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食人间烟火的凡人一样，蒋介石也有生老病死之日。他撒手人寰之后，蒋经国接班，但宋美龄在政治强人的心理驱动人，凭借权力资源，仍想搏击政海，传统的“死人政治”权术在她手中又有了新花样。不过，她没有成功。
蒋介石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特别是中年以后，生活较有规律，也无大病。但1971年以后身体状况日趋衰弱，先是卫士失职，使之多受皮肉之苦，以后在阳明山遭遇车祸。据说在蒋连任第五任“总统”时台湾电视上出现了“大哥不好了！”的字幕，而大触霉头。
1．多病多灾
蒋介石少小年代，由于顽皮任性，常常得点小病小灾。青年时代的军旅生涯使他的身体变得健康、强壮。三十多岁时，由于一度荒唐颓废，意志消沉染上淋病，病愈后，蒋介石备加爱惜自己的身体，不吸烟、不饮酒，甚至不喝茶，饮食起居极有规律，所以，在70年代之前，也就是蒋介石85岁之前，除了1962年作过一次前列腺肥大切除手术外，几乎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然而，到了70年代之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接二连三的疾病和意外灾祸将他送上了西归黄泉路。
1971年春暖花开的时季，蒋介石某天一大早起来做完早祷，用毕早餐后，到厕所小解，突然发现自己的小便中带着殷殷血丝，神情十分惊恐，急喊副官找个医生来查个明白。医生经过仔细察看后，告诉他这只是以前开前列腺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并不相信，觉得其中必有不治病灶。不久，他们从美国请来专家作进一步检查，洋医生电疗的方法，将前列腺有问题的部分烧死，暂时稳定住了小便带血的症状。
但是，电疗手术的第二年春天，蒋介石小解时，发现尿中带出的已不是过去的血丝，而是一块一块小血块，一时间，他紧张惊悸、方寸大乱。医生赶到官邸，对尿样做了检查后，告诉他，这是电疗手术后的正常现象，因为如果当时电疗结疤后没有及时处理好，多半会造成这种习惯性出血情况，不必紧张。蒋介石听后，哪里肯信，但多个医生都作出同样的诊断结果，他也不好再问了，只是从此以后，他的神情变得十分沮丧，走路无精打采，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每到厕所小便一次，似乎都是在与阎王派来的夜叉小鬼过招一回。
自此之后，士林宫邸的洗手间内摆上了空瓶子，只要蒋介石发现尿中有小血块，总是大声呼喊副官赶快来到，将尿瓶立即送给医官检查。起初，当尿瓶送到时，医官们还真当回事，日子长了，他们倒不以为怪了。
蒋介石每年春天就尿血的事久而久之成了士林宫邸的正常现象，侍从们大都习以为常了，只是蒋介石本人越来越对此心存惊悸，小便出血几乎成了他的心病。
一天，副官站在蒋介石身后侍候他小便，忽然见到他惊慌万分，副官连忙将一只尿瓶递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双手发抖，握着尿瓶接完血尿，毫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快！快！你赶快把这瓶血尿送给医官检查，看看里面到底有几个红血球？”
副官不敢怠慢，疾步奔到医官的办公室要求立即化验。医官一手拿着尿瓶在眼前晃荡了几下，一手夹着一支雪茄，嘴角上露出无奈的笑容。他朝副官面前吐了一口烟后，说：“老弟呀，回去禀报老先生，这种毛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害怕，当然也没法根治，还要检查什么红血球？你去把它倒到厕所里去吧！不用化验了！”
副官只好按医官的吩咐将血尿倒进了马桶，并如实地向蒋介石禀报。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放心，没过多久，蒋介石传医官到自己的书房，非常紧张而又十分慎重地问医官：“我的尿里到底有多少个红血球？”医官十分干脆地回禀道：“报告总统，大概有五六个吧！没问题，这属正于正常现象，请总统放心休息。”其实，蒋介石并不知道什么是红血球的单位，医官如此汇报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安慰他而已。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整日忧心忡忡，萎靡不振，真可谓杯弓蛇影。
尿血的事情经过美国专家电疗控制住不久，由于蒋介石年事已高，加上对尿血疑神疑鬼，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1971年夏天，蒋介石的血管硬化病状开始显露出来。
蒋介石到台湾后，几乎每天都抽出时间在官邸的林荫小道上散步，不需别人搀扶照料，行走自如，兴致高的时候，还常与家人、随从谈笑风生。但到了1971年夏天，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随从及家人们发现，蒋介石每走几步就要停顿下来，张开嘴大口地呼吸，舌头不断地往外伸，说话的时候舌根发硬，口齿不清。跟随的副官几次见到这种情形后，立刻向医官作了报告，医官随即给蒋介石作了检查，结论是：蒋介石可能血管硬化，进而肺部缺氧，因此呼吸时只能将舌头伸出，大口呼吸。医官叮嘱侍从们平时多加小心注意。
这个夏天之后，血管硬化引起的周身反映渐渐表露出来了，蒋介石的四肢功能在退化，走路打晃，拄拐杖有时都不顶事，常要人搀扶，双手颤颤抖抖，不要说写字了，连点眼药，剪指甲都要请人代劳。
1972年春天，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到日月潭度假，住进了涵碧楼招待所。某日上午，蒋介石从宋美龄书房前路过准备往外走，侍从们见状立刻要走过去跟随，但因为宋美龄的卧室就在附近，侍从们怕声音大，吵醒了熟睡了的老夫人，只得绕过一个回廊，快步跑到蒋介石的面前。但还没来得及赶到，蒋介石站立不稳，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响声惊动了宋美龄，她大惊失色地走出房门，厉声责备道：“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怎么可以让老先生摔倒在地呢？副官干什么去了？”副官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搭腔。蒋介石在一名副官的搀扶下，一面慢慢地站立起来，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打圆场，“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自己不小心，没事！没事！”但宋美龄并不肯就此罢休，余怒未消，“以后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里，只要先生一出房门，你们就给我直接过来扶着老先生。”
蒋介石摔倒的消息，加上宋美龄这次少有的厉声训斥，立即惊动了官邸上下，医官迅速赶到现场，做了检查，发现没有造成外伤和骨折后才算舒了一口气。从此，随从们半步也不敢离开蒋介石。
蒋介石的身体因血管硬化而在不断地恶化，他吐出舌头喘气的那种姿势令官邪的人看了十分揪心和害怕，不祥之云笼罩在官邸上空。
1971年秋，正是台湾岛瓜熟果香、气候宜人的季节，身体不如以前的蒋介石打算出门散散心，饱览一下田园风光。11月某日，在随从们的照护下，他来到高雄清湖度假。那天中午，蒋介石突然想上厕所大便。按惯例，值班的随从副官陪同看护。
由于蒋介石身体不如以往，常有便秘现象，有时必须借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这天他在马桶上坐了半天也没拉好，就命令副官拿甘油球帮助，润一润肛门，由于副官连日随他奔波不歇，又适逢午后犯困，心不在焉，一连住蒋介石肛门里塞了两个甘油球，但蒋介石还是拉不出来，心中十分着急，便叫另一个副官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名副官赶到之后，趋前一看，顿时面如土色。糟了，整个马桶全是鲜血，蒋介石知道后，不知所措，着急地说：“你快点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钱副官往我肛门里塞了两个甘油球，可大便就是解不出来，你看看！”这名副官低头仔细打量了蒋介石的肛门，发现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钱副官根本没有把甘油球塞进肛门，而是塞到了肛门旁边的肌肉里去了，把肌肉插破了，导致蒋介石肛门鲜血淋漓，流淌不止。
副官立即通知医官赶来抢救，医官发现蒋介石肛门旁的肌肉已被甘油球腐蚀，开始溃烂，就急忙打电话给“荣民总医院”。“荣总”的直肠外科主任给蒋介石止住了血，并将他急送往“荣总”住院治疗。
第二天，蒋经国接到报告，赶紧从台北到了高雄，走到蒋介石身边。蒋介石见儿子来了，气急败坏地对他说：“给我把他关起来！”蒋经国领命，转身对侍卫长说：“把钱副官送军法处处分！”
侍卫长当时还算理智，出于对同仁的爱怜，加之这又不是故意的，于是接过蒋经国的话头，向蒋介石报告道：“在官邸有个比较好的禁闭室，把他暂时先关在那儿吧，这样也省得事情外泄，影响不好，既达到了处分的目的，又能保密，不是一举两得吗？”蒋介石听后觉得有道理，就依计行事，下令将这位钱副官关在禁闭室，时间长达近5年，直至蒋介石去世后，钱副官的遭遇受到台湾当局有关部门的注意，加之，他自己的家人和过去的同僚多方打通关节，经宋美龄同意才放了出来。
在“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的一个多月里，蒋介石受尽了皮肉之苦，因为肛门旁边的肌肉是人体肌肤中相当敏感的一部分，若是溃烂了，不但治疗困难，而且疼痛难忍。但蒋介石每次大夫打针换药，都积极配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整整一个月，蒋介石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整日整夜地俯卧在床上，吃尽了苦头。
2．路遇横祸
7月上旬，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往年一样，从士林宫邸搬到了阳明山官邸避暑。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蒋介石、宋美龄在军警们的严密保护下，乘车由士林方向回草山官邸。车队行驶在阳明山的仰德大道上，这是一条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联合拨款，专为蒋介石上下阳明山方便而修建的高级公路，谁一缺陷就是路势陡峭。
当蒋介石的车队以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班车正停靠在站牌前接送旅客上下车，前导车因为刚刚转了个陡弯，所以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面还有没有车过来。正往前疾驰的时候，突然一部军用吉普车正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且速度未减，直接下冲。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若不马上煞车，很可能与冲下来的军用吉普车迎头相撞，司机见情况紧急，猛地将车煞住。
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间，紧跟在前导车后面的蒋介石夫妇的座车来不及反应，司机没有急踩煞车，车头猛然地向前导车的车尾撞去，幸好跟在后面的随从车司机反映机敏，一见前面情况不对，赶紧煞车，要不然撞到了前面的蒋介石夫妇的座车，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座车与前导车相撞的刹那之间，剧烈的冲撞力量，使手握拐杖，正闭目养神的蒋介石的身体猛烈地向前抛去，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上，蒋介石的胸部当场受到了严重的撞伤，阴囊也被撞肿了，嘴中的假牙也飞了出来。
汽车相撞时，宋美龄正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就在她随汽车的撞击力量整个身体向前冲的一瞬间，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上。宋美龄当时疼痛万分，忘了身份、年龄，厉声叫喊，呼天抢地，好不凄惨。
车祸一发生，现场一片慌乱，警笛厉叫，救护车随即赶到，军警封锁了现场，并尽快疏散过往车辆，蒋介石夫妇立刻被送到医院急救。侍卫长官立即向“行政院长”、蒋大公子蒋经国汇报，并且急忙命令手下通知各哨卡拦截肇事的那辆军用吉普。阳明山、台北市、甚至整个台湾岛一时间空气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蒋经国闻报后，当即指示情治当局，要想方设法查到已经逃离现场的军用吉普。随后，蒋经国立即驱车赶赴医院看望蒋介石夫妇，并指挥抢救工作。
