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生在上海十里洋场，在大洋彼岸，受的是近代西式教育， 又来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后贵为“第一夫人”，这些便她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有别于常人。而蒋介石作为旧式家庭培养出来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生活习惯、思想就与夫人有 很大差别。两人结合多年，既相互影响，又保留了各自的特点。
美丽对于女人是至关重要的，上帝赋予了宋美龄靓丽的姿容，这也是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晚年宋美龄依然美丽、敏捷。关于她美容的故事有各种版本，但到底怎样，人们不得而知。
1．摩登女郎
早在美国读书期间，宋美龄就倍受老师和同学的欣赏。她曾经就读的美国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一位教员，对宋美龄作了一份保密的评价，一直收藏在该校的档案室中。她写到：“她是很受倾慕的，并不仅是因为当时她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的漂亮，而是因为她有激情，待人真诚。”
从1908年到1917年，宋美龄在美国学习了近10年，几乎在美国读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她所受的教育是全盘的美式教育。1917年的宋美龄已经从一个圆脸蛋的小姑娘出落成一位姿容秀丽的妙龄少女。她身材丰满，体态轻盈，一条梳得一丝不苟的长辫子垂在身后，更把她衬托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加之举止文雅，热情大方，宛如一朵夏日里盛开的红莲，饱满、热烈，深深吸引着同学和老师们的目光。
作为一个美国学校的女学生，宋美龄身着美国女孩的流行服饰，青春、健美，与当时中国的小脚女人不可同日而语。宋氏姊妹的衣服是从上海寄来的中国料子缝制的，但式样全是美国式。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三姐妹，宋庆龄被誉为“罗莎蒙德”，宋美龄则以“美”闻名。
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大学常被引用的一句口头禅是：“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曾写到：
从一张她和另外两位也穿着水兵服装、板着蓬松发型的学生一起拍的照片来看，连她的脸也不太像东方人。她看起来完全像战前那种类型的美国女大学生，回到了三弦琴、奶油糖的时代，墙上挂着三角旗，虽然有学问，却以仍然享有小姐的殊荣而骄傲。
毫无疑问，这样的评价除了说话人的主观意象之外，也印证了宋美龄的美国化之深。然而，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宋美龄并未将自己喜好的中国风俗抛弃得一干二净。每当宋氏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喜欢换上中国旗袍，只有和外国同学在一起时才穿西装。那时，美国人视抹胭脂口红为伤风败俗，而宋美龄则对此不屑一顾。有一天，宋美龄用中国搽脸粉搽了脸，还涂了口红，后来有人注意到了她脸上的变化，便惊讶地叫道：“宋美龄，我想你脸上是化了妆吧？”
“是的，”宋美龄不以为然地回答：“搽的是中国粉！没什么奇怪的！”由于宋美龄的伶牙俐齿，往往能使她摆脱困境。1917年7月，宋美龄结束了美国的学习生涯，回到宋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一栋新买的小楼。
当时社会上乃至亲朋之中，有人对回国留学生有特殊的成见，认为他们穿洋服、说洋话，满身洋味，与国人格格不入，因此对之多有嫌恶。宋美龄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位中国教师，教她学习汉语。宋美龄的老师是位老学究，在他的影响下，宋美龄学习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颇有旧时学者的意趣，每每吟诗颂词，总要一边反复吟诵，一边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感受诗词音乐味。
时光荏苒，不懈努力的宋美龄已能像运用英语一样，以一口流利的汉语公开发表演说。
在衣着方面，宋美龄很快回归到中国服饰着装上。但是，极富创新精神的她，按着自己的审美情趣对中国服装的某些陈旧式样进行改革，糅合西装的优点。因而，她自己设计的时装总是赢得时髦女性的青睐。
例如，按中国惯例，青年女子只能身着筒式上衣，旗袍也是筒式的，而她总是将腰部裁得很合体。她还经常满不在乎地穿着一身剪裁时髦的女式骑装，头戴一顶秀雅的宽檐女帽。这种标新立异的时装改革，一经出笼，既引导当时时装潮流，又具有某种前卫特征，颇受时髦女郎的崇尚。合身的女装和旗袍很快推广开来，有的女孩骑马时也穿起马裤，这分明是受宋美龄的影响，因为，她有时在公开场合也着便裤。
服饰的个性化，充分表现了宋美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性格。初回上海的留美姑娘，美丽、活泼，并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很快赢得了社交场上人们的关注。
上海，对宋家这样显赫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游刃有余的地方。有人说，他们为上海西方式的奢华侈糜增添了中国式的富贵荣华。的确如此，宋家的友好都像宋家一样，拥有私人汽车。在挥霍无度的社交聚会上，他们纵情享乐。欧战结束后，上海商业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更为宋氏家族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当他们为某位家庭成员祝寿时，一般要举行为期几天的盛大宴会，还要聘请剧团的名角到家里来，为他们的亲戚朋友唱堂会。凡有如此场合，宋美龄必亲临现场，并担任主持人。
女人对美感的品味，各不相同，女为悦己者容，生长在豪问世家的宋美龄，亦不能例外。她的奢华和享受是极为著名的。
宋美龄的穿着非常讲究，最早喜欢洋装，后来一直习惯穿着旗袍，她的旗袍有一个基本的特色，就是都很合身，加之她钟情三寸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曳生姿，丰姿高雅，如杨柳扶风，把她曲线优美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据载，抗战时期，宋美龄到江西、福建等山区的时候，她便收起丝制的礼服，换上宽松的裤子和坚固的便鞋。当她到华北、西北等地的大城市视察时，便穿上印有鲜艳夺目的大花朵的华丽衣服，佩以首饰，华服艳饰，珠光宝气，令人目炫；倘若严寒季节，常常是一件貂皮类的名贵大衣在身，雍容华贵，气度非凡。
几番公众场合亮相，宋美龄的奢华便蜚声海内外，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引述的《痛告四万万同胞书》说：“宋美龄每年固定从法国定购的化妆品就有400万元，她使用的由外国药物溶液处理制造的每张卫生纸就要20元。她脚上穿的一双镶有钻石的鞋值80万元，一件外衣值50万元。”不管这种记录的可信度有多少，总而言之，宋美龄在当时社会消费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能在享受用上穷奢极侈，既因为她的特殊身份，也同她自幼的优裕生活及对生活的高标准分不开的。
2．驻颜有术
老一辈的宋美龄侍从人员都知道，宋美龄早在大陆时代，便十分注意身材的保养。她对饮食很苛求，也很考究，注意减食，以免肥胖。在台湾士林宫邸她的卧房，备有一具小型磅秤，每天她都要称称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如果超出她的预定标准，她立即开始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直到体重恢复她的标准为止。
她若是发现自己体重略为超重，正餐往往只吃一点蔬菜沙拉，一旦体重又恢复正常值的时候，她会兴致勃勃地要官评厨房为她上一客牛排，也许是从前留美期间养成的习惯，她对牛排始终情有独钟，对待烤鸡和猪排的兴趣，则不似前者，但也经常食用。蒋介石则喜欢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炒肉等。
宋美龄和蒋介石常请客吃饭，但菜肴是普通的。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鲜原则配置的。
因为宋美龄的皮肤有荨麻疹的毛病，所以，宋美龄非常重视日常饮水，在大陆时期，因为各地的饮水还不是那么干净，所以，宋美龄陪蒋介石到各省份视察的时候，总是要随从人员为她备一些蒸馏水，或是高品质的矿泉水，以免影响她的皮肤和健康。即使住在庐山，也要由好几个厨房的下手背上大瓶蒸馏水上山，供她使用。
宋美龄也喜欢喝柠檬汽水，在大陆时，侍卫人员随蒋介石夫妇外出，一定要备几瓶柠檬汽水，以备宋美龄口渴之需。
及至台湾，宋美龄又特别欣赏台湾本地的清茶，每天上午，在宋美龄还没起身之前，副官就为她沏好清茶一杯。她的茶杯非常特殊，为了不烫手，还在茶杯外部套了一个银制的茶杯套。
这些茶杯套子，每天清晨，都由值班副官或是宋美龄的副官，将其擦拭得锃亮。官邸上下所有的银制器，特别是餐具之类的物品，皆一尘不染，光鲜亮洁。宋美龄从小就有怪癖。早年在大陆，宋美龄邀请一位童年的女友到她家作客，见她走进起居室，按铃叫来一个女佣，然后环视一下房间，小声说：“灰尘！”她接着又解释道：“这些佣人简直不懂得如何打扫房间。”她叫那个女佣人看看那落满尘土的桌子，要她重新弄干净。女佣取来抹布笨拙地拂拭桌面，宋美龄则尽可能耐心地等待着，然后要过抹布，对女佣说：“不对！不能那样干！”“看着，要像这样”。她边说边麻利地拂去尘土，擦拭需要擦拭的地方，并转身对她的客人说：“不教她们，你就别指望他们懂得怎样干活。……我料定，我这样做，好多人会说我丢面子。”她用一种极为轻蔑的口气补充道：“但是我顾不得考虑这些了。”
长期受宋美龄喜好影响的人，知道她的习惯，自然就对官邸的环境格外注意保洁。因为，宋美龄不但注重自身美感，更注重周围环境优劣。
媒介曾经一度盛传宋美龄洗的是牛奶澡，据士林宫邸工作人员指证，这完全系子虚乌有之谈，南京黄埔路官邸的服务人员也证实从来没有为宋美龄准备牛奶洗澡水。也曾经有资料记载宋美龄访美期间曾强烈要求美方为其床铺更换丝质床单，但据士林官邸服务人员讲述，宋美龄每天要换一次被面，这已是官邸习惯的一部分，这是与宋美龄的皮肤患荨麻疹的毛病有关系。
有关宋美龄沐浴的习惯，她的随从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们到官邸为宋美龄服务时，宋美龄已经年近七旬，但是有些盥洗习惯，却和金枝玉叶一样。宋美龄沐浴的习惯和美国人有些相似，并不是每天都洗澡，这多少和年纪大有关系，她沐浴的方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所有沐浴需要的物品，都白女副官郭副官帮她准备好，然后，她就进浴缸自己洗，不像传说中说的那样，需要别人为她擦背什么的。即使在夏天，宋美龄也并不是每天都洗澡，原因是少活动，很少流汗，何况，盛夏来临，蒋介石依惯例，是要到外地去避暑的，不是日月潭的涵碧楼，就是梨山宾馆，那些地方都是台湾最凉爽的旅游胜地。
虽说在洗澡问题上，宋美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但据一位跟在宋美龄身边多年的女性随从回忆，宋美龄对化妆的品位要求很高，可是，到了台湾之后，却对化妆品要求很少，尤其到了节俭的地步。有的化妆品，甚至是她叫官邸人员，用土法自行制造出来的。
在台湾时期，士林官邸内务科的服务人员，几乎每隔一定时期，就要拿不用的废旧报纸去烧，有些初来的侍卫人员不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便留心观察，结果，发现夫人的随从，竟然拿这些旧报纸烧过的灰烬，收集起来，然后再把这些报纸灰烬调成黑色膏状的液体，奉送给宋美龄。
