也完全掌握了台湾的特务情况系统，一个“唯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此已完全形成。
如果说，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报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力，成为台湾政局中灸手可热人物的话；那么，从1950年7月开始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则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
当时若论党内资历，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过去一直以三青团为工作据点，党务系统为C·C所掌握，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可是培植蒋经国的势力，自是蒋介石的不言之秘。于是在改造之初，蒋介石便委任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时期有类似于中央常务委员会。蒋经国要进入国民党组织的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重要阶梯。
“改造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蒋经国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蒋经国从此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决策圈。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第二届“总统”选举迫在眉睫。蒋介石不能让“总统”宝座易主，又不想因此丢掉“民主”的招牌，为了使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合法”化，蒋介石援引宪法中的“紧急条例”，行使“紧急处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到下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之日。由于“反攻大陆”梦圆之无期，因此，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就成了“终身制”，台湾人讥为“万年国代”。又由于走台代表远不够法定人数，蒋介石又指示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依此“法”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并由蒋介石批准为薪给制。
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1954年2月19日上午10时在台北拉开帷幕。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重演”。
这幕闹剧的最精彩的片断当然是正、副“总统”的选举。至于正、副“总统”候选人早已内定：蒋介石与陈诚。但民主这一脚“过场戏”也还是要走一走的。于是，3月门日，莫德惠、徐傅霖宣布竞选“总统”，王云五、石志泉宣布竞选“副总统”。
20日“国大”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莫德惠未参加竞选，因二人均未得满应当选票，21日再次投票，蒋介石得1507票，徐傅霖得48票，蒋介石当选“总统”。24日，陈诚以1417张票“击败”石志泉，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任正、副“总统”职。至此，选举“总统”的闹剧落下帷幕。
21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俞鸿钧接任，此人为太子的“亲密战友”。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位置。
蒋经国则被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新职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非同一般，它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大上特务机构”，其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蒋经国更上一层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第二届“总统”后，一项例行公事他是不会忘记的，那便是每逢新年、青年节、双十节，都要发表一次公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但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
总的说来，在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内，台湾的情况是平静的。虽然前有吴国桢隔海骂战，后有“孙立人兵变案”的麻烦，但对蒋台政权来说，只不过是微起波澜。然而随蒋家父子在台湾一步步地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统治，由于蒋介石大权独揽，并想做终身“总统”，所以60年代初又演出了一幕类似袁世凯第二修“宪”改“制”的闹剧。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蒋介石1948年出任“行宪”以来第一任“总统”，到1954年届满。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又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总统”的职位。1960年3月，每6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台岛吹拂。此时，年逾古稀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再度连任“总统”呢？一向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是选择后者。理由冠冕堂皇：“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下何凤山回忆说：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说：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氏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市的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位不久前，陈诚曾约谈吴氏，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由于一切以争取美援为中心，故而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侦，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职的第3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陈诚“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听了蒋的发誓后，吴飘飘然了。他又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国桢既然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这的确是吴氏被逐原因之一。
吴国帧与蒋经国的矛盾始自上海。当然，吴氏与小蒋之间完全不同的背景、思想与训练，也是使双方裂痕扩大的原因。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经国手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身之处。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职位不很高，但这只是蒋在台面上的官衔而已，他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手下狠狠打击异已和政敌。
吴国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和猖狂。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应付这样大的开销，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
（1）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饷的流弊；
（2）严惩走私；
（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才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住往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江南对吴国侦此举评论说：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涂之流，奉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以消于形”。“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份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吴国桢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
“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当然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甚至由此产生了除掉吴国帧的念头。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邀吴国桢夫妇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饭，并留宿。翌日，吴氏夫妇返归时，竟找不到来时开车的司机了。无奈，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适逢吴妻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百姓家寻方便之所。待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这辆汽车的四个轮子中有三个车轮的固定螺栓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飞速下山，到拐弯处时必定车轮飞脱，吴氏夫妇也必将死于“车祸”。
吴国恢死里逃生之后，方始明白蒋介石因为美台关系业已修好，要“卸磨杀驴”为蒋经国扫除仕途障碍了。鉴于此，吴国桢决定离台赴美定居。1953年4月，吴国桢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恢夫妇接到美国邀请，欲赴美留居，蒋氏父子曾想阻止，但宋美龄积极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是，吴国桢年近80的老父和尚在读书的次子吴修却不准同行，这等于是留下了“人质”。
吴国桢赴美后，一直谨言慎行，其公开对蒋氏父子的发难，乃在王世杰免职案发后，据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桢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所戒慎’。‘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渎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五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幼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板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板恳请贵报勿逼桢大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校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帧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恢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秘书长转呈总裁请份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带，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
吴国桢的这一声明，对蒋氏父子并无攻击，刊出来原也无妨。但张其却将这份启事交给在台的吴父，吴父奔走数日，竟无一家报纸敢于刊登。后来，启事转到蒋介石处，始于2月7日刊出。吴的启事见报后，由于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了“不同政见”，台湾方面以张道藩和陶希圣为主，开始隔海“骂战”。直至美国政界人士出面干预，这场隔海骂战才告平息。
排挤吴国桢后，蒋介石便改任蒋经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当起了特务头子。1956年，台湾当局成立“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涂任主任，蒋经国副之，但主持实际工作。1957年又任命蒋经国为主任。蒋经国在这个“辅导会”当主任一干就是8年，为他赢得了较好的政声，改变了他“特务头子”的不良形象，为日后升迁奠定了“民意”基础。
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陈诚揣度老蒋心理，坚辞所兼“行政院长”一职，以便“提携新进”。蒋介石遂任命“政治新秀”严家涂为“行政院长”。严家涂明知自己是个过渡性角色，只是在为“太子接班”作陪衬而已。因此，他投桃报李，立即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是蒋经国步人权力核心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国防部”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在当部长，蒋经国一上任，俞大维便将部务悉交小蒋处理，第二年，又自动让贤，力荐小蒋为部长。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下令，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这一下，老蒋心里踏实了--儿子手握兵权，还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1966年3月，严家金当上了“副总统”。至此，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1969年 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同年的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省“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中，担任过无数次副职，这正是蒋介石一套老练的政治权术的表现。正副只是名义，权力才是实质。其实，蒋经国工作的单位，正副手总是颠倒过来：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现在，蒋经国任“副院长”，又名正言顺地掌管一切了。身兼“行政院长”的严家徐，也乐意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
1972年3月，蒋介石当选第五任“总统”。严家涂连任“副总统”，为了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严氏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并向国民党中常会递交提案，吁请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严家涂指出：“蒋副院长坚韧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职与蒋副院长共事已久。于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爱民之勤，接物之诚，知之最审。”
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首，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
“行政院院长严家金，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使任命。此咨立法院。”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标志着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蒋经国“接班”之旅仅有一步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