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仁仅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奉告。
其实，不用李宗仁奉告，当天下午白宫发表声明：国务院收到了蒋“复职”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国家“元首”，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问题！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声明后略为宽心，他更不理睬李宗仁的一套了。3月13日，蒋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称：“我一生中有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复职的使命是“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第二次复职的使命是“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最后胜利”；第三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蒋介石的第三次使命不会完成。
蒋介石重新“登基”，李宗仁不肯善罢干休，屡揭蒋介石的伤疤，蒋感到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50年5月5日，他指使“国大代表”胡钟吾等711人连名提出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其罪状有三：其一，李自代总统以来，妄倡和平，而养痈成患，侈言抵抗，而失地丧师；大陆沦丧之际竟藉词出巡，擅行赴美，……迹近逃亡，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其二，李在国外遥领元首职权，而不负丝毫责任，以国事为儿戏，视大法弁髦。其三，蒋已复职，李“代总统”应自动解除，现存一“总统”和“代总统”，是李破坏“法统”，动摇国本，颠覆民国，理应罢免。胡钟吾等人将联名签署书提交“国大”，建议召开临时会议行使“国大”罢免权。由于众多“国大”代表反对，此提案暂予搁置。但蒋介石仍不死心，准备随时寻找机会。
恰在此时，“毛邦初案”事发，原来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命人将国民党在美国的存款以私人名义化整为零，分存入外国银行，以防不测。仅在国民党驻美空军购料处负责人毛邦初那里，就有1000万美元。及蒋复职后他令毛邦初将这笔钱电汇台北，毛邦初公然抗命并将一批机密文件交给了李宗仁。不久这些文件却散发到美国会议员手里，搞得蒋介石声名狼藉，十分恼火，遂加速了他罢免李“副总统”的步伐。
1952年1月，“监察委员”金维系等92人受蒋指使，提出“为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提请弹劾”一案，该案经“监察院”大会审查成立，并起草了报告书，称：
佥认副总统李宗仁于代行总统职权期间弃职出国，复于代总统名义解除后在外国擅发命令，显系违法失职。至其公开声明，“拟有恢复中国合作政府计划，不久即可宣布，此计划并非完全依赖武力”，显系有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之意图，实触犯刑法第100条之罪行，当经决议……经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案成立后，“监察院”将此案送交“国大”秘书处，“国大”秘书长依“法”致函李宗仁返台接受弹劾。李宗仁接电后未予理睬。但“国大”因代表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按期召开，直到1954年1月才召开“国大”。会议通过弹劾案，并致电李宗仁返台对弹劾案提出答辩。李宗仁接电后认为弹劾案的提出和通过是非法的，并亲致蒋介石一函：“按照宪法第90条，全体监察人员的人数，确定为223人。又按宪法第100条，对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得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决议，向国民大会提出之。过半数则为113人。前年1月11日监察院出席委员只为93人，凑足法定人数尚少20人。吾兄竟唆使违法集会，对仁提出弹劾，所持理由，为若干委员未曾选出，若干委员未曾报到，若干出缺，若干附匪，擅将全体委员减为160人。宪法明文规定之人数，可以任意减少，毁法弄权，莫此为甚。”
蒋介石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李宗仁未到台答辩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大”代表所签署“副总统”李宗仁“违宪背誓”罢免案与“监察院”所提“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的弹劾案。
至此，罢免李宗仁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把李宗仁的职权剥得一干二净。
二、国民党的改造
蒋介石退台以后痛定思痛，认为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内许多党员对信仰三民主义的动摇，导致国民党人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蒋介石“复职视事”重新获得了“总统”名分后，即着手整顿国民党。
1．检讨与反省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革命，在国民党内逐渐地夺取了领导权，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国民党总裁，权倾一时。
然而，就是以此之盛，却于内战中节节败退，连外国势力大力支持也无济于事，其800万正规军队短短几年时间便差不多全部覆灭，他自己当然也很伤心，以至于痛苦反省。在节节失利中，蒋介石为失败所作的检讨主要有三次。
蒋介石第一次对国民党作全面性的检讨，是在1947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此时内战爆发已有两年，1945年日投降后，蒋介石便积极准备打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初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到1946年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在华北麻北等地蒋介石的进攻虽遭顽强抵抗，但也算是连连得手。六届四中全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是“结束训政，促进宪政”和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会议公布了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和现阶段的任务方针。
在宣言中，蒋介石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说中共及其武力是国家“统一障碍”，发誓要用武力消灭之。然后又假意劝告中共觉悟和知“武力之不可终恃”，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使者。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要发动全面内战，一方面都又极尽粉饰之能事，还要把自己扮成圣人，目的在于掩盖刽子手的本质。
关于“现阶段的任务”问题，蒋介石分成四项来解释。由于其在军事上，尽管占据了不少地盘，但兵力损失不少，国民党的战斗力减弱，腐败盛行，已显败相，因此蒋介石把对过去的检讨放在首要位置来阐述。
蒋介石在此次检讨中，主要指出国民党对理论研究的忽视，致使“本党不足以满党员之意而厌国人之望”。具体说是研究不够，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政府工作又流于形式化和衙门化，缺少实际效果。“吾等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三民主义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农、工群众的关系没有深切的了解。”
他接着指出：在六全大会以前征收党员偏于知识分子。蒋介石认为这种知识分子，看重于个人自由，使党的组织训练纪律感到困难。这些人在生产不发达及其他各种事业未有开展的情形下，均往机关方面走，使国民党不能深入民众，当然更谈不上看重民众运动了。
蒋介石说，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执政以来，许多人入党，都是想做官找事，等他们达到目的，大多与他的党疏远：
甚或转而利用党，压迫党；未达到者，亦多忙于做官找事，甚或由失望而怨望，发生反党行为，党不仅与人民不发生好多关系，且与党员亦不发生好多关系，一切孤立，一切空虚，党派成了有名无实。
蒋介石把一切归咎于党员对革命理论研究不够，只想做官，为自己谋私利。其实这也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才如此的，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入党作官主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但蒋介石可没有如此反省过，即使他这样反省过，也不会真的就如此检讨出来。蒋介石最善于为自己抹红脸。由此可见，其检讨和反省本质上无非是为自己推卸责任。
他可不管别人是否会轻而易举反驳倒他，依然由上述的“定理”大加分析国民党在实践中失去政治中作用的原因：
因为党员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以党治国”的遗教，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正确的应用，以致“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犯了莫大错误”。党不能管理从政党员，更不可能根据政纲政策予以指导，因此党失掉了实际政治中心的作用，使党员不看重它。而从政党员又不执行党的政策，党亦无可奈何。反之，“对于他的贪污舞弊，不能批评，且须为了隐蔽。”“而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则归因于党。”这样一来：
党除为从政党员诽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党受从政党负的不良影响异常之大。
蒋介石的这个检讨对现实分析比较客观，但对原因的说明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党员不守法纪，并非理论学习不够，而是因为国民党对不法党员的询私舞弊进行包庇。比如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在1943年至1944年间，贪污美金债券19159920美元，合当时法币264700万元，证据确凿，却没有被公开。1945年8月，《中央日报》只刊出一张孔氏辞职获准的消息了事，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怎样。暗中包庇，世人不知其详，这是典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致。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总结失败原因时，却只字不提，因而其政府贪官污吏日益增多，以致全盘腐化。如此的政府，如何不灭亡呢？
蒋介石于此坦白承认了其训政失败，“现不得不结束训政”。他更是坦白承认国民党的弊病：
党的病状确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非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之改革所能为力，必须从根本上着眼，为全面之更张，大刀阔斧，由外及内，总检讨，大革新不必囿于现实，尤须要有革命理想。
蒋介石对其党病状的严重，的确有所明白，但是他所指的克服症状的方法却无法有任何效果，劝党人学理论，整顿思想，如何能够根治呢？所以蒋介石这次在国民全会上虽然厉言声色，但却无多少人听进耳朵里去，大家心照不宣地回到自己位置依如前行事，更何况随之而来的军事失败，如山崩裂，仿佛倾刻之间，蒋氏王朝在中国大陆便瓦解了。
第二次更猛烈的检讨和反省是在到台湾前后的日子里。
其实，对于军事失败之检讨，自抗战后期，特别是1944年春夏以来的军事失败后，蒋介石经常检讨失败原因和痛批他的高级将领，并狠抓军队建设，自反其军队中的腐败与军纪败坏，但效果不大。这一次大陆的全军瓦解，蒋介石是确确实实心酸不已，为求卷土重来，蒋介石更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理论等方面，不断进行深刻检讨和自省。
1949年4月27日，即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被解放后第四天，蒋介石曾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同年12月底，他又于自己日记中认为自己：“党务、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
蒋介石败退台湾，当然得对天下人有个说法，这种差不多全军覆灭的事实蒋介石再会粉饰，也不至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为之检讨吧。在此时，蒋介石认为他的失败是由于军事的崩溃。而对于军事崩溃的反省，蒋介石认为是由于军人固有德性的失掉和制度的不健全与非科学化，或非现代化，还有人事制度、管理制度亦均不健全。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讲话时说：