原来，这些纸灰，是要给宋美龄纹眉用的颜料。一如所有爱美的女人一样，从年轻到老时，宋美龄每天都得花上许多的时间用于“对镜贴花黄”，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别人可以请人代劳或者上美容院，可是，宋美龄别的地方几乎全部仰赖下人，惟有化妆是一定亲躬，别人绝对不得在她脸上“染指”。
“不许人看见白头”是所有怕老又爱美的女人的心态。虽然宋美龄习惯自己化妆，而她老年时代，若是发现头上长了白头发的话，就会叫郭副官到她书房去，为她把白头发拔掉。时光无情，红颜不再，纵有金钱万贯，地位至高无上，也不能阻止岁月的流逝。虽然美貌已渐渐逝水漂流，但她那颗爱美的心却依然跳动，这是人间对美人心不公，但对所有的人却是一视同仁，美人也不能例外。
到了80几岁的时候，宋美龄已经明显的手脚不太灵活了，化妆时难免漏洞百出，尤其在涂擦口红时，经常偏离了嘴唇，涂得不成口型，官邸里面又偏偏没有人帮她修整，因此，就有口红抹在嘴唇外缘的情形，加之皮肤因为罹染尊麻疹，就更减弱了不少姿色，哪怕再好的化妆品也回天无力了。
宋美龄虽然已离开大陆40余年，她的妆扮模式，还是承袭过去20年代的妆扮方式，柳叶眉、薄嘴唇，改变了的只是以前妇女惯见的额头前留的那撮刘海不见了。
然而，宋美龄的化妆术却令现代女性叹为观止。她的化装程序，是晨起盥洗之后，擦一些LOTION之类的油在脸上，然后再画画眉、擦擦口红、梳头。通常她在化好妆以后，便开始梳她的“包包头”。她卸妆时，不是用肥皂，而是用一种油。她先是用那种卸妆油，把脸上的妆卸掉，然后，再用一块小的白毛巾，把脸上的卸妆油以及脱落的粉，轻轻擦去，直到那块洁白的小毛巾布满了一层白粉，她再用温水把脸洗一遍，整个卸装工作就完成了。
宋美龄所受的美式教育，使她把化妆当作是一种社会礼貌，而且很严格地划分“等级”，比如若是只见些比较亲近的人，像是陈诚夫人、孔二，或是几个她的副官，她是不化妆的。但，如果像是蒋经国、蒋纬国或是蒋孝文等儿孙辈来了，宋美龄是一定会化妆，其它正式场合更不用说了。
公认的，宋美龄的外貌是比较脱俗、美丽的，她的皮肤白皙，即使到了晚年，她的皮肤依然光滑如昔。一般人，也许年过40，脚板就会长出一些茧来，哪怕再珍惜、小心，只要走路，多少会长出一些老茧或厚皮来。然而，宋美龄的侍从却称，为其按摩时，竟然发现她的脚底，连一块厚皮都没有，在年过60时，依旧是冰肌玉肤。更令人不解的，宋美龄日常喜爱穿着三寸高跟鞋，全身盛装，官邸楼上楼下到处跑。1969年夏天，蒋介石夫妇在阳明山上发生车祸后，医生建议她不要穿太高的高跟鞋，她才穿鞋跟稍微矮一点的鞋子。此外，人们分析，她在官邸许多时候是穿着丝质鞋面的便鞋，这对保养她的双脚有很大的作用。
宋美龄有一口编贝皓齿，为人所羡慕。虽然宋美龄喜欢吃甜食，但是，她的牙齿保养，却是一流水准。在20几年前，她就拥有电动刷牙机，可以自动冲刷牙缝内的食物残渣。
3．吃喝拉撒
生活在士林宫邸的宋美龄可谓玉食锦衣。她是个夜猫子，约摸上午11点钟才起床。通常宋美龄醒来并不直接起床，而是要在床上待个把钟头，才会吃早点。
她的早餐没什么花样，一般是由厨房准备一只托盘，里面备有两片烤面包、一小片奶油，托盘内还放有一只高脚杯，里面盛有浸泡了盐水的西洋芹菜。宋美龄最爱吃的蔬菜就是这种生菜西洋芹。吃完西洋芹，再吃两片吐司，如果还有胃口的话，就再让侍从到冰箱里去拿一些点心，像是泡芙水果蛋糕之类的甜食，然后再加一杯咖啡，一顿早餐就完成了。
这顿量不丰、质不优的早餐几乎是经年累月，而宋美龄能够乐此不疲，主要还是出于保持身材苗条的考虑，多年来她的旗袍始终很少修改过，她的体重基本保持在50公斤左右，由此可见，在保持身型上，宋美龄也是用心良苦的。
宋美龄很尊重医生意见，有时她节食实在节得有些过火了，就有身体虚弱的症状，医官诊断后劝告她：“夫人！您的营养可能不够，您应该多吃一点，可以吃一些牛排嘛！”宋美龄一定会按照医生的嘱咐，告诉厨房早餐时为她准备一份牛排。
中餐的时候，她也是只吃一点，因为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多少还是吃一些东西，蒋介石吃的是宁波菜，宋美龄对这些菜并不喜欢，只是吃一些青菜，像炒芹菜之类的素菜，加上一些鱼。晚饭稍有加量，但还是以精致为原则。
养生保健，是宋美龄比较注意的，但也并不苛求。以前，宋美龄喜欢抽烟，通常抽那种比较淡的香烟，气味较淡。有一次，宋美龄和一群官太太打桥牌，她忽然问一位副官：“×副官，你可有香烟？”那位副官有些吃惊，但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对她说：“报告夫人，有是有，但是我们抽的是‘一四’军烟，味道很浓的！”宋美龄不假思索地说：“给我一根试试。”副官为她点燃香烟，她还是很信然自得地把副官奉上的军烟抽完了。
早年宋美龄抽烟是浓淡不拘的，但是，她有一个原则，就是蒋介石在的场合尽量不吸，即使在官邸偶有烟瘾，也是在自己的书房或卧房独自抽烟，绝不干扰到蒋介石。后来因为身体罹病，接受医生的建议，很少吸烟。
宋美龄在饮食上一向有自己的特点，她特别爱啃火鸡的骨头。这与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受美国饮食文化影响颇深有关。
每天晚上，到了12点或是1点的时候，他会叫侍从到冰箱里拿些火鸡给她吃宵夜。当侍从把火鸡肉拿来，她会叫侍从把板凳搬到她的卧榻前，和她面对面一块儿吃火鸡肉。但宋美龄有一个怪习惯，总是把火鸡肉塞到侍从的碗里，自己啃火鸡骨头。她认为，只有火鸡骨头才有味道。所以一定要侍从和她搭档吃宵夜，这样可以侍从吃肉，她啃骨头。
士林官邸是从不在外面买点心吃的，所有的点心一律自制。通常，官邸点心味道很甜，这完全是为了涉足宋美龄嗜吃甜食的口味而调配而成的。
宋美龄自己有两个大冰箱，专门用来放各种进口水果和巧克力糖。
她有专门的副官，随时查看冰箱内的储存状况，有什么人送来了什么吃的东西，或者冰箱内哪些东西要处理，副官必须向宋美龄汇报。
宋美龄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冰箱里有什么东西，哪些是已经超过了食用的安全时限。某人送来吃食一份，副官就向宋美龄报告，要不要把这样东西放在冰箱里，宋美龄通常不假思索就命令：“哦！那就摆冰箱吧！”即使摆了一满冰箱的水果、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她自己吃的不多，可是也极少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大方送人。
偶尔她半夜想吃东西，就命侍从：“你帮我到冰箱里拿两块巧克力来。”
糖拿到宋美龄面，她满脸高兴，就两颗巧克力便可让她一饱口福，并且别无多求。很快，随着嘴巴的蠕动，她露出满足的笑容。而侍从却还未从刚才那满坑满谷的巧克力、水果中回过神来，要知道，哪些东西简直比糖果店里的货色还齐全，并且货源源源不断，不知要吃到哪一年！
英国王妃戴安娜喜欢定期灌肠，据说，这样可以排出身体内毒素，保持肠胃循环通畅，对美容健身很有利。无独有偶，比戴安娜早大半个世纪的宋美龄，对灌肠早就深享其乐了。
从年轻时代开始，宋美龄就习惯每天定时灌肠，用灌肠器具，使自己不费什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人类每天的通便大事。
没有见过灌肠程序及灌肠器械的人，一定对此满怀好奇。其实，这项工作相当简单，它有点像是打吊针的器具，在灌肠之前，先要准备400—500CC的温开水，放在灌肠器具的一个小袋子里头。小水袋通着一根细水管，水管的头上接了一个肛管，由使用人把这肛管通到自己的肛门内部适当的位置，然后再由工作人员操作，把水袋中的温水，缓缓挤压，让温水注入肛门内。
一般情况下，温水只需注入200CC左右，使用人的直肠部位就会受了温水注人的刺激，而开始加速蠕动，在直肠蠕动的过程中，人体直肠内积存的大便，就会在温水的刺激下，顺着温水的流动激荡，慢慢排出。
每天晚上睡前，就是宋美龄灌肠时间，这种习惯数十年如一日，犹如同人们每天的洗脸、沐浴、盥洗……而许多年龄大的江浙一带人，都有这种以水袋通便的习惯，这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宋美龄身上积沉的传统习俗说明了她在某些习惯上的继承性，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特殊性。
宋美龄出生于上海既是传教士，又是牧师和实业家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人们习惯称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的确如此，因为他的三个女婿孔祥熙、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非同一般。
1．家教渊源
宋嘉树1861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一个商人家庭。1875年，14岁的宋嘉树，随同哥哥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订立了3年契约。契约未满，1878年初，他就跟随堂舅横渡太平洋到了美国波士顿，在堂舅开设的绿茶商行当学徒。宋嘉树在波士顿生活了将近一年，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和冒险性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他。他已经不能满足于帮帮堂舅经销绿茶的生活，在中国留美学生的影响下，3年学徒期未满的宋嘉树逃跑了。
1880年11月，宋嘉树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以顿第5号南大街卫理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处接受了洗礼，信奉基督教。在接受洗礼的仪式上，里考德牧师给宋嘉树改名为查理·琼斯·宋。
为此，11月7日的威尔以顿星期日《明星报》刊登了第5街卫理公会教堂的这样一则通知：“今天上午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一位皈依者将是享受这项庄严权利的人之一，也许是迄今为止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
年轻的中国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选择皈依基督教，确实引起了威尔以顿人的不小震撼。然而，这一选择对宋嘉树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深远。无论是宋嘉树，还是他的几个儿女，因为基督教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美国，在中国的地位非常人可比。
在中国近代史上，宋嘉树是传教士，商人，也是革命分子。他一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鼎力囊助。他的牧师传教活动时间较短，因此所成事业难以与他的经商事业相比。
在家庭中，宋嘉树对儿女关怀备至，不仅给她们提供一个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尽情发挥孩子们的天赋，并且有意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理想和锻炼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在具有中国传统的“家”中接受教育，培养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但宋嘉树毕竟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他深感美式教育的优点，及时把子女—一送到美国读书。
由于宋嘉树的远见卓识及基督教精神的激励，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灌输给子女，在他的影响下，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各自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著名人物，久为世人瞩目。宋嘉树也因此被外国人誉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最优秀的家长。”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余姚县人，1869年出生于上海，1931年病逝。据宋家子女后来为倪桂珍所著的传记中所记，她是中国最早接触基督教的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倪桂珍在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上海教会开办的培文女校教过书，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1887年夏天，倪桂珍经人介绍与宋嘉树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她的丈夫未嘉树则家道衰落，生活贫困。然而贫困的生活并不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她与丈夫在信仰、性格和志趣上情投意合，家庭生活美满、欢乐。
