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一直涉足了中美外交事务，时人称蒋介石搞的是“夫人外交”。到了台湾之后，国民党当局对美国的依赖要加加深。除了“外交”部门行政官员外，宋美龄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私人“外交”事务助理，在这个方面，即使是颇具城府的蒋经国也比上宋美龄。许多国民党要人都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外交史”，宋美龄绝对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宋美龄数度为台湾的安危，频频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于是，便有了“夫人外交”续集。
1948年年底，蒋介石政府败象渐生。一方面美援枯竭，军费无法维持；另一方面美式装备由于零配件的缺乏而成了一堆废铁，飞机停在机场，无法上天，坦克成了士兵宿舍，无法开动。请求美援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成了蒋介石政权的当务之急。
1948年11月28日，宋美龄带着创造“奇迹”的愿望秘密飞赴美国。这位第一夫人究竟要创造什么“奇迹”呢？
1．美国人不给面子
1948年，蒋介石、宋美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渊。在国内，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被粉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在国外，美国朝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已公开表现出失望和不满。
大厦将倾，蒋介石却不自知，抑或自欺欺人。他极力为自己鼓劲，表明自己并未失败。可是，无论怎样粉饰和辩护，蒋介石已无法挽回狂澜既倒之颓势。
蒋介石万般无奈之际，明知美国的厌蒋态度，却硬着头皮给杜鲁门总统写信，名义上是祝贺他连任总统，实际上是乞求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他一次，蒋介石只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他精神支持。他不要美元，也不要武器弹药，而是希望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蒋介石的“坚决的宣言”。他相信这篇宣言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可以维持蒋介石的“士气与民心”，“还可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点可怜的要求也被杜鲁门立即拒绝了。
这无疑是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感到万念俱灰的他，不甘心就此退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舞台，而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其他都无济于事了。蒋介石冥思苦想，终于心生妙计，让善于交际又谙熟美国政界的宋美龄去大洋彼岸，施展夫人外交，乞求美国支持。
此时的宋美龄，眼看蒋介石大势已去，忧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睡下便恶梦连连。在兵败如山倒的困难时期到美国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宋美龄本不愿意，无奈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都押在蒋介石的前程上，自己不能不为之。
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出师不利，给宋美龄此次访美罩上了不祥的阴影。宋美龄心里有一百个不痛快，但还是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她忘不了1943年的外交辉煌，她自信能代表蒋介石，凭这一私人资格也能解决一切难题，“奇迹”一定会发生！
然而，今非昔比。1948年的形势不是1943年的再版。当年罗斯福总统支持的是一个“抗战的中国”，而现在杜鲁门总统无法给予一个气数已尽的“内战的中国”以无止境的援助。因此，宋美龄此次访美无“旋风”可刮，便也是意料中事。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宋美龄一下子就感觉到所受到的待遇与五年前有天壤之别，没有红色地毯，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国会的演讲，也没有记者席上传来的热烈掌声。白宫明显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作淡化处理。骄矜的公主一下子成了无人理会的灰姑娘！她寂寞地在马歇尔将军的官邸小住了一段时间，杜鲁门总统夫妇并未邀请她去白宫官邸作客。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很难堪。美国人看到这位“在中国的美国女儿”当年才貌出众而今魅力犹存的蒋夫人，如今成了落毛的凤凰，处境如此狼狈，心里有些许不安。为此，马歇尔于12月3日会晤了宋美龄，并与夫人设法将她安顿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场合，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终于打破沉默，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杜鲁门看上去对她很客气，实际上对她很冷淡。茶话会进行了半小时后，杜鲁门有些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进他的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旧话重提，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订工作；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接过话题，开门见山地说：“中美友谊在历史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四十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
宋美龄再三向杜鲁门说明中国的苦处，以及中国国民党军队失利原因，正如她日后在母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讲演中所说的，“中国大陆‘沦陷’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发表攻击政府袒护中共的言论。你们一定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
这一回，就像有人下了咒语，宋美龄的杰出口才，迷人风度全失了灵。杜鲁门根本就不为之所动，他对这类说词，似乎认为是陈词滥调，了无新意。杜鲁门不仅当时没给宋美龄面子，而且还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透露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超过38亿美元，离美国的承诺援助额很接近。
给宋美龄的尴尬不止于此。茶话会以后，杜鲁门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此后，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坦率地谈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人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过于保守了，1949年5月，亦即宋美龄访美后的几个月，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了解这些存款的数额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结果直至1983年之后才作了部分销密，并且仍然有所保留。通过这次调查，杜鲁门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了。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美国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仍愤愤地骂道：
“他们全都是赋，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老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对于“专款”未能“专用”，美国人怒不可遏。
由于杜鲁门“见死不救”，宋美龄万里乞授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丢尽了面子。宋美龄不甘就此罢休，她于1948年12月6日，1949年1月15日连续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朝野人士一如既往，救助危难中的国民党政权，以免“大陆陷入中共之手。”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奇迹”没有发生，宋美龄自感“有辱使命”，愤怒之余，想离开华盛顿，一走了之，但又感到无颜归国见“江东父老”。于是这位“纽约荣誉市民”便于1949年1月16日始悄悄隐居在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的孔家别墅里，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之土。
孔宅是自成一体的社区之一，深宅大院，房子隐藏在树丛中，邻里间彼此相隔很远。隐居在此的宋美龄，并未偃旗息鼓。
1949年1月16日，宋美龄命人拜访当时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以了解美国对于南京方面要求它从中斡旋以促成国共和谈的反应。
19日，蒋介石要宋美龄回去，但宋美龄建议，改派别人回去汇报。宋美龄不急于回去是想再过一段时间以观察局势如何发展。
6月12日，宋美龄召见顾维钧，以了解华盛顿的情况。谈话中，宋美龄哀怨地说：目前的困境应归咎于美国国务院。她还透露：马歇尔曾答应她不反对援华。
与宋美龄里弗代尔的隐居生活相比，蒋介石在南京真是度日如年！
1948年12月31日，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举行除夕晚宴，“党国”在京要人40余人出席。虽然华灯璀璨，签歌盈耳，却掩饰不了“最后的晚餐’冲的悲凉气氛。席间，蒋介石让张群念了准备发表的新年文告，这是一个求和文告，也是一个下野文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南京城门实际上已向北洞开。蒋介石让蒋经国去上海，部署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外汇秘密运往台湾。12日，又派蒋经国、俞济时等在老家溪口布设通讯网，为下野幕后操纵做准备。16日，又下令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将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被新政权接受。21日，驱车到中山陵谒陵。23日，住进溪口老家蒋母的墓庐“慈庵”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也是蒋介石36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年。虽然蒋经国一家都在身边，但毕竟宋美龄远在大洋彼岸，未免有些欠缺。他怎能不想到还在美国的妻子？她为了他的“事业”，将个人的声誉置之度外，所幸的是，他主持修订的族谱，令他较为满意。原来，在新修的蒋氏族谱中，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蒋经国生母毛福梅写成蒋母王氏之义女，他的义姐；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出。宋美龄名分已定，蒋家的人便皆大欢喜。
大年初一，溪口组织了盛大灯会，舞龙灯，狮子滚绣球……热闹非凡。蒋介石从上海聘请的京戏班子演了十多天，与乡亲们同乐，感谢他们对家人的关照。望着这场面，真令人有不胜沧桑之感。想起1947年4月2日，与夫人宋美龄荣归故里，溪口也是演戏三天三夜，既是庆贺他“凯旋”故里，又是为夫人祝寿。那时，他兴致很高，每晚都点一二出戏看。如今，这一切皆成过眼烟云，眼前的舞龙、演戏只是苦中作乐，自我麻痹。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过江，23日南京解放。25日，蒋介石离开溪口赴上海，对汤恩伯等做了部署。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后又返回福州安排防御事宜。21日，他乘“美龄号”返台。不久，他又回大陆活动。12月10日，由成都飞回台湾，从此再未回大陆。
2．离美前的演说
蒋介石“心有余悸”地逃往台湾，而蛰居美国的宋美龄日子也不好过。
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打出了一枚对蒋介石政府具有摧毁性打击的巨型“炸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杜鲁门政府为推卸国民党政权失败责任，为美国对华政策辩护，断言国民党政权已腐败无能，无可救药。
“无可奈何花落去”，幻灭与怒火，使这位中国“第一夫人”脸上失去了昔日的妩媚与光彩。宋美龄决定离开美国。
但是她仍不“服输”，临行前，她要对美国人民发表告别广播讲话。1950年1月9日，宋美龄在里弗代尔寓所向全美发表广播演说。她首先向美国人民辞行，感谢他们“殷切的接待”。她无限伤感地告诉美国人民：
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地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反抗一个异族蹂躏我国的基地。
为煽起“自由世界”的反共情绪，宋美龄有点口不择言。台湾是她的“人民所在地”，那大陆人民如何处理呢？这不等于自绝于大陆人民吗？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花了美国援助的几十亿美元，在战场上较量3年失败之后逃离大陆，却说是遭到了“异族蹂躏”。宋美龄将中国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苏俄对中国的“蹂躏”的结果，无疑是转嫁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责任。
她讲道：“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数百万同胞正在致力于长期斗争。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奋斗，无一日之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斗争。”
这番话无非是表表决心，撑撑面子而已。此行来美国不正是为了美援吗？至于“对上帝存有信心”云云，则不免令人联想起唐人的诗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800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解决了，还想让“数百万同胞”去“为争取自由而奋斗”，恐不那么容易了。
宋美龄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统治集团中对蒋介石失去兴趣的人们，说“那些贪生怕死不顾道义的人们，可能认为无可救药而要将中国予以注销了。”
她更加愤恨地指名抨击英国，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愤慨。她说：“在道义上怯懦的人们现在正在抛弃我们了”，她“以沉重的心情”“看见曾为盟友的英国，过去虽以数百万生命献在自由的坛前，而今竟已被它的领袖导入政治阴谋的魔窟。英国为了几块银子的代价出卖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我说她‘太无耻了’！”骂完英国，她接着总结道：“大凡在道义上是邪恶的，就永远不会在政治上有公理的。”
和“那些贪生怕死不顾道义的人们”，“在道义上怯懦的人们”相对比，她的夫君蒋介石是值得赞颂的。她夸耀蒋介石的反共经历，“蒋总统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发共产党徒阴谋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着手反共的第一人”，“1927年的国共决裂，就是由他单独负责的。”