我们今天失败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溃，是由于我们军事上的制度——诸如教育制度、人事制度和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地建立起来，所以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在人事上不能新陈代谢，在经理上不能综核名实，而军事教育尤未能养成革命军人应具有的学问和精神。
1949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解《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对其部队战术，又有批评和补充。第一，解放军在川东作战中，一贯采取避正面，迂回渗透战法扰其背后，而其部队长官，却无此准备，防线很快即被击溃。蒋介石针对此认为，应当采用广泛的正面搜索，控制大量预备队，注意纵深配备。第二，解放军专门袭击其指挥部，使部队在作战中处处被动，不堪一击。为此，应当实行团以上指挥部设三处的办法。一处为假指挥部，对外公开；一处为幕僚办公处；一处是指挥官的驻地。这是蒋介石具体指出其部队战术方面的错误。
同时，蒋介石对其战略错误有所认识，他说：
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
1952年1月5日，他又说：
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就制度而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人事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尤其作战成绩，更无从判断虚实，所有贪污腐败的现象，都发生出来。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均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军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蒋介石这种检讨失败的原因，从来就没有一个成型的固定说法，到1950年1月23日，他在阳明山讲《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时，又把四年内战失败的最大原因，归咎于他的官兵学习美国军人生活方式，却没有学会美国军人的奉公守法、认真负责。崇尚科学的长处。
后在1956年，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时，则又把其失败原因归之于战略和战术两大方面。关于战略方面：抗战时期和苏联建交，使苏联帮助中共向社会各方面“渗透”。1937年接受国共合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保存了中共军队，使其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接收东北，未便其由联合国处理，因而使精锐军队分散于东北，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华北或华东地区；抗战胜利后，接受了和平谈判，未能抓紧时机，全力进攻解放军。关于技术方面：使中共合法化；未实行全面战争对待中共，特别是政治、经济、宣传各个方面的战争不到位；军队政治工作的忽略，等等。
蒋介石这些时期的反省，对于自己的错误却只字未提，只是空洞地说，这一切他有责任，可见他其实并未找到根本原因。当然也不可能找到根本原因，后来在国民党七全大会上的检讨系统全面一些，但依然是不入骨肉。
1952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再一次重点检讨了大陆失败的原因，分为七个方面。
一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正确，因而就谈不上什么信仰问题，加之许多问题认识不清，自然无法同共产主义对阵。他说：“这些人一到他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们下来，拿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还有一些党员要借总理讲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去靠拢共党。”
二是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帝俄东侵”，造成日俄战争，从此东北问题已成国际问题；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美国对自己帮助未尽全力；《雅尔塔密约》以牺牲中国权利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
三是政治上的失败。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1948年副总统的自由竞选导致只争派系，不分敌我，而招致整个的崩溃；民主政治的弱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了他们“倡导”的民主政治。
四是经济上的失败。抗战时期经济已遭很大破坏，而1947年宋子文又擅自动用中央银行币制改革基金，从而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五是教育上的失败。蒋介石一直很关注教育问题，他指责这些方面的失误：教育中的电影广播、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学，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大专院校充斥着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不学习三民主义为民生哲学；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求学术自由，要国民党退出学校，结果让中共把学校变成其城市活动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号，使帝俄以此作为“消灭我民族精神的手法”。
六是军事上的失败。此检讨与反省是老生常谈，一切不着边际，完全归咎于“三人小组”的调处。
七是从战争本质上作综合的检讨。中共打的是“总体战”，即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可能作战；国民党军队动员作战的失败，没有搞总体战对抗中共；“唯物主义的流毒”。蒋介石认为唯物主义是功利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伪装，它攻入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
八是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中共“曲解”三民主义，提出“革命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等，以致有些国民党人也相信；“毁伤革命领导者”，苏联和中共集中“诬蔑于中正之一身”；逼他下野，蒋介石认为大家逼他下野，是国民党党德的丧失。
实实在在地说，蒋介石每次的检讨和反省，虽然不断更换说法，有时的确言语深刻，批评也极为严厉，但那也只是在某些无关痛痒的失误方面。而对于他自己的独断专横，在全国搞独裁，一切私有，政治腐败等等，特别是他个人既当政治家，又当军事家，还当文化领袖，这种个人领导作风的不民主和不科学，蒋介石一点反省也没有，倒是把下属和国民党骂了一通，却不明白，这一切实际上是他一手造成的。
蒋介石一直接照封建帝王的模式在统治中国，所以必然失败，在失败之后，他虽然不愿批评自己，但多少进行一定的检讨和反省，这一点还应当给以肯定。但最无意义的是这种检讨太表面化，所以对国民党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
2．“改造”声势
失去大陆，蒋介石认为“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之信仰的动摇，其应特别警惕者：（一）曲解三民主义；（二）毁弃革命领袖。因此，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改造国民党，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
早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就觉得“应当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改组我们的革命组织”。只不过那时国民党内外交困：外部方面既有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针锋相对，也有外国势力带给他和他的“党国”的种种压力；内部有国民党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其独裁统治引起普遍不满，倒蒋之势汹涌而起。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节节退缩，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当然没有时间来整顿自己，蒋介石也无此心力。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台湾海峡，蒋介石才获得喘息机会。加之，自己已复职“总统”后，也有了名分，为重新控制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及其领导权，蒋介石遂决定全面改造国民党。
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的这次改造，发轫于1949年7月18日，蒋介石于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造决定，并获通过。
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研讨改造方案，提出彻底肃清失败主义毒素，痛除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从而明确了此次改造的宗旨。
蒋介石此时制造“改造”声势实际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利用改造机会，纯化国民党为其服务；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此机会彻底挤垮党内不同派系，特别是将桂系彻底击败。
1950年7月2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介石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该会通过了“党务改造案”，决定：中央委员会暂停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开除认为不合格的党员，成立中央评议委员会；提出在“反共救国”中吸收新党员，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干部。
同年8月5日，国民党组成由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等十六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知名地理学家张其昀被任命为秘书长，该委员会取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成为“太上内阁”，正式开始对国民党的改造。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会后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为《本党改造纲要》。共十一大项：
（一）总则。中国国民党为民主政党并扩大其社会基础；对于其他反共抗俄的民主政党尊重并与他们合作，共同“为拯救国家维护民主政治而奋斗”。
（二）国民党的构成。以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以爱国的革命分子为构成。
（三）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四）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共十条。主要是“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实行彻底整肃”。其肃整对象为：“叛国通敌”者、“跨党变节”者、“毁纪反党”者、“贪污演职”者、“信仰动摇”者、“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五）国民党的干部原则四条：大公无私、忠诚守纪和有领导才能以及接近青年、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
（六）国民党的作用。彻底改革过去错误作风，为实现主义而奋斗，深入民众；讲求效能；精诚团结。
（七）国民党的领导。1．以原则为领导：以思想沟通全党；以政策决定人事；以工作考核党员；以是非解决纠纷。2．一元领导：组织决定一切；“领袖采行组织决定，干部贯彻领袖的意志”；“以组织决策，以政策领导政治”。3．民主领导：上下意见沟通；“以讨论统一意见，以说服打通思想”；“以宣传号召同情”；“以实践取得信任”。
（八）党员权利与义务。权利是：有选举和被选举之权；“有受提名扶植之权，有爱党救国抚恤之权”。义务是：研究理论；宣扬主义；遵守党章；缴纳党费；出席会议等义务。
（九）纪律五条。不准违反肃整条款；保密规定；不准组织小组织和违背党的政策与命令和不缴党费；不准不出席小组会议。对违纪的制裁有四种：警告、停止党权、开除党籍、解散党的组织。
（十）凡处地下之组织，条款另定。
（十一）党政关系。实行政党政治，依主义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党的政策应透过民意机关及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及政令。