倪桂珍是一个极其要强的女性，她在家庭中操持着所有的日常事务。她不仅照顾、孝敬老人，教育子女，还要精打细算，操持家务。由于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的培养，她在管理大家庭、处理复杂事务方面表现了超人的能力，同时，她又是个富有牺牲精神的虔诚基督教徒，做事严谨，富于创新。她极有同情心，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对贫苦的百姓乐善好施。
倪桂珍格守宗教教规，并有刚强的意志，对家庭、事业、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严格的要求。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视酗酒、赌博、跳舞为罪恶，不允许孩子们在自己家中做这些事情。她把这些视为违背神的意志，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老老实实按照神的意志做事。
2．按神的旨意行事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
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
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单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就拿宋美龄的婚姻来说，宗教在这种婚姻成败上所表现出的力量的昭然若著。
据载，蒋介石是在1922年参加一次宋子文的家庭晚会时，认识宋美龄的。5年后，天津《益世报》刊登上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情书”，蒋在这封“情书”中说：
金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个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金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育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求婚是同意的，但宋氏家族中唯有大姐宋蔼龄赞成小妹与蒋介石成婚。看问题很有长远眼光的宋蔼龄深信这桩婚事对宋家有利。在她看来，蒋介石不仅能官复原职，前途无量，而且与蒋介石联姻可以为宋家攫取更多的财富。
可是，宋家除了宋蔼龄赞成这门亲事外，宋庆龄、宋子文都反对这门亲事。尤其是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她有三条理由：一，蒋介石是个军人，而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有教养的中国人眼里是极为低下的，倪老太太瞧不起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二，蒋介石有婚史，虽然这门婚事是在他15岁时由母亲包办的，实已离异，但社会上仍盛传着他同姚恰诚、陈浩如的排闻，倪老太太对此很不高兴。三，倪老太太坚决反对这门婚姻最重要的理由，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
虽然宋美龄同意蒋介石结婚，但得不到母亲——倪老太太的同意并不能成婚。为了避免同蒋介石接触，倪老太太到日本度假，到长崎拜访朋友。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扶桑，并终于几经辗转在镰仓找到了宋母。
对于满怀渴求的蒋介石拜见倪老太太的场面，当时的上海《晨报》是这样报道的：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大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描述说：
蒋介石提出他和太太离婚的证明，不过，仍然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宋太大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基督，很幸运的是，他的回答很令她高兴。他说，他愿意尝试；他愿意研究《圣经》和尽他最大的能力，不过，他不能答应什么时候会接受基督教。宋老大太的偏见开始动摇了，不久之后就宣布了婚约。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婚论嫁时，曾提出，蒋介石必须信奉基督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蒋介石对此欣然应允。蒋介石日后果然兑现了诺言。1930年在宋美龄的挽扶下，他走进了教堂，接受了人教礼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到西安营救，当蒋介石看到宋美龄走进住处时，大声嚷叫道：“我知道你会来，今晨我念《旧约》，书上说，耶和华要做件祈事，他要打发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男人。”似乎他的信仰达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界。
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张学良的优待，某种角度说是宋美龄基督教的精神的一个体现，宋美龄身边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3．把基督政治化
宋美龄是一位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桌，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常以上帝的忠诚信徒自居，宣传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龄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饭店出席宴会，发表题为“中国将重获自由”的演说词，她大谈蒋介石的“抗俄反共”历史，大谈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的庇护地”，结束时，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测的。也许我们需要张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蛮行为，我们的力量，对抗邪恶的意志，才可以重新获得。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失败，中国将重获自由，世界也将如是。”
这样的论调虽然已近乎苍白，但在宋美龄的心中，上帝依然神圣，尽管有些时候也有失误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上帝的眷顾会重来，那就是“反攻大陆”，重新获得政权。
195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到台北，宋美龄在26日接见了她。宋美龄在与这位记者谈话时，仍念念不忘《圣经》，她对这位记者说：“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她把美国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又承认新中国一事，比作《圣经》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玛拿的警告。
由此可见，《圣经》教义贯穿了宋美龄的政治信条和人生信条，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4．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
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况，使我失望悲现，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的，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因为家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遗像，足以看出，基督教与他的政治信仰、家族观念杂合在一处，并没有特殊的地位。
信仰宗教的人，特别是基督教对做礼仪、礼拜极其重视。宋美龄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毫无例外，表现得很虔诚，但蒋介石只是注重了形式。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做礼拜方便，在各地设立了许多“凯歌堂”，及至台湾，在士林宫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凡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足迹所到之处，哪怕是偏僻无人的郊野也要兴建私人教堂。台湾各地，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所有各处的教堂都是用公款修成，这也是“第一家庭”享有的宗教特权。
宋美龄对宗教活动的热衷尤其表现在参加做礼拜这一活动上。为了保证“第一家庭”礼拜活动的安全，官邸警卫组每一次都要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严加护卫。当时做礼拜以宋美龄为主角，她还邀请了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一起参加，这些人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则是投其所好，装模作样。为了控制进出人员，官邸警卫组还设计了特殊通行证，分发给被邀请人士。凡被邀请的人士都把这看成极为荣耀的事情，同“第一家庭”一起做礼拜，难道不令人兴奋吗？许多想在仕途上进步的人，更是巴望着这样一个与领袖和夫人接触的机会。在台湾政界，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其中与权力有极深的联系。
为了讨好宋美龄，一些官太太们紧随其后，对到“凯歌堂”做礼拜乐此不倦。但这些人中很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并不像宋美龄那样全身心的投入，时间长了，难免就要叫苦不迭。
宋美龄虽然是个夜猫子，迟睡晚起。但是，每到星期日，必定起得很早，雷打不动。礼拜天上午10点钟左右，蒋介石、宋美龄夫妻连袂出现在“凯歌堂”后，仪式才正式开始。
宋美龄本人除了参加士林“凯歌堂”的活动外，还例行“妇联会”每周一次的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每个礼拜必亲临现场，一些巴结宋美龄的妇联会夫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参加。随着政局的发展变化，到了60年代初期，“反攻大陆”的口号很少被提及后，“妇联会”的活动也开始清淡，加之宋美龄身体状况不佳，这类小型的祈祷会，也形同虚设了。