极强的自尊心驱使她讲道：“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需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我们国家虽然亟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来未参加求援的竞争。”为了维护自尊，说出这种与实际完全相反的话，暴露出她求援不能而言之悻悻的情绪。“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这样缄默。一个国家采取一个正义行动的时候，就和一个人行善一样，必须是出于他的良知，而不是出诸他人的请求或要求。行动有出于仁慈，有出于怜恤，有出于正义。而正义是善，因为它本身是善。”
接着，她不无感慨地说：“每次离开美国，我总不免意绪茫然。”在她所谓的“意绪茫然”中，也掺杂着几多自尊与骄傲。她将自己与蒋介石比作受过亡国耻辱的苏格兰国王布鲁斯。她说；“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国家受了屈辱，我们政府现在孤悬海外的岛上，苏格兰的布鲁斯，曾由山洞出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也要从岛上出来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这篇演说词是宋美龄亲自动笔的还是请人捉刀的，不得而知。她的文字的确是独树一帜，但毛病是华而不实。顾维钧曾与宋美龄的英国老师丘奇夫人谈论过宋美龄，当他为宋美龄的光辉业绩和流畅的英文向她致以敬意，并说我现在已知道蒋夫人是跟谁学的英语，恭维丘奇夫人时，丘奇夫人说：“不包括她用的那些华而不实之词”。对于她这次离美前的演说，美国听众们又有何反应呢？除了那些议院内外的政客外，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她说了些什么。“流水落花春去也’，一切均已成为昨日黄花。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宋美龄专程赴美“创造奇迹”，结果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无意中全美艺术家协会公布：蒋夫人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宋美龄美在何处？《纽约时报》揭示：“蒋夫人之鼻列为世界最美。”
1950年1月，对宋美龄来说，是失望中夹杂着期盼的。马上，她就要结束美国之行，回到蒋介石的身边。此次美国之行留给宋美龄的恐怕是一番苦涩的回忆。历史真会作弄人！抗战时期，她在美国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不仅要到了美援，还赢取了美国老百姓的好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利益使它要得到中国响应。
可是在1948年以后，她在美国的影响力忽然就不见了，如同被废去武功的侠客，显得那般无助和沮丧。因为蒋介石政权腐败、专制、倒退已为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所抛弃。日本已经投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警报已经消除，冷战刚刚开始，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对美国人说，当时还不那么凸现。
“但历史上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公理终必战胜”，宋美龄默念着这句话，登上了离美回台的飞机。
3．“悲壮凄美”
宋美龄此次访美期间，蒋介石又一次放下地位和职权的“魔杖”，宣布“引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下野。这一年，蒋介石已经62岁了，本也该结束政治生命，颐养天年。然而蒋介石心有不甘，下野前夕，他大犯“下野综合症”，又哭又骂，甚至还动手打人，朝天放枪，口口声声说有人逼他下台。他的骂很有威力，使得许多国民党要员都陪着哭。在一片哭声中，蒋介石暗中使法，为权力转移设置障碍。尔后，带着7部电台，愤然回到溪口老家。
“退休”的蒋介石无心于山水之间，也不愿老在幕后操纵，随时都想“复职”。由于蒋介石玩弄权谋，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没有几个人买“代总统”李宗仁的账。国民党桂系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以后，李宗仁在大陆的根基被挖尽，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带着儿子及秘书、医生飞往美国。李走后，蒋介石实际上“复职”了，但他亲自指挥的成都地区保卫战却以失败而告终。10日，蒋介石飞离成都，下午6点到达台湾。21日，蒋介石批准胡宗南放弃成都，突围退保西昌。在西南与中共对阵的希望破灭之后，蒋介石不免心灰意冷。
台湾是个孤岛，中共军队随时都可能打过来。真的来了，能抵挡得住吗？还有那个李宗仁，离开大陆仍没有放下“代总统”的指挥棒，不让权力之“形”再次回到蒋介石身边，虽然实际上“复职”了，但“名不正，言不顺”，也颇令人大伤脑筋。
蒋介石不由得想起宋美龄，又由宋美龄想到美援。真的没有想到，12月30日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的对台政策。蒋介石屏气聆听，结果令他心惊胆颤。杜鲁门宣布：“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授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在蒋介石听来，这样的对台政策简直无异于鼓励共军进攻台湾，美国抛弃蒋介石了！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是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的一座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出钱、出物、出人，对蒋介石打内战没少帮忙，现在，美国政府对丧失大陆政权的蒋介石没有信心了。美国的厌蒋态度使一直求助于美国的蒋介石感到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在这凄风苦雨之中，宋美龄空手回来了。夫人返台的消息给蒋介石带来一丝温暖。
1950年1月10日，宋美龄飞离纽约。次日下午抵达檀香山时对记者说：“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暗示她有彻国徇情的决心。她还对绘图专家称“你们也许要用红墨水标志中国部分，但我们必定要把这些颜色，滴滴点点，一步一步抹去的”，再次表达了她“反攻大陆”的斗志。国民党的溃退对宋美龄是苛刻的，竟然连向家乡海南、上海，夫家溪口告别的时间都没有给。
13日，宋美龄风尘仆仆回到台湾，蒋介石亲临机场迎接。夫妻相见，老沮纵横。宋美龄强作笑颜与文武官员逐一握手，然后在蒋介石的陪伴下驱车直驰官邸。宋美龄的台湾时代开始了。
此时的台湾岛，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真是天苍苍，地茫茫，风也急，浪也高。若假设惊魂未定的蒋介石是面临失败的楚霸王，那么宋美龄是不是要效法项羽的爱妃虞姬，在蒋介石处境维艰的时候与其共存亡？否则，她为何要选择台湾风云最紧急的1950年之初返台？在这个台湾局势最紧张，地位最暖昧的阶段，宋美龄如果善于逃脱，应是在美国避祸。此次回台湾，令人看见宋美龄性格中悲壮凄美的一面。
可是，在宋美龄背后，却有许多传言，其中有的是在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就已广为流传。
有的政治观察家认为，宋美龄在1948年乞援失败后，深感国民党政权已无掌握中国政局的希望，所以她便决心滞留美国，不打算回中国了。
对此说法，一位宋美龄的老随从反驳说：
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美龄抱着必死的决心，决定到西安和蒋介石一起就难，她那时就没有带一向跟随她的蔡妈，由此可知，宋美龄当时去美国，连蔡妈都没带去，证明宋美龄那时不曾打算长久在美国。
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称宋美龄所以呆在美国一年有余，是因为她在料理她的私人产业。因为，她若不在此时去把她在美国的私人产业作一个妥善处理，说不定中华民国政府垮台之后，共产党一旦接受了大陆政权，宋美龄名下的巨额财产会因美国畏惧新中国政权的压力，而把它拱手让子共产党。的确，宋美龄赴美时，孔家最善于理财的“大先生”——孔令侃也随行护驾。在1949年以前，孔令侃就已经是宋美龄的私人总管，除负责料理宋美龄的私人重要函电，还要为宋美龄管理财产。
谈到孔令侃，还有个小插曲。说的是在蒋介石晚年时期，宋美龄因孔令侃一生对她的奉献，而为其在蒋介石面前美言争取“行政院长”——或者是“副总统”职位，作为回馈孔令侃的方式。可是，宋美龄让孔令侃走上台湾政治舞台的想法，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赞同，而是遭到拒绝。为此，宋美龄对蒋介石大为光火，并且一度与他冷战，拒绝共餐，拒绝共同散步。甚至有人说宋美龄在蒋介石死后，想浑水摸鱼，向蒋经国提出同样的政治请求，并要蒋经国就范。结果，小蒋与老蒋一样不吃“母后”这一套，因而致使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出现微妙裂痕。宋美龄一气之下离开台湾，带着孔令伟等人去美国与孔令侃等亲人同住。
其实，孔宋两家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内的人，均对台湾的官位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虽然蒋介石父子未必会真给他们官做。不过，他们对钱财则非常上心。据传，孔宋两家有人向宋美龄提建议，建议她回台湾让蒋介石给她一定地位，因为蒋经国正受他父亲的命令，在大力整顿国民党的党务，并且藉机整顿异己。如欲巩固孔宋两家的人地盘，建立自己的地位，宋美龄呆在美国是无济于事的。接着，那些人又给宋美龄分析道：蒋经国虽然全力以赴在搞接班，可是在妇女儿童方面，他的太太蒋方良不可能得什么据点，毕竟她是个外国人，蒋家父子都不会放手让她去做的。况且她也没有什么政治天赋。此外，在这个特殊时期你到台湾，蒋介石会抱着感激的心理，并会让你在某些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
4．士林官邸女主人的价值
宋美龄走下飞机，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国已不国。在大陆畅行无阻的“第一夫人”要适应已经缩小为60分之一的辖区环境和原来一个省机构上建立起来的所谓“全国政府”这一格局，真的很不容易。每想到这点，宋美龄那“反攻大陆”的决心就要坚定一分。
家已不家。“四大家族”仅剩蒋记一家。孔、宋两家不再与蒋介石为伍而去了美国。陈果夫到台湾不久便病故了，陈立夫不久则被蒋家父子排挤到美国养鸡。台湾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对此，宋美龄怎能不感慨万千？真是风水轮流转。谁能想到当年操纵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全被赶出大陆，四方流浪？谁又能想到一起夺权、掌权、保权的“四大家族”内部会四分五裂？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党已不党。蒋氏父子在台湾总结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大陆失败首先是国民党的失败。认识“提高”了，偏安一隅的蒋介石要亡羊补牢，所以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事在人为，改革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一枝红杏出墙来”。
政已不政。逃台后，蒋介石自觉年老，非常急切地向儿子转移权力。他企图把部分党务和政治系统的权力过渡到蒋经国手中，自己除了“国家大政”外，就是继续掌握军事大权。毕竟枪杆于是蒋介石手中重要的统治工具，可不能轻易放手。要从以蒋介石为中心转到以蒋介石父子为中心上来，对宋美龄来说从中分享权力是有一定难度。
宋美龄回来后，士林官邸有了女主人。
士林官邸，位于距离台北的8英里的士林区的一片树丛中，这里又称草山或阳明山。
这座官邸建造十分隐秘，除非在空中鸟瞰才能一睹踪迹，若在地面上，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官邸四周树木林荫，枝叶繁茂，无一空隙，即使人们走过附近的公路，充其量也只能看到裹得紧紧的外围树木而已。
官邸附近的马路，看起来没有实行军事管制，但上空却是飞行禁区。这里不可能听到飞机噪音——尽管松山机场近在咫尺，可是航道不能经过士林上空，任何飞机都不能逾雷池一步。至于机场的管制塔台，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控制飞机行踪，不得有误。因为如果飞机稍稍偏离航道，就可能鸟瞰士林官邸全貌，给官邸带来威胁。在充满噪音的台北市区，士林官邸实在是一块世外桃源。
官邸四周的活动空间相当宽阔，地上栽种着绿茸茸的高丽草，柔软苍翠，俨若铺上一块巨大的绿地毯。此外，还有丘陵假山、健行步道、泳池、蓝球及高尔夫球练习场，以及酷似奉化溪口的“小桥流水”等。
官邸内部原为日武装饰，因宋美龄不喜欢日式卫生设备，曾令人修建西式卫生间，内部摆设十分典雅，有价值连城的古董、精美的中式家俱、西式壁炉。据曾出人官邸的人士透露：这里每样家俱都非常值钱。官邸中挂了许多画，有名画，也有宋美龄的画。那些画中，有一幅是带毕加索抽象派风格的一头猪。这幅画，有一个来历：有一次，蒋介石看见宋美龄在画画，觉得她总是画山水，想试探一下能否画一些新的题材。那年是猪年，便要宋美龄画猪。宋美龄毫不含糊，三下五除二就勾画出一头猪来。宋美龄颇为得意，这幅画也因此悬挂在住宅中。
宫邸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应有尽有，这里的电讯设施比一般电信局的犹有过之，如收发报、高速传真、数字式交换机等设备样样俱全，或许比不上美国白宫那样现代化，但是据说比韩国总统居住的汉城青瓦台官邸，则要齐备得多。
宋美龄一回来，不仅士林官邸有了女主人，蒋介石在政治上也多了一位重要助手。
蒋介石是离不开宋美龄的。在抗战期间，靠宋美龄和美国人周旋；如今，退居台湾这个弹丸小岛，“退无死所”，只有稳住台湾，才能进而谈反攻大陆。因此，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而与美国人打交道，正是夫人宋美龄的强项。蒋介石怎能忘记，抗战期间，是她访问美国，呼吁立即援华，很有办法地博取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同情。她对那些上了年记的参议员们大灌迷魂汤，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却的马歇尔将军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
一个被她述得神魂颠倒的美国记者写道：“她那乌黑的眼睛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清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还有开罗会议！在那次使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声望达到顶点的会议上，若没有夫人相助，他真不知道该怎么熬出来。以至于罗斯福在返美后，对记者说：“在开罗，我所知道的都是蒋夫人向我讲的她的丈夫如何如何，以及她是怎样想的。她总是在那儿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可以了解她，却根本看不透蒋先生。”
宋美龄独特的魅力的确给蒋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据猜测，“飞虎队”将军陈纳德长期热衷于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情感原因就在于宋美龄。陈纳德在日记中曾记述了1937年他与宋的会面是他“终身难忘的会面”。当蒋夫人仪态万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房间，兴趣极高地发出咯咯的笑声时，陈纳德“完全给迷住了”，“她对我将永远是公主”，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另一个能使他那么仰慕，那么尊敬和那么爱恋的伙伴”。后来陈纳德娶了战地女记者陈香梅，还是宋美龄作的大媒。
据说蒋介石的“夫人外交”也曾给他难堪与尴尬。1942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为取悦于威尔基，国民党政权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龄也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带着成年人的激情，倾倒在宋美龄的石榴裙下。为了继续他们的“友谊”，威尔基提议宋美龄对美国作一次友好访问，在与宋美龄最后一次会晤时不停地要求她“明天”同机赴美。