1950年8月16日，台湾“行政院”通过《台湾省各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各处组会组织章程》，依据新的行政区划重建党的地方组织。
这段时期，国民党改造党的项目，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党员归队和整肃。1950年10月6日，蒋介石发出通报，党员重新登记，规定登记时间为20日，过期不等，以示其忠心，个别情形可以补办手续；整肃较为严格认真，既对党员整肃，也对干部整肃，同时处理党内外财物，等等。
二是关于党政关系改造。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很注重党政关系改革，1951年2月28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政关系大纲及其说明，指出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均加强党的控制，设立党部或政治小组，以党组织管理和决策。但在司法、考核机关中不设党组织，使其独立行事。
在省市县机构中设政治综合小组，使党政民三方面领导人可以齐集一堂，沟通意见；遇有争执难以解决时，即由中央裁决。
三是加强民运工作。蒋介石认为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党群关系的对立。到台湾后，他吸收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改造国民党时，所以特别注重改善党群关系，加强民运工作。具体表现为：为扩大农民的利益办事；为工人利益办事；关心青年生活；提高妇女地位等。
四是进行广泛社会调查，沟通全党思想，走群众路线，广征意见，以便于改造。
蒋介石对党务的改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对地方党务的改造。蒋介石认为党的改造成败在基层，基层就是地方党的组织。1950年9月，“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省级所属党部改造之措施及组织规程》和《改造期间区党分部小组划编及改组原则》。10月又通过《中国国民党省级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和《中国国民党县（市）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作为地方党改造的根据。同时规定地方党务改造期限：区党分部五个月完成；县市党部七个月；省级党部九个月。
二是职业党部和知识青年党部之改造。职业党部又分职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两大类，其改造除归队、整肃、吸收的党员外，重在经济改造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
三是海外党务改造。首先是恢复海外党部其次是通过改造强化组织力量；“培训反共斗争精神”；实施党员训练；改进党部与使馆联络工作。再次是作好宣传工作，积极开展侨运。
四是掀起“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此项运动1952年2月1日发起，蒋介石为达到动员目的，发起对台湾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大改造运动。
五是革命实践运动。1952年3月，“中央改造委员会”又公布《革命实践运动纲要》，主要内容为：加强五院之间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五权宪法”精神；今后努力目标为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一切从头重做，“能建设台湾就能反攻大陆”。
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以上改造运动，自1950年起，到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七大”开幕之日止，经两年三个月而完成。蒋介石基本上取得了两项成绩：
一是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组织。蒋介石通过对国民党的改造，肃清了非蒋派势力。对党员训练加强，改造了党部，从而使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加强。
二是削弱了国民党内非蒋派别的政治力量。蒋介石总结以往经验，借“改造”之机，把一大批异己力量压了下去。对统军的，解除其兵柄；对从政的，剥夺其实权。
在“改造”运动中，损失最大的当数长期把持国民党组织大权的陈立夫、陈果夫及其牵头的CC系。同时，蒋介石还通过设立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把那些过去有势力的党内元老供起来，实际上是架空他们。
当然，通过改造，蒋介石也安置了一批忠于自己的人，其典型表现一是让他的儿子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二是让他的得意门生陈诚扶摇直上，三是让名不见经传的严家淦崭露头角。
轰轰烈烈两年多的国民党“改造”声势渐渐平静下去，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进行重新组合，蒋介石在台湾稳住了阵脚，在台湾的国民党小朝廷再也没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和蒋介石“对话”了，他自然也不再会担心被迫辞职下野，可以得心应手地在台湾大搞其独裁专政了，这一回由于地方小，人员少，再加上他已积累了丰富经验，通过改造，加强国民党为其服务的能力。而且，蒋介石将儿子蒋经国扶持起来，准备着接他这封建小王朝的班。这是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两个最大收获。
三、改造后的国民党
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权力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当数蒋经国、陈诚和严家淦。对于蒋经国，大家心知肚明，无法相比，谁让人家是父子呢？而陈诚和严家淦为何能在“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内被蒋介石看好？
1．陈诚只是一条狗
蒋介石与陈诚，是师生关系，因此陈诚被人称为“天子门生”。陈诚对于蒋介石的忠心，如同儿子对父亲。
早年陈诚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开始了为蒋介石卖命的戎马生涯，因其在军中表现突出，且是浙江老乡，蒋介石惭惭看中了他，先升他为师军、军长，升为集团军司令，内战爆发初，陈诚统率着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驻守东北。
蒋介石一直对军队控制得很牢，因为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他控制军队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较重点的一个方面就是在部队中培养自己之亲信，要他们越过自己的长官，直接向他汇报，或者他可以直接指挥他们。
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惟蒋介石马首是瞻。在东北内战中，由于他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而不听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企图单独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按蒋介石命令撤出东北，最终被解放军击败，本人也逃回南京。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东北籍人士要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天下”。
但蒋介石内心明白，陈诚是由于忠于自己才导致那样，他当然不能杀他，更何况陈诚还有许多价值可以利用，遂批准陈诚辞职，以养病名义去台湾，这实际上是在台湾安放一枚棋子。
此时，蒋介石的日子也十分难过。军事上节节失败，国民党内倒蒋风起，蒋介石自知下野已成定局，失败也成定数，遂于1949年三月1日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前的最大且最为重要的一次人事任命。
同年1月5日，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与陈诚在台北举行交接仪式。陈诚在仪式上作了演讲，提出“人民第一，生产第一”的施政口号，力求增产，达到生产合理化。
蒋介石是要陈诚控制住台湾，以便他将来作为退守的最后之地，仅仅当个主席，肯定不行，所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同时，蒋介石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还没有布置完，当年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
陈诚在台湾，很能领会蒋介石的旨意。1949年2月1日，台湾成立军管区，陈诚任司令，掌握了在台湾地区的军权。3月，他又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于是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完会控制在陈诚手中。南京政府同时也电令驻台各机构由陈诚指挥监督，陈诚名符其实地总揽台湾的一切权力，认认真真为蒋介石到台湾打基础，可以说，陈诚为蒋介石败退台湾并立住脚，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诚主管台湾事务后，推行种种措施以发展台湾经济。1949年2月4日，陈诚在庆祝“农民节”讲话时说：“农民为四民之首，耕者有其田必须实现。”
同月18日，陈诚在台湾取消烟酒专卖，规定民间可以制造、销售。3月12日，陈诚在台湾行政会议讲话时，声称：改组民意机构；实施地方自治；推行土地改革，实施“三七五减租”；当年稻谷要达到120万吨，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陈诚在台湾搞的“三七五减租”有一些起色，他的决心很大。当年3月13日，他宣布强制执行这一措施，使地主农民两利，并于25日专门召开“三七五减租”讲习会，在台湾全面推行。此政策使农民有一定受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被看成是台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序幕。
陈诚在台湾帮助蒋介石打基础时，确实体现出他有一定的行政领导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他就任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台湾政局，推动了台湾经济发展。如抓台湾的治安；指示厉行节约，各机关带头，禁止奢糜，取缔地下银元交易；动用存留日本的美元外汇，购买民生用品，以稳定台湾经济与人心；在台湾成立“生产管理委员会”；实施台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发展教育；加强护林，加强铁路、公路及港口建设。1949年7月18日，台湾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又被任命为长官，该公署辖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和海南五省区。
更体现陈诚对蒋介石忠心的，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蒋介石的“思想”，他在台湾加强控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忘记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积极反共。
1949年4月3O日，陈诚在台北召集党政军座谈会，宣布台湾为反共基地以“光复大陆”。5月19日，宣布实施宵禁，从夜10点至次日晨5点，台北及其他城镇一律不许人员上街露面，违者处死。20日，陈诚发表戒严令，在全台湾实施戒严，并延续了37年之久。27日陈诚颁布书报管理法令，控制新闻舆论。同时，陈诚还在台湾强征台湾同胞入伍，派到大陆打内战。7月13日，陈诚发布公告，收缴一切民间所藏武器弹药，防止台湾民众造反，有点像秦始皇“销锋镝，铸以金人十二”的作法。这些当然也使蒋介石对他极为满意。
陈诚在台湾风光了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在大陆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逃到台湾。主子一回来，奴才当然就要退到后面去，夹着尾巴跟着主子东跑西颠了。而且，此一紧紧跟随，转眼一去又是14年，直到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怕他功高盖主，让他赋闲颐养天年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后，陈诚还是原职，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不问“养病”美国的李宗仁意愿如何，匆匆“复职视事”。重新登上“总统”宝座，将权位一一安排他的有功之臣和亲信。
蒋介石在台湾重登“总统”宝座时，国民党政府还是原样，但8天后，蒋介石就让陈诚当上了“行政院长”，并让其改组“行政院”，将一大批“元老”换下马，排除异已。又因为陈诚在台湾的确功劳不小，“元老”们即使想说话，也无责辞，新班子当然是新人，蒋介石这一手不可谓不厉害，他以陈诚之“威”轻易地将“元老”们赶下台，而且看起来还不是出自他之手，而是陈诚所为。这实际上是借陈诚之手而排除非蒋势力。