60年代末期，宋美龄遭受阳明山车祸，身体严重受伤，住在官邸休养，这一段时间宋美龄较少参加礼拜，甚至连“凯歌堂”这样的地方也很少涉足了。有时，到了礼拜的日子，她会对属下说：“请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去礼拜了。”
虽然礼拜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基督教的地位在宋美龄的心中永远还是至高无上的，从未动摇。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宋美龄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生病，仍坚持不懈。她的书桌上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一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成了宋美龄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净化灵魂的必修课目，几十年来始终如一，从未中辍，可见其毅力之坚强，对待基督教之虔诚、忠信。
跟随宋美龄的人都知道，宋美龄的宗教精神始终如一，从无改悔。初到台湾岛的一年，她的随从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一大早就赶往士林宫邸。蒋介石一般四五点左右就起床，这名随从4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得到允许晋见蒋介石，当他走进蒋介石的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作“晨课”。随从们通常只知道，宋美龄是个夜猫子，过惯了夜生活，很晚才睡，然而并不知道她竟然能早起同蒋介石一起作“晨课”。这一场面让随从颇生感慨。许多人对宋美龄的宗教态度十分敬佩，并相信她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才没有参与国民党内部的党派纠纷，退居圈外，过着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在台湾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返回美国时，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RT》（我们相信上帝）一书，表明自己的心迹。当时虽然岛内兴起了拥立宋美龄的风声，但宋美龄这一举动，无疑给世人一个明证，无论以前怎样，晚年的宋美龄全心向教，无意于政治，准备把余生都奉献给上帝。这符合宋美龄的几十年宗教心态，也许，只有宗教才是她最值得信赖的，正如她从前所说：“我想上帝是很善良的，不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了解我们的前景如何，我们就没有什么勇气通过最初的阶段了。”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任凭政治风吹雨打，基督给宋美龄的人生带来了光明和心灵的寄托。
宋美龄的作息时间有别于常人，她是有名的夜猫子，喜欢投放精力于夜晚。白天她可以睡到上午11点钟，一到晚上则神采奕奕特别有精神。有人说她是一日之计始于夜，一点也不过分。
了解宋美龄的生活，首先要从她的夜生活入手，她的大部分生活内容集中在夜间，这种独特的生活习性养成了她爱静、专心的性格。
1．书房·舞乐·看电影
夜幕降临，宋美龄的一天正式开始。宋美龄喜欢在书房看书。她的书房陈设着她非常欣赏的两幅画，一幅是国画，画面是全副戎装的“香妃”；一幅是西画，“少女读书”图。
侍从们都了解宋美龄挂这两幅画的寓意，“少女读书”图象征着她勤奋好学，另一幅清画“香妃”图，描绘的是一个西域女武人，这两幅画从某种程度上表示着宋美龄的自我标榜和自我激励。宋美龄一直把自己看作拯救民族危亡、肩负国运兴衰历史使命的时代女强人，她希望自己是一个文武双全。德业双修的全才。因而，两幅画所表述的寓意和她的期许不谋而合。
夜深人静的时候，宋美龄会凝望着这两幅画陷入深思。从美国到大陆，从大陆到台湾，有多少个不寐的夜晚，宋美龄在苦思冥想中度过，除了研习《圣经》，宋美龄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一些“国政”大事。但是事与愿违，“蒋家王朝”终成衰落，宋美龄的“我将再起”徒留余音，那些不眠之夜终于随风而逝了。有谁还愿意了解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姐在青灯下的苦心呢？
年轻时代的宋美龄喜欢跳舞，抗战前后，她经常去上海小住，为的是在十里洋场的氛围中享受一下洋化情调，跳舞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宋美龄，对跳舞颇有嗜好，不足惊奇。但是同浙江乡绅出生又受过日本武士道教育、生活刻板、了无情趣的蒋介石结婚后，情况就有些不同。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去参加孔祥熙公馆里举行的舞会，跳舞的人多半是自己家里的亲族和十分亲近的朋友，一般人员很难参与进来。每逢孔家举行舞会，大厅灯火辉煌，那些与孔家、宋家交往从密的政经人士，聚集于此，狂欢劲舞，间或谈政论商，真是热闹非凡，宋美龄自然而然地被捧为舞会皇后。
有关宋美龄跳舞的传言，野史比正史多。早年大陆的新闻比蒋介石时代的台湾开放，一些报纸特别是小报的花边新闻关于宋美龄跳舞的内容特别多。那时，一些小报上公开登载宋美龄和一位美国记者跳舞的轶事。宋美龄因为喜欢跳舞，难免去跳舞的过程中结识一些出色的人物。这位记者正是与宋美龄跳舞跳出了情谊。惯于跳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与某人搭配跳舞配合默契跳出感觉后，就会“舞情”专一了。由于宋美龄较多与这位美国记者合舞，且又颇多相见恨晚的姿态，难免有人看了要说闲话或望景生义。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故事的内容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离谱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也对此事有所耳闻，但有碍于当事的男主人公是美国人士，说不得，碰不得，加之是个记者，更不能轻易处置。让蒋介石颇费脑筋，有人说蒋介石投鼠忌器，然而，他终于想出点子把这位“红舞星”请出了中国国境。
由跳舞引出的夫妻风波到台湾以后就绝对没有发生了。一方面宋美龄年过半百，对跳舞的热情不复当年；另一方面，蒋介石绝对不允许在士林宫邸搞什么舞会，有关宋美龄跳舞的传闻从此销声匿迹。
宋美龄不仅喜好跳舞，对音乐尤为热衷。每天休息前，蒋介石和宋美龄总是叫侍从人员放留声机音乐，乐曲多半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曲。夫妻共赏音乐，看起来很有些琴瑟和呜的味道。
台湾时期，官邸通常会在下午以后，请副官放些古典音乐，这些古典音乐基本上是些节奏轻缓的轻音乐。如果蒋介石不想听的话，宋美龄就在自己书房放低音量听。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宋美龄偏爱西洋音乐，蒋介石喜欢一些“国剧”和绍兴戏之类的戏曲，一中一洋，径渭分明，蒋介石听音乐的习惯还是被宋美龄逐渐培养起来的。
宋美龄还是一个十足的电影迷，看起电影来不管白天黑夜。
蒋介石夫妇在晚年身体较好的时期，每天傍晚，只要宋美龄想看电影了，就叫副官把放电影的师傅喊来。宋美龄会问放片师傅，“上次叫你找的那部片子，现在有没有弄到？还有哪些片子比较好看？”待放片师傅逐一汇报完毕，宋美龄就选好要看的片子，然后吩咐在晚饭后，放映电影。
吃罢晚饭，内务科的人员就在楼下的饭厅重新摆好桌椅，腾出空间，摆好蒋介石夫妇和官邸人员的座位，放片师傅把所有的电影放映器材设置停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电影就开始放映了。
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并不景气，电影院设备比较落后，对于一般市民来说，看电影是一项很难得的娱乐享受，能有那份闲情逸致和多余的钞票看一场电影，是很被人羡慕的事情。官邸的电影设施就是一张平常的小型电影银幕挂在餐厅墙上，外加普通的电影机器设备，在当时这已算是难得的家庭电影院了，只有官邸能有这种设施，普通老百姓简直连想也不敢想。
等到晚上8点左右，蒋氏夫妇先后按位子落坐，放片师傅经蒋介石同意，就开始放映电影了。在电影放映期间，士林宫邸不论官阶大小，所有人员都可以自由观看，而蒋氏夫妇的侍从人员作为陪同，理所当然更要在一旁观看。
通常情况下，看电影的场面很热闹，人员济济颇有小电影院的气氛。有时，陈诚夫人谭祥等一些宋美龄邀请来的贵客，也会被安排在宋美龄隔邻的座位，与蒋氏夫妇一同观赏电影。
宋美龄喜欢看一些外国片子，她看电影的时候聚精会神，许多外文片子，没有字幕，但宋美龄的英文功夫极强，看外片如同看中片一样，理解内容毫无障碍，影片中的情节和对话对她来说，如临其境，看起电影来津津有味。
蒋介石对电影的态度与宋美龄不同，电影，对蒋介石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他看不懂洋片，听不懂英文，又没有西方生活的文化背景，因此自然没有兴趣。但是，蒋氏夫妇也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看60年代流行的黄梅调电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等等，乐此不疲，百看不厌。
一般情况下，宋美龄看电影一定从头看到尾，很容易沉湎到影片中去，而蒋介石则到了休息时间就停止观看。通常蒋介石在晚上10点前就寝，就寝之前，还要作些晚祷，故而，蒋介石看电影只看40分钟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一小时。每次他看看时间快要9点了，便高声叫道：“好！停！”这时，放片师傅就暂时关掉放映机，随从人员立刻打开电灯。蒋介石便会向宋美龄说：“我不看了！”宋美龄知道他要上楼睡觉了，就对蒋介石摆摆手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蒋介石一起身，所有工作人员也都跟着起立，目送蒋介石上楼。等蒋介石和一班人马上楼后，宋美龄就告诉放片师傅：“好！可以再开始了！”电影便又继续放映。
夫妻一起看电影有始无终，这已是多年来官邸的传统，蒋介石从来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他的有些随从人员也经常自我调侃：“陪同蒋先生，还从来没看过一部完整影片哩！”
蒋介石只对一部美国影片《巴顿将军》感兴趣，但即使对这部能引起他军人情结的片子，他也只看半场就休息了。他是一个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人，所以，定了作息时间表，他必定认真遵守，绝不逾矩。
一部电影放完，要到下半夜一二点钟，电影结束了，宋美龄仍然兴趣盎然，还要和谭祥、孔二小姐摆龙门阵。有时，她们也会摆出象棋下几局。孔二和宋美龄多半喜欢闲聊，直到夜深人静才回房休息。
及至70年代，台湾兴起电视剧，赶时髦的宋美龄自然不甘落后，当时蒋介石、宋美龄最爱看的是华视拍摄的《包公传》，每集必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宋美龄曾喂了两条狼狗，一条公狗晚上守候在蒋介石卧室，一条母狗就守在宋美龄卧室。有些新来的护士，往往被这两条狼狗吓得魂飞魄散。而宋美龄却很喜欢夜晚有狗作伴，虽然一有风吹草动，两条狗就狂吠不停，宋美龄却安睡如斯，不为所动。
2．手爪抓
年过60时，宋美龄晚间睡觉又添了新癖好，要人为她按摩。
曾服务于宋美龄的一位女士回忆：“那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夜晚。我记得，在士林官邸大门口迎接我的是官邸的一位医官，被带到二楼宋美龄的卧房后，医官开始交代我：‘夫人刚吃过药，今夜就要多辛苦你了！’过了一会儿，官邸管事的蔡妈——一位外表有些福态、个子小、操上海口音、约莫0岁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交代我，‘夫人平时睡觉的时候，是要我们为她抓抓的，你不要忘了，只要她还没睡着，就要为她抓抓！’