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杂志创办人迈可·考尔斯回忆，威尔基跟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联系”倒真别开生面！
迈可·考尔期后来出了一部书，叫《迈可回望》，书中道及这一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那幢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威尔基）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即慌乱地提出一连串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案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他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吵杂声，委负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翻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凌晨四点，出现了快活的威尔基，他就像一个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邀夫人同运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去见夫人，告诉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颈地抓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这件事，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已无法知晓，也没必要深究。反正50岁的威尔基一回国，便把访华感受分十次在报上发表。在谈及中国“第一夫人”时，他不无崇拜地说：
她的才能出众——请恕我这种带有个人感情的说法——以及她对中国的献身精神，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到美国不仅会受到大家的爱戴，效果也必然可观。她的话比任何人的话都有分量。她具有才智和魁力，还有慷慨和谅解的胸怀，她的仪容优美，风度文雅，她的信念炽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物。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拉拉关系，多争取一点援助。同时蒋介石还担心身体状况不好的宋美龄患有癌症，让她赴美检查身体。
这样才有了1943年宋美龄“访美盛况”，事后蒋介石常常夸奖宋美龄的才能，说“她的能力顶得上二十个陆军师”。
1948年赴美乞援，是在宋美龄失去“桂冠”前。这位爱权的夫人一回来，蒋介石就紧锣密鼓大搞“复职”活动。
经过一番巧妙运作，请蒋介石“复职”的呼声越来越高。3月1日应“非常委员会”的“要求”，蒋在台北复行“总统”职权。
宋美龄身着黑色旗袍、满面笑容地陪同蒋介石参加“复职”仪式。她又当上了“第一夫人”。后来由于蒋介石难改他的独裁本性，置“宪法”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于是夫唱妇随，她又当了25年的“第一夫人”。
然而，此时台湾政治权力正在发生承传变化，宋美龄无奈地意识到，她对大政方针的影响明显降低。
在惆怅与失意中，宋美龄仍不忘展露余威，因此活动并没有减少。
宋美龄到台湾后，发起“反共抗俄妇女救国运动”。搞妇女工作，做妇女领袖在国民党内当然是她的专项。妇女运动也无什么实绩，妇女们对此也无多大兴趣。围聚在她周围的只是一批爱吃政治饭的妇运专业户，其中不乏出人头地者，如主持台湾妇女界十年的王亚权、钱剑秋。宋美龄之重视妇女运动，不是为提高妇女地位，解决已成为社会问题的妇女问题，而是把妇女界作为发表政见，影响“中央”决策的主要政治舞台。
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在蒋介石参与的外事场合和外出视察时均相伴左右。蒋介石接见外宾时宋美龄是“夫人、助手、翻译”。在蒋介石的浙江话和英语之间，她是最适合的翻译；在蒋介石向外宾发表见解时，她是蒋记思想和观点的最好解释者；蒋介石宴请外宾时，她是名符其实的女主人。据说在蒋介石晚年病重时期，一些非蒋介石出场不可的外事场合，就由宋美龄代替主持。
宣传蒋介石，为国民党当局辩护，也是宋美龄返台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宋美龄发表过不少文章，做过多次演讲，宣扬自己的反共主张，吹捧自己的丈夫蒋介石。
去美国活动，更是宋美龄返台后的主要活动。中美关系紧张时，台湾受到美国的重视，宋美龄到美国后还有一定市场，官方和民间右翼人士还给她捧场喝采，因此还能给台湾搞来一点美元（援）。不过，在对美外交上她已失去大陆时期的主导地位，而由蒋经国全盘控制。此外，对台湾政治气氛的不适应，也驱使宋美龄去美国活动活动，当然，不是活动美元（援），而是回“娘家”调剂一下。
为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宋美龄还大力在台北官场培植“夫人派”。对于出名的宋氏三姐妹，有一句既简单又含义深刻的评价：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爱权的小妹说过：“我想起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丈夫的事业，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在大陆时期，国民党官场就有不少人意识到宋美龄的权力价值，自觉不自觉地走拢到她的身边。
“夫人派”到台湾后走向明朗化，一批骨干纷纷出任要职。形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大失败带来的大改组。蒋介石逃台后，开始有计划地让儿子蒋经国继承父业。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不宜再像大陆时期，事事由自己出马去争去抢，而是改变策略，让心腹、随从、助手出任要职，以保持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余威。
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外交”主力，主要任务是争取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多次赴美演讲，讲其“反攻大陆”的信心，利用其影响要求美国协防台湾，干扰中美华沙谈判，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1．海峡上空的云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近十年当中，国共双方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海峡几乎无日不在剑拔弩张中度过的。其中由对峙升级为战斗行动的主要有1949年的“金门古宁头之役”，1954年至1955年的“大陈岛之役”和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
自1949年发生“金门古宁头之役”后，时隔数年，到了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订立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图谋通过此条约使台湾“中立化”，由联合国“代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能坐视美国的险恶居心而不顾。于是1955年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浙江一江山岛发动进攻，陆海空协同作战，全歼了国民党守军1000多人，解放了该岛。
美国国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敢“在老虎身上拔毛”。国会通过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在台湾海峡的兵力，实际上是想对中国造成“划峡而治”的局面。
一江山岛解放，大陈岛与一江山岛唇齿相依，立即失去了屏障。蒋介石胁迫大陈岛居民撤往台湾，造成“大陈岛浩劫”。
依美国当时的意图，仅是想给蒋介石提供一顶保护伞，给其保护之盾而不给其进攻大陆之矛，有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此蒋介石坚决反对。
1955年1月7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只有伸张正义才能克服侵略危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这一席抱定“反攻大陆”信念，反对“一中一台”的主张使美国十分恼火。因为他们印象之中的驯服羔羊突然长出了犄角。
1955年4月24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到马祖视察，既是为鼓舞士气，又是向美国示威，金门、马祖是蒋“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蒋决不放弃。在此问题上，宋美龄与蒋介石保持一致，对于国际上一些邪恶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宋美龄也深恶痛绝。1955年2月26日，宋美龄在接见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时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
在“大陈岛之役”之后的几个月里，台湾海峡局势依然十分紧张。蒋介石动用了三分之一兵力来保卫金门、马祖。到了同年4月，在万隆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企图，要求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同时，周恩来又将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同美中关系区分开来，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5月13日，回国后的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可能有两种方式，即战争与和平。中国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美国对此颇感兴趣，于是同年8月，中美在华沙开始大使级会谈，进行正式谈判。
这对相互间已存有不信任感的美蒋关系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面对如此局势，在1955年至1956年间，宋美龄利用其所处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活动，以求弥补。她多次发表讲话，在各种场合无不积极鼓动人们要有牺牲精神，旨在鼓舞士气，强调台湾增强自己的实力，反攻大陆，以求“天助自助”。同时，羔羊毕竟是羔羊，她没有忘记求助于老朋友美国。她在1955年1月29日《致美国妇女国家安全问题座谈会电》中称：“任何国家在求其自身生存之际，必须同时能为其坚守公平、正直与人道原则之国家觅取生存。”这实际上是哀求美国人：你们在讨论自身安全的同时，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样的小友的生存。为了使美国人相信她的希望是真诚的，11月27日，她在《美国以外》的电视节目中，重弹“光复”中国大陆老调，“我们曾经努力，并在继续努力，为我们的未来建立力量。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深知此次战斗是长期的，而且必须是不惜牺牲的。”
到了1958年，国共双方内部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新中国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台湾方面，蒋介石通过处理“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消除了内部不驯服势力，台湾岛内局势比较稳定。在美国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方面，也产生了相当的效益，其实力有所上升。面对双方实力的变化，蒋介石、宋美龄顿时信心倍增，“反共抗俄、光复大陆”之念大炽，由此台湾海峡又兴风浪。尽管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对大陆进行“反攻”，但在此期间，“协防”台湾的美军司令部仍然将“斗牛士”导弹部队开进台湾，对大陆进行“导弹威慑”，台湾海峡上空充满了火药味。
2．故地重游，故伎重演
在这紧张时刻，宋美龄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心中又在策划着一次对美行动。果然，到了1958年5月下旬，宋美龄又一次亲自出马，启程奔赴美国。表面上她以因蒋经国不断升迁，她不胜其烦，同时身体状况不佳，去美国休养为由，实际上到达美国之后，这位“病人”未见丝毫病态，反而还异常活跃，不断作巡回演讲，有时一个月里演讲三四次。
7月10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博士学位。她在接受荣誉学位的典礼上，作了题为《生活在苦难中》的长篇演讲。她对听众说：“共产主义否认神的存在，并且从神那里窃取许多人性的哲言或基督的教义，共产主义者窃取神的意识之光和理性之光。于是共产主义似乎激发了人类所希望达到的想象。其实，共产主义正是以暴力来否定这种希望。”接着她以东德、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为例，宣称苏俄和中共所控制的地方，现在正在以奴役和集体屠杀的方式进行着大规模的清算和整肃。“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当年希特勒有系统地消灭犹太人的野蛮行为。”
7月16日，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会各作了一次演讲。在参议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一九四六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想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接着她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吹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先生们“负着擘划美国外交政策之巨而且重之责任”，不论他们“规划出何种途径，无不影响整个自由人类之前途。”她越说越起劲，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去说服这些委员们。
讲到得意之处，她竟一时忘了自己仅是身处台湾这弹丸之地的地位，以为自己仍似1949年之前一统中国大陆之显赫处境，竟代表“全中国人民”向这些议员先生们致谢，并向他们保证“自由中国人民以及那些暂时被关在中国大陆铁幕之后的不敢伸张其要求的人民”将与他们合作，“只要我们振臂一呼，中国人民必然会群起而响应。”这些话说得太轻松，似乎大陆政权仅是一个纸糊的人儿，一戳即破，一推即倒。这使得美国议员先生们不得不对从宋美龄那两片俏薄而美丽的嘴唇中光涌而出的言辞的可信度大打了折扣。
7月17日，宋美龄应邀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谈“对共产主义危险性的认识”。她从赫鲁晓夫三个预言被证实说起。这三个预言是：1957年初料定西方在中东遭受惨败；大西洋联盟的瓦解；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预言已应验，大西洋联盟的问题，由于法国共产党在国会的雄厚势力，也可能被证实。这样，“苏俄目前的和平宣传攻势，含有一种戏弄和威胁的意味”。她设想美国面对苏俄和平攻势与核大战这两种危机的反应，并反问记者们：“我今天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击败共党的不断挑战？”
7月21日，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的演讲中，对7月17日自己所作的设问以题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演讲作回答。她说：“世界局势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解决问题呢？”她认为，“要克制苏俄的计划，其答案就是协助和鼓励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上的亿万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群起而反击。如此，共党将无法利用亚洲庞大的人力特别是中国大陆人力来侵略自由世界。那些一度跟着共产党走的知识分子，现在终于感觉到了他们所处的情形无法忍受而开始不听命令。”最后，她以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名言，赠送给参加午餐会的人们：“莫饮泣，莫激愤，当了解，当行动。”