陈诚当上“行政院”院长后，在蒋介石授意下，按蒋介石的调子又大干起来。要以台湾为三民主义的试验区，巩固反共基地，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三民主义至上，民生主义至上，团结一切反共力量，抵抗苏俄侵略。”
在这一段时间，在台湾高喊“反共抗俄”口号最响的除了蒋介石，就是陈诚。
正是因为陈诚对蒋介石紧紧跟随，蒋介石也着实没有亏待他，凡是可以让他当的大官都让他当过，除了“总统”宝座外，陈诚一时间成为台岛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1950年初，蒋介石让陈诚当“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的确很能干，一面紧随蒋介石高喊“反攻大陆”，表决心，订计划；一面还是努力搞好台湾的建设，惟有如此，才能让老蒋满意，才能让国民党其他人员满意，才能让老百姓满意。由于他工作出色，又很听蒋介石的话，1954年，蒋介石任“总统”时，提名陈诚候选“副总统”，5月20日当选就任。第二天，陈诚在蒋介石的暗示下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由俞鸿钧接任。
陈诚对此心里也很明白，但他对蒋介石的为人已十分了解，所以并不辩白什么，依然老老实实地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因为他知道，他在国民党内发迹，全是靠蒋介石的赏识，下面恨他的人不会少，如果他有什么异动，肯定只会倒霉，所以干脆不想别的，惟卖命是从，听话去干，他毕竟有大功于蒋介石，适当时候，引退就是，只要不挡蒋介石的道，蒋介石该不至于无中生有，开罪于他。
故而陈诚到“副总统”任上又老老实实干了起来。谁知俞鸿钧能力有限，蒋介石对他并不满意，1958年6月3日，俞鸿钧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又任命陈诚兼任“行政院长”。
这次陈诚二任“行政院长”，他深懂蒋介石的旨意，知道蒋介石对他有疑心，无非是想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蒋家王朝的“事业”，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候会出点问题，为难身边心腹。陈诚对蒋介石是忠诚无二的，自然也会全力帮助蒋介石推举蒋经国登上国民党权力高峰，这也是陈诚所以被蒋介石相中而信任的原因之一。
7月14日，陈诚组织的“行政院”，任命蒋经国任“政务委员”。蒋经国自此开始染指行政事务。过去蒋经国的权力影响主要是在军队和党务中，任此职以来，蒋经国进入政府高层，为其掌管台湾开通了行政道路。
1960年，陈诚再次当选“副总统”，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在台湾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由于陈诚居高位太久，而且陈诚能干但有时并不“老实”，蒋介石还是十分担心，一旦自己死去，他的儿子继位会成问题，故在60年代初有了换陈之意。
当时陈诚声威颇高，要换他得找一个“业绩”不错并且又十分老实的人才行，想来想去，蒋介石看好严家淦。
1965年初，蒋介石与陈诚几次谈话中，暗示他应当功高而退，陈诚明白自己做官已做到顶了，虽不乐意，但只得服从主子意旨，遂于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蒋介石让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但还是保留了其“副总统”职位，但此举明显有排他之意，陈诚想到自己一生追随蒋介石，却也只得如此下场，虽然也还满足，但多少亦带了些心病，再加上年事已高，一年多后，即1965年3月5日，因病去世。
至此，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宣告结束，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束！在蒋介石看来，陈诚还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奴才。
2．“我的短处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严家淦则是“改造”运动中，在台湾政界脱颖而出的“新星”。
“我的短处是严家徐同志的长处”。这话是蒋介石亲口说的。表面上看，蒋介石对严家徐极有赞美之意。这在蒋介石，的确很不一般，因为蒋介石很少褒扬过他的下属，纵使褒扬，也是话外有音。严家淦何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如此肯定？
严家淦，1905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字静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严家淦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这一年，严家淦干得很出色，建设好了几个小型水电站，并修建福建省道路，这种基础工业建设，有利福建省经济的发展。
1939年，由于其工作出色而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在任中创立“田赋征实制”，此一创举因其很有成效，后被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严家淦也因此在国民党政府中开始小有名气。
1945年初，调任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
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
1946年，任“台湾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湾省金融机构和管理体制。
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张台省实行币制改革，并在稳定物价中有特殊成绩，从而体现出他在经济方面的才能。
陈诚到台湾后，严家涂协助陈诚稳定政治、经济作了不少事，1950年蒋介石组建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时，没有忘记这位在台湾已工作过5年，对台湾非常了解的非台湾人。1950年严家淦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掌管财经大权，推行现代预算制度。
1955年，严家淦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严家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就其从大陆到台湾的从政经历和从政业绩来看，严家淦似乎也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真的十分能干，而且其行政管理程度可能也不及陈诚，经济管理才能对于台湾经济的贡献似乎也比不上尹仲容，然而却只有他能够在蒋介石扶持儿子蒋经国的进程中能被蒋介石信任，并最终以他为蒋经国顺利接班开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确完成了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可见蒋介石没有看错人，也难怪蒋介石对他赞许有加。
外表看来，严家淦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特长。凡事他认为“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属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经常说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话，每一位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公众面前或大众场合表露出衣冠楚楚或极为公正、平和的伟者样子来，而其内在呢？也许不过平平常常，也许更是自私之极。严家淦虽不与后者为类，却是个八面玲珑式的人物，以此他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当上了台湾蒋家王朝的“副总统”。
客观地评价严家注，他是一个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凡事不敢做主，或频频请示或推下级研究，才具自不出众。不过他对为官之道却吃得很透。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他，显然是看中了他的这些品性。蒋介石到台湾之初，培养了陈诚，希望他的这位黄埔学生帮助他儿子蒋经国成为继承人，以延继其蒋家王朝的香火。但陈诚威信树立起来以后，似乎看不出他在蒋介石死后会没有异心，故而蒋介石感到陈诚实际上已成为他儿子蒋经国接班的潜在威胁，所以1963年，借陈诚多病为由，要他让出兼任的“行政院长”职位，陈诚当然只得听命令，然后蒋介石顺理成章地任命严家淦为“行政院长”。
所以，总的来说，蒋介石看中和器重严家淦，不过是为提升蒋经国，先找个陪衬而已。
蒋介石从1949年败退台湾后，起初是对台湾的形势十分忧虑，但美国的军事介入使台海局势足以让他在台湾生存下去，那时他已60多岁，已入“烈士暮年”时期，蒋介石当然要为自己考虑接班人延续他开创的事业。通过对蒋经国的长期考察后，蒋介石为儿子有继承江山的能力，遂有了培养蒋经国之意，先是让蒋经国抓青年工作，主持特务工作，让他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把政工渗透到台湾的各行各业，为他以后上台打基础。
蒋介石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时，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中央常委”等。此时蒋经国已开始踏入台湾政治高层，但其要掌握最高权力，还需要时间、经历和能人相助，这些是由严家淦来帮助完成的。
严家淦一当上“行政院长”，领会蒋介石的意思又快又准，随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此时“国防部”部长是俞大维，此人也是个年事已高、不问人事的人，蒋经国当他的副手，当然实际上就是代俞大维主持“国防部”。蒋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大维是同僚，更有取代俞大维职位的有利条件。
严家淦这件事为蒋介石办得十分好，既不太招摇，却又有实质意义，因为不可能把蒋经国升为“国防部长”，如果那样一来，连蒋介石也会认为极不像话，会招来党内外非议，所以严家淦不露声色，先让俞大维任“国防部长”，因为俞大维在军方资格较老，无人会指责，再将蒋经国定为“副部长”，这一步棋下得不可谓不妙。更何况，蒋经国在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期间，很善于同俞大维处理好合作关系，他的女儿已嫁给俞大维的儿子，和俞大维结成了儿女亲家，有了裙带关系，自是更亲密了一层。俞大维也明白，蒋介石有意栽培蒋经国接班，他也乐得顺手推舟，所以俞大维在任职第二年，就愉快地提出辞职，并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
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大维辞“国防部长”职，遂升蒋经国任“国防部长”。蒋经国在“副部长”位上呆了不到一年就当上“国防部长”，升职不可谓不快，这样一来，蒋经国不但名义上而且事实上牢牢地掌握了军界大权，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直线上升如此神速，严金淦的功劳自然最大，从而也十分明显地表明：蒋经国将继承其父的蒋家王朝。
1964年，陈诚逝世，蒋介石的心中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蒋经国接班的强大威胁力量没有了，这也为蒋介石回报严家淦提供了好机会。
其实，陈诚还没有死之前，蒋介石已有意架空他而代之以严家淦。比如1964年6月16日，蒋介石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建校40周年庆典，他就没有带上陈诚。因为依照过去惯例，肯定是“总统”和“副总统”一块儿出席。可这次蒋介石却让严家淦陪他去出席庆典，他走前面，严家淦跟在他身后，这是否是有意在党内提高严家淦的地位呢？是否是有意将严家淦培养成取代陈诚的台湾第二号人物呢？后来的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1966年3月，台湾又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介石连任第四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早已将“宪法’作了修改，他可以连任到老死为止。为何他此时不提名让他儿子竞选总统呢？因为时机还没有到，蒋经国资历和威信均还不够。所以蒋介石以79岁高龄，却依然挺住为儿子死守宝座。
关键是“副总统”人选，蒋介石的意见当然不言自明，但严家淦在国民党内却并无太大的威信，他不同于陈诚。蒋介石为了儿子以后能够顺利接班，所以致力扶持严家淦为“副总统”。
最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这两句话很有意思，既像是对严家淦的褒扬，让大家都投他的票；又像是在对严家淦的盖棺而定。不过，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蒋介石的话中也有几分真意，因为严家淦是个老好人，没有强烈的权欲，而蒋介石刚好相反。
