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兵败退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国政权的覆亡。但是，蒋介石却无意退出国际舞台，试图以小小的台湾岛代表泱泱的大中国，和美、日、苏等国拉拉扯扯搞关系，赖在联合国不走，建立对新中国的“外交”防线。 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国民党的“外交”堤防蚁决，其国际空间日益缩小，偏安于孤岛，走不出去，几乎成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新中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革命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帮助。蒋介石，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对共产主义是又恨又怕，因此，到台后他不断著书立说，对苏联和新中国极尽辱骂之能事，并力图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求“光复大陆”。
1．反苏“圣经”
1956年6月24日，蒋介石发表了继《中国之命运》后又一部“巨著”——《苏俄在中国》。该书共20多万字，440页，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其海外发行由香港集成图书公司经理，英文本的版权为美国纽约的最大出版商之一费拉尔·斯特劳斯·贾德希公司取得。台湾各家报纸、电台和通讯社倾全力为此书的出版发行作宣传，从而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到国民党和苏联、中共间的关系，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这本书也是蒋介石对历史上和苏联外交关系的一次反省和检讨。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总结了近30年来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同苏联、中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经历及经验教训。全书共分4编21章，内容主第一编，“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该编将中苏关系分为三个“和平共存”时期：第一时期从1924年—1927年，为联俄溶共至全面清党和对俄断交。蒋介石认为由于与苏联绝交，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延迟了23年；第二时期从1932年—1945年，即从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至抗战胜利。蒋认为抗战胜利使中苏关系变化到一个新的阶段。“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第三时期从1945年—1949年，即自抗战胜利后至撤退大陆。“从此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取之不竭惟一富庶的基地。”
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该编将“国民革命”分四个战役叙述：第一战役为北伐战争，其中“勘定中山舰事件”和“全面清党”为“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第二战役为“长江剿匪战争”，其中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第三战役为抗日战争，经过8年全面抗战，“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第四战役为“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此其间“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这正是“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蒋介石从组织、宣传、外交、经济等方面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反共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二，宣传不主动，理论不够充实；三，反共意志不集中，手段不够彻底；四，外交陷于孤立，经济陷于崩溃。
同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政策和战略上也有四个错误：一是对俄复交，这对于抗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二是收编共军对于抗战也是无益而有害；三是对东北问题的处置，国民党曾决定停止接收东北，但又受到国内、国际各种牵制后转而同苏联直接谈判，使国民党精锐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自拔，从而导致整个战局一发不可收拾；四是关于停战协定的方针。
第三编，“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该编着重分析了苏联“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战争思想来源及其基本原则”，以及“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
蒋介石在该编中猛烈抨击了国际上对共产主义采劝中立主义”的错误政策。他说：“我以为任何国家，对于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对共产主义予以直接帮助，有同样的危险”。所以“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作战的一道战壕，亦就是保护其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我们必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
蒋介石并为“自由世界对俄共的长期战争”制定了一个总目标和基本方略，他特别强调了台湾当局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他指出：中国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移的枢纽。令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且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命反共战争汇合的关键。
第四编，“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该编叙述了中共在政治斗争中所采用的各种战术，如中立主义、统一战线、孤立战术、攻心战术、矛盾战术、群众运动、贸易战、基地战、宣传战、和平谈判与停战协定、联合政府等等。
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颠倒历史黑白，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污蔑、谩骂和造谣中伤，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全书通篇表现了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
台湾当局开动各种新闻机器为《苏俄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捧场喝彩，大肆宣传。“参谋总长”彭孟辑下令，将该书分发到基层部队供广大官兵阅读；台北“军中广播电台”连续两个月定时广播该书全文；在短时间内该书被译成9种文字发行海内外；日本最大的报刊之一《每日新闻》很快用1个月的时间将其连载刊出。据统计，截至10月底，该书已销售50万册以上。
台湾各界交口称赞“总统”辉煌巨著的问世。“考试院长”王云五称这本书“的确是今日世界有关苏俄问题的杰作”，蒋介石是“举世认识苏俄真相最早和最深切的一位领袖”。陶希圣称这本书“一字一句都是总统心血呵成”。《中央日报》在编者按语中称这本书向全世界人士提供了一种认识“敌人”的方法，制订了一种制胜“敌人”的方案，对“自由世界”的贡献非常大，“给予世界共产主义的打击非常沉重”。
在整个50年代，台湾顺应西方反苏反共的大潮流，基本上是以《苏俄在中国》的思想作主导，和前苏联老死不相往来，苏、台处于对峙状态。《苏俄在中国》成为蒋介石的一本反苏“圣经”。
2．苏、蒋“私通”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美三国关系的变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台湾与前苏联这两个不可能接触的“宿敌”，也有过以“合作”为目标的奇妙行动，蒋介石在高举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对一股苏、台“合作”的潜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较为密切和友好。不幸的是，时间不长，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渐渐膨胀，他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租借中国的不冻港，被毛泽东严辞拒绝。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不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路过中国，要中国释放在押的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有意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共和国，暗示可以支持蒋介石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使毛泽东很恼火，中苏关系出现阴影。60年代初，中苏大论战和震惊世界的新疆六万人大逃亡，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与此同时，台美关系也降温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台美关系最为密切，台湾在美国的护翼下找到了安全感。1961年，肯尼迪上台，台美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呈降温趋势。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台美面临危机。