情治机构会同相关军警单位，根据蒋经国的紧急命令，在整个台北市设关置卡，对过往军车一律严格盘查，然而，一天一夜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什么线索也没有查到。这令蒋经国气恼不已，他明令情治单位，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台湾军方“联合指挥部”、“宪兵司令部”、警察当局接到“行政院长”蒋经国的指令后，成立了专案调查组负责追查这起车祸的肇事者。经过多方努力，几个月后案子真相大白。原来当时坐在军用吉普车中的是名陆军少将师长，当时他刚参加完上峰召集的军事会议，见天色不早，急忙叫司机开车下山回营房，万没想到闯下如此大祸。事情发生时，他见对方来头不小，又见自己车辆未受损伤，赶忙让司机加速逃离现场。待到第二天，当他得知出事的竟是“总统”的座车时，一时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司机提醒，俩人一合计，借故请假，想躲一阵子，避避风头再说，但最终还是被查了出来。“国防部”立即作出处分决定，将这位少将师长予以撤职处分，罪名是“伤害最高领袖”，司机也按军法判刑蹲牢。
这起事件的当事人中，惟一没有受到过分指责和处分的就是给蒋介石开专车的那名酿成事故的座车司机。
阳明山车祸后，蒋介石在医院小住几日，作了些治疗后，很快出院了。但车祸后，蒋介石连病带惊，一蹶不振，身体状况急剧变化。有一次，他在会见一位国民党老将军时曾不无忧伤地说：“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最终，心脏肿大一项要了他的命。
3．迷信
晚年的蒋介石十分迷信。在他走向人生尽头的最后一段岁月里，神秘色彩不断。
自车祸发生后，蒋介石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性迷信的蒋介石忙让人给看风水。经“大仙”指点，蒋的病是由以下几个场景不适造成的。
第一个场景，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总统府”。1966、1967年左右，当时的“总统府”有关单位，为了美化的目的，在“总统府”前方的左右两侧，请水泥工设了两只彩色喷泉。这两个喷泉的底座是水泥制的，颜色是白色，做好之后，夜晚把喷泉打开，五彩的水花，美丽炫目。可是，到了白天的时候，有人却私下在议论着，说什么“总统府”的那两个喷泉，活像是两根白蜡烛，“总统府”整个远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座坟墓。这个说法甚嚣尘上，不久，大概有关方面自己也发觉不对，就立刻把那两座白色底座的喷泉移走。
第二个场景，就是蒋介石统治整个台湾的权力核心——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本来，就风水来说，一总统府”的大路冲直对介寿路，已经是犯了风水大忌。没想到，在“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左右两侧刚好有“信义”和“仁爱”两条大马路经过，从“总统府”的方向，往中央党部看，只见“信义”、“仁爱”两条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从中央党部的两旁飞驰而过。有人说，难怪国民党无法再统一中国，因为连中央党部旁边都分叉为两条路线，中国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的手上统一？国民党内部怎能不闹分裂？这个说法说归说，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信义”和“仁爱”两条路的方向，更没有人能够有本事，说过“信义”和“仁爱”路归为一条，来影响台北交通流畅，所以，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任何改善，难怪国民党近年会进入多事之秋。
第三个场景，据说是蒋介石当年在世时最喜欢去的阳明山中兴宾馆，目前是所谓的“阳明书屋”，也就是国民党的党史会的会址。当年，蒋介石还未遇到阳明山车祸前，就开始在兴建这座宾馆，但是在这座宾馆落成前后，就发生了不幸事件，造成宋美龄和蒋介石身体严重后遗症的阳明山车祸。而在蒋介石搬进中兴宾馆后，身体始终是每况愈下，于是有人就绘声绘色地说，这完全是中兴宾馆风水出问题造成的。因为，在中兴宾馆的正对面，居然是蒋介石以前最赏识的一位将领胡宗南的坟墓。阳宅和阴宅居然正面相向，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蒋介石搬到中兴宾馆之后，诸事不宜的起因。
第四个场景，就是现在台北市新生北路高架桥北端尽头，那贯通圆山山麓的隧道。那条在70年代初期开挖的隧道，被官邸的工作人员传为蒋介石的“龙心”被挖走了。自从蒋介石没有“龙心”以后，身体就出现了警讯，等到隧道挖通，蒋介石竟然同时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这个传闻，在官邸之间广泛流传，大家谈起风水无不色变，都觉得蒋介石这次大概没救了。
当然，这些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不足采信，可是，在60、70年代之交，确是蒋介石夫妇二人运气最背的时期，风水说也成为官邸上下私下茶余饭后的话题。
就在风水说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又发生了一件让蒋家上下心惊胆寒的事。
1972年是台湾的“大选”之年，年届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遭到“内政”、“外交”等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自感时日无多，“传子”之念愈加迫切，因此，他竭力想利用连任“总统”的机会将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彻底地让渡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3月21日，在“国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以1308票的高票额当选为“中国民国第五任总统”。
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因前列腺肥大他住进了医院，作了一次大手术，后又转为慢性前列腺炎。
5月20日，台湾举行连任“总统”蒋介石宣誓就职典礼，如同以往蒋介石历次就职和重大节日一样，这天全台湾岛放假一天，举“国”欢庆，各大媒体率先进行了炒作，电台和电视台将作现场直播。
然而，刚刚出院，身体较弱的蒋介石如何应付这场壮观的典礼？不去，显然不行。因为没有“总统”本人参加的“总统”就职仪式不成体统，反给外界以种种不安猜测，宋美龄和士林宫邸人士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去，身体能支撑得住吗？万一倒在就职典礼上，岂不贻笑天下万世，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还是孔二小姐拿出绝招：在“总统府”阳台上及大客厅蒋介石与宋美龄站立位置的后边各摆上一张沙发椅子，这样就可以防备蒋介石身体突然支撑不住倒下来时不会有致命之险，还可以让蒋介石时不时地有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歇一歇。此外，蒋介石的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方安放了氧气桶，以备急用。
如此准备了一番之后，5月20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和“副总统”严家注走到“总统”府阳台上，接受前来参加祝贺的20万人群的欢呼。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斜披勋带的蒋介石一手扶着阳台的栏杆，一手举起来缓缓地向通过“总统”府广场的三军受阅部队、游行队伍招手致意，尽管他脸上偶尔挤出几丝笑容，但双腿却在不住地打颤……
就在就职典礼顺利进行之际，大煞风景的事情出现了，每一位坐在家里收看当天现场直播的台湾观众都不由得大惊失色。原来，在“总统”接受欢呼的画面转到“副总统”的特写境头时，荧幕的下端居然出现了当时台湾流行的一部电视剧中的一句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这就好像是“副总统”严家淦在诅咒蒋介石。好在蒋介石当时没有看电视，不然的话，非得气昏不可。
事发之后，下层民众议论纷纷，不祥之兆缠绕在人们的心头。政界元老们更是惶惶惊惊，他们联想到清朝末代小皇帝溥仪登基，在皇帝宝座上哭闹不止，而摄政王载沣在一旁哄他不哭时随口说的那句不吉利的话：“快了！快了！快完了！”蒋介石的儿孙等人更认为这是有人在故意让蒋家触霉头，于是，经蒋经国默许，蒋孝武带着情治人员组成调查组到台湾电视公司调查，经过一折腾之后，发现这完全是一起过失事故，由于电台副控制室的值班人员一时疏忽造成的，事情到此只得作罢。但蒋家上下更相信“大哥不好了……”事件是“天意”。
1972年6月以后，蒋介石基本上是在病床上渡过的，士林官邸成了医院，身体时好时坏，异常痛苦。
1．昏睡半年
“大哥不好了……”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月，即1972年6月，士林宫邸的医官特别为蒋介石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检查结果让在场的医生们大吃一惊，原来蒋介石的心脏比前一段时间大了许多，如果不好好静养，将有生命危险。
医官将检查报告直接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告诉他检查出来的结果，建议他立即停止一切对内对外活动，休息半年，最好能在一个全封闭的状态下，安安静静地以养为主。
蒋介石听了医官的建议后，大为紧张，马上去向宋美龄说明了检查结果和医官的建议，并且征求她的意见，“陈医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么样？”
蒋介石本来只是纯就自己的身体状况询问宋美龄，孰知，宋美龄听后想了很多：一旦先生突然半年没有音讯，“总统”的职权由谁来代理？难道就没有人趁机怀有僭越之念？蒋家的荣耀又由谁来承传？是自己——蒋夫人，还是大“太子”——蒋经国？再者，如果先生半年不露面，台湾岛内，中国大陆，还有友邦人士又会有什么不利的反映？……想到这些，宋美龄不由得怒火中烧，柳叶眉倒竖，不假思索地对蒋介石说；
你不要听陈医官夸大其词，你的身体不是还好好的嘛，为什么他让你休息半年，真是岂有此理！这个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宋美龄怒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让人传唤陈医官来见。陈医官一到，便遭到了她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
你应该对事情有个轻重主次观念，你这样跑去跟先生乱讲一通，会影响他情绪的，这个责任谁担负得起啊！你这样只会让他心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何况他刚刚就任总统，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休息半年，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啊？先生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机上休息半年的，这对国家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你想过没有啊？
因为宋美龄的干扰，医官建议蒋介石休息的治疗计划只得落空，蒋介石本人也似信非信地继续工作、生活着。
阳明山车祸事件不久，连病带惊的蒋介石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医护人员迫于宋美龄的压力还不敢明说，只是交待蒋介石身边的副官及随从人员，让他们把蒋介石每天的饮水、排尿的量一一记录下来，以便随时掌握他的身体状况。每天晚上，蒋介石一躺下便感到胸闷难忍，气喘吁吁，医生建议随从们将他扶到外边的阳台上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后再回来就寝，并视情况给他一片名叫“麻地黄”的药片让他服下，强化心脏和血管中的血流通畅。每当蒋介石向医官询问自己的病情时，医官们只是用“没关系”、“多休息”等词搪塞过去。
蒋介石的病情越来越重，医官们往他的书房跑的次数也愈来愈勤，向宋美龄作的病情通报也越加严重，宋美龄也渐渐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逐渐地认识到，一旦蒋介石的病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理，她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经过医官们的说明，宋美龄决定加强“总统”医官阵容，立即征调荣总心脏科主任姜必宁、心脏血管科主任李有柄这两位当时台湾岛内的顶尖心脏科权威加入“总统”的医官队伍。
1972年7月下旬，蒋介石的心脏病恶化，吃一顿饭，中间要停下来好几次，喘上几分钟气，再慢慢进食。有几次，吃到一半，竟然全都吐了出来。7月22日中午，蒋介石在副官的照应下用午餐。这天，由于室内特别闷热，又不能开电扇，蒋介石吃饭时便感到没有胃口，勉强吃了几口，边吃边喘，吃到一半时，便觉胸口堵得慌，连忙向副官招手示意，副官明白后，立即在他的座位旁放上一只痰盂。蒋介石一转脸，“哇”的一声，将吃下去的饮食全部吐了出来。医官们连忙赶到餐厅，只见蒋介石双目紧闭，大口喘气，四肢无力地垂在座位上，脸色泛青泛灰。