投票前夕，蒋介石又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并讲了几句话，又解释为何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投票统计显示：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五票获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差一票就通不过，要是通不过，那对蒋介石必将十分难堪，由此也可见严家淦能当上“副总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国民大会”对严家淦更是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是发票1417张，收回1416，严得票为782张，勉强超过半数获选为台湾“副总统”，正式成为台湾第二号人物。当蒋死严继后，之下就是蒋经国的了。
这时蒋介石已为儿子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严家淦的“优点”被蒋介石完全用上了，也许蒋介石所指的“缺点”，无非是严家淦可能比他要后死而已，他要先死，这是短处，要后死，这是长处，蒋介石以严的后死长处为儿子铺路，可谓用心良苦。
严家淦任“副总统”期间，对蒋经国极为照顾，这段时期蒋经国不断到国外出访，以加强国际社会对他的了解和认同。
1972年3月对日，蒋介石以1308票当选“总统”，第五次连任。严家淦以1095当选，说明他的威信已上升，而这段时期，蒋经国的地位和威信也直线上升，成为事实上台湾的第三号人物，同年5月26日，蒋经国任“行政院长”。
又过了3年，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第二天，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台湾的一切大权似乎已转严家淦手中，但大家都很明白，他不过是个过渡人物。3年后，即于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总统”。
严家淦的使命彻底完成了，因其对于蒋家王朝的忠心而至少名义上作过台湾国民党小朝廷的“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四、打垮老对手
大陆时期，国民党内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许多人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口口声声是他的“革命同志”，是忠诚的部属，实际上却是他对手，是他的“内部敌人”。到台湾后，蒋介石深知，要使国民党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消除异己，彻底打垮老对手。而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手，当数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何应钦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
1．李宗仁落叶终归根
蒋介石隔着太平洋罢免了李宗仁的代总统职务，复职视事后，李宗仁单枪匹马留在美国，离开了国民党的生存土壤，实质上已不构成对蒋的威胁。但是，在此有必要对蒋介石的这个党内死对头做一个交待。
李宗仁和蒋介石隔着太平洋争吵平息后，在新泽西买了一幢房子定居下来，每日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这种生活对习惯于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人来说，很是寂寞难耐。有趣地是，和李宗仁比邻而居的是俄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最后统治者克伦斯基，克氏十月革命后流亡到美国。上帝把被中俄两国人民赶跑的“白俄”和“白华”安排到了一起。不过两人无缘，对面相逢不相识，始终没有交往。否则，倒是可以交流交流两人失败的经验。
李宗仁在美国时刻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治国之术深为叹服。1955年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和平解决台湾的建议，李宗仁得知后极为振奋，遂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认为解决台湾之道不过甲、乙两方案：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李宗仁在建议中对蒋推心置腹劝言：
我想蒋先生已逾70高龄，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李宗仁的建议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台岛炸响，有人骂他为“共匪张目”，有人说他“年岁高而糊涂了”。周恩来则说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转变。
1956年4月，李宗仁的挚友程思远秘密从香港回到大陆，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并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程思远回港后写信对李宗仁谈了大陆之行的经历和感受，并亲自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给他的长信，劝李打消顾虑回到祖国。因此，李宗仁更动了思乡之情。
1963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李宗仁接受《欧洲人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访问，谈及中印边界和台湾问题，他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挑起边界冲突是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关于蒋介石，“我只能引用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的常识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桩事。……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李宗仁心向祖国，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64年中法建交，李宗仁深感兴奋，遂于2月2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紧跟法国政府调整中美关系。此信一出，台湾当局又紧张起来，只好抬出李的老伙计白崇禧来回击他。在沉重的压力下，3月18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闻报，法国与中共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中共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中共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白崇禧的老朋友程思远对白的电报评论道：“反共复国的滥调，不值识者一晒，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
在中共的帮助和程思远的疏通下，李宗仁下决心回国。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摆脱了美国和台湾特务的跟踪，辗转瑞士、巴基斯坦后终于回到北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原国民党将领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激动万分，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当众宣读了他的《归国声明》： 首先我所欲言者，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一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者，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
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宗仁回国，震动了全世界，各方纷纷向台湾当局证实，均被一一否认。下面引纽约合众社16日电：“中华民国人士昨日否认外传前副总统李宗仁在美国长住后将返中国大陆的消息。他们说，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并前往瑞士苏黎世市。同行的李夫人，曾由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他们又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黎世。该方面人士强调称，李氏打算于他的太太痊愈后，返回纽约。”但是，李宗仁再也不会回纽约了，因为纽约不是他的家。
李宗仁回国2个月后举行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有记者问及台湾问题，李宗仁回答：“蒋先生目前处境很尴尬，深望蒋先生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当记者问李宗仁是否愿意去台湾时？他说：“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相左，但并无私人仇恨。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解决这个内政问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有记者问李宗仁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李回答：“我是爱国主义者。”
李宗仁回归祖国后便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他十分关心，亲自安排他的生活，使他在大陆安享晚年。
2．白崇禧成了笼中鸟
蒋介石“复职”后，掌握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便开始清算大陆失败的责任。有的被枪毙，如陈仪、吴石等；有的被判重刑，如李玉堂等。在蒋介石看来，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无疑是国民党江山垮掉的最大“罪人”。对于避走美国的李宗仁，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得作罢。于是，送上门来的白崇禧就成为蒋介石清算的对象。
不过，由于李宗仁还在美国，蒋介石还要利用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虽对白崇禧乘危逼宫非常忌恨，但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只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
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帐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偷偷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是有监视任务的。白某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小诸葛真是小诸葛。
1952年，蒋经国派遣特工人员将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了一番。当时白很生气，立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问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其实，别人却无此“待遇”。还有一次，白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对此很生气，从包中取出信，随手撕毁，说不必麻烦你们了。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代会”，产生新的中央委员，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除当选七届“中委”或“中常委”外，其余均推为中央评议委员，惟仅白崇禧一人除外。国民党元老们对蒋在中评委名单中排除白崇禧一举，大多不以为然，特推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蒋听取于、居的意见后，沉吟片刻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卒无下文。
对于蒋介石的迫害，白崇禧本人倒似乎很坦然，他对人说：“经过这一次大失败，总要找个人来顶罪，任何时候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白崇禧来台后再也不像在大陆时权极一时，威吓一方了，那么与他积怨甚深的湖北人乘机找他算账。在一次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湖北籍“国大代表”对白提出弹劾案，抓住白氏逼宫案做文章。提案对白崇禧提出两点弹劾：
一、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
二、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
