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益年迈体衰，蒋介石愈来愈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了。鉴于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关键时刻众叛亲离，他对谁都不放心，思前想后，知子莫如父，亲父莫如子，还是子承父业，才能确保“江山永存”。但是，身处现代社会，在民主大潮的冲去下，这种传子不传贤的作法难免会遭众人非难，为此，蒋氏父子要颇费一番心思。
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有极浓厚的传子思想。为培养蒋经国接班，可谓煞费苦心。越级提拔，铲除异己，任用亲信，顺利接班。
1．呼之欲出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正式宣布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的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蒋介石在秘密部署“父业子继”。蒋经国则惟父命是从，步步高升，真是父“慈”子“孝”。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追随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
蒋介石为蒋经国加入权力中枢做了精心安排。首先，他让陈诚任“行政院长”，陈诚对自己既忠心耿耿，又无独立野心，还能帮助自己支持眼前的残局，当然也不会妨碍蒋经国地位的稳步上升。其次，他安排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此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
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买账的“军统”后裔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而死。
蒋经国的官衔虽非至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他深知自己资历甚浅，涉足政界，根基不够。因此，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嫡系，网络自己的势力。
原来，蒋经国的班底有“两干一俄”。“两干”即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一俄”指他留俄时的同学。
“两于”是他旧时的嫡系和亲信，大多位卑名微，在老将云集的台湾，这些人自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还得经过一定的培养和锻炼方可成器；“一俄”虽有一些干才，但真正效忠于他的也为数寥寥，只有严灵峰、王新衡等几个，更何况个别人还讨不到蒋介石的欢心。
经过一番筹划，1952年11月，蒋经国的“第三干”——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
1950年7月，国民党开始了“改造运动”。蒋介石便委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借此机会，蒋经国大刀阔斧，向把持党务多年的CC系开刀，最终，CC系头子陈立夫被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一改旧时“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蒋家天下蒋家党”，“太子系”势力急剧膨胀。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至此，由老子撑腰，蒋经国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枢，而其爪牙、亲信则遍布各处，羽翼渐渐丰满。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蒋经国赣南带来的李焕、萧昌乐等亲信落脚此处。父子二人一唱一和，使“三青团”得以借尸还魂，成为蒋经国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一位令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新一代政治“强人”呼之欲出。
2．吴国桢被逼出走
对于蒋氏父子有背历史潮流的作为，许多人并不买账，指指点点。为使长子逐步接班，蒋介石不断清除异己，扫除障碍，为“太子登基”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在蒋经国的“接棒”之路中，打击最烈、轰动最大的是吴国核、孙立人两案。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了美籍华人叶一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吴国桢、孙立人在蒋家王朝中的悲剧命运》。文章评论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和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的牺牲品。”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他是蒋介石眼中“红得发紫的人”，本来可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但由于和蒋经国有过节，而最后导致流亡海外。
蒋介石器重吴国桢，是因为吴毕业于美国，和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向为美国人所欣赏，蒋介石也就“爱屋及乌”了。同时，蒋介石对吴国桢委以重任，也由于吴国桢从不结党营私，办事讲效率，令出必行，讲究法治，却也不失为一位“干才”。吴案发生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回忆道：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自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上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现洋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审长。
1949年12月，蒋介石退台后，一切行动皆以争取美援为主，而素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向来与美国交好，故而他就成了“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眩吴国桢对此曾大惑不解，婉言相拒：“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上任“台湾省主席”后夺了陈诚之权，陈诚对吴耿耿于怀，吴国桢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后坚请辞职，蒋介石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吴国桢听了蒋介石和他说的“贴心话”后，深受感动：“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遂依旧做他的“台湾省主席”，幻想励精图治，挽救党国。
吴国桢一时虽受宠于蒋介石，为何又遭贬呢？原来，吴国桢虽讨好了老子，可他却得罪了儿子。
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之命到上海打“老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一方面对蒋经国没有积极配合，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对蒋经国之举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吴国桢的权力被蒋经国架空，他又很不买蒋经国的账，致使蒋经国对吴国桢早已心存芥蒂。
到了台湾以后，蒋经国独揽台湾岛的安全、情报和特务系统大权，尤其是就任“总统府资料组”组长后，更是发号施令，借故打击异己和政敌。吴国桢对此深为不满。1950年，蒋经国逮捕了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吴国桢认为蒋经国随意抓人，证据不足，不服人心。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吴国桢，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认为：“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
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哲甫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但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间隙却越来越大。
后来，蒋经国曾令全省特务以清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398个人，其中19人仅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吴国桢获息后出面干预，蒋经国方将这些人释放，避免了一次滥害无辜。事后，吴国侦对蒋介石进言：“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蒋介石未置可否。
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还涉及一个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台之初，“中央”与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应付这样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作为“省府主席”曾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特务机关一些预算外的要求和请托，吴国侦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他曾悄悄对朋友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对蒋经国不俯首听命，早已被看成是蒋经国“登基”的障碍，而吴国桢竟还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原爱经国兄，是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忠言逆耳，蒋介石听后很是尴尬和气恼。遂产生了除掉吴的念头。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