“我起先不懂什么‘抓抓’，后来才明白，所谓‘抓抓’，其实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按摩，‘马杀鸡’！
“宋美龄的床边，一灯如豆。我就坐在床边为侍卫副官和护士特别准备的没有靠背的小板凳上，陪伴宋美龄渡过漫漫长夜。然而，这一夜的经验，却是让我终身难忘。蔡妈交待我宋美龄‘醒着’的时候，就要为宋美龄按摩，可是，说也奇怪，宋美龄似乎始终是‘醒着’的。我从来没有帮人按摩的经验，所以，大概只按了半个多钟点双手就开始发酸，于是，我便本能地停下来休息片刻。但是，宋美龄似乎根本没睡着，她在发现后面替她按摩的手停止了按摩的动作时，便开始翻来覆去、辗转反侧，让我觉得她对我猛然停止按摩的手很不耐烦。她在翻了两个身后，把背部挨近我的方向，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马上开始继续按摩。”
一般初到官邸服务的护士很少有懂得按摩的，然而，为了服侍好“第一夫人”，不管会不会，都得全力去做，那些双手不停地按摩的夜晚，至今仍让从没受过这种训练的随从们胆战心惊。
如有新来的护士当班，宋美龄便会告诉她：“小姐啊！你替我身上抓抓好不好？我的腿还是有些酸痛，你替我抓一下。”宋美龄发出了命令，有谁敢违抗？
护士小姐先是从她在阳明山车祸中受伤的左腿开始按摩，一般病人受过外伤的肌体很容易血脉不通，按摩的确有助于血液流通。但是，按摩在宋美龄看来，不仅仅是单纯的舒筋活血，适当的按摩对她来说，还是一种享受。往往护士按摩过腿后，她又要求按摩背部。于是，护士就从她背部自上而下地每一寸肌肤开始按摩，直至最后。
宋美龄只要让人替她按摩，就不会轻易让人住手。当时护士值班坐的椅子，都是军中军人读训时用的那种板凳，没有靠背可以休息，一个夜班长达12个小时，护士就是这样僵直地坐在小凳子上为宋美龄按摩。一夜下来，护士腰酸背疼，大汗淋漓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也许宋美龄能够体会护士的辛苦，但这个时候，她却没有表现出基督教徒的慈悲为怀，护士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不停地按摩，否则，不讨宋美龄的欢心，可能就要丢了饭碗。而一些人还把这种工作看作神圣的事业，毕竟，服务领袖，那要多么好的运气！殊不知，高处不胜寒，也只有亲身体会才品出它的真味。
为了宋美龄能舒舒服服地过好休息这一关，官邸上上下下都为这件事动脑筋。有一天，平时就以脑筋动得奇快闻名的孔二小姐孔令伟，送来了一件“宝贝”给宋美龄。一身男装打扮的孔二小姐从包里取出一个暗色的东西，很兴奋地告诉宋美龄：“这是一种新型按摩器，夫人你看，只要把它套在护士小姐的手掌上，再接上电，它就会产生震动，再从护士小姐的手心，把震波传到被按摩的人的身上，比单单用手按摩舒服多了，您要不要试试？”宋美龄是一个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人，立即要护士伸手出来，把那只酷似手榴弹的按摩器套在手上。
护士按照孔二小姐的命令为宋美龄按摩，宋美龄似乎发现按摩器的感觉很美妙，连连称赞。这样，“手榴弹”成了护士小姐服侍生活里的又一沉重负担。因为，这种按摩器只要接上电，配戴者也好像被通电一样，全身震动，十分难受。而且，使用这种按摩器要用力下压，很耗体力。日子长了，护士们都对“手榴弹”恨之入骨，可是，苦水只能往肚里咽，谁也不敢把愤怒发泄出来。
服侍宋美龄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官邸里的郭副官，丈夫原来是官邸轿夫班的轿夫，英年早逝，撇下三个小孩。孤苦伶仃的郭副官一个人无法抚育孩子的生活，承担孩子的教育。宋美龄因为抗战时搞过儿童保育运动，听说郭的丈夫死了，孩子又小，就答应将她的3个小孩送到设在台北的华兴育幼院，享受政府津贴。郭副官受到如此厚待，便拼着老命去报答宋美龄了。而宋美龄自认对郭有思，并且郭副官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就把当作一般下人对待，呵斥责备是常有的。因为常挨骂，郭副官脸上难见笑容，整天一付悲苦的样子。
郭副官每天的任务是帮宋美龄做一些按摩捶背、洗洗擦擦的差事，同时还要服侍全官邸最难侍候的孔二。孔二喜欢力气大的人，为她按摩，当她自己的副官不在的时候，就叫郭副官去代班，于是，服务两边，累得郭副官精疲力竭，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了。
年老遭弃的日子总会来临，终于有一天，郭副官在官邸做不动了，被介绍到“荣总”做工人。日积月累的疲劳致使她的手连抬都抬不起来，就是因为戴“手榴弹”为宋美龄和孔二两人按摩留下的后遗症。官邸并没有给她多少荣光，相反，一肚子的委屈，一身的伤痛却不知向何人诉说。
后来，宋美龄要去美国定居，曾经问郭副官要不要随行，郭考虑自己尚未成年的孩子，拒绝了宋美龄的邀请。郭的拒绝令宋美龄和孔二大为光火，齐声指责她“忘恩负义”。在她们眼中，郭竟敢拒绝为她们服务，简直大逆不道，因为她们只记得自己给别人的恩惠，却不会对别人的付出想到多少。由于郭的抗旨，她的孩子被迫离开了宋美龄创办的华兴中学，郭从此也从她所忠心服务的官邸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
3．业余级画家
台湾时期的宋美龄，由于环境所限及年岁渐增，逐步改变了年轻时代歌台舞榭、狂欢享乐的生活方式，转而对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请国画大师教自己画画，以此来修心养性。
宋美龄学画时已到了花甲之年，然而志气不输少年。手下特为她请到当时国画大师黄君壁、郑曼青传艺授业。宋美龄学画基础很浅，但她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刚刚开始学画的几个月，宋美龄几乎茶不思，饭不想，每天下午钻进自己的书房，潜心作画，画室内到处是她废弃的画作。
有一天，当宋美龄正专心致志学画的时候，蒋介石跑到她的书房，在她背后观看，初学者的拙笔让蒋介石发笑了，宋美龄听见蒋介石的笑声，马上回过头来，娇嗔道：“笑什么？没见过画画吗！”蒋介石看出夫人不高兴，自觉无趣，便不作声，讪讪而去，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宋美龄为了学画付出的心血可不少，对黄君壁等人，极尽恭敬，只要是学画的日子，一定要官邸内务科派车去接老师。
关于宋美龄的国画老师，还有一个传闻，据说，最早宋美龄属意的是满清遗族、国画大师溥心畲王爷，可是，当溥心畲听到宋美龄可能要找他当国画老师时，就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们大清帝国就是被你们中华民国推翻的，我岂能教她宋美龄作画？”
50年代初期，由大陆原来的故宫博物院搬来的古董书画全都存在台中雾峰。宋美龄知道雾峰有不少古画，就常到台中寻宝。保管人员知道宋的兴趣，便违例把库中的古画一批批搬出来，供其欣阅，宋美龄还可以不戴手套和口罩，直接用手接触古字画。
60年代，宋美龄的画已日臻成熟，连蒋介石对其画作也刮目相看，再也不敢在背后发笑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到处挂着宋美龄的“大作”。宋美龄也颇喜欢炫耀，当有重要庆典的时候，她便交待人把她的画作挂在蒋介石会见宾客的地方，让内外宾客都知道蒋介石有会画国画的夫人。
4．“我就是中华民国”
宋美龄很希望人们尊重她，蒋介石手下的将军或官员几乎没人敢得罪她，甚至连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惧她三分。
1954年4月，宋美龄到华盛顿，逗留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苏联等国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得到席位的建议。她回到台湾庆祝蒋介石67岁寿辰的时候，在松山见到了一个表明她正在失去权力的迹象，感到很苦恼。年老的、白发苍苍的蒋介石呆在候机楼里没有露面，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走到飞机旁边迎接宋美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当蒋经国陪着她从一批要人和“中国妇女反侵略联盟”的一批妇女面前走过的时候，宋美龄的态度非常冷淡。她从他们面前匆匆走过，进入候机楼，向蒋介石嘟哝了一句谁也听不清楚的话以后，就一言不发走向在旁边等着的轿车。
卢斯夫人的朋友还谈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卢斯夫人与宋美龄乘车去购物，当她们卖到东西后回到轿车旁时，彼此推让，都请对方先上车。在说过三次“不，您先请”之后，卢斯夫人没有再让，上了车。宋美龄接着进去在卢斯夫人身边坐下。在回官邸途中，宋美龄满脸不高兴，一言不发。待宋美龄高视阔步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卢斯夫人问一位秘书，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说：“我让过三次啊！”这位秘书回答说：“你本来应该让四次。”
希望别人尊重她，她却未必会尊重别人。这位爱权的“第一夫人”颐指气使惯了，容不得别人对她有半点反对。60年代的某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不是原配。宋美龄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到后怒不可遏，立即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这种事体颇令周书楷为难，因为它本身是事实，怎么好去更正呢？于是周书楷采取了拖的办法。但是，这更惹恼了她。她又将这位“大使”召唤到寓所，斜躺在床上问周为什么不遵令办事。周回答说，这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没那么容易。她对周的答话极为不满，争执之下，周书楷说了一句顶撞的话：我是“中华民国”的“大使”，不是你的仆人！这可不得了，宋美龄马上从床上跳了下来，打了周书楷一个清脆的耳光，尖声吼叫：“我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宋美龄在面对西方人时又是另一副脸孔。西格雷夫的《宋氏家庭秘闻》一书中记载了她在这方面的表现：
蒋夫人是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这种事业已经失败的角色，而且永定终生。她在垂暮之年，怀有一种忧伤与怅惘的复杂情绪。她以最惊人的的恭维使客人们倾倒。她手头总备有贵重的小礼品——银盒子、银盘子、镶嵌珠母的微型抽木箱子。在一支人数众多但又不让人见到的工作人员队伍的帮助下，把这些纪念品事先刻上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简短奥秘的题词。仅此即足以打动西方人，在他们的普通生活中，绝不会遇到如此讨人喜欢的东方式的微妙礼遇。
与夫人截然不同的是，不论春夏秋冬，每天凌晨5点左右，当整个士林官邸还在灰黑的天幕笼罩着的时候，蒋介石便穿着睡衣起床了。他一手拿着一支钢笔型的小手电筒，借着微弱的灯光，轻手轻脚，摸索着走进盥洗间洗漱。此时，“夜猫子”宋美龄刚刚入睡。
1．早起
就在蒋介石轻轻地带上门把，走出卧室的那一刻，值班的侍卫人员按响了一声电铃，通知贴身副官立即起床，到蒋介石身边伺候。通常蒋介石要人服侍是一声铃响，宋美龄是两声铃响，这是官邸的习惯。
在蒋介石每天起床之前半小时，副官、随从们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件事是烧开水，烧开之后先倒好一杯，冷却到60℃左右，另一杯则保持在水沸时的温度，这是给蒋介石起床后喝的，喝的顺序是先凉后热。当蒋介石走进盥洗间时，侍卫已为他打开了电灯，一言不发地贴在他的身后，随时听从吩咐。
蒋介石洗漱的第一项程序是洗脸，用的是冷水，这是在日本当兵时就形成的习惯，他先将毛巾浸在水中来回搓洗，随后拿起来交叉绞扭，使劲地将毛巾中的水分拧干，然后再抖开毛巾捂在脸上，仔细地擦拭着脸上的每一寸肌肤，洗完后，再用于毛巾在脸部反复磨磋，这样能使脸部血液循环正常进行，人走出来满面红光。蒋介石洗漱时用的毛巾规格统一，每次官邸要到军队的被服厂为他订做20—30打，拿回来慢慢使用。他最喜欢的毛巾颜色是白色，洗脸、擦手用的上面印有蓝色线条，专供洗澡用的印有红色线条，蒋介石从未搞混过。