正当宋美龄肩负游说重任，在美国四处积极活动，施展“口舌魅力”之际，台湾海峡的形势急剧紧张起来，8月6日，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高度紧张，命令部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炮击金门，攻而不取，目的在于粉碎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打击蒋介石、宋美龄“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
8月23日，随着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福建沿海炮兵阵地万炮齐发，火力的猛烈密集“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八二三炮战”是两岸武力对峙的顶点，以后便由军事对抗转向冷战对立。
“八二三炮战”首先震惊了整个台湾岛，蒋介石虽早就预料到此场战争不可避免，但仍是准备不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极度的惊恐与愤怒之下，他命令俞大维向“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史慕德提出两项要求：一是美军尽一切力量协助，且增强外岛的防御，协助加强外岛的运补能力；二是建议美国派海军顾问与台湾协商运输问题。
8月27日，9月4日，蒋介石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立即采取具体有效的行动，此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更觉得自己任务之重大。在金门炮战以后直至1958年底，宋美龄顾不得旅途之劳顿，在美国各地奔波，竭尽全力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公开演说达到7次。
8月28日，在美国律师公会第八十一届大会的午餐会上，宋美龄发表了题为《不加分辨的乐观》的演说；9月3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演说，题为《对当前局势的认识》；11月16日，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城作了题为《晚，犹未太晚》的演讲；11月17日，她出席全美反共大会，发表《魔鬼虽恶，人性不会灭绝》的讲话；11月19日，她在美国罗德岛新港海军大学讲演，分析维系和平的最确实方法。12月9日，她针对大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题为《匪对农民残酷剥削业已失败》的演说，以答谢邀请她出席美国农会联合会第四十届年会的主人。
一时间，美国上至国会，下至各州各地方，四处都留下了宋美龄的身影，各种场合皆能听到她那富于煽动性的演讲声音。这一时期，宋美龄在媒体中露面的频率恐怕要比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要高。在这一系列演讲中，她不厌其烦地讲斯大林。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外交、内政政策，也讲金门炮战和台海关系，对大陆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与此同时，她还介绍台湾“解决土地问题及改善农村状况”的方案。此后几年，她不止一次地在“公社制度”上大做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反攻大陆”进行舆论准备，争取岛内外反共势力的支持。
1959年6月14日，在旅美长达14个月之后，宋美龄准备返台。在夏威夷大学她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接受仪式上，她又抓住机会，讲演《思想摹拟之害》，主张独立思想，反对环境思想。认为“目前有一种倾向，个人让他自己在思想上完全为环境所同化，而摒弃一切外来的影响，甚至除了刻着环墙柱上的东西外，拒绝接受接触一切新的情操和新的思想。”提出“强调思想的集中主义，而不应仅只重视一种思想，摒拒其他思想，这是自由世界为对抗共党以瘫痪人心智的任何一种思想来控制思想的手段。”
回顾宋美龄此次美国之行，她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大谈“美国行动的重要性”，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且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蒋介石，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实现她和他梦寐以求的再次踏上大陆土地的追求。宋美龄肩负的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梦想，此一行动的支持程度。
3．收效甚微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门、马祖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态度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的同时，已有些力不从心，无暇兼顾两边。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处理中东这一“烫手的山芋”的同时，再在太平洋上轻启战端，直接对抗新中国，否则无疑是自己给自己“火上浇油”。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三番几次地在美国各种场合游说，并且用犀利的措辞来刺激美国赶快行动，要美国立刻对共产党还以颜色，但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收效甚微。
“八二三炮战”使宋美龄觉得可以以此为借口进一步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态度，可以刺激美国有所作为，但很明显她的热望落空了。美国从始至终没有表露出和新中国爆发正面冲突的任何意图，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特别是“韩战”的失败使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不好惹。宋美龄又遭遇到和几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无法忍受挫折，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淑女”，为此她的心境一落千丈，陷入极度低潮的阶段。
可是“下雨偏逢屋漏”，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两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是1958年7月，她在美国的友人陈纳德将军过世。陈纳德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最诚挚的友人，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飞虎队”，为蒋介石抗日出过大力。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之后，陈纳德也到过台湾，与夫人陈香梅在台北武昌新村租了一幢房子，他的民航空运队也继续为台服务。1957年8月29日，陈纳德在美国作发炎的肺组织切除手术时，切片检查中发现了癌细胞。以后又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了恶性肿瘤。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说服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这时候的陈纳德早已骨瘦如柴，高烧不退，气息奄奄。宋美龄闻讯后，特地赶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想说话却有气无力。宋美龄立即止住他，说：“上校（宋美龄一向如此称呼陈纳德），不要说话，这次，由我说”。7月27日，陈纳德去世了。宋美龄伤心不已，一方面是因为难过好友的过世，一方面也是哀怜自己的美国之行毫无结果。
另一个比这个更坏的消息，也是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不但对宋美龄的言语无动于衷，而且显现出对新中国的极大的兴趣。就在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美国开始和中国在波兰的华沙进行了首次接触性谈判。在两次会谈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首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的各个岛屿的炮击。双方由于争执不下、各不相让而未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却开了中美接触，讨论台湾问题之先河，为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对中美华沙会谈的气氛十分敏感，但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举行的同一天，他宣布派空军轰炸中国大陆沿海的城市以及重要的军事要地，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美国于是派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这个联合公报之中，蒋介石暗示“台湾将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用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实属无奈之举，一来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如不让步则无法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防卫条件。二来也是蒋介石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对“反攻大陆”的信心有些不足了。
蒋介石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在以往，每逢节日，蒋介石照例要向全岛发布文告，高喊此类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开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那就是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一使命，交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在这个问题上，宋美龄总算是不辱使命。她通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朝野人士的关系，加上孔家亲戚动用“美国百万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地在美国纽约运作关于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议案的行动。就在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台湾的联合国会员国，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会案。4个月以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重申了反对新中国人会的一贯立场。
尽管在这次的联合国争论中，台湾算是险胜，可是，这对长期以来始终不顺利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一个难得的胜利成果了。每每遇到挫折，宋美龄总会回想这次“辉煌的胜利”，聊以自慰。在整个50年代末期，宋美龄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上，绝对不予以退让，而美国基于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迄今未能软化，所以也一贯对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持支持态度，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视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其最大月、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并把它提到外交日程上来。因而，相对于美国而言，加入联合国问题成为美国始终牢握在手的，对新中国最具优势的一张王牌。但是那种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到了1972年，对于宋美龄来说，最为沉重的打击终于来临了，这都是后话。
晚年宋美龄主要的政治活动仍以美台关系为主要内容。保住台湾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位置，频繁奔走于美台之间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正如台湾某人士所说：“宋美龄在历次联合国会议中国（台湾）代表权的保卫战中出过大力。”
宋美龄精心策划的“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历时20多年，前后一波三折最后以失败告终。
1．拉开架势，初遇挫折
早在1956年8月，宋美龄就发动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以及亲台人士组织了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拉开了保卫战的序幕。这个集团鱼龙混杂，包括筹措基金的人，组织集会的人，打电话的人，外勤记者，跑腿的人，政论家，国会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实业界巨头等，它是个经济实力雄厚和煽动性很强的组织，专门进行低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誉，阻止其进入联合国的活动，它的管理工作、方针和主要财源都不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而是由宋美龄的家庭和台湾当局支持和控制的。
由于宋美龄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常“布道”，所以该组织的成员大都认为自己是为“上帝的更大光荣”而努力，或是为了“民主制度的生存”而工作的。但实际上，它是台湾当局对美宣传的“喉舌”。
在50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流传着“院外援华集团”的字眼，加入该集团成为一种时尚。美国人马奎斯·蔡尔兹曾经指出：“凡是对这里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院外集团对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了不寻常的影响。在外交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和外交代表施加这样压力的类似事例。国民党中国使用直接干涉的手法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
这个集团中的许多活跃分子的家人或前辈曾经在中国当过传教士或做过生意，他们认为自己的遗产正在被抛弃，有些人则在台湾各地建有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装配线，他们认为自己的财产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威胁。总之，他们都是“苦大仇深”，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都“奋不顾身”。