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和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老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原则，断然挂冠。蒋氏父子见拉不过来，只有杀。而‘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这使人们更加看清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蒋介石略微松了一口气，吴国桢的存在价值也大大降低，蒋氏父子遂对他突下狠手。吴国桢在《八十忆往》中讲述了如下一件事：1952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到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要返回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见了，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肚子疼，开车不久就到一家饭店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驾驶员发现两只前轮的螺丝都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爬坡或转弯时，车轮必飞脱出去，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
吴氏夫妇死里逃生，深感惶恐。加之，吴国桢素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仍保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准备偕夫人赴美。5月24日，在宋美龄的周旋下，吴国桢夫妇离台。陈诚、蒋经国、蒋介石、宋美龄等五百余要人和亲友前往机场送行，盛况空前，破历史之记录。行前，吴国侦的好友张群赠送他曾国藩手书的对联一幅：“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请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与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不料，吴国桢刚抵美不久，1954年1月，台湾就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流言。报刊推波助澜，接连发表社论，其中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国桢要求蒋介石：“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并作“辟谣启事”寄回台北的父亲联系报纸刊出，结果，吴老先生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吴国桢“含冤莫白”，1月29日，他在纽约《民声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辟谣：“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家着想？然而古语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仍洁其名。桢恳贵报勿逼帧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台湾当局见此，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函告吴国桢：“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吧。”
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吴的“辟谣启事”：“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挤于人类。”
2月7日，吴国桢在美国接受台电视台和合众社记者的访问，公开表示，他之所以离台，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并发表三点政见：台湾如不实行民主政治，将无法争取美国与侨胞的支持；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专政，而他主张民主化；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
吴国桢登高一呼，美国和台湾议论纷纷。
不久，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同时，把矛头直指“太子”，主张将其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否则，妨碍台湾进步。2月27日，吴国桢又趁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的机会，上书大会，提出如下建议：保障各方反共人士均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并有批评政府之权；撤消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不得由当局派其戚属主持；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扰者亲友之控诉；对于过去之非法措施，应追究其责任，藉以树信于民，使言论自由得以保障；撤销青年团，不得有变相之组织。
吴国桢条条戳到了蒋氏父子的痛处，蒋氏父子岂可饶过他。
随即发动党政官员、报纸进行围攻，指责吴国桢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3月门日，“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决议：“建议政府以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
同时，蒋介石发表“总统命令”，内称：据行政院里：“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竞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低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职责者20余年，乃出国甫与数日，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这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
此后，蒋氏父子还不肯放过吴国桢，企图将他引渡回台，在美国的干预下，此事不了了之。但蒋氏父子对待异己之心狠手辣却已深深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台湾自由民主人士胡适曾对此评论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
1984年，吴国桢含恨而死，葬于美国佐治亚州滨海小城。
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成揭露蒋家父子统治内幕的著作。有幸的是，蒋经国的老部下江南在美留学期间，和吴国桢交往密切，从吴手中搜集到大量资料，著成《蒋经国传》。然而，正当此书刚刚出版之际，江南便遭枪杀，发生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事后查明，枪杀江南的主谋便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蒋经国之所以急于将江南所掌握的秘密扼杀，是因为江南揭露了他们父子的种种劣迹。江南命案是吴国桢一案的继续，蒋经国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引起了世界公愤。
3．孙立人遭遇横祸
正当吴国桢案在台岛余波未尽之际，孙立人又向“太子擅权”发难。由此发生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后人美国普渡大学、西点军校学习。归国后，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滇缅战役中，率军取得仁安羌大捷，享有“东方隆美尔”之称。抗战胜利后，任过陆军副总司令。1950年到台湾后任“陆军总司令”。
孙立人属于留洋生，不属国民党内任何一派，富有才干，屡有战功，本受蒋介石的赏识。可是，他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一大批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不和，更要命的是，他还敢与蒋经国为敌，公开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高级干部们来听听士兵们的“良心”话。会上孙立人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孙立人是举，遭到蒋经国的怀疑，觉得他侵越了政治部的主权。蒋经国遂以召开“庆生会”来和他对着干。
孙立人以留美身份和抗战中的赫赫战功而为美国人所赏识，他与美军顾问团长蔡斯的关系尤其密切，两人对许多问题看法一致，都主张取消军中政工制度。而蔡斯作为蒋介石的“上帝”，又负责台湾军援的执行和美援的发票签字权，因此，颐指气使，法力无边。蒋经国迁怒于孙立人假外人以自尊，遂想借机收拾他。
还有，孙立人为了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于1952年11月指示部属郭廷亮将军官训练班的学生串连起来，使他们彼此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孙立人的这些举动，哪逃得过爪牙遍地的蒋经国的眼睛。孙立人与蒋经国间矛盾加深。
1954年6月，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已满年限，调动是必然。但调任何职，却大有文章。凭孙立人的资历、能力，估计应任“参谋总长”之职。可是，蒋介石却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调来做“参谋总长”，孙立人屈就于“总统府参军长”的虚位上。不料，新任“参谋总长”桂永清到任两个月后即患病去世。
在众人看来，“总长”一职已非孙莫属。然而，孙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蒋经国的亲信彭孟辑一跃而上任“代参谋总长”。孙立人再一次受到打击后，更加速了和军训班学生的联络，准备时机成熟，“结成一股力量，以作苦谏之用”。