而苏美两极在战后长期的冷战中也吹来了一阵暖风。1959年9月，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了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协议。在以后几年，美苏两国一退一进，冷战局势也一张一弛。
在这动荡复杂的年代里，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的需要，各自对大陆和台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美国政府暗中改善对华关系，苏联和台湾看在眼里，那么，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苏联和台湾为何不能加强联络呢？由此，蒋介石在贼喊捉贼的情况下自己做了一回贼，在反苏反共的叫嚣下还在偷偷地联苏。
1968年10月，前苏联密使维克托·路易斯向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提出访台，卢为将此信息送达台湾高层。台湾当局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并希望促进路易斯访台，作为对苏联的一种试探。
而路易斯作为英国《伦敦晚报》的记者，背景可直通苏联高层，他本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共产主义就像基督教一样，分裂成很多流派，每个共产党国家或各国的共产党都有各自的想法。
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探明台湾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台湾对毛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对于路易斯的访台提议，蒋介石亲自拍板定案，由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负责一切事项，并随时报告事情的进展。
10月22日，路易斯到达台北。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魏景蒙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
路易斯笑笑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虽然我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可以传话，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南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新闻记者。”
魏景蒙说：“这主意倒不错。”
路易斯接着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景蒙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但中华民国没有理由担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感觉到。苏联是“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还有一个由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会谈在平静中结束。
此后几天，路易斯先后和台湾“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以及蒋经国进行了会谈。据现存的《王平档案》记载，会谈主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毛泽东是共同的敌人，所以台苏应该合作；关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触问题，并互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对台湾反攻大陆，苏联的态度问题，如果苏联保持中立，国民党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也可考虑；如台湾反攻大陆后，能否容忍亲苏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份存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路易斯在台湾的活动，魏景蒙则随时向蒋介石汇报路易斯的来访经过、谈话内容以及路易斯本人的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情。蒋介石表示支持他们会谈时所涉及的内容。
对于苏、台方面的秘密接触，美国和大陆已有耳闻。11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瀛海珍闻”栏目中报道：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同时，美国方面向台湾“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台湾假装糊涂，以不知他是苏联人为由搪塞美国。11月18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记者史丹利·卡诺写的有关路易斯访台的一篇报道，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内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
台湾对此紧急“辟谣”。
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得一清二楚。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身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匪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匪帮派遣“记者”去苏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匪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匪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匪帮，恶毒地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1969年，中苏接火珍宝岛，边界局势更趋紧张。同年5月，路易斯再次提议和魏景蒙在维也纳会晤。蒋介石亲自审定会谈五项原则：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为中华民国，乙为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仅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反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对此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阵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7日路易斯和魏景蒙在维也纳一家餐馆见面，路易斯带来了对上次会谈的正式答复，莫斯科对台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以上文字请勿子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苏联。
这次会谈双方“收效”颇大，并就贸易代表、下次会谈等事项做了协商，魏景蒙踌躇满志回到了台北。
就在台苏眉来眼去之际，中美关系也迈开了“小舞步”。继乒乓外交、基辛格来华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3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这对蒋介石打击很大，更坚定了蒋“与俄帝往来”的决心。1973年2月17日，法新社转发了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则新闻：一旦美国承认北京，国民党人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
此报道一发，岛内舆论哗然。为了平息舆论，台“国防部”发言人当晚发表声明称，关于台湾将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是“荒唐可笑的”。