同年，在宋美龄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又组织了“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曾发表大量文件，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更多援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持否定立场。“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有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如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长、前任邮政部长詹姆斯·法利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则是由进口台湾纺织品的大商人操纵的。
宋美龄对遍地开花的反共组织还不十分满意，1952年8月，她亲自飞往华盛顿，充分显示其外交手腕，与她的老朋友亨利·卢斯等人创建了“中国游说团”（又称“百万人委员会”）。它的宗旨直接写明是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游说团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直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仍然在进行游说活动，争取民间对台湾的支持。其成员中有23位参议员，83名众议员，和一些三军将领及许多实业界巨头，有些知名的华侨、华人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对孙中山爱国情操的崇敬。对“中华民国”过去称号的依恋，加之误信了宋美龄和台湾当局的宣传，也加入了“中国游说团”。“中国游说团”在70年代以前，在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方面确实“功勋卓著”。
这个时期的宋美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看着自己的努力结出“硕果”，她喜不自禁。
可惜“良辰美景不长在”，这种情形持续了近10年左右，风云突变。自1963年以来，许多与台湾当局有“邦交”的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连台湾“最要好的朋友”美国，自民主党上台以来，与台北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倡言对中共“封锁而不孤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艾利诺·罗斯福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代表中国，肯尼迪及约翰逊皆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声鹤唳。蒋介石担心美中关系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影响他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反对和阻挠，并将此事交宋美龄亲自督办。
宋美龄从1965年9月抵美，到1966年10月返台，在各种场合讲话达20次之多。她竭尽贬损人民政权之能事，制造舆论，阻止美中关系改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宋美龄抵美后，红地毯再次为她辅开。台北“驻美大使馆”为1500多名重要的政客和院外援华集团说客们举行招待会，宋美龄成了招待会的主人。她乘专机从纽约飞往华盛顿，受到国务卿腊斯克夫人的欢迎。她乘高级轿车来到时髦的克洛拉玛路专供她下榻的漂亮大厦，这座大厦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住宅仅咫尺之遥。她与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接触频繁；她在白宫与伯德夫人一起喝茶；她与林登·约翰逊促膝谈心，她……
9月22日，宋美龄应邀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午餐会。这次午餐会上的演说，宋美龄不再采用以往那种乐观和肯定的语调，她一改既往，用沉深、激昂的语音告诉听众：“任何时代场合，自由非廉价可以得来”。她甚至表示：
为了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这种并非新奇的真理和思想，时常被那些醉于宴乐的人、愤世嫉俗和故意偏私、别有用心的人视为不合时宜的陈腔滥调，而它却荣回在我心里已数不清多少次了。每次都留下一些惨痛的回忆。冷酷的事实乃是：希望放弃它，设法逃避它，颠倒是非和摇尾乞怜都不能以廉价买到自由。
一位贵宾在酒席宴上说这些晦涩而悲枪的话，十分有煞风景，但是美国人将“反攻大陆”一类的壮志豪言斥之为陈腔滥调，使宋美龄愤愤不平。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她也顾不得许多，顾不得合不合宜，在议员面前骂将起来，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10月上旬，宋美龄在纽约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双十节”在纽约举行的中美联谊会庆祝宴上，她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让人们打开人类心灵，以使人们不致为了世俗的些许财货，把自己出卖给无神论和伪善不可知论者而自堕于恶行”。她以此含沙射影，谴责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暗喻英国是为了40块银币出卖自己，出卖台湾的“犹太”。
29日，宋美龄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卫斯里安大学讲话，进一步直接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态度怯懦，以及用拖延、侥幸的手法对待新中国。
10月21日，在旧金山联邦联谊会上她发表演说，警告美国当局要“小心”，“不要走上耻辱之路”。在“美国广播公司”《问题与答案》电视节目记者访问她时，她一方面承认台北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中国人民，但又表示不能想象一旦投票，台北不能在安理会中享有常任席位的情况。
总之，宋美龄此次访美与以往表现截然不同，一改过去委婉、充满溢美之词之常态，不留余地地指责美国。由于她的演说内容总是些“反攻大陆”，“不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大席位”等陈词滥调，已经缺乏初始那种引人入胜的魅力了。连宋美龄自己都承认，她现在是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唠叨的老太婆角色。
2．被摒出局，无可奈何
尼克松人主白宫后，台美关系更是江河日下。早在1963年Ic月，尼克松就撰文暗示结束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刻指日可待。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对关岛作暂短访问期间发表一项声明，指出：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中说：“长远来说，如果没有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同年10月，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这实际上是向新中国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明确的信号。
与之同时，他采取一连串实际行动：允许具有特殊身份的美国人以观光名义访问中国大陆；允许美国人购买非以商业为目的的大陆商品；准许美国海外分公司往第三国和中国大陆进行非战略性物资贸易；同时停止提供F—5型飞机给台湾，停止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等等。
对于尼克松的举措，宋美龄不禁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在美国停止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之后，台湾当局对此提出质问，美国则以经济困难，难以继续维持作回答。宋美龄指责此为适词，对中美华沙会谈，台湾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正在此时，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来临了。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享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还说已接受了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大陆的官方邀请。他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台湾当局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就在尼克松宣布接受邀请前20分钟，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才从国务卿罗杰斯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据他回忆说：“这件事实在令人震惊。”“有几分钟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当他将此事告知蒋介石、宋美龄时，两人先是震惊得一言未发，接着便是极端的愤怒。在此情绪之下，蒋介石、宋美龄立即指使杨西昆约见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尼克松的举动是最不友好的行为，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还指示沈剑虹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
沈剑虹在拜会美国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时，向他转述了宋美龄、蒋介石是如何愤怒、困惑和震惊的情况。格林答称：尼克松如此行动的目的在于缓和东南亚紧张局势，并保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会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为代价。
1972年2月ZI日至2月28日，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7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其中声明：
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番话的用意十分明显：从现在起，蒋介石政权就要自己靠自己了。
台湾立即对此作出反应。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常会，专门讨论尼克松访华问题，提出要斗志不斗气，要坚定反共信心与决心，不动摇，不妥协，要自强自立。此后，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对于尼克松北京之行发表声明称：“勘乱反共”“国策”决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中共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当《上海公报》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时，蒋介石、宋美龄一时相对无语，多年来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宋美龄当时指示“行政院”就《上海公报》发表声明，称此协议无效，让台湾各界庄敬自强，对“反攻复国”应具有充分信心。同时她又电令沈剑虹立即会晤尼克松，当面澄清《上海公报》中未提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引起的不安。尼克松则保证说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蒋介石、宋美龄听后感慨地说，从此以后，我们更要比以前依靠自己了。
联合国代表大会第二十六届大会于1971年10月25日召开。早在8月2日，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换言之，美国所要采取的政策是主张中国在联合国一国两席。
这一主张不但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厉遣责和反对，而且当这一信息被“地下大使”孔令侃带回台湾后，也受到来自台湾内部强烈反对新中国人会势力的坚决反对。这一事件不但引起台湾内部的极大的震动，而且在蒋家内部也引起了一场争执。
据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侍卫官回忆：为了联合国的问题，官邸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就在台湾发生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至为关键的日子里，沈剑虹几次来到“总统府”见蒋宋夫妇，然后，宋美龄开始忙碌起来：
她专心地伏在书桌上，拿了一支红笔，在一张纸上涂来改去的，不知在忙些什么。改了很久，夫人才把那张纸拿给沈剑虹取走。……稍晚，我才晓得，夫人是在批改由沈剑虹写的一篇有关台湾退出联合国的英文声明草稿，那时我才晓得，外交方面所有的重要事宜，几乎都是通过夫人参与决策并且在许多重要的文稿上，皆要经夫人过目，才能交给外交部门，送到相关的外国政府去。有人讲，夫人等于实质上的外交部长。为了那封信，夫人那天一直忙到夜里一点钟，才完成稿子的修改。我觉得她表情不似往常那样平静自若，明显有着重重心事。当时的那些天，我总觉得官邸上下，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气氛不太好，孔二（孔令伟）总躲着蒋经国，甚至刻意不上餐厅一起和老先生（蒋介石）夫妇吃饭。我再回顾一下更大以前，孔大先生（孔令侃）也来过台湾，至官邸来商量什么事情，孔令侃那时住在圆山饭店；来了一阵子，就回美国去了。之后我听说，孔令侃和孔令伟他们事实上对先生父子提出所谓“汉贼不两立”，也就是只要中共进入联合国，台湾就退出联合国的政策是极为反对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和中共一起待在联合国，即使中共获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基本无损于台湾在联合国拥有代表权的既有地位，包括孔令侃在内的一批人认为，就联合国这个事情来看，台湾在作法上应该更有弹性和妥协的空间。
以孔令侃为首的这批人认为，要在当时艰困的国际局势中求自保，只有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运筹帷幄，争取“一国两席”，以灵活态度，将“一国两席”作为台湾的最低利益底限，而不应采取全然放弃，以亲者痛、仇者快的方式完全退出联合国的消极动作。这一主张得到了除亲美派势力支持外，还得到了包括外放的“大使”、“公使”，以至低级“外交”职员的一致拥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总比下旗归台要强得多。但是，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对联合国问题，台湾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是纵容姑息主义，就是与虎谋皮。为此，孔家和蒋介石父子的意见有着天壤之别，两边谈得很不投机，气氛也搞僵了，把宋美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只有听从丈夫的意见，夫妻一命，和中共“汉赋不两立”，并且以宣布“退出”联合国了事。
由于形势已很明朗，宋美龄想起了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蒋介石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她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即“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份，总价值达599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辨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新中国手中。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128个成员国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案并同时撤销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这一提案进行表决。76个联大成员国投了赞成票，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污辱，根据宋美龄指示，他们在投票之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开会场前说：“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几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当局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的，而非被联合国驱逐的。