而对孙立人的再次打入冷宫，江南分析说：“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争取美援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特别得罪了小蒋，导致内部的不和，且忧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1955年5月初，孙立人和部属郭廷亮商议，趁蒋介石到台南检阅部队之机，实行张学良式的“兵谏”，呈上意见书和改革方案。但由于特务机构早有觉察，台湾保安组织遂先下手为强，首先逮捕了郭廷亮和一批骨干成员。只有安徽籍军官刘凯英得幸逃脱，他迅速到孙立人公馆报告消息，但此时孙宅已被监视，他终没逃出蒋经国的天罗地网。
6月6日，蒋介石的台南之行按时进行，早晨4点30分，台南7万受检部队进入受检位置。但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军方两度用扫雷器在检阅台前反复检查，致使7万官兵空等了2个小时。检阅开始后，孙立人还在坐陪，几天以后，孙立人的影子就消失，孙立人以“兵变罪”被捕入狱。
孙立人等所准备的“意见书”内容，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加以保密。据外电报道，要旨如下：反对蒋介石一人包办党务，要求结束政府私人化局面，实行美式民主；要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努力把台湾建设好；反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统治，要求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贪官污吏；反对军队政工制度和师以上主官任期制度；要求孙立人担任“参谋总长”。
由此可见，这又是一篇反对蒋氏父子的宣言，尤其对蒋经国多有指责。
孙立人被捕，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台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2个月后，蒋介石见纸里包不住火，无奈之下于8月3日抛出了孙立人的“辞职书”，内称：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言郭廷亮案情，日昨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材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局，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职随从垂30年，尽忠效死，惟恐不及，乃党发生郭廷亮及江云锦等案情，不但五内如焚，急悚万状，且愧对钧座，直欲剖腹以明心曲，连日深切反省，职实有错，应向钧座坦率自陈，请予惩处有：（1）郭廷亮为职多年部下，来台以后，又迭予任使，乃竞是匪谍，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竞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立职责。
（2）两年前鉴于部队下级干部与士兵中，因反攻有待，表示抑郁者，为要好心切，曾指示督训组江云锦等于工作之便，从侧面联络疏导，运用波等多属同学友好关系，互相策勉，加强团结，以期领导为国效忠，原属积极之动机，不意诲导无方，竞致变质，该江云锦等不但有形成小组织之嫌，且甚至企图演变不法之举动，推源究根，实由职愚昧糊涂，处事不慎，知人不明，几至贻祸国家，百身莫赎。
上述二事，均应接受钧应严厉制裁，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俱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竞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扶忠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准予孙辞职，并命组成案件调查委员会。命令称：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听候核办。
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命令发布后，陈诚等9人调查委员会连日召开会议，展开调查，50天后，他们拿出了一份长达1．6万字的《孙案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指出：郭廷亮作为匪谍，穿插于孙立人和第四军训班少数学生之间，一面利用军训班学生的不满情绪煽动孙立人“兵谏”，一面设法使军训班学生相信孙立人已有意采劝行动”；而孙立人联络学生，其目的在于培植力量以寻求对所提意见的支持，他与郭廷亮动机和目的不同，但在行动上相互利用。
报告书结论为：
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化，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
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察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坠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
在陈诚等9人委员会调查的同时，经蒋介石同意，另组成“监察委员”陶百川、曹启文、肖一山、王枕华和余俊贤的5人调查小组同时开展调查。不久，写成调查报告送蒋介石过目，但蒋却将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并列为“极机密”文件不予公之于世。对此，5人调查小组成员之一陶百川曾坦言，他们的调查结果与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颇有出入。到底出入在哪里，不得而知，反正里边大有文章。
10月底，蒋介石根据9人调查小组报告发布“总统令”，对孙立人一案作出最后的处理，该令称：兹据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委员王宠惠等呈报彻查结果，一致认定该上将不知郭廷亮为匪谍，尚属事实，但对本案有其应负之重大咎责，姑念该上将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觉察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现后效。
对于此案，美国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等先后致电蒋介石，希慎重处理。蒋介石表明对涉嫌本案人员亦有“维护”之心，美方也就不好再过多干预。蒋介石所谓的“维护”就是“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在“七不”的原则下，孙立人长期被软禁在台北，成了张学良第二；郭廷亮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其余案犯根据蒋“确属无知盲从、情有可原者，应予从宽发落”的指示，分别判处了3—15年不等的徒刑。
其实，关于本案，四十多年来海内外众说纷纭，说法不一。
其一，台湾当局的定论是“兵变”案，如上所述。
其二，有人认为这是蒋介石和陈诚的阴谋，孙立人是无辜受害者。因为孙长期和陈诚、王叔铭等人不和，远离了台湾军方主流派而遭入陷害。
其三，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扶植自己势力的失败。持这种说法的人说，50年代初，美国在政治上支持“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军事上支持孙立人，企图形成另一个权力核心，这就对偏安台岛的蒋家小朝廷构成威胁，故吴国桢、孙立人先后遭到整肃。
其四，香港《祖国》杂志认为，孙立人的悲剧实为蒋经国和孙立人斗争冲突的结果。
孙立人一案虽疑点很多，但是蒋介石一锤定音后至今台湾当局尚无意再讨论此案。80年代，有记者采访孙立人，问孙立人：“您的案子很多人认为疑点太多，好像不少人想为您平反？”
孙立人答：“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将含笑九泉。”
可是，孙立人经过33年漫长的幽禁生活后，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台北，至此，台湾当局也未能给他辨明冤屈。
孙立人只好在日记中呐喊：“谁能还我清白，又有谁能还我公正！”
蒋介石着力培养和纵容蒋经国，在台湾实行家族专政，政界的吴国桢和军界的孙立人因对此略表不满，而遭到流亡和幽禁的下常但是，蒋氏父子的一举一动，无异于“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人人心知肚明，思想文化界对此更是早已洞察。可大多数人顾忌于政治的敏感和当局的高压，而不敢发表异见。少数追求自由民主之士稍有暗示或建议，即步入吴国桢和孙立人的后尘。《自由中国》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1．终身“总统”
要说《自由中国》案，得先从蒋介石连任“总统”谈起。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充任行宪以来的首届总统。按照国民党在大陆制定的《中国华民国宪法》第29条和47条规定，“国民大会”每6年召开一届，并且选举总统，总统任期也为6年。但是，面对解放军的风卷残云和桂系逼宫，蒋介石于1949年1月22日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不甘心失败，于1950年3月1日宣布“复职”，又从李宗仁手里夺回了“总统”之职。这样，蒋把被逼下野一年多作为总统任内的小邪失误”，而决定按“宪法”规定于1954年召开第二届“国大”，选举第二届“总统”。
但是，蒋家小朝廷政令不出台、澎、金、马，又怎么召开代表全国的第二届“国民大会”？又怎能代表整个“中华民国”？不能召开“国大”，他就不能当上口口声声代表全中国的“中华民国”“总统”。对此，蒋介石早有考虑，法是人定的，不能让人来适应法，要让法来适应人。他想起了“动员戡乱时期条款”，其中条款第一条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29条或第47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由此，蒋介石于1953年9月27日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继续行使职权至次届“国民大会”依“法”召开之日。可既然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第二届“国民大会”何日召开也就成了未知数。如此一来，随蒋到台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也就一届推一届，无限期延长下来，而他们的任期也就从6年或3年一任延至终身制。台湾人讽刺这些代表为“万年国代”。直到90年代，在台湾民主政治浪潮的冲击下，这些代表才陆续退出台湾政治舞台。
然而麻烦又来了，“国民代表”的任期资格经如上规定虽解决了，但代表又不足法定人数，原3064名“国大代表”只剩下1643名，还有不少分布在美国、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奈之下，蒋介石让“国民大会组织法”修改规定由“开议人数须半数“改为“三分之一”。这样，就保证了蒋介石连任万无一失。