在场的医官都知道这是心脏病突发的症状，但是谁也不清楚如何紧救，等到蒋介石稍微安静下来之后，一位医官给他一粒“麻地黄”随一杯清水服下之后，侍从们将他抱到了旁边的沙发床上休息。殊不知，休息了没有多久，蒋介石又感到胸闷难受，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想把他移到房间的卧榻上休息。可就在副官准备抱他时，蒋介石突然昏厥了过去。此时，阳明山蒋介石住的中兴宾馆上下乱成一团，医护人员人心惶惶，甚至有人紧张得连怎样打开氧气瓶都忘了，好在从荣总回来的陈医官及时赶到，才开启了氧气开关，为蒋介石按好了氧气管。
由于蒋介石昏迷得突然，台湾岛的心脏病权威人士又离岛赴美，一时联系不上，大家不知所措。有人建议将蒋介石连夜送到荣总第六病房，但又怕在运送途中，稍有不慎，心脏病发作的蒋介石的病情会一发不可收拾。医官们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就在中兴宾馆内成立一个“总统”急救站，让荣总的医护人员赶到中兴宾馆抢救“总统”。
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宋美龄例显得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她向所有的在场人员发出命令：从先生昏迷的那一刻起，你们必须停止一切休假；所有的文武服务人员，一律不得与家人联系；如有家属来电话询问工作人员去处，一律回答到南部出差，需要数天之后才回台北；医生必须及时将病情监测结果和发展情况作详细汇报，不得有误；必须尽快与美国方面联系，争取心脏问题专家余南庚博士早日回台，参加“总统”的抢救治疗工作。
宋美龄在镇静、伤心之余，内心已作好了蒋介石撒手人寰的准备，甚至连怎样从阳明山上移灵都作了预先安排，还指挥工作人员进行了模拟演练。
就在蒋介石昏迷不醒，众人失望、担心的时候，第二天黄昏，守候在他病榻旁的一名医官突然发现他的嘴唇在嚅动，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这名医官赶忙喊住长年随从蒋介石鞍前马后的副官：“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这位翁副官赶忙趋到近前，侧耳到了蒋介石的嘴巴边，只听得蒋介石气若游丝般地喉管中发出了一些不连贯的词节，“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当贫副官把他所听到的这些告诉了在场的每个人时，大家心中总算释然了些。
7月27日，距蒋介石昏迷算起的第五天，世界上治疗心脏病的顶尖高手余南庚博士在宋美龄派出迎接的医官卢光舜的陪同下，来到中兴宾馆，检查了一遍医疗小组为蒋介石做的一些处置方法，他对医护人员的抢救工作作了肯定。通过几天的观察，余博士认为让蒋介石住在阳明山中兴宾馆并非万全之计，不利于抢救和恢复，他建议应尽早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
8月5日白天，蒋介石的侍从和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们奉命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将蒋介石送进“荣民总医院”六号病房。晚上6时左右，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的道路上布满了军警的哨卡，全面封锁，任何车辆不得出入。夜幕降临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蒋介石抬上了一部从美国进口的新型军用救护车。8时许，救护车在随护车队的保护、引导下，缓缓驶出中兴宾馆向荣总开去。为了防止车身颠簸给蒋介石造成生命危险，车开得极慢，十几公里的路程，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完。之所以选择夜间行动除了此时路上人少，车行安全外，更重要的是防止消息泄漏，动摇“军心民气”，再者，到了夜间，“荣总”的病人稀少，医护人员也多下班休息，利于保密。
六号病房本来就是为蒋介石专门设置的特别病房，与其他部门隔离，医疗器材一应俱全。蒋介石这次住院不比寻常，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近二十余人一同住进了六号病房，宋美龄、蒋经国、孔二小姐在六号病房内还开了单间住下，以备不测。但正是因为宋、蒋、孔三位不懂医术之道的“总统”亲属的介入，特别是孔二小姐对蒋介石病情关心过切，加之又有颐指气盛的工作、生活作风，因此，她和医生之间常常为用什么药、取什么疗程发生龈龋，弄得“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和专家们常常很不开心。不过，由于进入“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经过宋美龄、蒋经国反复挑选和核查过的“党国”忠臣，因此，尽管精神压力很大，但却还是做到了任劳任怨，尽忠竭智，正是由于他们这份“忠心”，蒋介石的生命才得以维持了近三年时间。
住进荣总之后，蒋介石仍然昏迷不醒，身上插上了好几根管子：供给氧气的氧气管、输入流质食物的胃管，还有手臂上的点滴管，靠着这些管子的作用，蒋介石的各项检验报告显示出的身体指标数反映出好转迹象，病情渐渐地稳定了下来。但由于这次蒋介石昏迷卧床的时间长，又靠打点滴维持生命，所以，昏迷了一个月后，护理人员发现，他的双手有了蜷曲现象，由于血管硬化，血液循环不畅，他的双腿的肌肉也开始萎缩，不过，他的肠胃吸收灌食营养流质食物的状况十分良好，这也是他能挺住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蒋介石躺在床上小便失禁，大便不畅，所以换洗床单和衣裤，从肛门中用手掏粪成了医护人员最苦恼的事情，幸好孔二小姐智谋多端，这些难题常常化解无遗。
1973年元旦那天，昏睡在病床上长达半年之久的蒋介石突然睁开了眼睛，除了体力不如病前外，记忆力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对蒋介石来说，这次长时间昏迷不醒恰如做了一场大梦一样，蒋介石一家人，以及身边的随从、侍卫、“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们都对此感到莫大的欣慰。
犹如所有得了大病的老人脾气变坏一样，蒋介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之后，原来古怪的性格变得更加古怪了，常常为些小事无端地脾气大作。台北的夏季常常潮湿、闷热，蒋介石却是个平生最怕热，但又忌讳吹电扇和冷气的人，一般都是由身边的副官拿做蒲扇、芭蕉扇为他扇风。
从昏迷中醒来之后，蒋介石更怕热了，不分白天黑夜地要人为他扇风驱热，否则就无法入睡，副官稍一停下来就会遭到他的呵斥。蒋介石生来就是个好动的人，整日躺着便觉躯体四肢乏力酸疼，所以只能靠让人为他按摩来缓解苦楚，但由于双手的萎缩，他已经难以感觉到为他按摩的副官用力的大小，因此，常常觉得副官们在应付他，往往大声骂人：“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腌！”即使他身上插着管子，总是闹着让人将他抱到轮椅上，推到户室外转转。
有一天，蒋介石居然创下了一天上下床23次的记录。每次刚起床几分钟，由于气喘吁吁，不能自持，就吵着上床躺下，而队躺下不久缓过气来，又喊着要起床，如此折腾，让副官、随从们叫苦不迭。还有几次，蒋介石在床上躺烦了，居然提出要看电影，官邪人员连忙找来影片、放映机到病房放映，但看不到几分钟，他又烦了，不想看了。
折腾归折腾，蒋介石对自己的行为失常也常感内疚，因此，每逢节假日，蒋家为感谢医疗小组成员及官邸随从们的辛劳而摆宴感谢时，蒋介石总要从床上起来，到酒宴会上，向大家致谢。问好。“总统”如此大驾屈尊，委实让这些人感动万分，原来心中有些不愉快的人此时也原谅了他，并更加尊敬他。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蛮深的，尤其是“西安事件”时的“美人救英雄”成为一时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息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阻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蒋介石昏迷这段时间，是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
一位宋美龄的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那一阵子，宋美龄生活真的作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作过相当大的牺牲。”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2．宋美龄陪床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早些好起来，宋美龄也陪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病房，并一直陪在蒋介石的左右，虽不用她亲自端水送饭擦身子，但也可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尽到了一位做夫人的责任。对于蒋介石用何种药，实施何种治疗她都详细过问，听取医护人员的分析，然后最终决定采取何种措施。
在病榻上，宋美龄是决定蒋介石要不要见人，要什么时候见人的最后授权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权总管。易言之，蒋介石的病威胁着宋美龄的权势，也相对地增长了她的权势，她一方面担心若是蒋介石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显然将立即受到威胁，而这威胁可能来自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对台湾的政治权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她却在许多地方，给人一种更为举足轻重的感受，认为她是操纵日后台湾的政治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两个最明显的例证，一是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二是有几次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人膏盲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作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岛内外人士，都曾经对宋美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抱以极大的兴趣，虽然，包括美国CIA在内的人，都相信蒋经国即使掌握了那时台湾的武力和情治系统，可是，宋美龄却有充分的能力让中国东汉末年曹操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发生。如果宋美龄真有政治上的野心，她在日后的影响力和作为，绝对不会输给蒋经国。
最明显的例证，一是由她安排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盲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做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二是由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昏迷和卧床不起的事情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是自从他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后不久，抛头露面的事在一年内几乎没有，台湾岛内谣言、传闻不胫而走：“总统”已经不在人世了，蒋夫人开始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美国去了，蒋经国与严家淦为争当“总统”干起来了，蒋“总统”死因不明，等等。岛外“友邦”国家也十分关切。对此蒋府上下起初没当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感到事体不小，于是由擅长外交的宋美龄直接导演、策划了几幕蒋“总统”身体康健的“活剧”。
1973年7月24日，岛内各大报纸均在显眼位置登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并配上了真实照片。7月23日，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尽管此时的蒋介石神志清醒，但是不能作长距离移动，所以不能赶到设在士林宫邸的礼拜堂凯歌厅的婚礼现场接受新人们拜见。蒋孝勇夫妇举行完结婚礼仪之后，按照祖籍浙江奉化的家乡习俗来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给祖父、祖母大人奉茶行礼。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消瘦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严重下降的眼眶中的双眼闪烁着幸福自足的光泽，由宋美龄代表他接受了蒋孝勇夫妇的奉茶礼献。报纸提供的消息说：