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遂连忙出来托词辩护。不过，蒋介石暂时还没有借此清算白的意图，身为会议主席的陈诚且当场为白开脱：“华中的事，各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其后，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白崇禧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蒋介石岂容白氏东山再起，他迅速召见毛人凤，要立即查办。毛人凤得令后积极筹划暗杀行动。他先是收买了白崇禧的一名贴身副官。不久，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禧要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毛人凤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勘查者发现，有两条通往狩猎区的路，一条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肠小道，一条是可乘人力轨道车登山的路。特务判断，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车代步，不可能走羊肠小道。于是，他们算准时间，将轨道车必经路上的一座木桥桥墩螺丝一一松开，特务们躲在远处树丛中静观白氏猎后下山。傍晚，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陪同白氏一同打猎的寿丰乡乡长林意双父子乘车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车在后。当林意双所乘的轨道车行至桥面时，只听一声惨叫，车人一同坠入50米深的谷底。白氏和两名副官眼见前车有失，急煞车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地捡了一条命，但眼见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尸，望望四周山野，他顿时明白了一切。
从此，白崇禧学乖了，他深居简出，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病逝，白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所受的创伤不可言喻，遂终日寻欢作乐。
后来，特务们得知白崇禧常去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家买补药，他们便给赖挂了一个电话，对赖说蒋“总统”要你多“照顾照顾”白将军，不管什么病，都得下重剂量。赖少魂哪敢不从。几个月后，白崇禧从药中得到补益，有返老还青春之错感，就和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使白氏在身体方面入不敷出。
1966年12月1日，张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见白先生还不起床，在室外连喊数声不见回音，破门而入一看，张小姐早已离去，白先生赤身裸体俯卧在床上已气绝身亡。副官在给他穿白衣时，摇头叹息：“如今真是死在马上风了，先生成天喝药酒补阳，早知他身子会受不了的。”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真是高明，亲朋好友无处诉，法律也无从干涉。因为从形式上看死者系性过度，脱阳而死。
有人说李宗仁回归祖国后，在台湾，蒋介石用以制约李宗仁的白崇禧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白崇禧在寓所不明不白地死去。
至此，蒋介石彻底肃清了桂系在台湾的影响，蒋、桂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80年代大陆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时，白崇禧的女儿白先慧听说后更动了思乡之情，她不顾在台亲友的劝告“冒险”来到桂林，悄悄地住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并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其家人万万不可走漏消息。刚开始她不敢出门，李夫人劝她打消顾虑到街上转转。她终于在夜间走上大街，市面上的一切都使她发生了兴趣，也没人去干涉她。第二天，她胆子更大了，儿时的旧居，童年时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找到了。这些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看似遥远却又在眼前的一切，使她不能自己，她越来越胆大，索性拍起了照片，住进了饭店。
在桂林住了几日她不得不回台湾。当她临走前在饭店结帐时，服务员微笑着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知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来旅游和居住。”她非常感动。到机场时，过磅员问她沉重的行李中装的是什么，她说：“是桂林山上和漓江水中的石头。”过磅员说：“好吧，是纪念物，那就免费了。”
她，怀着一颗激动的心登上了飞机。
3．“山西王”阎锡山赋了闲
随着解放大军的推进，1949年4月底，“山西王”阎锡山也从太原逃到南京。这时，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老奸巨滑的阎锡山表面以一个“和事优”的身份出现在蒋、李之间，实际上却完全站在蒋介石的一边，他知道蒋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李宗仁斗不过蒋介石。
南京解放后，广州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阎锡山到广州后串通CC分子联合发起成立“反侵略大同盟”，这场闹剧为阎锡山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这一重要位置便成了政客们角逐的对象，同时也是李宗仁和蒋介石斗争的焦点。李宗仁力荐国民党元老居正，蒋介石支持阎锡山，结果，阎锡山这个“败军之将”受老蒋之意担任了“行政院长”。
阎锡山组阁后，极力讨好蒋介石，决心“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中华民国于不坠。”“我决无回护，决无爱惜，决无畏葸，为反共保民尽最大的努力，鞠躬尽瘁，必至胜利而已。”解放军的隆隆炮火打碎了阎锡山的决心，12月10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带领他的“国民政府”逃到台湾。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视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黜免阎锡山的“行政院长”职务，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从此，结束了阎锡山这个在大陆最后一届“内阁总理”的政治生涯。在国民党改造时，阎锡山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这个闲职上，阎锡山得以颐养天年。
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危难之际，真可谓为挽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呕心沥血”，“尽责尽职’了。蒋介石在1954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表彰阎锡山的功绩时说：
自三十八年底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不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发发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还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得，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虽然阎锡山“功不可泯”，但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阎锡山被免去“行政院长”职务后，移居阳明山公馆，从此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再过问政治，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实际上阎锡山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在任“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时，还经常出席蒋介石召开的重要会议，并发表反共演说，继续进行反共宣传。他发表了《怎样胜过敌人》、《展开政治进攻奠定军事基础》、《对时局的观察》、《反共抗俄的前途及收复大陆后重建国家问题》、《共产党为何必败》、《青年如何担起反共抗俄的任务》、《收复大陆的根本条件》、《怎样收复大陆》、《我在剿匪战役中失败的经验》等反共演讲。出版了《世界和平和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复国的前途》、《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如何造成足够的反共力量》、《反共的哲学基础》等反共著作。阎锡山不管是演讲，还是著书立说，或者是接待中外记者，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反共思想。另外，阎锡山晚年还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大同主义”，其代表作就是《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他提出的“大同主义”，其目的就是扼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阎锡山所提出的“大同主义”是非常反动和荒谬的。
1960年5月23日，一生与人民为敌的阎锡山，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死去，终年78岁。
在阎锡山的病危及病逝过程中，贾景德（煜如）一直在他身边。最后阎告贾说，他“痛惜已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
阎锡山死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致祭，并送了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阳。
4．何应钦失权未失宠
在蒋介石一生的三次下野中，何应钦曾两次与桂系联手“逼宫”，蒋介石对他早已心存芥蒂。何应钦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到台湾后，他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表示要“闭门思过”。为了进一步让蒋放心，不使蒋产生猜忌，一方面他表示有归隐之意，另一方面他不放过任何表示支持蒋的机会。
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不久，3月13日，是黄埔时期的棉湖之役25周年纪念日。何应钦借招待酒会之机，发表《棉湖之战感言》，大谈当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军队的勇敢精神，诸如“士气旺盛，有高度的攻击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云云。末了，则一再为台湾的前途打气，表示“一方面要改造我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取得“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
作为回报，蒋介石也为何应钦分了一杯羹。他把1947年何应钦在联合国军事参谋团时已委任给他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手里拿了过来，交给了何应钦。然而，这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则是蒋介石愿“问”则问，不愿“问”则不问，不过是蒋介石用以安抚元老派的一个虚职而已。
既是虚职，虽然何应钦心中不悦，但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有了一个“公职”，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忘记他。6月16日，何应钦主持“黄埔军校26周年校庆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第一届大会”闭幕典礼，又在会上致词，要求人们“服从领袖，重振黄埔革命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为了取得蒋介石的青睐，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可是，要想让蒋介石对何重新加以重用是不可能的了。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改造委员会，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企图重振“党威”而设的。“改造”期间，该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职权，原中执委和中监委职权停止使用。16名委员，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等，榜上有名，全是蒋介石着意扶植、重用的对象。而何应钦、阎锡山、张群这些元老派则榜上无名，自然成了“改造”的对象。曾是何应钦的手下，后来成为何的对手的陈诚，因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同乡，而又对蒋绝对忠诚，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和何曾交恶甚深，由陈出面组阁，自然没有何的好果子吃了。