蒋介石对美国的转变愤愤不平，但真让他离美“再嫁”，又多有顾虑。因为当时美国并不想真正退出亚洲，即使美国中断美蒋关系，也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苏联的战略基地，岛内人民对苏联素无好感，蒋介石如一意孤行，势必引起公愤。再说把土地租借给苏联，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他。因此蒋介石左思有想还是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暗中与苏联拉关系，以此为将来公开联苏铺路。而苏联对于台湾基地虽是垂涎欲滴，但真要联蒋，触犯了中国共产党最敏感的神经，中国共产党恐怕要跟他死干到底了，美国当然更不会让他得逞。所以，苏蒋虽是偷偷“私通”，终也没成气候。
蒋介石眼睁睁地看着“苏俄在中国”一天天强大，反攻是无望了。对美国是既亲近不得，又反抗不得；对苏联是既摸不透其底细，又拿不出彻底倒向苏联的勇气，只好夹在中、苏、美三大国之间，看人家的眼色行事罢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初期，大部分国家和台湾国民党还延续着这种外交关系，只不过得劳驾“中华民国外交部”把各国使馆从南京接到台北。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华民国外交部”又不得不把各国使馆从台北送回北京。他们高高兴兴迎来，悲悲切切送走，这种被国际社会抛弃的情景好不凄惨。其中，尤以英国、法国、日本等大国的离去对台湾打击最大。
1．英国率先行动
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英国政府即指示其驻华大使及使馆多数官员仍留在南京。4月底，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英国正在努力“同中国共产党当局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又说“这并不影响它同国民党政府的现存关系。”英国政府的想法是，既不放弃同国民党政府现存的关系，又试图同未来的新中国发展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并没有立即同新中国建交，他要同美国磋商。美国当然是竭力阻挠，国务卿艾奇逊声称，不仅承认新中国的时机不成熟，而且连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没到来。但是，英国基于利益的考虑，决定单独行动。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并中止了它同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外交关系，同时要求中国接受英驻南京大使临时代办胡阶森为英国临时代办。
英国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种不同于美国的政策？不少英国有识之士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得到民众的拥护，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承认新中国只不过是承认客观现实。英国希望通过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并促进对华贸易，保护在华投资。同时，在美国势力撤出中国的情况下，英国感到应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既可增强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又可阻止中苏结盟。贝文在同艾奇逊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会谈时争辩说：“如果我们大冷酷，就会把中国人赶到俄国人一边，若审慎从事，就能削弱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吸引力。”
1月13日，英国外交部指示格雷厄姆总领事向中国外交部声明，刚刚在中英两国之间互换的照会表示了外交关系的建立。
但是，鉴于英国同台湾的关系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方面，中英两国分歧较大，新中国认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英无法建交。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在对华关系上又倒向美国一边，不断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反对中国人民用武力解放台湾，这就更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了障碍，导致中英正式外交关系迟迟不能建立。
直到70年代，中美关系有了变动冲英关系随之迎刃而解。
1972年3月13日，中国代表乔冠华和英国代表艾迪斯在北京签署了中英关系正常化协议，并决定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北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率先承认新中国，“避免了在中国周围筑起一道完整的篱笆——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也给了台湾当局一个警告。而1964年由中法建交而导致台湾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则使台湾在国际间失去了一个重要据点。
2．戴高乐的“独立外交”
国民党退台后在欧洲努力争取英、法、西德等国的支持。当时，西德尚忙于战后建设，无多大影响力，英国因其香港的利益需大陆照顾，不愿太接近台湾，那么法国就成为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欧洲国家”。法国对台湾的重要性在于：法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加之在非洲有不少新兴独立国家原系法国殖民地，仍受法国影响，这些国家正是台湾在国际上积极争取的对象。
60年代后，法国总统戴高乐重新审视世界变化，采取了脱离美国羁绊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正视新中国在东方的崛起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到1963年末，中法建交的各种条件均已成熟。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当局宁信其无，不信其有，始终当作“谣言”加以“辟谣”。1964年1月，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宣称：“台湾和法国间关系素甚密切，双方在台北与巴黎经常保持接触，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然而几天以后，1月18日，中法就建交达成了协议。台湾对此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幻想由美国施加影响让法国改变态度，然而，法国“独立外交”的观念甚坚，美国的劝阻无济于事。最后，美国反而派人到台北，劝阻台湾不要为了面子急于宣布与法国“断交”，要让法国承担“断交”的道义责任。
1月23日，台湾官方第一次就中法建交表明态度：“行政院长”严家徐坚决反对法国方面的决定，“希望戴高乐总统慎重考虑”。但当被问及台湾是否准备与法国维持类似和英国的关系时，即法外交人员撤离台北改驻北京后，台湾仍与之维持领事级外交关系。严家淦答道：“此为一假想问题，本人不拟回答。”24日，台湾正式向法国提出“严重抗议”，称法国承认新中国“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利益，对于法国本身为害尤巨。今法国政府竟不顾一切出此下策，其对整个世界必将遗患无穷，此事所导致之一切后果，法国政府应负全责。”
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台湾再次向法国提出“严重抗议”，但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台湾将采取何种行动却只字未提。依照惯例，一俟某国与新中国建交，台湾会立即宣布与该国“断交”。但鉴于法国地位的重要，且在中法建交公报中也未提及法国要与台湾“绝交”，故台湾尚犹存观望，不想“轻易放弃阵地”，而希望能找到变通的办法。台湾驻巴黎“使馆”的人员仍照常上班，无撤退的迹象。
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咸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同一个国际组织中。
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2月10日，法国正式通知台湾即将与中国政府互派代办。
台湾当局所有希望全部破灭，经“行政院”讨论后，“外交部”发表声明：“决定自二月十日起与法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下令“驻法代表准备即日下旗闭馆返国”。
事后，一美国记者问蒋介石：“法国的行动对于中华民国的未来以及远东其他国家将发生何种影响？”
蒋介石答曰：“就整个自由世界反共的总形势来说，法国政府罔顾利害，一意孤行，贸然承认中共伪政权，势将削弱西方反共阵营在亚非各地的声望，自然系一憾事。但对中华民国的前途则说不上任何影响。纵使它今后会在外交方面给我们增加一些困扰，我们自信必能加以克服。”
美国记者又问：“台湾是否会因法国之举而与东欧的波兰等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以示报复？”
蒋介石答道：“反共是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自无与任何共产国家贸易之理。”
一日本记者问：“对与法国断交，总统有何感想？”
蒋介石回答说：“法国承认大陆对我们有点不利，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但在国际情势上，也有有利的地方，因为由于中法断绝邦交而打破了国际的所谓‘两个中国’的幻想，同时粉碎了国际间的这种阴谋。在对法关系上，我们认为正义与邪恶绝无并存之余地，已基于中国历史传统‘汉贼不两立’的正义原则，正式和法国政府绝交。”