蒋总统伉俪与其孙蒋孝勇新婚夫妇合影照片，是一年多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之第一张蒋总统照片。足以显示总统健康情形良好。国人及关切蒋总统的友邦人士多表欣慰。金门前线军民在报端获悉蒋总统政躬康泰，认为这是国运中兴的象征。
台湾省议会议长蔡鸿文表示，省民自报上看到蒋总统玉照后，都神情欢愉，争传总统康复的消息。足见省民爱戴领袖的热忱。
1973年11月，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在整个大会期间，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能亲临会场参加会议。按议程，大会结束那天，参加全会的其他9名主席团成员严家淦、蒋经国等人到“荣总”六号病房会客厅晋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右手肌肉萎缩十分严重，即便坐着的时候也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而要面对镁光灯和摄像机，使右手显得无所障碍就必须想个办法加以解决。一名副官灵机一动，想到了一条妙计：用透明胶布把蒋介石萎缩的右手绑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后再给他穿上长袍马褂，这样从外表上看，看不出他右手有多大问题。这条妙计立刻得到宋美龄和孙二小姐的赞许，随从人员立即依计行事。布置停当后，晋见大员鱼贯而入，向总裁行礼致敬，蒋介石也用左手微微招呼一下，算作回礼。这次召见时间不长，医护人员全体戒备，一旁待命。第二天报上登出了蒋介石接见四全主席团成员的消息，又使岛内有关蒋介石健康状况的种种猜测安定了一阵。
12月22日，蒋介石觉得身体状况好转，在宋美龄的一再要求下，经医生检查，同意他出院回士林宫邸过圣诞节和新年并长期休养。然而，这年圣诞、元旦、除夕三大节日中，人们除了听到一次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元旦文告外，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毫无准确音讯，谣言又起来了。为了平息种种不利猜测，宋美龄又给蒋介石排演了身体健康的节目。
新年刚过，适逢蒋介石的曾孙女蒋友松过周岁生日，蒋介石的孙子蒋孝武带着孩子来到士林宫邸拜望蒋介石夫妇。在宋美龄同意之后，蒋家决定向外界发表一张全家欢聚照片，证实蒋介石依然幸福、健康地活在人间。照片上，身穿黑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坐在沙发上，用左手逗着小孩的下巴颏玩，面带慈祥的微笑，在左侧毗邻坐着宋美龄，而右侧立站着的蒋经国则帮助父亲用右手揽着孩子的身躯，后面蒋孝武夫妇和蒋方良则姿势、表情“自然”的围拢在蒋介石夫妇的身后。其实，蒋友松在蒋介石手上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蒋介石生前最后一次在媒体中露面是在他病入膏盲的1975年初，接见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此前的1973年和1974年，马康卫曾几次向台湾当局要求拜见蒋介石，均因蒋介石病重而被宋美龄以种种借口谢绝，为此美国外交部和中央情报局从各个方面均判断蒋介石将不久人世。这次是马康卫离职回美的最后一次请求，宋美龄考虑到台湾与“友邦”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与孔二小姐等人密商后，决定还是接见马康卫为好，于是吩咐士林官邸的侍从人员和医疗小组为此作好准备。
那天下午，马康卫依约准时来到士林官邸客厅，蒋介石强作欢颜，打起精神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宋美龄面带笑容，陪伴在侧旁。医疗小组的成员在后侧隐蔽着以备不测，侍从副官们退在客厅后方等候调遣。
马康卫一行坐在蒋介石、宋美龄不远处，不时用眼光打量着蒋介石。一番寒暄之后，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蒋介石表情木然，偶尔嘴唇龛动，喉咙间挤出几个不连贯的词汇，而一旁的宋美龄则用流利的英文将蒋介石对马康卫为发展“中美”友谊所作的贡献之类的颂扬之词“翻译”出来，与马康卫侃侃而谈。马康卫只能将目光移向蒋夫人那张生动、靓丽的脸庞上，与蒋宋会谈。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蒋介石没能起来送客，由宋美龄送到客厅门口。客人一走，医疗小组成员、侍从副官们面如土色，满头大汗地把蒋介石抱进了卧室，大家舒了一口气。
蒋介石久卧病床，不能视事，外界猜测颇多。蒋经国自1972年当上“行政院长”后，实权在握，“副总统”严家徐乃一介书生，自知纯属“蒋家王朝”的摆设。在这种层峰权力结构中，宋美龄的地位发发可危，但又不甘心失去往日的势力，因此她急切地希望蒋介石能迅速恢复健康，正常工作。
1974年冬天，一场病毒性流行感冒在台湾岛内，特别是台北市蔓延开来，蒋介石也不能幸免，高烧持续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不得已又住进了“荣总”六号病房，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脱离了危险，在医院养病。
临近岁末年底，宋美龄心情急躁难耐，不顾医疗小组的一再劝说，非要搬回士林官邪过圣诞节，“我不管！他如果不搬，我还是要搬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医疗小组只得听从她的意见，把蒋介石送回士林宫邸，将六号病房的几乎所有医疗设备搬到了官邸。
1975年3月，过完春节之后，天气渐渐转暖，蒋介石的身体仍不见明显好转，宋美龄为此几近病急乱投医的程度，在一位心腹的建议下，她特邀一名美国胸腔专家来为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诊治。这名洋大夫看了蒋介石的病历之后，认为他的病所以不见起色，与他的肺脏有2／3浸泡在胸腔积水中有关连，由此，洋大夫建议对蒋介石作“肺脏穿刺手术”，把积水抽出，方可使心脏病好转。此建议一提出，便遭到“总统医疗小组”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像蒋介石这样年届90高龄的病人做这种手术危险极大，他们不是不知道蒋介石胸腔积水甚多，而是觉得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让积水得到控制，不再增多，能拖一天是一天，根本不能将积水抽出，否则蒋介石的心脏病会加剧，并可能伴发其他病状。
宋美龄听了赞否两方面的意见，相信洋医生并盼望蒋介石迅速康复的心理使她态度坚决，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并表示：“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何尝不试一试，这事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我负完全责任。”
医疗小组出于对宋美龄威严的惧怕以及一般的医疗责任原则中尊重家属意见一款，只得顺从了她的意见。
一切准备就绪后，美国专家开始对蒋介石施行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近半升脓水，手术算是做得圆满成功。但伴发病和后遗症随之而来，当晚蒋介石的体温猛升至41℃，官邸上下人员立即危恐惊慌，乱成一团，宋美龄也顿时黯然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蒋介石的小便较之往年提前出血，且来势凶猛，医疗小组不得不在一夜之间为蒋介石输入250CC血浆，才将尿血病状稍稍稳定下来。蒋介石的心脏在持续高烧和小便大出血的困扰下，停止跳动的频率越来越大，间隔愈来愈短，一夜之间达到数次。医官私下里讲：“老先生的大限怕是不远了。”不祥之兆从天而降，官邸上下人员满脸愁云，少有声息。
3月29日，蒋介石从昏迷中醒来，虚弱的身体使他难以坐起来说话，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气喘吁吁地吩咐宋美龄、蒋经国将台湾的党、政大员召到身边，口授遗嘱，由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执笔记录。蒋授完遗嘱后，病情忽好忽坏，蒋府上下一片愁云。
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蒋介石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据说由士林官邸移灵“荣民总院”，天突降暴雨。4月16日大殓，暂厝于台湾慈湖宾馆。据蒋生前遗言，今后要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中山陵旁。
1．病逝
一个星期后，即4月5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烧纸化钱、或用佛教的规矩做些仪式祭祀死去的先人或亲朋故旧。这天清晨和上午，台北的天气异常晴朗，幽静的士林宫邪到处是鸟语花香，景色宜人。
蒋介石这天早上身体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许多，神志也特别清醒，让人扶他坐到了轮椅上。蒋经国一大早就赶来向蒋介石请安，在厅外稍等了片刻，就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蒋介石满面笑容地招呼儿子坐下，询问他清明节和张伯苓百岁冥辰的有关事宜。蒋经国细细作了禀报，随后告辞。望着儿子走出家门的背影，蒋介石慈爱地关照道：“经儿，你应好好多休息。”
接近中午时分，强烈的阳光使得天气变得闷热起来，蒋介石的情绪也烦躁不安，躺也不是，起也不是，满脸怨气和怒气。医生们劝他安静地在床上躺着，但他一言不发，一会儿起床，一会儿躺下，反复无常，医生和随从们都觉得情况不对，但都闷在心中，谁也不敢多说一句。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共进晚餐后，他照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父亲似乎有些倦容，就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他吩咐医生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所谓的镇定剂是假的，因为自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生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医生把药丸给蒋介石服下后，已经是晚间8点钟。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谁料心电图机上的脉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直线，当班的护士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刻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生是俞瑞章，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这次要救活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不幸消息。蒋经国从士林宫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西归。
病房内外嘈杂一片，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蒋介石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请他们速来见蒋介石最后遗容。严家检等来瞻仰了遗容以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侍卫人员刚要把蒋介石遗体移上救护车，天上忽然响起了隆隆雷声，紧接着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气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移灵车从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时候，雨却又奇迹般地停了，于是有人半认真地说，大概刚刚是老先生升天了。
蒋介石病逝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宫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时，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枢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外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县的溪口镇。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进蒋介石“心愿”。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