在经过一番巧妙的准备以后，“国民大会”于1954年2月19日在台北举行，选举“正、副总统”。对于“正、副总统”，蒋介石早已内定，“总统”当然非他自己莫属，而“副总统”则由既没野心又深孚众望的陈诚担任。另据传闻，在大会召开之前，跑到美国的孔祥照也有意回台角逐“副总统”，他特派原台湾拾主席”魏道明回台打探，蒋经国获知此消息后，开动报纸等新闻机器大骂了这个“姨夫”一顿，孔祥熙只好就此打祝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蒋介石、陈诚顺利当眩5月20日，“正、副总统”宣誓就职。蒋介石身着蓝袍黑马褂大礼服，佩带大红授带，胸缀青天白日勋章，在“司法院长”王宠惠的监誓下，面对孙中山遗像和“国旗”，高举右手宣誓：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入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蒋中正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接着，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称：中正本子毕生革命的志节，把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早已献给于国家，今后更当根据宪法所给予我的职责，来勉任吊民代罪，救国复国的公仆，竭其忠贞，前驱效命！
至此，蒋介石的“法统”地位不仅得以维持，并且为其当“终身总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到了1960年，每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季风又吹临台岛，“总统”任期已到，蒋介石面临是进、还是退的选择，他的政治生涯再度走到了十字路口。
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一总统”任期为6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即“总统”最多任期只能12年。蒋介石有心要当“终身总统”，可又有冒“违宪”之风险，怎么办？很明显，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如何修改有关法律，使其违法行为变为合法；二是“国民大会”代表的总额计算方法问题。
这时，有人提出修改“宪法”，蒋介石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光复大陆的武器，亦莫过于尊重宪法。而此时言修宪，立意因极高远，然而大敌当前，见仁见智，徒起纷议，分心分力，转增时艰。”他可真有点“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味道。这可难住了他的智囊团，后来，不知哪位叔孙通想出了一记高招，提议修订“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条款新增：“动员敬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蒋介石连任的法律问题豁然解决。
而对于“国大代表”人数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并死、流亡海外的代表日渐增多，而在台的“国大代表”总数尚不及法定总额的一半，根据原“宪法”，代表总数尚不足一半，更不用要求“总统”的得票率为总数的一半，即使代表们100％投蒋介石的票，他也当不成。鉴于吸取上次“总统选举”的教训，蒋介石的幕僚们再出一计，函请“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新的解释：“宪法所称国民代表大会总额，在当前情形，应以依法选出而能应召集会之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即“总统”得票率有台湾现有“国大代表”的一半即可。这对蒋来说，则易如反掌。
在蒋介石“终身总统”的障碍扫除之后，1960年3月21日，“国民大会”第三次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陈诚为“副总统”。5月20日，蒋、陈老调重弹，宣誓就职。然后蒋发表讲话：中正仍以负疚待罪的心情，基于对国家，对人民，殊有其未尽的责任，不敢诿卸自弃，自当竭智尽忠，效命奋斗，务期达成其复国建国的惟一任务，无负于全体国民所付托之使命。
他并且提出了实现三民主义与“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执政纲领。
当时，台北市22万人冒雨游行，欢呼蒋介石第三次任“总统”。
2．《自由中国》的呼声
蒋介石连任“总统”表明了他在台湾的地位不可撼动，也保住了蒋家小王朝，从而也就使权力向蒋经国过渡有了保证。蒋介石虽然受到了万民拥戴，可也有人敢于“逆流”而行，向蒋氏父子的封建、专制之举开火，这便是《自由中国》杂志的一些工作人员。
《自由中国》于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创刊，为政论性半月刊，发行人为胡适，雷震负责实际主持，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骄、殷海光为主笔。杂志取名《自由中国》，意在效仿当年戴高乐的帕由法国》。在该刊诞生之际，胡适写下《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作为本刊的发刊词，内称：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由此可见，《自由中国》就是要“反共抗俄”，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他们“反共抗俄”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而追求自由民主则不会被蒋氏父子所容。该刊创办初期被国民党利用来改善国际形象，拉拢海外第三势力的工具。虽然，刊物不时有批评当局的言论，可为了博得美国的好感和反击反对势力，蒋介石采劝小不忍则乱大谋”之策，对其没有过多干预。
1951年6月5日，《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人罪》的社论，揭露保安司令部有计划地设制诱人入罪的金融案，特务们勾结投机商，诱骗老百姓共同作案又破案，喊贼捉贼，目的是从中牟取暴利。社论要求给设计者严重处分。社论一发触及到了特务们的利益，在官方压力下，刊物不得不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以作公开检讨。这使当时旅居美国的胡适很为气愤，特提出抗议：《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的辞职当然没有通过，但《自由中国》却因指责特务而开罪了蒋经国。后由于吴国桢出面才使事态得以平息。
1954年12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文章主要抨击台湾教育当局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在中学推行党化教育，硬逼着学生作《我心中的国民党》等无聊的作文，这无异又是和蒋经国过不去。蒋介石听说后勃然大怒，命立即开除《自由中国》负责人雷震的党籍。
随从说：“雷震还没有归队，等于没有党籍”。
蒋介石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
雷震敢于对蒋介石的宝贝儿子指手画脚，雷、蒋冲突升级。
但雷震却无丝毫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将矛头指向“反攻”。
“法统”及蒋介石本人。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岁生日。蒋介石指示发下通知：“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
《自由中国》乘机出版“祝寿专号”，在《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雷震等人在对蒋介石歌颂备至的同时，对他提出三点希望：一是选定继位人才，学习华盛顿，不做第三任“总统”；二是确定责任内阁制；三是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在军内设国民党党部。
“专号”还刊登了胡适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劝蒋介石要放手权力，不要管自己不懂的事。文章结论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言体制改革不敢言，在台湾引起了轰动，连印达7次以上。但是，它也捅了马蜂窝。蒋经国发出“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将《自由中国》的言论摘编成册，逐条加以批驳，名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指责《自由中国》“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鉴于胡适是国际知名人士，是“自由民主”的象征，对其不便轻率下手。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对胡硬的不行来软的，以此封住胡适的嘴。在一片“围剿”声中，胡适毅然回台。
1959年，蒋介石在为他“第三次连任总统”鸣锣开道之时，《自由中国》依然坚决反对蒋介石不择手段的“当驯。6月，发表《蒋总统不会作错了决定吧？》一文，公开对蒋介石开火。在“国大”召开之际，《自由中国》更是连篇累牍地发文，反对蒋介石再度连任，如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曹德宣的《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贰⒗渍鸬摹毒聪蚬蟠硗仕导妇浠啊贰⒆笏瓷摹段颐嵌曰傧懿叨叩木妗返任摹?
对于《自由中国》的反对之声，蒋介石置若罔闻。1960年2月，“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如期召开，并通过了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办好了法律手续。
这时，有人来问胡适对此有何意见，第三次连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说：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
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未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邱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不论胡适对蒋介石的连任三任有多大的意见，不论《自由中国》的同仁们多么渴望自由民主，蒋介石还是在1960年3月21日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并且还自我吹嘘他的当选为“民主的典范”。至此，《自由中国》还是不买老蒋的账，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的社论，对蒋介石的“违宪”行为穷追不舍。