10月27日，蒋介石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称“本届联合国大会，竟自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地向邪恶低头，卑怯地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也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次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同时又称“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宋美龄更是为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台美关系付出的努力一夜之间付之东流而愤懑不已。她紧随其夫，发表了《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的文章，宣称：“联合国一批会员国，乃可以听任感情的驱使……采取集体行动，再度嘲弄联合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极为成功地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联合国驱逐台湾之举使蒋氏夫妇愤怒到了极点，伤心到了极点，因而对联合国进行攻击、指责，同时安抚因驱台造成的动荡的民心。
然而事情并不仅仅如此，继联合国驱逐台湾之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几乎在一夜之间，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深感已无“外交”可言，而“外交部”也被人讥讽为“断交部”。1972年11月17日，倍受打击的宋美龄在第22届“国际青年世界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击当前道德的卑怯和不健全的思想》的致词，怨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政府为自身短暂的便利，甘愿屈服，背弃了他们日常一再炫耀的道德原则”，断言“历史将会裁决他们的行为是否奸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随之而来的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失去这两个老朋友，“外交”上元气大伤，日见孤立，已不是宋美龄在口舌上可以判赢论输的了。
3．弹性、实质“外交”序幕
面对“外交”形势的严重逆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采取应变的“外交”政策，确定了三点原则：即一是尽最大努力，维持与“友邦国家”的双边关系。二是运用各种力量，向多方面发展，建立实质性关系。三是始终不和任何共产党国家做任何接触。
在实质性关系方面，台湾当局意图通过与“邦交”国家的弹性经贸往来，保持与他国间的必要联系。在国际交往方面，欲维持在剩余国际组织机构和民间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与大陆抗衡。此外，还采取提供技术合作与参与国际文化体育交流的方式，争取建立“国际友谊”，并鼓动民间社团和个人从事“国民外交”，以求维持、争取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一时期，宋美龄备受打击的身心逐断好转过来。她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官方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做，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来，争取以实业为手段，推动“民间外交”。她投资500万美元开发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气，成为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伙人。1973年，投资创办休斯敦的魏斯兰石油公司及天然气公司。1974年，她组织了夏延石油公司，并控制了大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铝探公司。
在经历了对美外交，“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的风风雨雨之后，宋美龄又在新的战场上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早年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人选是由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专门机构挑选或政府要员推荐，送到蒋介石身边的。但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的选定工作实际上由宋美龄拍板，这些人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如能获得信任，得到赏识，便可以到“外交部”获得较高的职位。宋美龄由此也就成了台湾“外交人才”的主考官。
1．必试课目是英文口语
钱复，台湾大名鼎鼎的才子，他的父亲是台湾大学已故校长钱思亮。钱复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才华，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成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待到自美国攻读博士归来，则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已是无人可比了。
宋美龄早就得知此人是一位才子，可是，即使是如此一位名声在外的人才，要担任“总统”的英文秘书，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
那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直接召见钱复，作最后阶段的口试。钱复的优点是稳健持重，反应敏捷，口齿清晰，英文程度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口试的时间比较长，大概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之后，只见钱复有些面红耳赤地走了出来。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很不以为然地干脆说道：“觉得他的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蒋介石知道宋美龄的意思，所谓的“马马虎虎”，以宋美龄的标准，便是可以录用了。
这样，钱复便正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僚群，后来正式踏上仕途。而改写钱复命运的，不是别的，正是宋美龄最后一次口试奠下的基础。钱复也不负宋美龄之信任，的确是一位青年才俊。每次“国宴”或是重要的外交场合，如果是由他担任翻译，他总给人一种大将之风的感觉，很少有翻译不清或听不懂的时候。
台湾外交界“三沈”之一的沈奇，当初即是因为口译能力强，被宋美龄一眼相中，深受宋美龄赏识，被宋美龄推荐给蒋介石作为他的英文秘书的。
宋美龄对沈剑虹的英文能力也相当赏识。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湾访问，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府”前的广场，对欢迎群众作演说，宋美龄亲自指名让沈剑虹作同声翻译。那次沈剑虹翻译得很好，从此以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更加深了对沈剑虹的信任。沈剑虹的前途更是因此而一帆风顺，官至“外交部长”。叶公超、沈昌焕也深受宋美龄赏识，都是她非常信赖的英文译员，只是他们都是在大陆时代就被用了，并没有躬逢其盛，让宋美龄直接口试，不然的话，在官场上必有更大的作为。
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在其他人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幸事，但是就这些英文秘书自己而言，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了出头之日。事实上，英文秘书也好，“总统”幕僚也罢，哪怕是一个“部长”，在蒋介石的眼中，也不过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关紧要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值得好炫耀的事。当过“外交部长”的沈剑虹，到了“总统府”见蒋介石或宋美龄的时候，连走路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放轻脚步，甚至是蹑手蹑脚，像溜进“总统府”准备盗窃的小偷一般。“总统府”内的服务人员每次见到他的这副模样都觉得十分滑稽。沈剑虹之所以连走路都如此小心谨慎，甚至有些恐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蒋介石怕吵，特别是蒋介石睡午觉的时候，如果谁在这时候惊动了蒋介石，那就不得了了，轻则被蒋介石骂一顿，重则直接卷铺盖卷回家。所以在士林宫邸的地上走路，谁都不敢大声。
据沈剑虹自己回忆担任蒋介石英文秘书的酸甜苦辣道：当蒋介石出巡的时候，如有外宾晋见，则须陪侍。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必须是随叫随到，根本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星期日，本来没有什么安排，正准备与家人和朋友出去玩玩，散散心，但只要“总统府”一个电话打来，就必须立即抛开家事赶到“总统府”去。
接见外宾时的口译工作并不难，如系一般外宾，则应酬性较大，至于“友邦使节”如美国使节或政界人物，则所谈的均是关系重大的事情，不得有丝毫的差池。蒋介石对于重要的外宾极为用心，接见前必先参阅有关部门——主要是“外交部新闻局”事先准备的背景材料，有时候还将他要说的先写下纲要，让英文秘书先行过目，以便口译时有所遵循。每次谈话后，蒋介石必然会嘱咐作成中文纪录，呈阅后再译成英文送对方作为备忘录。蒋介石对于说话、备忘录的措词十分严谨，有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后才能送出。
当蒋介石英文秘书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处理英文书信，信的内容应酬性的多于实务性的。重要的文件，一概由“外交部”起草。但有时也有例外，譬如蒋介石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往来书信中，不少是由沈剑虹根据蒋介石亲笔书写的要点，译成英文后呈“外交部”签发的。
蒋介石接见外宾有一套特定的程序，如白天都在“总统府”举行，有条无点；下午在“总统府”举行则有茶有点；如更具身份的外宾，而且是夫妇同来的，则在“总统府”设宴欢迎。至于“国宴”则分别在“总统府”大礼堂或圆山大饭店举行。当英文秘书的人例须陪侍担任口译。茶点招待的时间较短，英文秘书只有喝茶的机会，点心则只能眼看而不能动手。至于晚宴，则必须注意席间谈话，无暇吃饭，面对丰盛的酒宴，只有“望宴兴叹”，虽不至于完全饥肠辘辘，但多数时候只得半饿回家再吃些稀饭聊以补充。
每逢元旦、春节、青年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蒋介石照例有文告发表。先由中文秘书，主要是秦孝仪拟稿核可后，交由英文秘书负责翻译成英文。蒋介石对于此类文告，用心良苦，一稿数易乃是常有之事。有的时候，中英文稿已交“中央社”签发，还需要追回修改。
如一般人所知，蒋介石并不太懂英文，所以需要有人替他口译，他与外宾会谈的时候，宋美龄往往在场，她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打断翻译人员的叙述而加以更改，此种情形在沈剑虹服务的十年内也曾发生过，“所幸次数不多，否则会动摇我对此项工作能否胜任的信心。”蒋介石是否完全不懂得英文，据沈剑虹回忆，蒋介石曾念过一两年英文，他的英文老师是日后作过“驻美大使”的董显光。记得有一次蒋介石在“总统府”设宴款待来自美国的某政要夫妇。席间，女宾问到蒋介石是否学过英文，蒋介石说他学过英文，但因为他的老师不好，所以没学到多少。外宾又问：谁是你的老师？蒋介石微笑着用手指着当时在座作陪的董显光说：他就是我的老师。那个晚上董显光似坐针毡般不安。
蒋介石晚年因为宋美龄的关系还记得不少英文单词和简单字句式，使他能听懂普通应酬的话。据沈剑虹讲：
我为他担任口译，因为段落特别长，末了我遗漏了一、二点以备稍后再行补译。蒋公不待我向他求助，就把这些要点重述了一遍，他如果完全不懂英文的话，怎么会知道我漏译了哪些要点呢？替蒋公担任翻译，曾有听不懂或翻译不出的时候，好在蒋夫人多半在场，她立即接口加以说明或补充。但有一次，蒋大人不在场，外宾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我虽系教会大学出身，但未读过《圣经》，蒋公在说话中提起《圣经》中的《约伯》篇，我一时不知如何口译才好，只好就字面作音译，好在对方能勉强听懂。还有一次，蒋公在接见外宾时提到“哲学”两字，我听起来好像他在讲“积蓄”，但上下文不连贯，我口译时稍加迟疑，蒋公知道我没听懂，所以他又重复说了一篇，我还是没有听懂，最后他说：是人生哲学的哲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公说的是带浙江口音的官话。
在此十年期间，蒋公曾先后接待过约旦国王胡笙、伊朗国王巴勒维、泰国国王蒲美蓬、美国政要如副总统詹森、前任副总统尼克松，以及美国当时在位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等等。先后共有五位美国“驻台大使”晋见蒋公，这些“大使”从来不带翻译官，虽然他们早期的外交官生涯中曾学习过中文，但精通的程度仍不足以应付重要谈话，这种场合下，由我一人来回担任口译，所以有时候我自比一架电话机，惟一功能在于传话而已。
2．英文秘书的前程和秘密使命
纵观蒋介石身边的英文秘书，从大陆时代的查显光开始，接着是李惟果、沈昌焕、沈奇、沈剑虹，再到钱复，先后共有六人。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宋美龄所选择的外交人才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多是留洋学成回国者，他们专攻或政治、或法学、或经济、或新闻、或英文等，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第二，他们多属社会名士、贤达、专家、学者，往往满腹经纶，文韬武略；第三，他们多为蒋介石的同乡或与蒋、宋、孔、陈家族有亲缘关系。除了李惟果籍贯是四川外，其余五人都系江浙一带人士。董显光是浙江宁波人，沈昌焕是江苏吴县人，沈奇是浙江德清人，沈剑虹原籍是上海，钱复是浙江钱塘人。这主要是他们能听懂蒋介石的浙江官话。
除了李惟果之外，其他五人皆先后参加“外交”工作，查显光曾任驻日、美两国“大使”，沈昌焕两度主持“外交部”，还任过“总统府秘书长”。沈奇担任过驻西德办事处代表。钱复曾任“外交部政务次长”，驻美代表。沈剑虹则曾任“外交部长”，出任过驻澳州“大使”、驻美“大使”等等。他们做事多是忠实可靠，尽力效命，谨言慎行，万无一失。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得蒋介石、宋美龄青睐者多是忠诚可靠，机敏聪达，疏于派争之人士。惹其厌嫌者多为过于精明，锋芒毕露，狐假虎威，野心勃勃，政治欲望过强，立场不稳之人。
宋美龄选拔英文秘书，不仅需要他们作风正派，办事机敏，忠诚可靠，而且需要他们有较高的智能、信息灵通、知识全面、善于出谋献策，能应付紧急情况。其原因在于：外交尤其是对美外交，是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最为重要的“外交”内容。蒋介石、宋美龄对美国的仰赖事实上是太深了，特别是在早期的军事、经济上，可以说样样仰赖美国人扶持，仰其鼻息。因此凡是与美有关的问题皆不敢怠慢，包括英文秘书、“外交”人才的选拔上更不敢有任何疏忽，因为他们往往肩负着许多“神秘使命”。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即是运送“政治献金”。