蒋在遗嘱中称：
余自未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年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之革命职责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对于蒋介石的遗嘱，留美知识分子刊物《新泽西通讯》与《石溪通讯》合刊载文称：
以“总统”身份向国民党发表遗嘱，竟然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台湾情况的人，还以为基督教是国民党的国教呢。
该刊还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已四十多岁，直至那时蒋才成为耶稣信徒的。蒋、未结合是“为了金钱而结婚，为了结婚而信教”的典型例子。各种蒋介石的传记中都找不到蒋介石早年和基督教发生任何关系的记载。难道蒋介石是四十多岁才束发的吗？
至于“总理信徒”，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拿来和孙中山所讲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但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
所谓“实践三民主义”，无非是说非有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政党当权不可，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系统的人士若想要和国民党“轮流做庄”，对不起，办不到！
“光复大陆国土”这句话是宣称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代表大陆各省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决不能取消，所谓“政治革新”谈谈可以，真正实行嘛，不可造次。
“复兴民族文化”，这句话的中心是要说“父业子承”。“坚守民主阵容”的另一说法是紧抱美国人的大腿不放。
上述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切中要害。
台湾当局则对蒋介石遗嘱采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场。就在蒋介石病逝第二天凌晨7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的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亦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誓达目的，毋怠毋忽，谨此决议。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奋斗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嘱写入党章，以使国民党员“遵行”。修订党章云：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纲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
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做法未免过于牵强，如果接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的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涂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严家淦在就职后发表谈话称：
“力行总统蒋公遗训，继承未竟之业，竞智尽忠，驰驱效命。
第二项决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行政主管官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
经国不孝，侍奉天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既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辞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
国民党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
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成以国家内遭大变，外遇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竞……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其谒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恩。
蒋经国对国民党中会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
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
对于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作家江南发表评论称：
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
阮大任就国民党中央上述决议也提出疑问：
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江南与阮大仁均从法理上指责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不妥，确切中要害。但殊不知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国民党中常会的两项决议，也就不再让人感到费解了。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矢、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芬、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宫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为：“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枢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蒋介石的遗体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彩云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爱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各自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阂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大陆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平淡，新华社消息说，中国共产党仍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外国对蒋介石的去世态度不一，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国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只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
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美国人之所以对蒋介石的死反应冷淡，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在台湾的理想统治工具。国民党退台前后，美国人就想扶植吴国桢、孙立人取代他，后又企图以陈诚代蒋。美国人的做法激怒了蒋介石，致使吴、孙、陈一一被清除或架空。美蒋失和后，中共积极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蒋介石病逝之时，正值中美两国建交前夕，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人不能不对蒋介石表示遗憾了。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
日本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日本人本身就同情有如凋落的樱花似的“失败英雄”，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里，蒋介石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英雄”，是因为蒋到日本留学的缘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责“既往不咎”与“以德报怨”，也使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是“东洋人的信条”。
正是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使日本对病逝的蒋介石产生了好感。日本的井田官房长官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非官方式”的谈话，称赞蒋介石并以示哀悼。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拍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的抗议，日本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不用，佐藤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2．葬礼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枢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枢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柜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爱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训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枢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99辆由宪兵队开道车在前领道，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助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两千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枢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枢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红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修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班，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路祭”这个名堂，沿途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枢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机，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和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当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枢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大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愿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毕。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完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衷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名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后来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孙叔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后，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枢一直停放在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材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然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