蒋介石暂时未对《自由中国》采取行动，雷震等人一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开始着手调查选举情况，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蒋介石这时以静制动，静观事态的发展，以图最后一网打荆雷震等人对此毫无党察，得寸进尺，并天真地提出组党问题。
1958年春，《自由中国》公开刊文提出：“必须创立新党，始能解决台湾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他主张组织一个代表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其奋斗目标是：向国民党独裁挑战，扩大人民的自由，裁减军事费用，对大陆不实施军事攻击，为台湾人民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胡适对雷震全力支持，并提议新党命名为“中国民主党”。
对雷震等人筹建新党的工作，美国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称赞新党使“中国可以步上民主国家，可以不使美国再受到扶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讽刺。”
在胡适和美国人的支持下，雷震加快了组党的步伐。1960年5月18日，雷震联合部分青年党、民社党和台籍人士，召开地方选举座谈会。6月26日，他们发表声明，宣布新党以李万居、高玉树、雷震为发起人，推举雷震、李万居、夏涛声、齐世英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震任秘书长，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决定9日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
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他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如今，面对一个新的反对党平地而起，他是决对不允许的，他要把新党扼杀于摇篮之中。
3．胡博士之苦谁人知
风云突变。1960年9月4日，在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总统”不满4个月后，台湾“警备司令部”就迅速拘捕了雷震，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骄和会计刘子英。
“警备总司令部”宣布，雷震等的罪名为“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当天，国民党宣传机关公布了《自由中国》的六条罪名：倡导反攻无望；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煽动军队愤恨政府；为共匪作统战宣传；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的感情；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雷震，是台湾岛内外令人瞩目的一种象征。他是浙江长兴人，1897年生，1917年中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此间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中央大学教授，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政协”秘书长，是国民党内的开明分子。国民党到台后，他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负责与滞留海外的“第三势力”联络。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位忠实的、元老级的国民党党员。他的被捕，立即引起了岛内外舆论的关注。
《自由中国》案发当日，国民党内已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监察委员”陶百川和“立法委员”成舍我、胡秋原旋即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依照“警备总司令部”发表的罪状，雷震纵使涉嫌违反普通刑法，但终究未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从而不应被认为叛乱而受军事法庭审判。随后，“监察院”提案指责此案有“诸多不合”，并组成陶百川等5人调查小组，对案情作进一步查询。但是，调查受到重重阻拦，后经多方奔走，当局终于允许调查刘子英、傅正和马子骄三人，却坚决不允许调查“主犯”雷震。调查小组只好屈服于上命。经过查询，结果表明：“警备总部”等机关处理雷震颇多不合或失当之处，此案有若干瑕疵，并建议将审判违法事项向“行政院”提出纠正案。
纠正案呈递上去后，就没了下文。
案件事发后，民社党主席、中国著名学者张君劢从美国接连电告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对雷震被捕表示抗议。第二封电报长达二千多字，措辞严厉，并寄给台北李万居的《公论报》发表，《公报论》不敢全文转发，只发表了部分内容。据外电报道，第二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释放雷震；反对蒋经国担任重要职务；要求蒋介石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以达到民族复兴。
在美国的胡适听到雷震被捕，一方面对台北驻美“大使”沈昌焕表示：“此事曾经过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他拍电报给陈诚，表明他不能不说话，因为事情已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如果四人中有一人自认“匪谍”，则此案更应移交司法机关审判，否则全世界无人相信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不久，他又给陈雪萍写信，内称：沈部长长电说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影响。我说，政府决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陈说，我举出Henry Luce对游建文说的话：“我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说话”。
陈诚和陈雪萍将胡适的意思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未引起任何反应。
美国上下也对蒋介石同声谴责。如斯卡拉皮诺在《纽约时报》著文质问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量经济及技术援助维持着这一政府当权时，我们必须继续装做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吗？……我们必须制定新的对台政策，其中包括一项原则：所有台湾公民必须有意见决定他们的未来及参加政府工作，否则，……历史将再度指摘我们庇护一个衰微的独裁政体。
面对此起彼伏的抗议之声，蒋介石终于发话了。9月13日，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蒋介石，当被问及雷震被捕的原因时，蒋说，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刊登的文章，对共匪是有利的”，“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活动”，与雷震同时被捕的刘子英是“匪谍”，雷震明明知道而“仍予隐匿”。蒋介石还表示：“这件事与雷震等筹组反对党的事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可参加颠覆活动。”蒋介石这种栽赃于人和欲盖弥彰的做法只能引起人们的一片嘘唏之声。
10月3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匆匆审完了《自由中国》案。8日，公布审判结束：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傅正为有期徒刑3年，马之骄为有期徒刑5年，刘子英有期徒刑12年。而对组织新党则完全不提。他们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将永无翻身之日。
国民党对《自由中国》案的判决，在岛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此发表评论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之作为，似乎常可以差不多算做自由主义的模范，任何那样的印象，已经被《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因叛乱而判10年的徒刑所严重戳破了。”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投书《纽约时报》，指出：“我们广大的援助背后，竟没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吗？我们冒了战争的危险保障台湾，只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宁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国家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进步的独裁政权吗？”
雷震被判以后，10月底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在机场，他受到《中央日报》、《联合报》、《公论报》等记者的包围，众口一词询问《自由中国》案。胡适口气缓和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主要内容有：首先，他认为此案不宜由军事法庭审判，而应由法院审理；其次，他相信雷震的人品，他可以作为品格证人出庭作证，雷震被判10年未免太重，这样有损“国家”的声望。雷震已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换来的是10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再次，谈到反对党，他主张“和和平平组新党，从从容容去获得政府的谅解”，不走极端，叫在野党，不叫反对党，“反对”两个字听起来比较刺激；最后，他反复强调“别的话可以不登，但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这句话是不能不登的。”