蒋介石的漱口也有一套顺序，漱前，侍卫们在他的洗脸台上，摆放一只空杯，一瓶凉白开。漱时，他习惯在凉白开中加放少许里思德林药液，这样既能使口腔卫生，又会使口中清爽并带股清香味。漱完之后，侍卫再送上两杯事先备好的300毫升左右的开水，一温一烫供他慢慢享用。
蒋介石平日里最大的饮食嗜好大概就是喝开水，每当他离开官邸去“总统府”上班，或去外地巡游时，副官、随从们都要事前就认真准备好一只茶箱，备有凉白开和热开水各一瓶，毛巾一条，牙具一副，还有从驻美军福利社买来的进口可口可乐。每隔10—20分钟，蒋介石就要喝水，何时喝凉，何时喝热，身边的侍卫都比较清楚，每隔20分钟，副官就得为他换一次开水，以便随叫随到。
蒋介石爱喝可乐那是来台之后的事情，往往在夏天外出巡游时，他总会心血来潮喝上一听，喝得还比较讲究，等到可乐开罐时，汽泡上涌，蒋介石会对着汽泡一饮而尽。这样喝下去能回肠荡气，面对美景美色，更是心旷神抬。
等到蒋介石盥洗结束，喝完开水，就开始在阳台上做柔姿体操和唱圣诗，背《圣经》。每当他念到有关“圣父”、“善哉”、“圣哉”一类的称谓及感叹词时，他便会立定站稳，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脱帽行礼，毕恭毕敬。
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静坐祈祷。他先用毛毯盖好自己的膝盖，往眼睛上点上眼药水，一面点药，一面用一条白色手帕轻轻的擦拭按摩双眼。点药完毕，他闭上双眼，静坐40分钟，口中念念有词，静坐的时间之准确，能以分计。时间一到，他就用双手按摩几下双眼，算是静坐的收势。这样的静坐既能陶冶心性，又能保护眼睛，所以纵使到了垂暮之年，蒋介石的双眼依然是炯炯有神，咄咄逼人。
静坐完了之后，蒋介石就在书房里做“早课”，也就是写日记和看报纸。与常人不同，蒋介石的日记不是当年晚上写的，而是隔天早上写的，这样做一是由于蒋介石不善于熬夜，二是清早起来，头脑清醒，便于回忆，三是利于对前一天的事进行检讨和反省。
日记记完后，蒋介石就开始读报纸，阅读的种类较多，台湾出版的几家有名的诸如《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一类的大报是每天必看的报纸。阅读的范围，上至国际大事，下至台湾地方民情，举凡他认为有意思、有意义的新闻，就交代读书秘书用笔勾画出来，等吃完早饭后，再念给他听。他常常能从报纸上得到下属没有提供的信息，并由此举一反三，对人又对事。
某天，蒋介石在一份地方小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某地有公务人员在上班时间内躲在宿舍打麻将。看完之后，蒋介石非常生气，不久，便召来“台湾省主席”黄杰要他好好整顿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状况，取缔在官署或宿舍打麻将的行为。这些由报纸曝光了的人员，只要被蒋介石知道的，他们的政治前途也就迅即变得渺茫、黑暗。
看完报纸的大标题和一些导读内容，侍从马上便端上托盘，盘中放一方半湿小毛巾和一小碟内装2片切得薄薄的木瓜片，蒋介石用叉子叉出其中的一片，放在嘴中，慢慢的蠕动、咀嚼，木瓜片是用来爽口和开胃的。
木瓜片吃毕，蒋介石便吩咐开早饭。副官听命后，即推着一辆可以折叠的餐车，停放在蒋介石端坐的沙发前，餐车上放着几色点心如年糕、汤包、花卷等，供蒋介石任意选用，一般做工讲究，蒸得松软，便于装着假牙的蒋介石咀嚼，另外还有一碗大米稀粥，一碟芝麻酱和一碟腌盐笋，蒋介石总是喜欢用腌盐笋蘸着芝麻酱吃，这样，清脆可口，咸味中带着一丝香甜。
早饭之后，大约8：40左右，蒋介石依然坐在沙发上，找来读书秘书为他念早餐前划出的重点内容。读书秘书一般文化程度较高，国学基础较好，口齿清楚，国语标准，当然还要会些宁波方言。秘书读报时，蒋介石一般背倚沙发，双手平放在扶手上，闭目养神，有时还打断秘书的念读，插话询问，对报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发表看法，但对其内容往往不当着秘书的面表明观点。
2．上班
9：00过后，蒋介石便更衣着装，吩咐备车去“总统府”上班。9：30正式办公，或是召开各部门“首长”会议，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征询下属对某事某人的意见、看法，以听为主，一般并不轻易表态，或是批阅下面送上来的文件，蒋介石看文件首先看文上的字写得端不端正，如发现字迹潦草，他会非常生气，有时干脆退回重写。其次，看看文字、词语用得是否确当，如发现有不当，含糊之处，他也会非常不高兴。
蒋介石下班的时间没有定数，有的时候，为了一些令人挠首的公文和很重要的文稿，或者一些需要迅速处理的文件，蒋介石会工作到中午1点多才下班。
待到下班回来，宋美龄也已起床并梳理完毕，等蒋介石一起吃午饭。蒋介石的中午饭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品种较多，南北兼顾，精致细巧，每样菜肴都烧得很烂并都加进鸡场做调味品。餐桌上，有几样菜肴是必备的，一是腌盐笋和芝麻酱，二是一碗不腻的鸡汤，三是“黄埔蛋”，这道菜用料简单，用2—3个鸡蛋打开拌匀，撒上少许的香葱花和精盐，放在大火烧热的锅中，在沸油中煎炒片刻，迅速起锅，菜色黄、白、绿相间，香味四溢，蒋介石自青年起就对此百吃不厌。
宋美龄的午餐是西方特色，蒋介石偶尔也尝点酉餐，但始终提不起兴趣。宋美龄面前的西餐菜例中，生菜沙拉是必备的，每每蒋介石见她吃得津津有味，便会戏谑一番，“你真是前世羊投的胎，怎么这样爱吃草呢？”宋美龄往往回敬一句，不以为然地说，“你把咸笋沾上黑黑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的呢？”蒋介石只是笑笑而已，继续吃他自己的饭菜。
午饭吃完了，侍从会端上一盘水果供蒋介石夫妇选用，通常有木瓜、香蕉、西瓜、美国大梨等时鲜果品，蒋介石除了苹果外，其他的水果都很喜欢吃。此外，蒋介石吃水果还十分节省，如果中午吃一根香蕉没吃完，他便留在盘中等晚饭后继续吃，如果有谁随便把它扔了，他知道后准得大骂一顿，他还用这种习惯教育孙辈。某日，蒋介石在高雄带着孙子蒋孝武、蒋孝勇一起吃饭，侍从为三人各端上一片西瓜，蒋介石从中挑了一片，拿来水果刀将其一分为二，分给孙子，告诉他们，“东西不要随便浪费，小孩子家只要够吃就行了。”而让待从把另一块贮存起来，过后再吃。
中饭之后，蒋介石便回到卧室睡一小党，时间有长有短，半小时到一个半钟点不等。午觉醒来，稍作洗盥，便走到户外，散散步，在花前、鱼池边逗留片刻，然后回到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尔后开始办公。主要是看看邮差上午送来的报纸，剪贴一些“有意思”的报道、社论、综评、综述等内容。碰上几件急需处理的公文，批阅、批复一下。如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他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官邸接见、会晤。这些活动完了之后，蒋介石夫妇会坐在一起吃下午茶。
3．晚饭
傍晚时分，倘若宋美龄有兴致，蒋介石会和她一起乘车出去兜兜风，常去的地方是郊外田园、海滨渔港、空谷森林，新鲜的空气、怡人的美景往往令他们陶然自醉，流连忘返，宋美龄能由此激发出作画灵感，蒋介石也常想出佳句。
吃晚饭时，蒋宋夫妇依然同桌共进，但饭食不同，蒋介石仍是以稀饭、点心为主，外加腌盐笋和芝麻酱。
晚饭后，他们或是外出兜风，或是在官邸的室内、室外散步、聊天。
掌灯时分，官邸的夜生活开始了，宋美龄一天24小时最快乐的时候到了。陪宋美龄看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是蒋介石晚间活动的主要内容，影片通常是美国进口片或台湾公私立电影公司拍摄的新片，许多还没有公映。放映的地点就在餐厅。看电影前，蒋介石要在书房里静坐和祈祷40分钟。蒋介石一到，电影就开始了。他坐在宋美龄身旁，看美国原声片时，宋美龄还能给他做些翻译，讲讲其中的关键情节。
不管剧情的发展情况如何，一到8：00左右，蒋介石就会举手示意，“停！”随即起身，对宋美龄说：“我不看了。”放映员马上停机，并做上记号，以便蒋介石隔日再接着看。宋美龄则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蒋介石一起身，在场的人员，除宋美龄外，大家都起立，目送蒋介石离开。蒋介石平生最爱看的中文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七仙女》等黄梅调影片，外文片是《巴顿将军》，常常连看几遍，亦不嫌烦。他和宋美龄一起看电视连续剧《包公传》时，热情很高，每集必看。
上床睡觉之前，蒋介石先静坐40分钟，再散步片刻，才入卧室。入睡之前，蒋介石平躺在床上，双手伸开，放在肚子上，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摩20下，再按反时针方向按摩20下，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肠胃蠕动顺畅，对内脏和消化都有帮助。
做完按摩，蒋介石慢慢入睡，夏天他习惯盖床仿绸薄被，冬天盖条薄绒被，较冷时再加条毛毯。睡姿常年保持侧卧，从不将双脚露在被外。
等蒋介石进入梦乡，整个士林官邸天籁俱静，它们和蒋介石一样，等待着次日黎明的到来。
蒋介石是一位生活极其刻板而严格的人。人们常见的形象是一颗光头，一脸严肃。一口“娘希匹”。确实此人保有中国帝王的传统，军阀的粗野和基督教的刻板。
1．中正头
蒋介石的尊客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头，“蒋光头”是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给他起的绰号。美国总统罗斯福、尼克松等人与蒋介石见面之后，常用“花生豆一样的脑袋”来描述蒋介石的头。唐人认为，蒋介石是个秃子，由于年轻时代，生活不检点染上“杨梅大疮”。
其实不然，蒋介石年轻时代确有一头浓密的好头发，后来任孙中山的护卫领导工作才剃了个“作战头”，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加之，这个“发型”使他更显精神，所以一直保留着。
来台之后，蒋介石仍然保留着这种“发型”。60年代起，蒋经国为顺利接班，在台湾大搞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活动。上有好者，下必胜焉，台湾当局的“教育部”领导人为巴结蒋经国，讨好蒋介石，居然要求全台湾的中学生都剃成光头，还誉其名为“中正头”。
当时，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勇正在上初中一年级，有次回家，蒋介石愕然发现自己宝贝孙子的脑袋像个光葫芦，大惑不解，便问蒋孝勇这是怎么回事。蒋孝勇对蒋介石的发问也显得吃惊，说：“爷爷，您难道不知道，我们老师让我们大家理‘中正头’，就是要剃个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所有的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的。”听完孙子的回答，蒋介石当时应承了一下，并没有多说什么，后来越想越不高兴，甚至对外界说把他当成是“秃子”和“光头”而生气。
不久，在一次重要的党政联席会议上，蒋介石很直率地表明了自己对中学生剃光头的态度，“你们很多人会说我是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
台湾“教育部”的官员拍马不成，反挨了一蹶子，有几位受到了蒋经国的批评，升官无望了。
2．微服私访
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权威人物一样，蒋介石也很喜欢微服私访，出其不意，检查下级官员和机关的办事态度及工作状况。
1966年夏天某日，蒋介石吃罢午饭，突然心血来潮，要去台北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卫队立即备车往淡水方向驶去。当车队行至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一处卫戍师某部营区旁边时，蒋介石要座车靠边停下来。
蒋介石下车后，沿着山路拾级而上，这时，营区门口的卫兵见有人戴顶礼帽，门头而行，想往营区直接间人，马上举枪，拉响枪栓，大喝一声：“什么人？”并作瞄准状。跟在蒋介石身后的护卫人员连忙冲上去围住蒋介石，以防不测。侍卫长疾步走到那名卫兵面前，亮出识别针，大声骂道：“混账！见了总统还不敬礼，成何体统？”
这时，蒋介石走上前去，非但没有责备卫兵的意思，反而夸奖他做得很好，并和颜悦色地询问了他的名字、年龄、籍贯、家庭情况。卫兵颇受感动，并干脆利落地回答了蒋介石的询问。不久，这位卫兵因工作负责而得到了提升。