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拟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的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
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四千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坊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1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却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所谓的“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入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视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
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固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或纪念馆，铸造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蒋介石死后，其子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过渡性“总统”严家淦任满后，力言不连任。国民党推举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顺利接班。
1．“严蒋体制”告终
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当他抓到党权之后，眼睛又瞄上了“总统”宝座。其实，蒋经国身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总统”严家洼不过是虚位以待，下面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一天，“行政院长”蒋经国有一件事要找严家淦商量，于是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望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个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接见蒋院长”。严家淦的秘书说：“我马上请示总统，立即给你回话”。过不久，严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书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听下去就不同了，“总统说他出去后顺道到行政院看望蒋院长，时间最多也是半小时，请转告蒋院长”。
罗浩对此评论说：
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
江南则认为：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像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还有人说：
“凡事都得听蒋经国的。”“严家淦只是供小蒋走向老蒋的一座私家桥梁。”
的确，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颇有自知之明，小心谨慎，决不敢越雷池半步，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这种“严蒋体制”使无为和有为得到了绝妙的结合。因此，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家淦盱衡革命情势，深感愈接近最后成功，困难愈多，冲击念大，非有坚忍。弘毅与睿智之革命领导，实不足以克服重重险阻，达成反共复国之艰巨任务。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蒋经国同志追随总裁力行总理遗教达40年，志节坚贞，勋绩卓昭者；尤以出任本党主席及行政院长以来，主持国家大计，实践本党政策，推行重大建设，顺应国际变局，操虑忠纯，群情悦服，其朴实平易，勤政亲民，更为国内外一致推崇。蒋主席经国同志乃本党提名为第六任总统选人之最适当人选。
严家淦的推荐书正中蒋经国下怀，但又不能不表示谦让，遂两次请党国大员们劝严继续留任，但严的回答十分简单，“当然经国同志担任了，”坚决表示放弃竞选“总统”。
严家淦何以态度坚决地放弃总统竞选而举荐蒋经国呢？究其原因，严的动机是：
（1）顺水推舟，落得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
（2）感恩图报，即报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3）知难而退，免得承担以后的政治风险；
（4）荐贤自代，为“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说到底是为了国民党的利益。
严家淦的自动让位与举荐，使蒋经国处于十分微妙的地位。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评委会主席团集会通过决议，建议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请提名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会议由蒋经国主持，主要讨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问题。出席会议人员以起立方式通过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全会结束时，蒋经国发表讲话称：
“经国承全会厚爱督责，征召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本党候选人……经国谨以临深履薄的心情，提出个人的感受和感激的至诚。
“经国今后责任加重，自更当殚精竭虑……为党尽忠，为国效命，为民服务，奉献一切。”
对于严家淦的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他在3月17日国大代表餐会中赞扬严家淦说：
“严总统多年以来，辅佐蒋公，后来继任总统，主持国政，盛情隆勋。全国同胞莫不崇敬，经国个人尤其多年以来，在严总统的指导之下，受益很多，而严总统谦德冲怀，……提名经国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执政党候选人，经国对此深深感到惶恐。”
“以经国个人的才德，何敢仰望严总统的盛德大业，又何以能承担如此的重大责任。”
既如此，蒋经国为何又接受了严的推荐呢？据蒋经国自己称：
余“再三考虑，以为当此国家民族多难之秋，个人决不能自外于革命的责任。同时内心也怀有一种恳切的期望，如果得到国民大会代表先生的支持和督勉，自足以共济时艰，所以经国毅然接受党的征召。”“我接受中国国民党提名竞选第六任总统，是以战斗兵的身份，接受作战命令”，“作战只有服从。”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这与当年乃父在台重登大宝有何区别。
蒋经国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
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
如此礼遇可见蒋经国对严的厚待与感激之情。不仅如此，严卸任后，蒋对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严主持党内若于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1978年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负责对参加增额“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1979年，严家途还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4月，严家淦担任国民党中常会12人小组召集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当严家淦在家中渡过80岁生日时，蒋经国亲往住所祝贺。还在严寿辰前夕，蒋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
“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尽管严家淦对蒋氏父子亦有看法，但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蒋经国他也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十分难过，饮食也觉无味。
1993年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
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才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可说是“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台湾《传记文学》发表的《敬悼严家淦先生》一文，对严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抄录几段如下：
他（严家淦）与赏识他技擢他的蒋介石与陈诚，没有任何亲戚或同乡的关系，也没有在官邸或侍从室任过职，更不是党校、政校、干校、黄埔的“天子门生”。
他是一个平民，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留过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带过兵，甚至没有受过一天军事训练，但是他一步一步登上文官的最高峰，文人“总统”，也是“国军的三军统帅”。
他虽然长期担任阁揆高位，且一度贵为“国家元首”，却没有班底，没有小组织，没有自己的人，无论在位或下台，没有一本传记，没有一本回忆录，更没有什么言论集或什么选集之类的书籍出版过。
这样的一个人，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但我们（台湾）史料机构中却没有他的档案，在强人政治阴影下，历史上几乎没姓严的这么一章。其史料机构出版物罗列举“总统”父子以后就是姓李的，竞没有姓严的这一任。
台湾政局相当微妙，看似安定，实际上蒋家父子与陈诚等人之间，仍存在许多矛盾，严家淦以其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不仅调和问题，而且化解了若干可能发生的重大矛盾与政争。从陈诚“院长”过渡到蒋经国“院长”，从蒋介石“总统”过渡到蒋经国“总统”，政治传承与政治安定，严氏应居第一功。如果40年政争不断导致政局不安，则一切经济起飞、经济繁荣，经济奇迹都可能化为乌有了。何况……严氏在台湾财政经济决策上也付出了最大的心力，并作出许多决定性的贡献。
2．蒋经国接班