为了维系和美国的关系，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下若干的“政治投资”，以求该党上台后的若干利益作为回报。一般来说，这种“政治投资”都是在私底下秘密进行的，为了保证秘密性，通常这类的政治捐献都是由各国政府政要的亲信亲自去处理的。当年台湾和美国政党之间的秘密交易，除宋美龄或她最亲近的孔家成员主要是孔令侃亲自执行外，其他皆需由其信任的英文秘书或其他“外交人才”奔波。
一位蒋介石夫妇身边的随从回忆时称：
每次届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老先生夫妇就担心得不得了。有一回，我亲眼见到老先生的英文秘书某某，拎着一只硬壳大型旅行皮箱，从官邸正门进来要上楼。
就在他要上楼的同时，老先生恰巧打铃要我上楼，在楼梯口碰到某秘书，彼此打了个招呼，我见到他很吃力的模样，就好心好意地向前作势要帮他一起提，可是，他却很敏感地退后一步，连声说：“不用你帮忙，谢谢！我可以，我可以，你别来！”然后兀自吃力地双手拎着箱子，独自上楼。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神秘，我只不过要帮他提一把，没有其他的用意，而且我平时和他很熟悉，可以说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从别的地方得知，原来那天某秘书来官邸，是提着一箱美元现钞，他是要把那箱现金，拿给老先生看。某秘书大概进去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一个人空手退出房屋。老先生的门口除了我之外，还有值班侍卫官坐在门口。如果某秘书拿出那只皮箱的话，一定难逃我们的双眼，显然那只皮箱是从老先生书房的另一扇门，由另外的人员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钱地点，就是老夫人的房间。
我从老夫人的亲信随从那儿知道，那笔美金是要送到美国去的，然而那段时间，台湾虽然慢慢已经脱离了美援，经济上还不算特别好，可是，台湾为什么要送钱去美国呢？那一大箱子的钱，如果全是百元大钞的话，少说也有一百万元。美元和台币的比例，在那时还是一比四十的年代，假设有一百万元，就价值台币四千万元。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传统上国民党是支持共和党的，从二战后，国民党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杜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直到台湾，老先生对共和党还是情有独钟，而我见到某秘书提着一箱子美元现钞的那次，正是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久，而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尼克松。
退守孤岛的蒋介石曾有言：要用共产党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于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文攻武卫”开始了。用“心战”动摇大陆的军心民气，自50年代末成了“反攻大陆”的主要内容。“对大陆同胞广播”，“空飘”洒传单……宋美龄的“心战”更有独特之处。
1．政治“反攻”
在“反攻大陆”的方法上，蒋介石一直认为应包括军事“反攻”和政治“反攻”。对于军事“反攻”，屡攻屡败，不但对共产党无伤大雅，而且到头来自己反招致一顿狠打。所以，他对此已不抱什么幻想。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50年代中后期，蒋介石更强调政治“反攻”，政治“反攻”中又突出“心战”、“政战”。
1959年国民党在八大上，蒋介石提出在实施“军事反攻”的同时，应强调“心战政战的积极开展”。其心战包括广播、空投宣传品、办地下报刊、进行策反宣传等，以便“未制其人，先收其心”。
而张后生在《党务工作报告》中对“心战”。“政战”则有较详细的记载：
在心战方面基于工作之需要，经过43年（1954年）将心战综合小组改为“中央心理作战指导汇报，统一指导敌前、敌后、海外与台湾之心战工作”，目前每日能以9种语言，向大陆广播13小时以上，配合公民营及友邦电台集中宣传，并先后向大陆空投传单13亿份，日用品与食来23万袋，书信6万余封。
至于政战方面则分两部分进行：第一为疏导、联络、消解各方不利反共团结之活动，争取、扶植各方反共人士之组织……第二系以亚盟中国总会为中心，拓展国际民间反共联合战线，广泛联络亚洲反共非共国家与反共团体，及铁幕国家之流亡反共团体，以扩大其影响。
为了深入开展“心战”、“政战”，蒋介石在1959年的“双十节”文告中，提出对台岛居民的“六大自由”和对反共分子的“三大保证：
“六大自由”包括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人民生命安全的自由及人民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三大保证”包括是“凡脱离匪军又来归的官兵，均与国军袍泽一视同仁，论功行赏”；“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各民间组织，除共产匪党外，不论其过去政治立场如何，一律享有平等合法的权利，循宪法规范与公平竞争的原则，共同努力，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凡参加匪伪政党组织分子，除万恶元凶以外，只要其愿为反共革命效力，概本协从罔治和既往不咎的宽大精神，一律予以赦免，并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1959年元旦时，蒋介石又在元旦文告中发出“四大号召”：“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恢复人民原有家庭的组织，保障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恢复人民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和实行平均地权制。”
在元旦文告中蒋介石还将反攻战略作了具体的阐释：“我们反攻复国的战略，始终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从，以主义为前锋，以武力为后盾，以大陆为本战场，以台湾为友战场；而军事武力的奏效，必须以大陆革命运动与台海军事行动相配合，双方策应，为其一贯的指导方针。”
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大奉蒋介石之令将“反攻”的方针确定为“反共复国总体战”，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案”，制定了“反攻复国”的各项具体部署。蒋介石认为：
党政军联合作战的战争，亦即总体战，是在武力上为以寡击众的革命战争，在人心上则为以众击寡的政治战争。国民党在联合作战中，是战斗组织的中心，也是战力的策源；对内必须贯彻国民党的政策，坚持组织领导，以发挥总体战的效能，对外团结内外一切力量，认识敌人的特性，掌握敌人所有失败的因素，构成政治作战的全面优势；对大陆应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战、宣传，展开对中共的攻击，以为军事作战开拓道路，并保障军事作战的彻底胜利。
蒋介石在强调“军事反攻”与“政治反攻”并重，突出“政治反攻”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组织配合。他在国民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
“反攻复国”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集中力量，统一意志。为此，他一方面加强党的组织配合，另一方面还千方百计地动员妇女与青年投入“反攻复国”的行列之中。蒋介石要求国民党中的每一个人的力量都集中起来，每一份物力、财力都集结起来，一切为反共，一切为“战”，实现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心法，这样“反攻复国”才能成功。
蒋介石号召台岛居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反共复国”。蒋介石号召台湾妇女说：
我们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领导全台湾的妇女同胞，在家庭、在社会，劝导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个人都能动员起来，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劝他们努力救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确保台湾，达成反共抗俄的重要使命。
在蒋介石、宋美龄的“关怀”下，1950年4月17日，“中华反共抗俄妇女联合会”成立，由宋美龄亲自主持。从此，宋美龄把持“妇联会”近40年。
继“妇联会”之后，蒋介石与蒋经国酝酿成立青年反共组织，认为应把青年组织起来，做“反共复国”的先锋。他们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自不例外，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党团离开学校，共产党乘机而人，以致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产党的外围，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所以今天“反攻复国”的行动，如果没有青年，就不能成功。基于此，1952年10月31日，台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经国出任“反共救国团”主任一职。蒋经国占据了“青年”这一地盘，乘机网罗人才，培养班底，为自己接班做铺垫。
在“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仪式上，蒋介石号召台湾青年提高战斗情绪，服从团体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学习战斗技能，厉行劳动生活，加强服务热忱，使“全国”青年在“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的号召之下，推行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蒋经国在成立仪式上说：“青年失去了希望，国家就失去了青年，也失去了中心力量，责任是如此重大，我们仍要去完成它，因为我们无可推卸。”
该团的基本宗旨是使台湾青年接受“反共复国”的思想教育，成为国民党的预备队。该团成立后，在台湾地区各县市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大中小学分别成立了“团委会”、“总支部”、‘文部”、“分支部”及“辅导站”等组织系列。在宣传舆论方面，建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源广播电台”等，定期出版《自由青年》、《幼狮文艺》、《幼狮少年》、《张老师》等日刊，并不定期出版各种反共读物。
蒋介石在确定了“政治反攻”的方针，健全了“政治反攻”的组织机构后，遂实施对大陆的“政战”、“心战”。
2．“娘子军”总头目
1950年1月，宋美龄自美国回到台湾以后，蒋介石就琢磨该给夫人挂一个什么头衔，安排一个什么职务？而“中央评议委员会”的头号“评议委员”和“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的会长之职，则是蒋介石为她安排的政治归宿。
“评议委员会”是什么机构？宋美龄为何成为头号“评议委员”？这得从蒋介石搞的国民党改造运动谈起。
痛定思痛，蒋介石反思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其失败的根源，所以，到台湾以后“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乘改造之机，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了一次人事“大换血”，起用了一批精力充沛。忠心耿耿的新人，踢开了一批不太听话的“党国元老”和文武要员。
首先，蒋介石宣布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假退出后的人员名单包括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志毅；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惶、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等，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何应钦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白崇禧、顾祝同为副主席，汤恩伯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而张发奎、熊式辉等人也各奔东西，自寻出路。
其次，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蒋介石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通过此招，把一批元老在“党”的系统中的权力全都取消了，而只有“政”的官衔。如于右任虽是“监察院院长”，但在“党”的方面，却列为“评议委员”，既非“党”的中央委员，更非“党”的中央常委。
“评议委员”，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他们只是常常用来在国民党的重要会议召开期间对某一决议和人事安排作附合性的表态，或在某些重大节日抛头露出，发表些为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的讲话和文章。蒋介石创造出“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战略顾问”、“评议委员”等闲职，给那些失势的“党国元老”送上这样一些有名无实的头衔，以“养老送终”。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这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也是迫不得已。台湾面积不过3．6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千万，以这样小的舞台，岂容得下那么多的演员表演？
1954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全大会”，蒋介石圈定夫人宋美龄为“评议委员”，在“十一全大会”上，宋美龄被选为“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成为国民党诸多“评议委员”中的首席评议委员，“评议委员会”的头一名。对此，据台湾有关官方文献解释，“评议委员”相当于外国的“元老院”中的“元老”，由国民党的总裁圈定，不是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如果这位元老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好感，那么下一届“评议委员会”中就没他的份。而蒋介石把宋美龄列为“评议委员”的头一名，正是为了堵住了元老们的口：“你们看，连她也是评议委员！”所以，国民党逃到台湾40多年来，元老们只能老老实实吃“蒋家王朝”的皇粮，拿“蒋家王朝”的长俸。
宋美龄成了蒋介石平衡与国民党元老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宋美龄成为头号“评议委员”，也就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发言权。
宋美龄虽然在党内没有了自己的地盘，但重戴“第一夫人”的桂冠后，她仍一如既往地与蒋介石夫唱妇随。而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反共复国”上，为帮助丈夫获得“民众”的支持，以造成“反共复国”的“民众基础”，宋美龄自告奋勇出任台湾妇女运动的领袖，以“文攻”“心战”配合蒋介石的军事活动。
搞妇女运动，对于宋美龄来说是如鱼得水。1950年3月8日，宋美龄在台湾举行了第一个妇女节纪念会。此前，她曾先后到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视察劳军，并接触了若干地方妇女领袖。在纪念会上，她要求大家在“大陆已经完全沦陷，苦难跟随而来”之际，“应以美国妇女工作和奋斗的精神为借鉴”，为“前线的伤患官兵服务”。她宣布：“我最近准备组织一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大会’，成立后，希望每一个妇女都团结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妇女们应该不断求进步，利用机会，多看书，多作研究，以求得到真实的学问。”她要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早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4月3日，宋美龄主持了这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的筹备会。她要求在台湾的妇女“热情的慰劳”三军，并对民众做组训工作；她要求妇女界“竭力帮助蒋总统以此救济大陆饥谨同胞的运动”；“共同负起为国家为民族也是为自己的责任，保卫台湾，打回大陆去。”