《自由中国》案中，胡适虽没遭到暴力，但逮捕雷震等人，则是杀鸡给猴看，无异于给了胡适一记耳光。而胡适的内心则是矛盾的，他既不满当局，而面对木已成舟的现实，又不敢太多刺激当局，在关键时刻，这个软骨头，既怕沾上“匪谍”之名，又怕引起蒋介石误会。
11月18日，胡适被蒋介石召见，关于此案，他们做了如下谈话。
胡适说：“我本和岳军（张群）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震。但现在谈到国防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应。”
蒋介石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个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应，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主权，我们不能不依照法律。”
胡适沉痛地说：“雷震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这样大的案子，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查卷和调查事实资料，开庭只八个钟头就宣告终结。这种审判全世界无人肯信。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蒋介石面露不悦，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不相信我的政府！”
胡适吓得赶紧搭话：“总统的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说的那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
胡适，这位所谓大名鼎鼎的学术权威，直言不讳的谦谦君子，原想借重于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为雷震求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反害得自己重表忠心，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竟在蒋介石面前卑躬屈膝，实在可叹！
对蒋介石来说，胡适并不具有威胁性，容忍他，可利用他的“自由民主”形象以堵美国人的嘴，对政权有益无害。
而胡适所终生追求的自由民主达到如此程度，他对雷震有种“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愧憾，其心境是悲哀和凄凉的。对此，有人评论说：“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踏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
《自由中国》创刊11年，共出260期，因雷震追求“自由中国”锒铛入狱，刊物随之停办，而“中国民主党”也胎死腹中。
对蒋氏父子来说，谁要对其专权说个“不”字，等待他的便是吴国桢、孙立人、雷震的下常在一片“蒋总统万岁”声中，蒋介石开始试着让儿子蒋经国“主政”。
对蒋经国来说，他的父亲就是领袖、严师和慈父，没有谁比他更“伟大”的了。确实，父亲不仅在精神上对他关怀备至，颇多传授，而且在政治对他寄予无限希望，帮他打败政敌，为他接班登基铺路开道。对于漂摇在汪洋中的这一点点江山，蒋介石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把这点“家业”留给儿子。
1．门生让太子
蒋经国染指国民党党、政、军以后，清除了异己，慢慢培植起了自己的力量，离最高之位还有一步之遥。因为，这时陈诚还占据着“副总统”、“副总裁”兼“行政院长”的要职。蒋经国只好暂时养精蓄锐，以待时机。
对蒋介石这样的独夫民贼来说，他为何能容忍陈诚如此位高权重？
原来，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同乡，自黄埔军校创办起就追随蒋介石，既属于黄埔系，又属于江浙派，和蒋介石亲上加亲。四十多年来他出生入死，成为蒋介石最重要和最可靠的亲信。在国民党仓皇逃台之初，蒋介石从众多的助手中挑选出三位可以作为一线决策的人物。这三位就是原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东北剿共总指挥的陈诚，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和原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在三人中，蒋介石最宠爱的是陈诚，然后是俞鸿钧，其次是严家淦。尤其是陈诚，蒋介石早已暗中把他选为自己向儿子交班的过渡人物。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陈诚官运亨通。先任台湾省主席，1950年3月他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5月20日，在“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陈诚当选为“副总统”。1957年10月，在国民党“八全会”上成为“副总裁”。1958年7月，他在担任“副总裁”、“副总统”之时又兼任“行政院长”。
陈诚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有成为“法统”的准接班人之势。
陈诚红透半边天，难道说他没有一点政治野心？难道他不窥视着蒋介石之位？
当然，不能说他没有这份心思，只是“有贼心无贼胆”，种种因素制约着他与蒋经国一决雌雄。首先，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在权力角斗场上，他不善于玩弄“政治魔术”；其次，他对蒋介石忠心不二，很少培植私人班底充当其政治资本，他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性团体作支持；第三，他早已洞悉蒋介石的肺腑，摸透了蒋介石已决心把这片宝岛江山传给嫡嗣的打算。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他人觊觎，纵有野心，也只得收敛；第四，陈诚患严重胃病，身体每况愈下，早不堪繁剧，他甘愿在与蒋经国政治角逐中，退避三舍，以保命为第一要务。因此，纵使陈诚有“政治强人”之称，但也仅此而已，永远成不了“九鼎之尊”，充其量他不过是蒋家小朝廷的一名“高级传达”。所以，陈诚对蒋经国的接班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对此，蒋经国的亲信孙家麒后来在《我所认识的蒋经国》中谈到：这位先生（陈诚）真是名符其实的军人头脑，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太缺乏。他不晓得太子先生几年之间，在上下其手的搬运魔术下，所有的力量，都已无形中先后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吴下阿蒙，而已后来居上。
而陈诚自任台湾省主席始，一直主持台湾事务，做了大量具体而有效的工作，舆论对他也赞不绝口，虽然他不敢居功自傲，不敢对蒋介石的地位发起挑战，但却严重地影响了蒋介石对儿子的权力移交。此外，陈诚的思想也有游离蒋氏父子的时候。
如，他在1960年公开表示支持反对党，从而客观上推动了雷震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对于蒋经国建立“青年救国团”，陈诚以吸取历史教训为名，对此颇有微词；对于蒋介石的第三次连任，陈诚对《自由中国》也暗示过支持。同时，外界已谣传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就连陈诚本人也隐隐地感到了这点，他在同卜少夫谈话时宣称：你大概也听到外面说我和经国冲突的谏言，这完全是匪谍在挑拨离间，散布谣言。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绝无可能。从当前处境及奋斗目标来说，团结就是力量，静则安定台湾，动则反攻大陆，都需要集中举国意志，团结一切力量。从总统爱护提携培养我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干部，感恩图报，鞠躬尽瘁；在总统领导之下，完成复国大业，凡有损这神圣任务的，绝对不客许发生。
从经国个人的才具和努力来说，这十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无论军中政治工作，无论退役官兵辅导工作，无论青年运动，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我只有尽量帮助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重的责任，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高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
陈诚还叮咛卜少夫说：“你回到香港去，如遇到此种谈论，可以说明此乃子虚乌有。”
事实上，陈诚与蒋经国间确实存在磨擦，在关于“青年救国会”及一些人事安排等问题上，陈诚多次指责蒋经国。蒋经国虽以老子为靠山可以不理睬陈诚，但受到这种无端指责也颇为烦恼，他于1963年11月2日写下了《在每一分钟的时光中》以表心中痛苦。蒋经国说：“读了英国作家葛礼赛的一首诗——《如果》——以后，内心深受感动，月夜静坐思维，似有所悟，因师其意，写成此篇，以为自勉箴言。”兹抄录一段以示蒋经国心态：如果有许多人，都在怀疑你，就让他们去怀疑吧，同时，更要相信你自己。
不可因为来不及等待而感到不耐烦，
亦不可因为受别人的诬蔑而愤激；
如果园恼的心已到了崩裂的边缘，
你还是耐心地等待。
万一被人无缘无故地嫉忌，
切莫因此而畏却；
更要小心翼翼地埋头工作，
勿使锋芒外露。
把这首诗与蒋、陈矛盾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
陈诚与蒋氏父子的裂痕日深，他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识时务者为俊杰。1963年11月，在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颇懂蒋介石之意的陈诚坚辞所兼的“行政院长”一职，他声称：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绝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忽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九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需休养周又请求辞职。