为了安抚一下这些政治上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全是蒋氏父子的亲信。
在这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中，何应钦确实被冷落在了一边。在蒋介石眼中，60多岁的何应钦，已是垂垂老矣！何应钦呢，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受到冷落是意料中事，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此，何应钦渐渐远离了台湾政界的权力纷争。
虽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何应钦的反共热情却丝毫未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联日反共”展开国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为夫人因患癌症赴日求医，一方面则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韩国战局与远东形势》一文中所表露的：“远东问题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住新中国，搞垮新中国。
为拉拢日本，何应钦不惜出卖国格，向各方人士频送秋波。与侵华战犯，也是他的老朋友冈村宁茨的会面，就是颇为生动的一幕。1月16日，此时已是战友会副会长的前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茨设宴款待何应钦，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他历数何应钦是如何“爱护日本”，尤其是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如何“以德报怨”而感激不已。冈村在致词中，说到激动处，竟至失声痛哭，涕泪滂沱；何应钦出老泪盈眶，作饮泣状。
当蒋介石正在寻求国际上的合作与支持的时候，何应钦像说客一样，游说日本，极力鼓吹和怂恿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蒋看来，何虽无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对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出席了签字仪式，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与河田烈同游乌来风景。“和约”的签订，何应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何应钦所谓以“私人资格”进行的“国民外交”，为日后台湾的对外联系，创造了一种孤立状态下的新形式。
此后，加强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何应钦效忠蒋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内容。1952年7月29日，何应钦又联系“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集了雷震、黄朝、邵毓麟等一帮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起初担任常务理事，后当上会长，终其一生。
一番热热闹闹的访日、联日之后，何应钦便致力于“国民外交”的另一方面——“道德重整”运动了。
何应钦和“道德重整”运动的头面人物早有接触。早在194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军参团时，何就同简称为“MRA”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生了联系，对其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的“反共”主张也略知一二。但是，何当时更迷信的是武力在“反共”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于这一运动，还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访问团访台的启发。道德重整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仇视，借提倡道德来对付共产主义，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国民党改造完成后，蒋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美国来增强台湾岛上“反共复国”的信心，所以何应钦顺水推舟。从此热衷于道德重整运动，并不断得到蒋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开展，也成了维系蒋、何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
为了紧跟蒋介石，何应钦采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蒋介石的生日或“七七”、“九九”、“双十”等重要的纪念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话，“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何应钦在这些活动日的言论，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6岁生日，何应钦立即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以示庆祝。文中，何吹嘘说，远见是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蒋的远见，又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于蒋凭其远见，看得准，把得稳，所以能决人所不敢决，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华民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救出来。何应钦的这番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几十年，最后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赶到了孤岛之上，走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何来领袖的远见？如果说，蒋在逃到台湾后幸免彻底灭亡，得是得到地利和美国的帮助而已，又谈得上什么蒋的远见？显然，何应钦这是在不顾事实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7岁生日。何应钦又做起了纪念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何一古脑把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北代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此来证明“蒋公的军事天才、政治远见，及其领导革命的卓越人格”。
这一年，蒋介石正在打击、排挤吴国桢，何应钦这一向蒋表忠心的举动，自然得到了蒋的欢心。
进入1954年5月，正值蒋介石就任第二届“总统”。于是，何应钦又做起了“捧”的文章，题目是《反共抗俄成功的保证》。“保证”在哪里呢？据何应钦说：“蒋总统对于任何艰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证，而且—一实现了这些保证。”接下来，何应钦又是老生常谈。把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这些胜利统统说成是由于有了蒋的“勇于负责贯彻任务之精神”。何应钦这里做的明显是应景文章。且不说这些战争胜利的原因应该如何分析，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败下阵来，其“保证”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应钦避而不谈，却说什么“保证”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
以后，每当蒋介石生日之际，何应钦总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对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要“全国同胞，仰体总统蒋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反共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何应钦还亲率战略委员会全体顾问敬呈献词。
对于何应钦的这一番表示，蒋介石自然有着几分欢悦。何应钦虽然不能给他老蒋担起重担，倒也能在他的“反共”事业上敲几下边鼓。这鼓声虽不是很响亮，倒也是有比无好。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让何应钦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几项荣誉的荣冠，诸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之类，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行动上则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蒋投之桃，报之以李。1959年3月，何应钦7O岁生日，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何应钦收到后禁不住热泪盈眶。1969年，何应钦80岁生日时，蒋介石以亲赠寿轴，蒋经国等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祝词，称何应钦在革命中“躬与其役”，“奇功屡建，贡献良多”，“上获总统之言依，下得部属之服膺”，极尽赞美之词。
何应钦除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场合树立蒋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紧跟蒋介石外，还高喊“反攻大陆”，极力反对、阻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使他极为愤慨。
何应钦在言行上确实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虽然已不是大权在握，活得倒也快活。风光。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他的继承人小蒋身上。何应钦又变幻花样，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来效忠蒋经国，就像当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蒋介石一样，不遗余力。为了感激他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应钦90大寿时，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这一天的军官俱乐部布置得富丽堂皇。进门处高悬着1927年9月龙潭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颁赠给何应钦的“捍卫党国”的奖额。奖额之上是仙鹤展翅及“万寿无疆”四个篆字；鲜花彩绸装饰一新的门墙一侧，立一高3米的寿星。参加祝寿活动的有蒋经国、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群等台湾党、政、军要员千余人。何应钦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如沐春风，满面红光。
蒋经国对何应钦谦恭地执晚辈礼。他在致祝贺词中称：“今天欣逢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寿，看到敬公精神健旺，体气康强，我们每一个都感到非常欢欣。”他高度称颂何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一阵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连忙自谦地称：“自追随先总统蒋公献身革命，五十年来虽然竭尽忠悃，以图上酬知遇，但以并无过人的资质，未能对党和国家多所建树。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国家最高荣典，缅怀先总统蒋公的至德大业，与三军将士的忠勇风范，内心的情绪，如同万壑松涛，激荡不已。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而永远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期无负领袖的期望。”他还对与会人员勉励一番，认为现在正是国民党“极必复，转危为安的契机”，要“强化我们的领导核心，共同在蒋总统经国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奋斗，为突破逆境，复国建国而努力”。