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如期在台北召开。3月20日，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当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便于当日下午4时偕夫人及次子蒋孝武赴慈湖蒋介石“陵寝”谒祭，以感谢生父的刻意栽培。翌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谈话称：
我们今天必须冷静，很坚定，很沉着，体认这不是一个足以祝贺的时候，因为大敌当前，困难当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自己的血汗来完成总裁遗留下来的使命，以慰国人的殷切期望。
3月25日，蒋经国在接受“总统”当选证书后发表谈话称：
“经国在敬谨接受当选证书之时，并以郑重、严肃、坚定和感谢的态度表示，在……宣誓就职后，谨当遵循宪法，贯彻国策，牺牲奉献，服务全民，为贯彻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而全力奋斗。”
5月20日，遵循程序，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并发表讲话称：
“经国服务公职以来，无时无刻不是以民族大义、革命责任和国家荣誉，作为自己效命致力的目标和志事，经国此后在全国同胞的信任和督策之下，必当奋我精诚，竭我智能。”
至此，蒋经国成为继蒋介石、李宗仁、严家淦之后的“中华民国”第四位“总统”，从1938年初次从政到1978年当选“总统”整整40年，蒋家王朝的香火在台湾再度得以延续。
对于这种父传子，当时台湾民间流传着不少符谶和传说，其中有一篇为《黄药禅师预言诗》，诗云：“中兴事业付麟儿原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赤鼠时同运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又见南军至，时到金蛇赤运终。”黄药师是郑成功、郑经父子的军师，后东渡日本做和尚，郑经曾派人去日本向他请教台湾将来的前景，他便写了一首预言500年的长诗，其中就有这八句。第一句可以解释为把“复兴大业托付给儿子”；第二句可解释为“豕”（猪）年后“牛”年前即“子”年，而1972年正好是子年，“耀德仪”谐音为“要得意”，总括第二句则为“1972年要得意”。这一年蒋经国做了最高行政长官，蒋介石父传子基本完成，当然要得意，值得高兴了。后边几句就不好谈了。如此种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渲染，意在营造子承父业的天意。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国家，虽然封建王朝早已被推翻，但皇权主义观念仍在中国有相当市场。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俩都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培养出来的，尽管蒋经国比其父开明一些，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也同其父一样，仍未摆脱皇权主义观念的束缚。昔日有蒋介石传位于子，今日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也企图效仿乃父传位于子的做法，历史又在重演，特别是在进入80年代之后，蒋经国身体似动荡的台湾政局一样，力渐不支。1982年2月以来，台湾各界一直关注蒋经国的后事问题。蒋经国也预感自己身体状况日趋衰弱，开始把接班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
就蒋氏家族而言，蒋介石可谓是第一代，第二代指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第三代是指蒋氏兄弟子女辈。
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膝下共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名字均为蒋介石所赐。此外还有蒋经国与红颜知己生下的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因姓了章，难以列入蒋氏宗族之后，不过在蒋经国病逝以后，兄弟二人已自将身份公开。
在蒋家第三代中，当时以蒋孝武政治行情最被看好。蒋介石、蒋经国都非常欣赏他。蒋经国上台后，开始让蒋孝武抓权。
从25岁起，蒋孝武就一直官运亨通。先是担任“官员退役辅导委员会”顾问，除此之外，蒋经国还让他熟悉党务，不久他当上了中央政策会委员和组织工作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与此同时，蒋孝武还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等职。从1976年起，蒋孝武逐步涉足情报工作、心战、情报、反统战等部门。以上各职位及职务均属握有实权的工作，虽与台湾的文官制度无涉，但却涵盖常务、军特、文宣等重要控制系统。
蒋经国临终前，为使蒋三世接班，不惜采取托孤的方式，开始重用那些既无个人班底又对蒋家绝对忠诚的第三代人物，如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等人。蒋经国之所以刻意培养国民党第三代人，其目的就是使他们逐步抓到实权，以便为蒋孝武接班护航保驾。但是形势的发展打破了蒋经国这一既定方针与部署，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传位于子的初衷。那么是什么因素迫使掌握台湾生杀大权的蒋经国改变既定方针呢？分析台湾当时的形势，不难看出，是江南命案的冲击迫使蒋经国重新考虑新接班人问题。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省靖江县人，后为美籍华人。他早年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17岁那年正逢国民党兵败大陆，随蒋经国到台湾。1950年入国防部政工部学习，后又被送到蒋经国任校长的政工干校第二期受训，是蒋经国一手培植起来的政工人员。1954年毕业前夕，决心脱离部队，他先后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由于成绩突出，江南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回台后写成《香港纪行》与《动乱的东南亚》两书。1967年底，江南被派往美国驻外记者站，工作之余，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他读完课程，准备撰写论文，其题目正是蒋经国之生平及政治理想。以后因所申请之奖学金无着落，遂在华盛顿市区朗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经商谋生，并继续写作。1978年，江南举家迁人旧金山，于渔人码头开一磁器店。1982年，他又在圣马泰市另开一磁器店。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后，江南遂用余力全力贯注于写作。《蒋经国传》就是在此情形下于1984年正式出版的。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多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写作的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泛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部门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情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
国家培养他（江南）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作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容又有许多不利元首的地方，一定要杀死他。
1984年11月29日，美国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查清江南命案，系台湾情报人员勾结黑社会所为。
1985年1月15日，台湾“国防部”声称，情报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涉及江南命案已被逮捕。4月19日，台“国防部”高等法院匆忙审判，叛决汪希苓“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纷纷扬扬的江南命案随着判决暂告一段落。该案主谋人本想在充满暗杀的美国铲除所谓叛徒，以防蒋家丑闻大量泄露。但事与愿违，该案直接导致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失控。
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暗里明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干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为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与“中华民国”划清界线。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在传子部署无望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集体接班。
从江南命案到1987年之间，蒋经国提拔李焕、蒋纬国担任要职。到1987年，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为代表的集体领导班底已经形成，蒋纬国抓军队、李焕抓党务，而李登辉抓政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国三公”体制。但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纬国渐渐失势，至今，蒋家已无掌门人。
蒋介石去世后，夫人派和孔家曾推宋美龄为国民党总裁，但为宋所推脱。蒋经国上台后，宋美龄曾有一些干政行为，但并不力。蒋经国晚年病重，有人又想到了宋美龄，但宋终是垂暮之人，没有再起的可能了。
1．老夫人碰壁
自蒋经国出任“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细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为在蒋以后的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陪侍经月，亲自安排蒋的治疗和活动。一方面尽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打算。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学武则天而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1972年，严家涂“内阁”辞职风声一出，宋美龄就想向蒋介石建议，提名他的侄子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因为在大财阀孔氏家中，只有孔令侃对政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借此机会，孔令侃多在姨妈宋美龄耳边吹风，希望她能帮帮忙。
逃台以后，孔家在政治上一直受冷落。宋蔼龄、孔祥熙都客死异国，孔祥熙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继承这一权位，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际关系，他当“行政院长”也未尝不可，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孔令侃希望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起飞，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传子心切，他根本听不进宋美龄的话。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关键时期，他当然不会去听从宋美龄的话。于是，严家淦辞职后，蒋经国顺利当上了“行政院长”。
宋美龄很明白蒋介石的心思，所以他对当国民党总裁一事兴趣不大，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蒋经国的对手。蒋经国此时已牢牢地把军权、政权掌握在了手中，而宋美龄此时再想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