事实上，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无疑是台湾“近十余年来在外交方面所遭逢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由于中法建交，台湾与欧共体建交的希望化为泡影。在此以前，台湾已与欧共体其他5个成员国达成同意协定，现在由于法国的反对，事情不了了之。紧接着，原法属领地刚果也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台湾在非洲苦心经营的外交防线出现了新的突破口。
3．一衣带水的转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为英、法断交所困扰时，60年代末，台、日关系也面临着危机。
二战以后，同盟国一直在酝酿与日本缔结和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与日缔结和约更为积极。1951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对日和约草案，其中就台湾、澎湖列岛问题主张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井提议由台湾当局参加和约会议，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对日和约国之外。提案公布后英国、苏联坚决反对，最后采取折衷方案：听任日本在会后自行选定其认为可以代表中国的政府与之缔约，而签订多边条约的会议则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
此消息一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了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闻讯后异常气愤，他发表声明：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决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亦押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金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深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订和签订。
对于海峡两岸的反对之声，美国充耳不闻。1951年9月，由美国一手导演的《对日多边条约》49个国家签字，中国被排除在外，蒋介石对此失望之极。
美国虽当众打了蒋介石一个耳光，却很快又给他送来了一个馅饼以作安抚。在《对日多边条约》签订后，杜勒斯提议：日本应当在会后与台湾签订“双边和约”，即所谓“中日和约”，蒋介石听后余怒顿消。
几经周折，1952年2月20日，日本终于派出河四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问题，大陆已不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呢？日本人到底很聪明，提议：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上。蒋介石对此则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表明“或”字有“及”字之意。
1952年4月28日，《对日双边和约》签订，其主要内容有：日本放弃对于台湾、澎湖列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日本承认台湾及澎湖列岛居民，系“中华民国”之人民，台湾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款要求；1941年12月9日以前中国与日本缔结之一切条约均归无效；台湾与日本间关系，愿各遵守联合国宪章第2条各项原则；台湾愿尽速商订一切关于民用航空、运输、规范或限制捕鱼，及保存暨开发公海渔业之协定。
条约的缔结总算扫除了蒋介石心头的一片阴云，就此不必担心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建交了。对此“行政院长”陈诚在“立法院”宣称：“在这自由世界面临共产侵略的威胁的时候，中日和约的实现，尤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日和约”的签订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蒋“和约”，不承认日蒋“和约”。
“中日和约”签订后，台日关系经过了几年的平稳发展，不久其裂缝便显现出来，焦点便是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
日本急于从战败国的废墟中站起来，中国大陆丰饶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它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它一方面与台湾保持政治联系，坚持反共，一方面又对中国大陆的资源垂涎三尺，左右逢源，难免会得罪人。
从1952年—1958年，日本民间与中国签订了四次贸易协定，双方贸易额不断扩大，政治限制渐趋宽松。蒋介石对此深感不安，他对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中所规定条款尤为关注：如双方可以在对方首都设立商务代表团，代表团可以享受外交特权，并得以悬挂本国国旗。蒋介石害怕国旗一旦挂起来，离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就不远了。他派人到日交涉，甚至不惜以与日“断交”相威胁。他公开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准许共匪贸易代表团人员享受同等外交人员之待遇，或悬挂钩旗，即等于事实上承认共匪，我政府决不能谅解，亦不能接受。
后经美国周旋，日本保证：“尊重与中华民国之关系，且已声明无意子共匪驻日通商机构以官方地位或任何特权，更无意承认其悬旗之权利。”台日紧张关系渐趋缓和。
中国政府为了扩大与日本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使经贸关系由“民间”逐步向“半官方”进而“官方”迈进，这使台湾当局极为恼火。终于1963年，台日关系风波再起。
1963年10日，正在东京访问的中国油压机考察团成员周鸿庆走入与台湾“驻日使馆”一墙之隔的苏联大使馆，被日本警方拘留。台湾方面为此大为鼓噪，指出周鸿庆的目的是寻求“政治庇护”，“投奔自由”，要求日本将周鸿庆交给台湾。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将周鸿庆遣回中国。台湾为此召回了“驻日大使”及使馆成员，断绝台日贸易，并指使台湾青年冲击日本“驻台使馆”，台日关系跌入低谷。
不久，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首相大平正芳访台，双方互做让步，台日关系“恢复正常”。
但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中日交往不可阻。1966年10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1970年2月，日本首相佐藤声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中国关系，并表示赞成在日本与中国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不久，加拿大、意大利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在国际大潮流的推动下，日本决定加速改变对华政策。1972年3月27日，外相福田宣布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废除台湾同日本的“中日和约”。
国民党对此又急又恼。“行政院长”蒋经国发表谈话称：“最近日本政府首长一再声称，将与共匪进行所谓‘邦交正常化’，并表示日本与共匪关系正常化时将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首相及外相并计划于9月间访问大陆匪区，此乃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最不友好之态度。”
蒋经国严厉声明：“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新上任的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不理睬台湾的警告，称中日邦交“势不可挡”，并请蒋介石“谅解”。蒋介石恼怒之下给田中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内称：中共之欲赤化亚洲以及全世界，乃尽人皆知之事，贵国与中共建交，在经济上又无近利可期，不知究何所图，而亟亟于背信绝义，引猛揖盗如此？
字里行间，表达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气愤和无奈。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发表联合公报，从即日起“日台条约”失效。
同日，台湾当局宣布与日本“断交”。
中日联合公报的发表，对风烛残年的蒋介石打击颇大。这时，台湾流传一则传闻说，田中角荣到中国访问时，应邀爬长城，爬得比尼克松还高。刚刚离华不久的尼克松爬长城爬了300米，田中角荣偏要爬310米。其意思是向中国暗示：“日本比美国走得还远。”
蒋介石听后，无力地摇摇头：“这个……这个日本……日本问题，使我死不瞑目。”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恢复其在联合国中权利”的提案。在此之前，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周书楷已悄然离常台湾当局被赶出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纷纷与之断交，“外交部”成为“断交部”。连蒋介石都承认台湾进入了更艰苦的时期，“更要自己靠自己了”。