对于陈诚辞职，外界议论很多，健康是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又不是全部原因。美籍作家江南称陈诚“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蒋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苦闷，盖可想及。”香港《联合评论》1964年4月22日载文，认为陈诚是被迫辞职，其中分析道：众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可以说，也是蒋一手扶植的。可是，自蒋经国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陈诚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三任总统非法连任以后，蒋介石对陈诚也颇疑意。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换人方案，同意陈诚的请辞：行政院兼院长陈诚同志，主持政务，卓著勋劳，惟以久任繁剧，体力渐感不胜，曾迭次申请辞职，均经恳切慰留，最近以健康关系，再度恳辞，为期陈诚同志能获较为充分的体养机会，俾能迅速恢复健康，爱拟勉徇所请，准予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并提名严家淦同志，继任行政院长。
陈诚自离开“行政院”后，病情加重，于1965年3月5日，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身份在台北逝世。至此，蒋经国“登基”之路上也没了最后一个障碍。
蒋介石和陈诚共事多年，除政治上陈诚对蒋忠心耿耿外，蒋、陈间还有一层密切的私人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阎的女儿，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时，谭延恺是介绍人之一，而1932年陈诚与谭样成亲时，又是宋美龄做的媒。
1964年10月，医生检查发现陈诚肝癌已到晚期，蒋介石获悉后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医疗专家组成“诊疗小组”日夜照顾。他还亲自打电话将陈诚两个在国外的儿子召回服侍其父。每隔时日，蒋氏夫妇就到陈宅探望病情。
无奈，陈诚身患绝症，不能起死回生，终于撒手人寰。临死之前，他口授三条遗言：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仔细推敲陈诚遗言，不知是其疏忽还是有意，竟未见“反攻”、“反共”等字眼，很令人玩味。
陈诚去世当天，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全岛党、政、军、学校、团体一律从3月6日—10日下半旗致哀；任命张群、严家淦、莫德惠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对陈诚“盖棺论定”，表彰陈诚“功绩”。他称赞陈诚：革命圣战，无段不从，烛照机先，深谋果断，……不辞艰危，不避劳怨……镇抚东南，秉承总裁指示，贯彻党的政策，以土地改革安定民生，以工业建设增强国力，俾党建设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承担反攻复国之大业。
蒋介石送陈诚亲笔挽匾和挽联各一幅。挽匾手书：“党国精华”。挽联手书：“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公祭之日，蒋介石先后在台北殡仪馆和墓葬地泰山乡两次向陈诚灵前致祭；蒋经国则整日侍候灵前，茶饭不进。在灵旁他曾对记者沉痛地说：“副总统的逝世，对党国来说，是一件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导师”。
陈诚去世，一方面使台湾政坛一度出现权力真空，国民党“副总裁”一职从此取消，“副总统”一职也一度虚悬下来。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加速了蒋经国接班的步伐。因为，陈诚已死，“副总统”空缺，谁是陈诚的继任，谁就将是“法统”的准继承人。这时，蒋介石拨拉着儿子接班的算盘绕开了弯子，掩耳盗铃，以欺民众。
2．严家淦：yes man
60年代初，陈诚以重病在身，不堪繁务为借口，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对于新任“院长”的人选，陈诚曾向蒋介石推荐台湾当局“驻日大使”张厉生，因张厉生是陈诚的人，又曾任过“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表示可以考虑。但蒋经国得知此事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建议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一职。
而对于权力重心之一的“行政院长”，蒋介石可不会轻易许人，他看到儿子资历甚浅，难孚众望，况且自己身体尚可，不急于让儿子锋芒太露，反而需要一位可靠之人，继续为太子“护航”。
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让另一位亲信严家淦出任。
在台湾政权机构中，“行政院长”是仅次于“总统”之后的第二个实权之职，历来令人瞩目。从1950年后，台湾只有三届两位“行政院长”，即1950—1954年的陈诚，1954—1958年的俞鸿钧，1958—1963年的陈诚。这次蒋介石推出严家徐，真可谓用心良苦。
严家淦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如此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在政治上以火箭似的速度上升。在国民党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在九大上又升任为中央常务委员。平步青云的严家淦为何能成为一匹政坛“黑马”，膺选阁揆，这虽一时出人意料之外，然而冷静分析，却又在情理之中。
严家淦个性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不争功，不揽权，处事圆通，不得罪人。江南对他的评价是：“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 MAN”；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公民，不是好公仆”；“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从严家淦的履历和个性看，他最合蒋氏父子之意：他1945年就到了台湾，与台湾渊源较深；他年纪不到60，身体不会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技术官僚，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淡泊权力，不会影响蒋介石向蒋经国移交权力，加之，他与蒋经国在“辅导会”合作期间配合较好。
1963年12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代替陈诚，为太子登基担负起了“护航”的任务。
严家淦深知高处不胜寒，他明白蒋氏父子的良苦用心，自己无非是过渡性角色，为太子接班做做陪衬而已。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秉承蒋介石意旨，于1964年3月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
此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导弹专家。蒋经国一到职，俞大维便不是赴美检查身体，就是在家养病，“国防部”内的大小事宜均交付蒋经国办理。第二年，俞大维以病为由，自动让贤，力荐蒋经国任“部长”。见此情形，蒋介石召见俞大维，假惺惺地问：“你这样看得起经国，他行吗？”
俞大维答道：“这两年来，我为了检查身体，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国防部的事，大部分也都是经国兄在处理，可以说，他对整个部务都已娴熟，由他来做只比我做、或现在的其他任何人来做都更好。”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你这样观察他，那就让他试试吧。”
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长”。由此，蒋介石心里踏实多了，儿子手里有了兵权，就不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不到两个月，1965年3月5日，陈诚逝世，国民党副总裁从此取消。“中华民国副总统”也空缺下来，下一步安排谁担任副总统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1966年3月，6年一度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又拉开了帷幕。
有了6年前雷震的前车之鉴，“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们心领神会一致呼吁80岁的蒋介石“俯顺舆情，竟选连任”。各界群众的“劝进书”也如雪片飞来。对此，蒋介石宴请“国大代表”，自是“谦逊”一番：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么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时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
半推半就之中，80岁的蒋介石连任第四任总统。“总统”已经择定，“副总统”人选也至关重要，因为他关系传子的战略部署问题。最后，蒋介石相中了严家淦，提名严为副总统候选人。
为使严顺利当选，蒋介石对严大加称赞：来台之初，我派陈前副总统主持省政，实行三七五减租，成为日后平均地权的关键。保持币制信用，俞鸿钧先生贡献至大，而严家淦先生当时是俞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严家淦担任台湾省主席，养成守法习惯，实行地方自治，他做得很成功。过去16年，他所表现的经验、能力、学识、智识，充分证明他有资格担任副总统而不失职，我经过再三斟酌研究，决定提名他做我的副手。
蒋介石还说：“严家注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而他的短处，正是我的长处。”
蒋的助选演讲在后来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许多国民党元老听了蒋的这番话后投了严的票。
严家淦在听到蒋提他作副手后称：“内心感到很惶恐，不论资论、学问和经验，在座的人比我强得很多”，“希望人家多给我指教，多做点事情。”
然而由于严在3月10日才获提名，投票的时间极短，故在大会1417张选票，严得782张，得票率仅为55．2％，在开票过程中，由于严始终未能脱颖而出，使主持开票仪式的于斌坐卧不安，他翻阅了“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及开票办法”，和属下研究废票鉴定标准，于斌害怕不能过半数，故主张放松废票标准，以免举行第二次投票。但于的主张立即遭到翟宗涛等人的驳斥，认为如果严得票不过半数，就应该举行第二次投票，这场争论直到严以极微弱多数票当选才告结束。
在蒋介石的帮助下，严家淦顺利当寻副总统”，蒋介石当晚亲赴严宅表示祝贺。严家淦对蒋感恩戴德，他对记者说：“今后6年一定竭尽所能，秉承总统意旨，以总统的政治抱负为抱负，听取各方意见，贡献个人力量。”蒋介石听后甚是满意。在条件尚不成熟之时，选择唯唯诺诺的严家淦做蒋经国的替身，不愧为蒋氏父子的一记高招。