茶会上，蒋经国还向何应钦赠送了寿轴，上书：“敬公九秩大庆松柏不于岁寒晚蒋经国”。何应钦当场将寿轴展示，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举刀切开九层生日蛋糕。
国民党的一班要人也纷纷赠何应钦以寿文，尤称赞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知遇”之交。谷正纲等“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83人的寿文中，称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蒋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国士酬知遇”，如同“管仲相齐桓，太公往周武，云龙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的老部下顾祝同等43人的寿文，亦称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
的确，何应钦在台湾蒋氏政治中，虽失去了权力，但并未失去荣宠，直到1987年10月以95岁高龄在台湾省去世。
5．陈氏兄弟去养鸡、卖报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政治裂痕始于抗战后期。解放战争中，随着蒋介石步入内政外交的困境，陈氏兄弟日益受到排挤。
1949年初，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时候，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借鉴孙中山在每次大的失败之后，都要从对党进行改造人手的经验，认为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甚至有过彻底抛弃原有的国民党，另组新党的想法。1948年12月23日，他指使胡轨、叶青、徐复观等人组织“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该同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制订了一套类似党纲党章的组织章程和政纲，并成立了中央干事会。但后来蒋介石考虑到另起炉灶费力太大，才决定中止“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的活动，还是采取对国民党“改造”的办法。
1949年1月2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随后，张群、陈立夫、黄少谷、郑彦芬等人纷纷赶往奉化，在蒋介石指示下，开始筹划国民党“改造”事宜。6月，蒋介石指定陈诚、陈立夫、蒋经国等人设计改造方案。7月14日，蒋介石亲自携带陈立夫等人起草的《本党改造方案》到广州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通过《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党员参加“改造”。
蒋介石此时虽然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并没有精力和条件认真去实行。一方面，此时战场上蒋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东奔西走，奔忙于奉化、南京、重庆、成都和广州之间，指挥军事，根本静不下心来谈党的“改造”；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内部竞争正烈，李宗仁将蒋介石赶下了台，蒋介石正以他国民党总裁的地位，以自己的“党权”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政权”，蒋介石不可能有大的“改造”行动，自乱阵脚；第三，美国此时极端厌恶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需借“改造”之名与美国周旋，给美国人一种他要痛改前非的印象，同时也又不能痛下决心，首先搞乱了内部；第四，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面临的是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他也不敢轻易动手；第五，在退守台湾之前，各地混乱不堪，地方党务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即使想改造、也无从下手。
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虽然未达到将之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但台湾发发可危的情形却宣告过去。在外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了整理内部的工作。
从1950年6月起，蒋介石开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中央党部的不满，凡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概不阅，原封退还。国民党中央常会开的几次会，蒋也拒不出席。到6月22日，CC大将萧铮提出建议，鉴于国民党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动辞职。并以中常委的名义，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人面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国民党的方针。
随后，蒋介石召见陈立夫，询问他对改造国民党的意见。陈立夫知道，蒋介石对他成见已深，于是主动提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由他和陈果夫承担，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对国民党的改造。陈立夫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向蒋介石承担了责任，表示了高姿态，同时又将了蒋一军，要挟蒋找出人来，承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责任。蒋介石听后默然不语，但对陈立夫更加不满。
CC派退入台湾以后，陈果夫重病已不能视事，一切事情，惟陈立夫马首是瞻，陈立夫恶习不改，又和陈诚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照1948年通过的国民党宪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才有效。当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时，行政院长先后是何应钦和阎锡山，蒋为使何、阎有和李宗仁抗衡的权力，授意立法院通过了一项在非常时期“行政院”可以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下行政命令的权力。
李宗仁赴美国后，“立法院”已将此项权力收回。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他不愿事事经过“立法院”，尤其此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法院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他更希望得到直接的行政命令权力。这样，等于是让立法院坐冷板凳，陈立夫当然不肯。于是，陈诚有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陈立夫婉拒。陈诚不依不饶，随即以“行政院”的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很多“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开会讨论，结果否决了陈诚的提案。陈诚得到提案被否决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除指责CC派外，声称“行政院长”一职除陈立夫外，无人能够胜任，他本人决心马上辞职。
陈诚对CC派痛恨已极，立即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铮等人统统送到火烧岛监禁。由于陈诚势大，而且蒋介石有意偏袒陈诚，陈立夫知道自己不敌，乃避往台中，并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洋。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了陈诚，并通过在家养病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批准他离开台湾，并送给路费5万美元。
为了让陈立夫早日束装就道，离开台湾，陈诚采取了进一步的压迫措施，特发请帖约CC系的大将余井塘及张道藩两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在饭后就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在下边攻击陈立夫。
1950年7月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15—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裁撤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只保留名义，设立保管处。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在会上，蒋介石点名指责陈立夫。8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主持下，历名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在训词中要求全体改造委员“从头做起”，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
在此前一天，即1950年8月4日，陈立夫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振会”的名义，举家离开台湾。先赴欧洲，然后去美国定居。据说在他临行前，去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了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肖像，语言低沉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临走时，陈诚曾亲自去机场为他送行。
国民党“改造”开始，实际上二陈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结束，陈立夫出走，陈果夫卧病在床，二陈的政治影响不复存在。
陈立夫离开台湾后，在欧洲作短期停留，便迁居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莱克坞镇。1951年8月，陈果夫病逝，旅居美国的陈立夫得此消息，痛哭一场，却未敢请求回台参加葬礼。经过此次打击，陈立夫心境大变，对政治变得心灰意冷，“绝口不谈政治”。1952年Ic月，国民党“改造”结束，蒋介石给了陈立夫两个虚衔，“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但除了给陈立夫按期邮寄薪俸外，陈一切都不能也不想参与。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召开，陈立夫被提名为中央评议委员，每月寄给他的钱“仅使其免于饥馁而已”。为补贴家用，陈立夫和他的夫人孙禄卿开始养鸡。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告诉陈立夫，希望他回台湾看看，陈均托词拒绝。1959年陈立夫的老友蒋匀田去看他，当蒋同他谈及政治时，他婉转地拒绝谈下去，说：“已经失败了，还谈什么呢？”陈的夫人孙禄卿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1961年初，陈父陈其业病重，陈立夫才回台湾探望。这时正值蒋介石迫张道藩辞职，CC拼命反对，陈立夫对此不闻不问。陈立夫回到台湾后，蒋介石找他长谈了三次，蒋经国亲自陪他祭陈果夫墓，蒋氏父子还多次去看望陈其业。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陈诚、蒋经国率两千多名国民党官员参加葬礼。台湾新闻界也对陈立夫大加赞扬，说他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要他“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但陈不为所动，仅在台住了42天，就返回了美国。
1966年是蒋介石80大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朋友敌人大半凋零，加上蒋年事已高，颇有怀旧之感。寿辰之前，他特派萧铮赴美劝陈立夫返台祝寿并定居。10月26日，陈立夫回到台湾，将其所著《四书道贯》第一册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这次蒋介石也颇为宽宏，不仅邀陈立夫多次长谈，而且为了表示对《四书道贯》的推崇，主动为该书题写“四书一贯之道”六字印于首页。因为过去的CC派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这次陈立夫的行动不受限制，在70天返台时间内，作了75次演讲。
直到1969年，陈立夫全家才迁回台湾。此后陈立夫在台湾埋头研究儒家文化，对政治更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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