1．“控苏秦”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美国不甘心其在中国大陆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为了扼杀新中国，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它顽固地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大的合法席位，继续让台湾蒋家小朝廷的代表占据中国的席位。为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大的资格。不久，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要求立即取消所谓“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面对新中国的正义呼声，蒋介石害怕被赶出联大，为此，他立即着手开展政治、“外交”活动。1949年11月，台湾当局“驻联大代表”蒋廷黻向联大提出《控苏案》，以迂回反击中国共产党。
在《控苏案》中蒋廷黻指责苏联违反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以军械及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他请求联合国判定苏联为侵略行为，建议一切会员国停止向中国共产党供应物资和不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勾结一些南美小国家使此提案在联大通过。台湾的行为激怒了苏联，苏联驻联大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议将台湾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并支持周恩来的合法要求。由于英、美两国的联手反对，致使该案搁浅。对于剑拔弩张的安理会内争，秘书长赖伊企图打破僵局。他公布了一件备忘录，声明：建议将中国在联大的席位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国会员国地位问题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应分开，凡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不应以此为理由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针对赖伊的这个妥协折衷方案，美国在1950年1月5日宣称将听任各国代表团自由接受中共政权加入联合国。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进一步解释：“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加入联合国只作象征性的反对，如果安理会赞成中共政权加入，美国将不行使否决权。”
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恢复联大席位问题出现松动，台湾当局在联大席位发生动遥蒋介石对此忧虑重重，他后来回忆道：记得民国40年的时候，我政府派驻在联合国的蒋代表问我，“万一共匪羼入联合国，则我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时，我即答复说：“我们的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藉，则为联合国；在内政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这两个基础，皆为重要，但其根本，还是在台湾。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这是我政府最后不得已时之惟一政策。
50年代，正当蒋介石对能否保住联大席位惶恐不安之时，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乘机再度提出《控苏案》。在美国的操纵下，《控苏案》获得通过，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再度搁浅。
2．“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赞成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不断增多。为了继续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1961年起，美国及其盟国每年都提出一项提案，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变为必须由联大2／3多数票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
但是，强权挡不住正义。在联大每年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举行讨论时，支持新中国的国家逐年增多。1970年，在25届联大上，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以52票赞成、49票反对获得简单多数，提案虽没通过，但已接近“由量变到质变’了。
随着尼克松对华政策的改变，在25届联大以后，美国也改变了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一种建设性的角色，从而建立一个安定而和平的国际环境。”
蒋介石觉察到事情不妙，3月11日，他在接见美国合众社总裁汤姆森时说：联合国如果准许共匪加入，实即无异给它本身签署死亡判决书。如果子共匪以可乘之机会，它将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这一世界组织。如果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具备对共匪加以谴责的正义与公正精神，这是一不难解决的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共匪加入联合国，……共匪伪政权如果获准进入联合国，则无异给联合国敲起了丧钟。
然而，美国既不想抛弃老朋友台湾当局，又要考虑中国的要求，就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政策。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我们所作出的这项决定是完全符合尼克松总统希望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以利于世界和平的愿望的，并且也完全符合我们的一种信念的，那就是相信中华民国继续在联合国中拥有代表权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8月17日，美国的态度更趋明朗化，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份解释性备忘录，正式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第26届会议议程，并提出“双重代表”提案：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这种办法实质上是制造“两个中国”。对此，新中国驳斥美国在联合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指出：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1971年10月18日，联大26届会议开始就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进行专题辩论。蒋介石预感前途不妙，忙派他的“外交部长”周书楷到纽约亲自督阵，周书楷则跑到布什那里去求救。
布什见周书楷举止无措，便大模大样地给他吃“定心丸”说：“我得到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再次保证，美国完全烙守它不仅同台湾，而且同太平洋其他缔约国家的条约关系，请放心！”
周书楷仍不放心，求布什想个万无一失之策。布什哈哈大笑道：“美国已和日本商量好‘反重要事项’议案，把驱逐你们也作为‘重要事项’处理，需要有2／3的赞成票才能通过！”
“有把握吗？”周书楷半信半疑地问。
布什大包大揽地说：
当然有绝对把握，起码有三个理由：第一，这个修正案的要害，首先是阻止联大驱逐你们的代表，2／3的赞成票，谈何容易！第二，明知北京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这一修正案得以成立，北京必然会拒绝参加联合国，结果仍会达到阻挠恢复北京合法席位之目的；第三，修正案本身就是“两个中国”方针的产物，灵验得很，只要有我布什在，保证不会出问题！
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越来越受到代表们的支持，而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则越来越失去人心。在一周的辩论时间里，约有SO个会员国的代表发面对这一形势，布什比周书楷还急眼，布什拉上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四处活动，用允诺提供援助或暗示撤销援助等形式来施加压力，对许多国家威逼利诱，极力拉拢。有的国家代表不敢得罪美国和日本，被追不过，只好躲到厕所里，布什就让台湾“代表”等在厕所门外，搞得人坐卧不宁。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就中国问题进入最后表决的关键时刻。以阿尔巴尼亚等23个提案国为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惟一代表为一方；以美国、日本等“两个中国”的提案国为另一方，双方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投票“角逐战”。