蒋介石常常不打招呼，直接下连队视察，他常去的地方不是部队官长们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而是厨房、厕所、浴室这类生活设施场所。他认为，这些地方办得好坏直接反映部队的纪律状况和士兵的精神问题，他还特别注意士兵的衣着打扮。
某日下午，蒋介石乘车出去兜风时，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忽然发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迎面走来。蒋介石见后，满脸怒气，发话下来，“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即命令座车停住，走上前去，向那个士兵亮出了身份，士兵当时就吓傻了，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侍卫长的问话。到了一个歇脚的地方，侍卫长立即打电话给那个士兵所属部队长，要求他好好管束自己的部下。不久，这名回了营房的士兵被关了几天禁闭之后，开缺回家。
还有一次，蒋介石到部队视察，看到冬季到了，士兵睡的还是稻草铺的地铺，有的营房还是茅草屋，心中非常不高兴。次日，他将军团司令找到办公室，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司令回答是经费紧张，还没有来得及改建。蒋介石查实后，亲自下令，要求“国防部”编制预算，迅速将部队营合改为钢筋水泥结构，添置木板床铺和棉被、毡子等生活必需品。
3．咬文嚼字
蒋介石少小时代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学军事，所在的军校也只是一般的培养下级士官的学校，所以蒋介石说不上获得过高学历，或者说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不过他却是生活中的有心人，工作之余，一有时间便埋头苦读，而且有个好习惯，要看一本书，必定凝神静气，一气呵成，读完为止。久而久之，也积累了不少知识。
蒋介石对文字素养非常重视，几达咬文嚼字的程度，尤其是逢上重大的庆典、节日，需要他发表文告，或书面讲话时，他对书面文章中的遣词造句看得更重，深怕有所闪失，以遗外界口实和把柄。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当要以蒋介石的名义或声音发布训词一类文稿时，蒋介石便将他的文字秘书秦孝仪找来，当面向他口授训词大意。秦孝仪就在一旁作认真记录，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再给秘书长张群过目、修改，直到张群认为可以了之后，秦孝仪再赶到蒋介石的官邸或“总统府”，请他审阅。这时，蒋介石会戴上老花镜，手握红蓝铅笔，像个教书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似的，在送交的文稿上左涂右抹，上下图句，折腾半天。有时，由于稿子内容太重要了，他会看上几天，字斟句酌，反复琢磨。还有的时候，当蒋介石看草稿时，秦孝仪则侍立在一旁，一站半天，随时回答蒋介石的询问。一稿完毕，还得准备写二稿、三稿，秦孝仪必须经常连夜加班。只要蒋介石要求发表文告，他就不能离开秘书室半步。
某些时候，蒋介石静下来突然想到刚给秦孝仪的修改过的稿子有个字词用得好像不妥，他就立即把秦孝仪找来拿回原稿，或者从印刷厂把稿子抽回来，再作修改，直到他认为差不多并最后审核无误了，才交代拿去印刷装订。秦孝仪匆匆奔往印刷厂，要其负责人赶快印刷，明天早上用，印刷厂才开机印刷。
1971年，当台湾被取消了联合国会员国资格时，一份“退出”声明，蒋介石召集幕僚、文书，修改了十几遍才正式公开发表，官邸上下忙成一团。
蒋介石对训词、文告字斟句酌，煞费苦心，因此，常常要求下属听众也要认真听讲，谁要是稍有懈怠，蒋介石就会认为这是对他的训词、对他的苦心、对他的学识，甚至对他本人的不尊重。
每次蒋介石召集党政要员开会，开始念他的训词时，必然准备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一副是用来看远的眼镜，轮流使用。前者是为了看清训词的内容，后者是为了看看听众，一边看训词，一边用眼光往台下左右扫视，如发现有人在他念训词时思想开小差，或乘机偷偷打瞌睡，他会立即停下来，大喝一声：“×××，站起来，把刚才的训词复述一遍”。被指名者，往往站起来之后，不知所云。这样，蒋介石在会议结束做总结时，当众批评这个人，这个人的官运也就到头了。久而久之，只要是蒋介石召集训活，再想打瞌睡、开小差的人也要振作精神，洗耳恭听。
4．“面试”考官
早在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时，为了拉拢人心，建立自己的圈子，他每天都要分别找一个军校学生到他的办公室见面谈话，犹如中医郎中一样“望、闻、问、切”，看看长相，听听回话，问问打算，估摸心理，以此来确定此人有无培养前途，确定与自己的亲疏关系。据说，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徐向前当年也被蒋介石找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一口山西口音，背还有点弯，人长得也不“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问几句话，便让他回去了，望着徐向前的背影，直摇头，“不可用也”。徐向前后来的人品。才干、功绩证明蒋介石的这一套并不灵。
来台之后，蒋介石继续沿用这种老方法对某项要职的候选人进行面试，确定正选。通常是“总统府”三局把有关候选人的名单、档案简要交给蒋介石，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预选人员在会客室等候。
蒋介石上班后，翻阅一下面前的材料，完毕后，“总统府”武官就高声唱名，让应试者过来觐见。此时，蒋介石则端坐在办公桌后面，静等被召见的人，秦孝仪和侍卫长侧立左右。蒋介石的办公室入口有一约1寸高的门槛，有的被召见者，来时本来心情就忐忑不安，神情不安，待快进门时，只顾朝里面的蒋介石严肃的面孔上看，忘记了其他，一不小心，被门槛绊倒，顺势就扑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前，好不尴尬，等到站稳后，蒋介石问话时，已经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了，这个人也就因失态失言而落选了。
有的心细的候选人躲过了“门槛关”，直立在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开始问话，当然先是从家常闲话开始，用的是半文不白的官腔，诸如“贵庚（年纪）多少？”“宝眷（夫人）可好？”“平时读什么书？”之类，有的被召见的人听不懂蒋介石的浙江话，或者不懂“贵庚”、“宝眷”一类的称呼，往往站在那里发呆，这个人的升迁机会就没了。蒋介石会从笔筒中，拿出红蓝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画个红圈圈。
有些知道蒋介石惯常面试内容和口音的候选人，在面见蒋介石前必先梳理一番，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衣着还穿得朴素大方。见面时，坦然自若，气宇轩昂，有问必答，干脆利落。蒋介石心中就已经对他喜欢上了三分，如果这位候选人在回答蒋介石“平时读什么书”时，答道：“在研读领袖训词”，并能背出点其中的部分内容，谈些体会心得，必然博得蒋介石心中大悦。这个候选人就这么定了，以后还会高升。蒋介石当面勉励几句，然后拿起红蓝铅笔在这个人的名字后面画上蓝圈圈。
5．骂人、发火
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的旧军人、“新军阀”，并且浑身上下充满着专制独裁气味的蒋介石，动不动发火、骂人是家常便饭，根本不用去考虑别人的人格尊严。
在大陆的时候，特别是蒋介石年轻气盛的时期，每每遇到部下没有按照他的指令办事，造成失误，蒋介石常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我要杀你的头！”“娘希匹（细皮、西皮）！”后者是气愤之极随口而出的浙江宁波“脱口臭”，比国骂“他妈的”还难听三分。由于蒋介石有时喜怒无常，动辄骂人，往往又不分场合，赏罚不明，使得许多高级军官颜面上过不去，心怀不满，不少人在战争关键时刻，就是这样被蒋介石“骂”到共产党那边去的。
到了台湾，蒋介石已过花甲之年，早年的盛气已为岁月和失败平抑了不少，不过骂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根据生气程度分为三种骂法，一是轻度生气，骂一句“岂有此理”；二是中度生气，骂一句“混账”；三是极度生气，骂一句吓人的话“我要枪毙你！”
当然“要枪毙你”不是真枪毙你。1957年5月，台湾发生“刘自然案”，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对蒋介石当局不满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静坐，甚至发生了对美国人的打、砸、抢事件，越闹越大。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将他的嫡系黄埔学生，当时的台北卫戍司令黄珍吾叫到官邸，操起拐杖，往面前的茶几上狠狠敲打了好几下，骂道：“你这个卫戍司令是干什么吃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开罪了美国人，怎么收场？”“你该死！”“我要枪毙你！”
黄珍吾作为“天子门生”，自然摸透了“校长”的脾气，赶快低头认罪，一个劲地说：“是！是！这都是学生的错！学生立即查办！校长息怒！”一听“校长”的称呼，蒋介石气顺了许多，黄珍吾非但没有被“枪毙”，反而照样做他的卫戍司令，而其他与此事相关的高级官员纷纷被撤换了职务。
做蒋介石的侍卫和勤杂人员的人，在他的心中只是“佣人”或奴仆。大陆时期，蒋介石对侍卫人员的称呼是“卫兵”，侍卫长是“卫兵头”。抗战时，蒋介石有一次生气时，抡起拐杖打过一个“卫兵头”，事后也没道歉过，只觉得是理所当然。来台后，蒋介石对副官、侍卫长的称呼有了点变化，只喊一声“喂”，这比过去算是亲切多了。
蒋介石吃正餐时总爱喝碗温度适中的鸡汤。有一次，厨房为他做的鸡汤上浮了一层油，端汤的副官忽略了温度，蒋介石也没在意，一口喝下去，烫得难忍，“噗”的一下，吐了一桌，勃然大怒，冲着副官大骂：“你这个混账！你想要害死我啊！”副官吓得不知所措，当天就被赶出了官邸。
有一次，一个侍从人员错把精盐放到糖罐里，侍候蒋介石喝茶的人加了一小勺盐（误以为糖）放在他的茶杯里搅匀了，蒋介石端起来刚喝到嘴里，就“噗”的一声吐到了桌上，好在宋美龄在场，蒋介石才没有破口骂人。
6．身必躬亲
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心细如麻，凡事对人不放心。在大陆时期，特别是在战争、战斗中，他常常对下属的能力、态度存有疑心，越级指挥，给下属造成很多想说又不敢说的麻烦，战争失败了，他们还要承担失败的责任，代蒋介石受罪、顶缸。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仍不改心细习惯，凡事身必躬亲。1960年6月中下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蒋介石夫妇的邀请来台访问，蒋介石及台湾当局对此高度重视，深恐稍有闪失，得罪了美国朋友，失去了国际上的靠山。为此，早在两年前就成立了专门接待机构，由专人负责这次接待工作。艾森豪威尔快要到台湾前一个星期，蒋介石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原来，蒋介石是不喜欢吹电扇的，更反感空调机，他一直是让人用大陆产的蒲叶扇为他肩风祛暑的，但是美国总统享受惯了空调冷气，不会认同蒋介石的蒲叶扇，为此，蒋介石只得委屈自己，让人从“空军总部”“借”了两台由美国进口的约克牌空调，并十万火急地找来技工加班加点，赶在艾森豪威尔到来之前装好。
1958年5月，伊朗国王巴列维即将访台前夕的某日夜间10点左右，蒋介石和宋美龄突然来到“总统府”检查室内的布置情况，看看有无人员在认真值班。幸好副官翁元当时还是个单身汉，就住在“总统府”的值班室里值班，蒋介石夫妇见此比较高兴，给予了一番夸奖。不过，宋美龄看了“总统府”会客厅的布置情况好像不太满意，第二天让人送来了她自己作的画布置在客厅内，免得单调。