宋美龄与蒋介石为怀念“大陆饥馑同胞”，于4月7日禁食一天。可是滑稽的是，在此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陆同胞诸如上海、南京那些处于极度饥饿的市民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高的“礼遇”。蒋介石“复职”前后，曾对沿海都市进行无理性的空袭，仅1950年1—3月，就先后轰炸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广州、象山港、雷州半岛等地。
所炸之地，无一处是军事目标。打不过中共军队，迁怒于无辜百姓。尔后又通过广播呼吁海内外同胞“向大陆同胞实行粮食救济”，前后对比显得蒋介石是多么矫情，伪善。
4月17日，“妇联会”在台北宾馆举行成立大会。宋美龄自任会长，同时在这个孤岛上成立348个分会。一些蒋介石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随即组成了一支“娘子军”，围绕在宋美龄的周围。连素不过问政治的蒋方良（蒋经国夫人）、石静宜（蒋纬国首任夫人）也被拉入该会。为了表明台湾当局对于该会的重视，特由“行政院长”陈诚、“内政部长”余井塘、国民党中央党部郑彦芬、“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等出席大会的开幕式。蒋介石亲临大会致词：
现在大陆沦陷，男女同胞均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妇女界各位代表在台北热烈集会，共同一致商讨反共抗俄工作的进步，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我们饮水思源，台湾同胞就应该不畏危险，不怕困难，贡献我们一切的力量，光复祖国，拯救大陆同胞，奋斗到底。
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这个妇女组织几项“伟大”任务。这几项任务由蒋介石亲自交待，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这些官太太们唯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其中包括：
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饿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的使命。
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法藏身。
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斗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的实际管理者，格外要勤俭节俭、爱护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此后，每逢会长的生日、“三八”妇女节和“妇联会”成立周年纪念日，该会与蒋介石之间都一定有函电往还，或向“领袖”致敬，或由“领袖”指示。例如，“妇联会”成立2周年之际，向蒋介石发出致敬电，称颂蒋介石“高瞻远瞩，领导反共抗俄，胄旰忧勤，勋劳丕著，大业幸兴，民族是赖”。
蒋介石也不断给予“妇联会”以鼓励和关心。“妇联会”成立4周年时，蒋在颁发的“训词”中称：“贵会成立以来，号召海内外妇女同胞，为反共抗俄而奋斗，对军中，对社会，均有极大之贡献。而最近一年，各地分支机构逐渐增设，足见力量日益增强，工作日益展开，良可欣慰。”
“妇联会”成立6周年纪念大会之际，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他在讲话中，为“妇联会”加油打气，说“妇联会的工作”可与美援武器相媲美。他是这样说的：由于贵会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士气，逐日提高，此一贡献，可以说与美援武器有同样的价值。因为士气的提高，武器才有用处，才能发生更大效力。”最后，蒋介石又向“妇联会”发出新指示：设法推动农民，增加生产，以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实现“敬军爱民”的目标，以巩固“国防”；做好军队眷属工作，安定军心等。
在宋美龄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的组建工作也正在积极酝酿。该团成立于1952年10月31日，是日为蒋介石的生日，由此亦可见该团“忠蒋”之特点。“青年反共救国团”是太子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第一夫人”一手操办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谓是“相映成辉”’，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至终是宋美龄拉拢台湾妇女的权力机构，其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谭祥、“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及钱用和、陈继彝、林慎、皮以书等人。此外，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保密局局长”毛人风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辑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方良、石静宜等，都是“妇联会”各地或各单位分会的主任委员。
除了“妇联会”会长之外，宋美龄还担任“台湾省妇女代表大会”名誉会长、“国民党妇工会”指导长等职，成了“娘子军”总头目。与她有密切关系的单位，在全盛时期达到五个，“妇联会”。华兴保育院、振兴康复医学中心、圆山大饭店、励志社等，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女人。
3．活跃在“心战”战场
宋美龄抓住“妇联会”这块地盘，将其发展成“心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宋美龄等人给“妇联会”明确了具体工作任务。宋美龄说：
我们的工作分宣传、慰劳、组训三种，……例如沦陷区人民逃出来的报告、共匪的种种虐政，报纸上常有登载，可是，山地和乡村的妇女和民众，还没有能知道，我们看过报纸，剪下来就可作宣传材料。……前线将士冒着生死，忠勇作战，伤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慰劳服务。上次我们在台北曾发动义肢运动，对残废的官兵有不少的帮助，此后本会还想发起其他各种劳军运动，如为将士新兵做布鞋、衬衣、内裤及捐募药品等。……讲组训更是重要，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肃清奸谍，推行国语，训练急救防空等，都是现在需要的。
基于此，“妇联会”开展了一些大型活动，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反攻”，其主要“心战”政绩有：
（1）安定军心：蒋军自大陆和海岛退至台湾后，绝大多数人算是背井离乡，他们或是被骗，或是被抓来的，望着茫茫大海，听着国民党文宣机构对共产党的造谣、诽谤，对生活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下的爹娘妻儿的处境忧心忡忡。加上，近200万军政人员及眷属涌进孤岛，台湾的经济状况恶化，士兵的生活境况很差。再者，他们对蒋介石能否守住孤岛信心不足。因此，“妇联会”的首要任务便是安定军心。宋美龄亲自出马，拉上自己的两个儿媳和一批官太太开展了“慰劳”工作。
为此，宋美龄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坐到缝纫机旁，让人拍上照片，登载在台湾各大报刊上，作宣传鼓动。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从9岁的小姑娘到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工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都投入到缝制征衣的运动中来了。许多官太太为了争得头功，博取宋美龄的好感，还采取了“包干到人”制，定人头、定数量、定时间，争取多制征衣。尽管这项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笑话，也令不少妇女怨声载道，但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士兵的衣着问题。
据“妇联会”自己的刊物宣称：“1950年4月25日，蒋夫人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纫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道。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过征衣呢？
一位当年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纫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把她请到缝纫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缝征衣的人叫苦连天。”当然，也有人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一些原本过惯舒服日子的官太太，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行为极为不满。人不平则鸣，于是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眷属分会的值班日。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龙祥云女士来了，这位空军眷属呜咽着说：“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一间屋子，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着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看，“我们夫人虐待我”应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做法的人动了手脚，故意出宋美龄的丑。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即使有人心生不满，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害怕被当局以“匪谍”整肃。可是，别人不能对缝征衣之类的活动感到厌倦，会长宋美龄却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休假。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之名，去美国度假。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3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刻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与快慰。”
此外，深入军队，开展文娱活动也是“妇联会”劳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妇联会”成立之初，宋美龄常常拉上一些官太太，带着文艺团体深入部队营房发表演讲，鼓动士气，让士兵看戏，听音乐，鼓励士兵自己唱戏，活跃军队的精神生活。这种文宣劳军活动常常搞得军队人困马乏，宋美龄和那些官太太们常乘机出来散心、游玩，宋美龄本人出去时多是专列伺候，随从们前呼后拥。但对于长期受专制蒙昧熏陶的国民党士兵来说，能一睹“第一夫人”及各位“长官”太太们的风采，还能看一次戏，并乘机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件幸事。
（2）反共宣传：为国民党争取台湾民众，煽动他们的仇共、反共情绪。在宋美龄的倡议下，一些“妇运”骨干活跃起来，她们自办报刊，找些道听途说的材料登在上面，把共产党描绘成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恶魔，并把这些报纸、刊物、招贴画分发到下层民众中去。但这一招起初并不灵，因为台湾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知道共产党怎样，倒是常想起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镇压“二二八”起义的旧事，他们觉得共产党再坏也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吧！
（3）推广国语是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时的一大政举，“妇联会”积极参与其中。国民党在扩大国语时文武兼用，“妇联会”主要是“文”的方面，鼓励台湾妇女在公开场所讲国语，时常搞一些国语演讲比赛、歌咏会等等。在“武”的方面，当局颁布文告，发现谁在街头巷尾用闽南话交谈，不说国语，轻则罚款，重则挨打。
在国民党退台的初期，“妇联会”在“心战”方面确实“劳苦功高”。后来，随着蒋介石“反攻复国”梦的破灭，“妇联会”的工作重点略有转移。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该会的经费在早年十分充裕，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到了后期，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就没有过去那么积极。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甚至处于歇业或全歇业状态。“妇联会”门口原来都是由宪兵负责警戒保卫工作的，后来改由便衣承担。可见，由于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去世，“妇联会”的地位有所改变，“妇联会”的黄金时代已不复再来，只是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了特殊的记录。
自从1991年9月21日离开台湾，宋美龄一直在美国颐养天年，以练字作画自娱。虽然长期离台，但是，她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并未因此彻底消失。最明显的例证莫如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会主任钱剑秋连任30几年主任不下台的事。
从1955年“妇工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自任“妇工会”指导长的宋美龄，就把主任职务交给钱剑秋。钱剑秋当“妇工会”主任，一做便是30几年。到1983年，她已高寿79岁，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门中，恐怕难觅出第二个如此高寿的干部。国民党中央前副秘书长马英九（39岁）、国民党“社会工作会”主任赵守博，年龄几乎只有她的一半，但她仍不为所动地屹立在“妇工会”。“除非蒋夫人一句话”，否则谁也动不了她。
“妇工会”一向是蒋夫人的地盘，钱剑秋当然有宋美龄撑腰，才能久居其位。据载，蒋经国在位时，国民党内部虽也有人不满钱剑秋，认为她年龄过大，任期过长，应该换人。但蒋经国有所顾忌，故迟迟未对钱下手。李登辉继位后，“钱剑秋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钱一面向宋美龄求援，一面上书李登辉，请求留任一年。李登辉与李焕（“行政院长”）当时即属意“救国团”主任李钟桂（国民党中常委、“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夫人），李原本想当“妇工会”主任多年，因为“第一夫人”的缘由，这次却婉言拒绝，钱剑秋方得以再留任一年。
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上，钱剑秋未能当成中央委员，自然“妇工会”主任也做不成了。这样，李钟桂便成为宋美龄失去这个地盘后的新一任“妇工会”主任。
宋美龄在台湾妇女工作中的影响，并未因钱剑秋下台而彻底消除。一是宋美龄挂着“妇工会”指导长的头衔，使得“妇工会”的上下隶属关系与指挥体系有点混乱；二是“妇工会”整个人事、组织与活动，未因主任更换而有大的变化；三是“妇工会”总干事王亚权是宋的另一员大将，李钟桂根本指挥不动。看来，宋美龄只要在世一日，对台湾妇女界的影响便会存在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