首先，关于美国的“双重代表”提案，投票结果以59票反对。
55票赞成、15票弃权而给予了否决。接下来要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布什再耍花招，要求删去提案中“立即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一节。各国代表齐声反对，联大主席马利克顺乎人心，毅然做出裁决：提案按原样付诸表决。
这时，台湾已注定失败，为避免出现当面被逐的尴尬局面，蒋介石今“外交部长”周书楷率台湾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悄悄退出了会场，狼狈而去。
很快，关于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的表决结果出来了。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提案以压倒多数顺利通过。
提案宣布：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权利，承认其代表为中国驻联合国的惟一代表，同时从此自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排除蒋介石代表所非法占据的席位。
此时，联合国大厅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第三世界国家衷心庆祝中国取得了巨大胜利。
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表决之后，美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发表谈话，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真遗憾，有些答应支持美国提案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有些做出承诺的代表弃权了，我无力回天！
布什不愧是有见识的政治家，他话锋一转：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在美国威信处于危险状态时，第一次击败美国。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建立和北京的外交接触，显而易见，是高瞻远瞩和明智的。
当日，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宣布，台湾“退出”联合国。
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通知联大会议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26届联大。
毛泽东亲自指示：“马上组团去联大！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让‘乔老爷’做团长！”11月9日，由乔冠华、黄华、熊向晖、王海容等组成中国代表团飞往纽约。
乔治·布什代表东道国向前来参加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这里，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也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美国相信，只要重新献身于宪章的原则，我们就能走向实现世界和平和正义。
日本代表随后也作了一分钟的发言。全文132个字，成为最简单的发言。
1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第一次在联大发言，对联大主席和支持中国的代表们表示感谢，并雄辩地阐明了中国在裁军、中东、印巴冲突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有力地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严厉谴责了美国。日本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无限向往。
乔冠华的讲话震动了联合国大会，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衷心赞扬，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
随着中国代表的到来，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文章，《中国的乔》、《乔的微笑》等风靡美国，中国代表的衣着、习惯以及吃饭用的筷子等很快成为美国的最新流行。美国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中国有了重新的认识：中国虽历经劫难，但却永远不会趴下。
在联大驱蒋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截止到1973年2月，仅有39个国家和地区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到1991年，同台湾保持“外交”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减少到30个左右。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深感无“外”可“交”，“外交部”也被人讥讽为“断交部”。这时，一再提醒自己和国民“处变不惊”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美国尼克松政府更进一步加紧了与新中国的联系。先是基辛格访华，接着尼克松跨越大洋，与毛泽东在他的书屋中紧握大手。本来与蒋介石私交甚深的尼克松引起蒋介石极大的反感。蒋介石大骂：“尼克松不是个东西！”
1．“雷诺案”
美国，是国民党政权立足台湾的支柱。随着杜鲁门下台和艾森豪威尔的上台，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大批美援抵台，台美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但是，在台美亲热的过程中也不乏发生一些令人感到不快的小插曲。其中“雷诺案”一度给台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援助与协防台湾，是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以与苏联、新中国等国家抗衡。但是，美国的帮助在客观上也使发发可危的蒋家小朝廷免受海外流亡之苦。由此蒋氏对美国真是感恩戴德，奉美在台人员为上帝。而这些美国人也以施主的姿态在台湾作威作福，肆意闹事。台湾人民不堪其压，各界酝酿着反美情绪，终于，1957年3月，“雷诺案”引发了台湾反美的浪潮。
雷诺，系美军驻台顾问团上士。1957年3月20日夜，当其妻在洗澡时惊呼有人从窗户偷看，雷诺一听，提枪冲出房门，将在他家门口的刘自然杀害。杀人本该受到惩罚，但是，由于美国在台官兵及眷属享有外交豁免权，雷诺只能由美军的军事法庭审判，台湾警方和法院对此无能为力。当此案报知“外交部”时，“外交部”照会美驻台“大使馆”，要求：在该案未解决之前，雷诺不得离境；在台湾公开审判；要迅速、公开地给以判决。美国对此要求表示答应，但不久，美军驻台军事法庭以“正当防卫”为由，宣判雷诺无罪，并决定将雷诺一家送回美国。
雷诺被判无罪后，台湾民众被激怒了。台湾《联合报》发表《沉默的关注》一文，指出：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在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中国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美国人生命的价值是否“同值”，美国人在经援之外，能否进一步以公正的法律，赢得盟邦的人心。
台湾舆论界纷纷扬扬，要求对此案重新审判。
5月24日，刘自然的妻子奥特华手举抗议牌出现在美国“人使馆”前。牌子正中写着：“杀人者无罪？我控诉！我抗议！”
奥特华的抗议活动引来了众多群众的围观。奥特华当众对美国进行了声泪俱下的控诉，由此引发了群众蓄积已久的反美情绪。
6000多人冲向美“大使馆”，撕破星条旗，殴打了“使馆”人员，并袭击了美国新闻处和美军协防司令部。台湾警方奉命前往镇压，致使2人当场死亡，32人负伤，台当局连夜颁布“戒严令”，群众的反抗被暴力镇压下去了。
美国对此事表示不满，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暗示了这次事件是有组织的行动。蒋介石怕得罪美国佬，遂亲自向美国致歉。
宣称这次事件是“非法的暴行”，是“犯罪的行为”。他还郑重声明：我们为贯彻反共抗俄的国策，惟有与世界民主集团领导者的美国站在一条战线。在我们的阵营里，决不容许任何人反对这个国家。
蒋介石的一再致歉、表白。赔偿和制裁，终于博得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张笑脸，笼罩在台、美间的阴云顿时消散。
2．台美“蜜月”
为了表示美国对远东的重视，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夕出访菲律宾、日本、台湾和南朝鲜。对于艾氏访台，台湾方面欢欣鼓舞，认为这对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显示台美间的特殊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蒋介石也深感艾氏给了他足够的面子，遂不惜一切讨好美国总统。
6月16日，艾森豪威尔由菲律宾搭乘第七舰队的旗舰“圣保罗号”重巡洋舰前往台湾，第七舰队的全部船艇出动，全程护卫。台湾则派出“洛阳号”等12艘军舰组成“护卫舰队”，远到南中国海迎接艾氏的座舰，然后，台湾军舰和第七舰队会合后浩浩荡荡来到台湾淡水港。第二天，艾氏改乘飞机抵达台北。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张群等国民党官员倾巢而出，到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鸣礼炮对响，24架军用战斗机组成整齐的编队飞过上空，沿途20多万市民夹道欢迎。接着，蒋介石致词，称艾森豪威尔“不但是一位当代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而且是领导自由世界的一位伟大领袖和我们中华民国共同患难的忠实朋友。”