每年春节前夕，蒋介石照例要给副官们一点小赏头，鼓励他们明年好好服务，往往是给钞票，而且由蒋介石亲自点清了给。有一次，一名副官被蒋介石召进办公室，蒋介石拿出一沓钞票，说是要奖给他，正当他把钞票往这位副官手上送去时，便觉得不对，又把手缩了回去，坐下来再数点一遍，数着数着，发现多了一张，又从中抽了回去，再将这沓钞票赏给了副官。副官本来见“总统”亲自奖赏自己，还挺激动的，后来发现蒋介石为了一张面值为10元的票子还要数来数去，拿了之后，尽管口谢“总统”，但觉得特别窝心。
7．疑神疑鬼
蒋介石信风水、讲述信，早在20年代人们就有耳闻，当年国民革命第一次攻打南昌失败，据说就是因为蒋介石在布兵排阵上听信了“风水”、“八卦”一类的迷信预言。进入老年之后，蒋介石常常疑神疑鬼，顾忌太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60年代中后期，在台湾政坛上流传着一只笑谈：举凡高级官员身体欠安住院，只要蒋介石前去慰问、探望，这位病人的大限也就快到了。蒋介石自己当然不知道这些事。
某年，原台湾“空军总司令”，后任驻约旦“大使”的陈嘉尚任职期间回来治病。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有一天他突然来到“荣民总医院”探望这位部下、爱将。陈嘉尚早听人说过蒋介石有“勾魂”、“特异功能”，见“总统”大驾光临，又感动又害怕，当然还是十分感激地接收了“总统”的慰问。殊不知，没过几天，蒋介石“勾魂”的笑谈、传闻得到了验证，陈嘉尚因病不治而命赴黄泉。
蒋介石能“勾魂”，但绝不把鬼魂带回家。每次蒋介石以总裁、“总统”的身份参加完台湾政要和名流们的葬礼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洗手间冲洗双手，一洗就是老半天。他从来也不会告诉别人这洗手的秘密，只有跟随他的人知道，在他的老家有这么一种迷信风俗：悼丧回家的人必须先洗手再进正房，不然，就会把秽气带进家门。
蒋介石到了晚年对黑颜色也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倒霉的象征。60年代初，侍从人员为了方便蒋介石看看新闻，在他的书房中装了台电视，但他的办公卧榻面对着荧幕有反光，干扰了他的视线，他就让人给做个套子或弄块布覆盖荧幕。官邸的专职裁缝师傅奉命去准备，不多时就做好了一块黑色的布幔，盖在电视机上。蒋介石一见，雷霆大发，高声斥责：“真是莫名其妙，谁叫你们搞块黑布来的，还不赶快给我拿走！这是谁的主意？”
1966年夏季，大陆发生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蒋介石在海峡彼岸隔岸观火，幻想着趁此机会“反攻大陆”，但又顾忌到台北与大陆距离太近，一旦战端挑起，解放军的喷气式飞机只需几分钟就可以飞到台北上空。基于此，蒋介石想找个能建起战时办公室的安全地方。恰在此时，台湾望族林本源有意捐赠一块土地给“总统府”，此地在桃源大溪，为林氏家族的发祥之地，不少风水先生认为这是“龙穴”。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心中大喜，当即命令“总统府”三局负责办理此事。
蒋介石在捐地手续办完之后，来到大溪实地考察，根据自己的“风水”知识，断定这是块难得的宝地，一来可以建一个安全的战时办公室；二来以后蒋家搬到林家的发祥地，可以借光兴盛。于是台湾当局禀承蒋介石的意见，在此大兴土木。命运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跟蒋介石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反攻大陆”是蒋介石选择这个地方的理由，但“反攻”一直没有举行，几年后，这个地方反倒成了他的“奉厝”之地。
选择在阳明山上盖中兴宾馆，以便蒋介石一家夏天来此避暑也是经蒋介石同意的。但万万没想到，1970年宾馆落成后，蒋介石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情。中兴宾馆建在后草山的顶上，大门正对七星山，背对台北市区，入宾馆要经过蒋介石的昔日爱将胡宗南的墓地。当初选择地址时，蒋介石大概忽视了这一点。
8．洗澡、剪指甲
蒋介石在台湾时，洗澡是由副官来帮助的，他还自有一套规矩，别人不能不从。
首先是帮他洗澡的副官送他入浴室时，必须衣着整洁。帮他洗澡时，副官可以脱去中山装上衣，里面的衬衣可以不打领带，下身则穿着一般的长裤，天气热的时候，可以把衣袖卷起来。
其次是水的温度要适中，一般在40—50℃之间。由于蒋介石喜欢泡澡，每洗一次，总在1个小时左右，所以要换2—3次温水。泡澡时，蒋介石从来不用肥皂，主要是觉得肥皂味道怪异，还有损皮肤，加上他一般也不大出汗，身上并无油腻感觉。
再次是泡完之后，副官为他擦拭后背，这能起到按摩作用，而后，再为他披上一条大毛巾，擦去身上的水渍。接着，把他送到浴室门口，由另一名副官把他搀扶到书房，让他坐在卧榻的沙发上，副官搬条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干毛巾为他擦拭双脚和脚趾间的水渍。
蒋介石的洗澡与剪指甲又是联在一起的，这项工作是由专人负责。这名专门帮蒋介石剪脚指甲的人姓吴，吴某原是上海人，来台后在台北中华路“安乐池”澡堂做服务员，专司修脚，手艺高超，在台北浴界堪称“一把刀”。士林官邸内务官知道吴某手艺不凡，曾几次将他接来为蒋介石修脚。由于吴某长相不错，又是上海出生，所以蒋介石对他和他的手艺很是欣赏。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台湾“安全局”让他辞去“安乐池”澡堂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点卯，随时听士林官邸的调遣，为蒋介石修脚、剪指甲。有一次，蒋介石到台湾南部的梨山度假，住了几天后，发现脚上长了些茧子、指甲也长了，走路不太方便，就让随行副官通知吴某当晚从台北启程赶赴梨山为他修脚、剪脚指甲。
9．衣着，审美观
蒋介石对穿衣打扮是非常讲究的，总体特征是干净、整洁。利落、庄重，他最讨厌别人衣衫不整，邋退肮脏，而且注意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一般地说，在自己的家中与家人团聚时，蒋介石要保持家长的威严和慈祥，通常穿一袭长袍，冬季为棉质黑色，夏天穿绸缎浅灰色，春秋季节为棉质深灰和蓝色；在去“总统府”办公时或穿墨绿色军便装或银灰色中山装，这样显得庄严肃穆；外出视察或接待外宾时也多穿这两种服装；遇上节庆、典礼，或穿黑色长袍、或穿上将礼服，并佩戴勋章；到军队视察，往往穿上军便服，或正规军装；遇有重大军队节庆活动，如检查部队时，他总是穿上戎装，并披上他那件穿了多年的外黑里红的披风。
蒋介石对别人穿着的态度也是依他的服装审美标准来取舍的。一是不能花哨，他认为这样有伤风化；二是要朴素、干净，认为这是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以宋美龄为例，在公开场合都穿旗袍，但颜色却以黑色、暗红和墨绿为主。蒋介石的儿孙们的衣着一般以军装、西装、校服为主，除蒋经国喜欢穿茄克服外，其他人都是以蒋介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60年代中期，在美国文化影响下，台北街头流行起了白色半透明的mini（“迷你”或“超短”）裙。某日，一位张姓护士小姐被接到士林宫邸为蒋介石夫妇做护理工作。按照他们夫妇的惯例先得与来人见一面，这位张小姐这天穿的正是迷你裙，由于是官邸从外面挑来的，所以长相、气质都不错。当张小姐蹬着高跟皮鞋，走着模特步来到蒋介石的会客厅门口时，蒋介石一见，先是眼睛为之一亮，但随即暗了下来，脸色也更加严肃深沉了，待张小姐走后，蒋介石对宋美龄说：“你去跟她谈谈，她的裙子都露出大腿来了，以后不要穿那种裙子。”
按照中国传统男人对淑女提出的“笑不露齿，裙必过膝”的原则，张小姐的迷你裙显然是要不得的。
10．鲜花·金鱼·土狗
在蒋介石的士林宫邸有座“兰亭”，是蒋介石夫妇常去小憩的地方，这里摆放着许多名贵、稀有的花卉。蒋介石每到这里都要仁立、流连一番，仔细地观察着各种花卉的颜色、形状，还时不时地嗅嗅花香。园丁们还为蒋介石在官邸建了一座玫瑰园，蒋介石兴致高的时候，一边观赏，一边与园丁讨论改良品种、嫁枝移术事项，纵使是老园丁有时还不得不佩服蒋介石的“花道”。曾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想起了日本有种特别好看的牡丹，让人采购一百余株放到台湾高山地区栽种试验，但由于气候问题没有成功。在所有的花中，蒋介石最喜欢台湾本土生长出来的蝴蝶兰，这种花雅致、清艳。他不喜欢酉洋兰，认为它太艳了，这倒与他的衣着审美相一致。
蒋介石喜欢钓鱼，人所周知，不但如此，他还喜欢养鱼、赏鱼。在士林宫邸内有处水池是专门养金鱼用的，蒋介石在庭院散步时，常来池边石凳一坐，然后让副官拿些剩馒头碴来，他慢慢掰碎，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水池中抛去，引得众金鱼欢腾、追逐，每见此景，蒋介石便兴奋异常。久而久之，金鱼们似乎对他熟悉了，只要见到他的身影，就向池边游来。蒋介石也对金鱼有些感情，还给他们取了名字。
蒋介石在大陆时曾养有一条德国名犬，后来由于战争失败，蒋介石心情不好，一枪把它打死了。来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官邸又养了一条白狗，每天蒋介石快吃完午饭时，副官们就将这条狗放进餐厅内，然后侍从拿来一只盘子给蒋介石，他亲自为狗调拌饭食。这条狗也极是机警、灵通，只要是蒋介石的东西，不管放在官邻内的什么地方，它差不多都能找到。牧师周联华觉得这条狗很有趣，便问蒋宋夫妇，这条狗是什么名贵品种，宋美龄故意卖关子，让周联华自己先猜。周联华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蒋介石见状非常开心，还是宋美龄揭了谜底，她告诉周联华，这条狗是土生土长的土狗。
11．基督·王阳明
蒋介石是为了能与宋美龄结婚，答应宋老夫人的条件而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不过，从此以后蒋介石还真的有模有样地每天起床后就与宋美龄一起读《圣经》、做祷告、交流读经心得体会。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安救蒋介石，使蒋介石切身感到冥冥之中，真有一个上帝在俯视着芸芸众生，因此，他的信仰更坚定了。
来台之后，随着年岁的增加，以及不少军政大事交给了蒋经国办，加之生活比在大陆安定多了，蒋介石对基督教的信仰愈加虔诚，卧室内始终悬挂着“耶稣受难”像，每天早晚必诵读《圣经》。
蒋介石特别爱读基督教典籍《荒漠甘泉》一书，并将它的内容演绎成提高“革命精神”的修养读物，这一点是很能让人理解的，因为该书中的“荒漠”意为人的处境犹如荒漠一样干涸，而“甘泉”则是上帝指给人们摆脱困境的光明大道。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处境，以及他追求的东西对他的诱惑正如“荒漠”与“甘泉”一样，所以蒋介石看重这本书，并将它推广到台湾军政要人当中，希望他们与自己同心同德，完成所谓“光复”使命。
为了表明自己的信仰虔诚，当他和孔祥熙一起在梨山修建了一座教堂，破土动工那天举行典礼时，蒋介石亲自为山胞证道、训话，使不少信徒至为感怀。
30年代时，蒋介石就非常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哲理，并用它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超人”理论。来台湾后，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对王阳明的学说更是推崇有加。蒋介石在给蒋经国、蒋纬国的生日贺信中，都勉励他们细心研究，“法古今之完人，养天地之正气”，将他常去避暑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7月，专门对“船山学会”颁词，称：
王船山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理尽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天下人心；几所言行，皆切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儒家正学。其孤忠尽节，尤堪为后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