对于严家淦当寻副总统”，外界评论颇多。香港舆论称：严家淦是行宪以来第一位文人出身的副总统，与亚洲各国比较，他的当选也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是台湾民主政治向前大迈一步的里程碑，也是蒋介石廓清暮气，起用新人的大手笔下，拔擢的一位政治新星。
但实际上，蒋提拔严的真正用意不是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而是为传子进一步奠定基矗3．“内举不避亲”蒋介石在为儿子准备“位子”的同时，他不忘帮儿子创造“政绩”，树立威信。因为有了“政绩”才能名正言顺地就位。
1956年4月，台湾当局创立了“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57年蒋经国又升任主任。对于这批长期置身军旅、背井离乡、谋生乏术的胡子兵，蒋经国费尽心机。他制定的辅导办法是：年轻而有志求学的辅导求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还创办了大批医院、“荣民之家”、公路、农场和工厂等等。蒋经国的“辅导会”主任一干就是8年，这8年也为蒋经国赢得了“政声”，妥善安置了退伍老兵，搞了一批成规模的基础建设和福利设施，一改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特务头子”的形象，这也为他日后的升迁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矗60年代后期，蒋经国虽为一名“国防部长”，在国际舞台上却频频亮相，并且规格很高。1967年11月，他应日本佐藤首相之邀访问日本，日本政府以外国副元首的礼仪举行欢迎仪式，出动2万名警察保卫他的安全。本不见部长级官员的裕仁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1969年2月，他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南朝鲜，数次同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举行会谈。同年3月，他代表蒋介石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并成为第一位与尼克松会晤的台湾官员。5月，他访问泰国，泰国总理他依亲至机场迎接，并安排其下榻于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玛南加席拉宾馆，正在海滨避暑的泰国国王和王后也破例召见了他。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了蒋经国的实力、地位和未来的政治前途。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被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从而引进了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
这样，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院长”仍由严家淦兼任，“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这一届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拾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蒋经国虽为“副院长”，但顶头上司严家淦本来就是个“花瓶”式人物，他也乐得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蒋经国这个“副”职有蒋介石和一帮小喽罗的保护，简直比“正”职还要厉害三分。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是蒋介石公开将权力移交给儿子的又一个重要信号。
严家淦在蒋经国就职时发表讲话：
经国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不但为大家所熟悉，而且深为同仁所钦佩。
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将给同仁们最大的帮助，因为经国先生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下决断的时候，能够下决断，同时他能为大家背责任，负责任。
他当然要“负责任”了，他不负责谁敢负责？
1972年又是一个“总统”选举年，86岁高龄的蒋介石仍无意退休，“国民大会”的“总统”选举也例行公事般一致拥护蒋介石连任第五任“总统”，严家徐为“副总统”。
严家徐得以连任“副总统”，全凭蒋氏父子的栽培与提拔，为了报答蒋家的知遇之恩，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推荐蒋经国继任。他指出：蒋副院长坚忍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十年，自地方行政单位作起，扬历军政要职，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安置退除役官兵，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以及折冲樽俎，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洵属最理想之行政院长继任人眩这时，在蒋氏父子的授意下，新闻舆论也大捧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的最合适人选，并呼吁党和国家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荐贤求才原则，征召蒋经国。一些“国大代表”则联名上书蒋介石清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上书曰：蒋经国先生志行高洁，器识宏通，气魄雄厚，襟怀谦冲，在以往数十年献身党国之奋斗中，几所作为，皆有极卓越之成就。因此博得国际称誉……实乃当前主持行政院之惟一最佳人眩在昔钧座谦仰为怀，未尽发挥其才猷，诚为国家的损失，今当面临空前之变局，宜有开阖之作风，似不必有所瞻顾。
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冠冕堂皇地以“内举不避亲”为借口，1972年5月20日，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揆”，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立法院”接到蒋介石的咨文，丝毫不敢怠慢。迅速举行投票选举，10天之内，蒋经国正式就任“行政院长”。如此一来，历尽沧桑、风烛残年的蒋介石高居“总统”之位，而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蒋经国居“行政院长”之职，父子二人目标一致，方向明确，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拉，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也标志着蒋介石传子部署的基本完成。
对于蒋经国出掌“行政院”，各方议论颇多。一些文人墨客和台湾舆论纷纷为蒋经国登台捧场或寄以厚望，陶百川一段话显现出各界对蒋经国期盼甚殷。陶说：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既要安内又要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深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家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国大可也。
蒋经国的老部下漆高儒说：
一般来说，都说经国先生子承父业，是蒋公的继承人，这话有点似是而非，实际上经国先生在府中担任较高的职位，都是有人推荐的，看了经国先生的历练过程，何曾有家天下的情况，若说蒋公微有照顾，并不损失民主国家的表现，如美国肯尼迪总统，任命其弟为司法部长，我国古有明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民主国家的领袖，无论内举或外举，还一定要有法定程序，要经过好几道考验关口，并不是什么金口银牙下一道圣谕便了事，所以父传子，子传孙，子孙帝王之业的事已经没有了，经国先生的工作岗位，并非世袭而来，乃是国人皆曰贤，爱拼才会赢的条件下出头的。
漆高儒此言实在令人惊诧，蒋经国出任“阁揆”明明是其父的精心安排与家天下的突出表现，他却公然否认，这只能说明他是蒋经国的忠实信徒，为维护其主子利益不惜撒谎。
台湾舆论称：蒋经国曾表白他不想做“行政院长”，其理由是：“我决不愿意因为我去做行政院长，而伤害领袖一生的德威，让人家误解，领袖在培植他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这番话未免牵强，明明要做，偏说不愿，谁都认为是父传子，家天下，他却说是民意。蒋经国自己称，出任“行政院长”，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想到这正是可视之为自己向党国，向同胞赎罪的机会。”
二是“想到领袖曾经说过：‘我们革命者一向是孤军奋斗的，是孤立于艰难险阻之中，孤立于道义正气之上的。而且我们是常在为人侮辱打击分化不堪之后，一次又一次扭转劣势，而终于成功的。’所以经国做行政院长，自己也认为是体认领袖的启示，和本党同志共患难共荣辱，来扭转今天的劣势，开创新局，共同奋斗的一个机会”；三是“想到我台澎金马的1500万同胞，都是善良的、勤劳的、守法的、忠厚的、爱国的同胞，我更要到行政院工作，作为替广大民众服务的机会”；四是“想到今后是经国自己和行政院同仁为了要实现我们所信仰的三民主义，把主义的理想变成一个努力的机会”。
为使儿子有更大的发展，蒋介石在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前后，曾对他作了5点指示：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自己的同志不可分彼此，干部不可分亲疏新旧，同时要信任自己的同志，多听取同志的意见，并且要一视同仁地培植同志，但是不可对某一部分同志有所偏心、偏听、偏袒，而且为了团结，应当放弃自己的成见，为了团结应当不计个人的利害，也就是说要使我们同志的精神和思想一致，意志和力量集中，这是促成内部团结最重要的条件；一切要坚持反共复国的政策到底；要重视民众的利益；强化现代化的组织；要加强领导的功能。
为了不辜负蒋介石的期望，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克服危机，开创新局面，蒋经国在变革人事制度的同时，还在上台之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措施。在他新任“行政院长”当日的院会讲话中，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的六字方针，得到了“行政院”大多数人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