随之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晤，就世界局势、台湾防卫、台美友谊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双方还就此发表了“联合公报”。
艾森豪威尔访台事后，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写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0年访华之行，使中美关系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潮。他是历来第一位在任内访问我国的美国总统。”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给予坚决反对，并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声明“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将循单日打炮”的惯例，以为艾森豪威尔送行。
肯尼迪上台后，台美关系明显降温。虽然肯尼迪仍然宣称坚持艾森豪威尔对华政策的三原则，即：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肯尼迪主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并暗示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仅是时间问题。对于蒋介石叫嚣的“反攻大陆”问题，肯尼迪政府表示：“无论共产党政权是否摇摇欲坠，美国不支待台湾对大陆进行任何进攻的尝试，同时美国也决不会放弃台湾。”
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后，对华政策更有了明显的改变。
1964年国际上发生两件爆炸性新闻，一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二是中国同法国建交，这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美国政府受国内。国际局势的压迫，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政策。
1964年1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讲，美国忠于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义务，但同时期待着有一天能同大陆中国恢复关系。
1965年6月30日，美国停止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1966年4月，腊斯克宣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10点声明，其中包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美国无意攻击中国大陆；避免作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是“无终止的，永不可避免”的假设；与中共继续在华沙作直接的外交接触；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谈裁军及制止核子扩散等问题。
1966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抵台访问，当记者问他：“请问，您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吗？”腊斯克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惟一”二字无形中消失了。
种种迹象表明，约翰逊欲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心急如焚，不断接见记者对美国提出警告和建议。他在就任第四届“总统”时间接批评了美国：任何姑息主义，就是失败主义的变相！一切幻想。
等待、接触、姑息、求饶……亦就正是中了毛匪所说的“对敌人碉堡最容易的战法，是从其内部来攻破”的诡计。
1966年8月，蒋介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称：美国应当采取有效的步骤解救亚洲当前的危机，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联盟；美国不能退出亚洲，应注意共匪的阴谋，主动摧毁共匪的核装置，共匪有与苏联重修旧好的可能。
对于蒋介石的大放厥词，约翰逊不予理睬。1966年10月，约翰逊宣布将访问亚太地区6国，有意不安排访台，对于美国的冷落，蒋介石大为不满。
3．“庄敬自强”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由于尼氏在艾森豪威尔时代曾担任过副总统，以坚决反共著称，又同蒋介石私交甚深，因此，蒋介石对尼克松政府充满了希望。1970年1月，尼克松就职，他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欣逢阁下当选为美国总统，本人与蒋夫人谨致哀心之贺忱。并祝：阁下政躬康泰，事业成功，尼夫人康健快乐。本人深信，贵国在阁下贤明领导之下，中、美两国间传统友谊，必将更加巩固，全世界自由国家之团结，亦将愈为增强。
1970年11月，蒋介石在回答法国作家的采访时，再次表露出对尼克松总统的期望：尼克松政府一如其前任历届美国政府，深知太平洋地区安全对美国本身以及整个自由世界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尤其尼克松总统本人对远东事务至为熟悉，对此更有深切认识，因此我相信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在战略上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了。美国从全球争霸的战略出发，为了对抗苏联，它要利用中国作杠杆对苏施加压力；同时，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中不能抽身，它要尽快结束越战，必须取得中国的谅解；加之，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美国与中国对立已付出了巨大代价。鉴于以上种种原因，尼克松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
1969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与新中国的贸易及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的限制。8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呼吁同新中国重开华沙谈判，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9月，尼克松在联大表示愿意同中国领导人谈判。
12月，美国决定终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定期巡弋，并取消向台湾提供18架F－4D战斗机。1970年12月，尼克松在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报告中说：“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不久，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表示：“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美国在有意疏远台湾，并表达了接近新中国的急切愿望。
蒋介石见此急忙修补台美关系。1970年1月，蒋介石与美国副总统阿格纽在台湾两度会晤，要求美国增加它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责任感，并对美与大陆关系表示“关切”。阿格纽重申了尼克松的主张，会晤没有取得成果。不久，蒋经国访美，“来美抗议美国改变中的对华政策”，结果，台美“未对特定的问题达成协议”，也未按惯例发表联合公报。有人认为：很显然，美国不再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是整个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美国不再和中华民国联合采取敌对中共的同一立场；美国不再绝对将中共排除于联合国之外……甚至在蒋先生访美期间，未见美国政要公开讲一句像以往一样具有实质意义的支持中华民国的话。
看到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一批跟在美国后面的“小兄弟”见势不好，抢先一步与台湾断绝关系而与新中国建交，由此发生了1970年台湾“外交”战场的大溃决。面对台湾“外交”江河日下之势，1970年6月15日，蒋介石作《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的“外交政策”报告，也即“庄敬自强”文告，内称：在过去这五个多月中间，大家业已经历了可谓接踵而至的横逆、侮辱、痛苦，但也正由于我们“有以待之”，毕竟无畏于一切考验与试炼。
……如果看到今天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蔑视正义，修言和平而实在葬送和平的作为，吾人即为其所激怒，或为其所胁丧，甚或为其所协迫，而不能“持其志毋暴其气”，那就正是在“自毁其壮士”！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亦就是斗志而不斗气，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冲不破的难关，也没有打不倒的敌人。
处在日益孤立的国际社会，蒋介石不忘时时给自己打气，给部下鼓励。熬过了困难重重的1970年，等待他的1971年更是恶运连连。
这一年，美蒋关系全面恶化。2月25日，尼克松在发表的国情咨文中非常肯定地表示美国决心对“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对等的政策，并且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暗示了对新中国的承认。
第二天，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抗议：“我们对咨文中有关对共匪之想法不能苟同……尤其身居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任何片面示惠的表示及举措，绝不能改变共匪的敌意”。3月2日，严家淦在“立法院”宣称：“美国总统尼克松最近发表世局咨文，称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当然坚决反对。”
不过，美国依旧我行我素。4月10日，在中国主动邀请下，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正式上演，这是20年来美国第一次官方性质的团体访问大陆。几天后，美国宣布废除继续了21年之久的对中国大陆的禁运政策。
这～系列举动，使蒋介石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借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之机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共匪邀美国桌球队前往大陆访问，乃其国际统战阴谋之一项作法，也是其对外渗透颠覆及赤化世界之另一战术获得初步之效果。大家如能有此认识，本人认为美匪关系之实质，应不致困共匪之各种欺骗行动而有所改变。中华民国之基本外交原则为立国之道应操诸在我，任何外在因素之变化，均不能影响中华民国之地位或其基本国策。
在蒋介石怒气冲冲之时，毛泽东果断地对中美关系作出战略决策。4月27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美国总统尼克松捎了一封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最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获得此一消息后极为高兴。很快，他通知中国，派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探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7月，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来华，打开了中美高层直接会谈的大门，并为尼克松访华探路。1972年1月，尼克松又派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谴组到北京为总统访华进行技术安排。此后，尼克松访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尼克松主动伸出了手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将访问中国。
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的20分钟，台湾驻美国“大使”沈剑虹才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反应：有几分钟时间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我想打电话给台北方面，不巧的是美国这边的越洋电话接线生们那天正罢工。
我正在草拟电报时，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台北外交部杨西昆次长打来的，问我是否从美国政府人士那里，听到有关基辛格秘密访问北平的消息。台北方面的人士刚刚听到新闻快报，要我证实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否正确。像我一样，台北方面对这消息最初反映也是觉得难以置信。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如同一颗原子弹爆炸，强大的冲击波使年迈的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他竟没有发表公开的谈话和声明。
然而，整个台湾岛却沸腾了。台湾“外交部”、“国民大会”、“议会”、“工会”、“商会”、“农会”等纷纷声明抗议。
8月，埃伯特到台湾安抚蒋介石，转达了尼克松“永不背弃对中华民国的承诺，永不背弃我们忠实老友”的保证。蒋介石力图劝说美改变政策，他说：“中美两国长久以来原是邦交深厚的国家，而且每当中国艰难的时候，美国都能给予支持协助，使中华民国人民获得自由，不为暴力所奴役屈服，并保持我们完整的主权……中美两国人民即愈益需要彼此通力合作，增进其坚定不渝的情感道义。”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美国既定的安排。
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跨越太平洋，飞向北京。
在北京机场，飞机停稳后，打开舱门，尼克松身穿厚实的灰色呢大衣，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身穿红外衣的夫人帕特的陪同下走出机舱。但是，奇怪的是，长长的舷梯上只走下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两人。面对舷梯旁几十位前来欢迎他的中国领导人，尼克松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前面的周恩来，他不由地主动伸出了手，迈步走向周恩来。
后来，尼克松回忆了为当时一刹那所作的细致准备：为了表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与众不同，在机舱里，我嘱咐随从人员，飞机停稳后不要急于出来，等我先下飞机看看中国领导人的表情后再做决定。
在1954年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周恩来对蔑视中华民族尊严的敏感程度……一天上午，当双方（中美）都提前到了会场时，他们彼此遭遇了。周恩来伸出手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蔑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周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肺的表情……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恩来。因此，当我走下我首次抵达北京的飞机舷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
这时，在寒风中迎候的周恩来不卑不亢，微笑着迎上去，紧紧地握住这位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元首的手。两个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终于走到了一起。
周恩来用诗一般的语言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抬头看见机场迎风飘扬的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不禁感慨万千：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拟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并为此举行了多次会谈，台湾问题成为会谈的焦点。中方坚持美方对台必须以断交、撤军、废约三条件作为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的前提，美方则不愿放弃“两个中国”的观念，双方争执不下。周恩来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一语定乾坤：“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之后，终于，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公报涉及到台湾问题时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公报还规定了双方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公报最后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正如尼克松在离开中国前夕的宴会上祝酒时所说，他对中国的七天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确是一个并不过分的描述。
但是，在公报中，尼克松政府并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它尽管表示将从台湾撤出军事力量，却没有为撤军规定时间。这表明，双方还没有为实现两国关系彻底正常化扫清障碍。
尼克松北京之行，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反共复国”的梦想，蒋介石大骂“尼克松不是个东西”，同时声明，《上海公报》协议无效，台湾不予承认。而尼克松则不断地对沈剑虹下保证：“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当蒋介石听到沈剑虹的报告后，不禁长叹一声：“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了。”
蒋介石从此卧病不起，直到去世。台湾报刊传言，蒋介石实际上是被美国气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