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宋美龄办不成任何事。从孔令侃身上，宋美龄掂量出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传子企图，而自觉地投身到太子身边，在国民党元老中，能为宋美龄说话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夫人派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总裁一事。谷正纲提出由宋美龄继任，但张宝树则说：
总裁，必须功勋卓著之人方可胜任，蒋公新丧，至今尚未发现能担当此任之人。以我之见，不如将总裁一职暂时保留，以表示对蒋公的哀敬与永恒的怀念。至于党的领袖则不可无人，拟立即推举一人为之。
张宝树此言既出，附和者众，遂决定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何应钦指出，设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蒋经国同志比较适合。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后母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孙运璇，号曜气，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机电系，随即参加陇海铁路连云港发电厂建厂工作。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被派往湖南主持湘江电厂建设，时年24岁。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局工作3年。
1946年5月，孙又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后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1950年升任协理兼总工程师。1962年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在任台电总经理期间，蒋介石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多蒙孙运璇的照顾和栽培，使蒋经国对孙很是感激。1967年，蒋经国通过其父将孙提拔为“交通部长”。作为没有任何前景的孙运璇，如果没有蒋氏父子的提拔，出任部长级职务是非常困难的。同年，孙运璇再度高升，被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
1969年10月孙又转任“经济部长”，当蒋经国担任“总统”后，念念不忘孙运璇对蒋孝文的恩泽，与他对蒋家的绝对忠诚，要他出面组阁。1978年5月24日，蒋经国以国民党中央主席身份对新任“行政院长”提名发表谈话时称：
新任行政院长孙运璇的获得提名，系在衡酌国家需要，并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作的决定。
孙运璇先生历年对国家的贡献很多，表现也非常突出，尤其是在他任职台电总工程师任内，孙运璇先生经常是上高山，到海边，凡是有电厂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出现，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此后在交通及经济两部首长任内，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大，所花费的心血，也较以往为更多。孙运璇先生在立法院历次的报告或答复质询中，对立法委员的态度的诚恳负责，更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也由于此种态度的影响，常被他能在不知不觉之间，既多成了困难的任务，并达成贯彻政府决策的目的。
有了蒋经国对孙运璇的推荐与说明，“立法院”自然不敢怠慢，通过此一提名是意料中事。5月26日，孙运璇就任“行政院长”。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知恩，孙运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按蒋经国的择人标准，于5月29日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政务委员”：俞国华、李国鼎、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费骅、周宏涛。
“内政部长”邱创焕，“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高魁元，“财政部长’然继正，“教育部长”朱汇森，“司法部长”李元簇，“经济部长”张光世，“交通部长”林金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言，“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行政院秘书长”马纪壮，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长”李登辉。
同年6月7日，孙运璇第一次以“行政院长”身份发表讲话，宣称将继续推动蒋经国首倡的行政革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层层负责，纠正偏差，加强考核，不辜负蒋经国对他的期望。孙的讲话颇受蒋经国的赏识，台报对孙运璇任职6年的政绩评论说：
“不仅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挑战，且表现出政通人和的和谐气氛，于是焉，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在中常会的排名逐届上升，隐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领袖人物。”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长”人选上又碰上了一鼻子灰。她意料到了，蒋经国一点也不尊重她，她成了多余的人，于是，她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
2．无法再起
宋美龄除了本身无子息外，一生在政治舞台上占尽风头，自己又拥有大量财产，在一般人看来，应是命运富贵的一个人了。她称自己一生最伤痛的事，是蒋介石的死。
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的逝世，使得宋美龄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但她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尤其是在蒋经国主政时期，蒋经国一定程度还就政事咨询她。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宋美龄失去一切职权，郁郁不得志，平时只用“蒋夫人”身份接见外宾。但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各国纷纷与台湾“断交”，既无宾可接，又不受人尊敬，昔日的显赫、荣耀一去不复返了，其内心痛苦不堪。加上身体欠佳，宋美龄便下决心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多年未愈的旧疾。
9月17日，行前，她发表了长达3000字的《书勉全体国人》一文。文章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病”，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病。文章最后写道：“当兹小别，特抒所怀，敬致余由衷的感谢，并祝同胞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宋美龄的告国人书，充满悲凉的气氛，这篇告别词当然少不了要讲继续反共一类的套语，但通篇并无只字表示要民众支持新主席领导以竟“反攻大陆”大业，这是耐人寻味的。
可是，宋美龄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严重到必须要远走美国治疗？脑子灵活的读者一定怀疑，当年连蒋介石那么严重的病，都可以在“荣总”获得世界一流的治疗，所谓世界一流，是连美国医学专家都承认的事实。然而，宋美龄为何要舍弃“荣总”世界一流的“总统”医疗小组的悉心照料，反而舍近求远，要到美国去，这其中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内情？
这可以判明，外传其母子不和，宋美龄要避开与蒋经国权力抗衡，是有根据的。
9月17日上午9点3O分，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由台北松山军用机场起飞前往美国纽约。当时的“总统”严家徐夫妇，“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及家人，“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以及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一百余人到机场送行。
宋美龄身穿她一向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神情肃穆，在机场上接受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政府要员”一一话别。登机时，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宋美龄进入机舱。这对一生未育的宋美龄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与宋美龄同机赴美的还有十多名侍从人员和医护人员。
“挥手自兹去”，宋美龄告别她为之奋斗，为之辉煌的台湾，远飞异国他乡。
宋美龄于美国时间17日晚上9时35分抵达美国肯尼迪机场。欢迎她的场面并不热烈，只有几个警察和一些安全人员，美国官方代表和侨领都没出现。下机后，宋美龄随即由6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护送前往纽约的长岛。当时合众社和路透社消息报道，她来美是为了医治乳腺癌。
宋美龄赴美，本已脱离了台湾政治圈，虽远隔千里，但她却未退出“三界”之外，台湾、美国两地跑，对台湾政治仍具影响力。
1976年4月2日下午，宋美龄为了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特地从纽约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回台北。她身穿黑色旗袍，神情肃穆，在蒋经国的搀扶下，步下飞机扶梯。严家涂夫妇、倪文亚、谷正纲、张群等“党国元老”都到机场迎接。追思礼过后不久，宋美龄再度束装赴美，长居美国。
1978年，蒋经国在就任第六任“总统”前夕，于3月27日、29日两次致电宋美龄，热切地希望他的继母能返回台湾参加他的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却称因“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己”而未能成行。她在4月1日从纽约发给蒋经国的回电中，叙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与蒋介石相依为命的情感，让人读之生情。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致电“勉励”。
在美国，宋美龄仍然经常接待台湾和美国客人，但都不公开报道。每年她过生日时，生活在美国各地的国民党军政遗族子女都会从各处赶到长岛为她过生日。曾由宋美龄一手惨淡经营起来的“国军遗族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已年过半百，他们依旧称呼宋美龄为“妈妈”，多少安慰了宋美龄孤独的心。每次一折腾，起码要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人老了爱热闹，尤其在异国，这样欢聚的日子太少，宋美龄与他们尽情欢乐，直到曲终人散。
台湾岛内政界与妇女界人士赴美访问时，也多半抽空到纽约郊区宋寓一晤。但就这方面而言，岛内妇女界能够会晤宋的也已经不多，惟有钱剑秋、王亚权、赵筱梅等几人。由宋美龄直接提拔起来的台湾“妇工会”主任钱剑秋年岁较高，很少访美，访美必获接见。王亚权因为近年来执掌“妇联会”业务，而“妇联会”系宋美龄当年的手创，所以也是宋美龄愿意接见的人士之一。赵彼梅则是昔日为宋美龄主持过育幼院的人。其他一般的及近年来崛起的政要，宋美龄对他们不感兴趣。
宋美龄隐居长岛期间，对台湾当局的人事安排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保护着自己的亲信。前台湾“空军总司令”、现任台湾“华航”董事长的乌钺，在王锡爵投奔大陆的事件中，单独获得留任（总经理刘德敏等被罢了官），据悉即出自宋美龄的意图。
1986年6月，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讯息，从台湾传到纽约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对自己一向喜欢的二儿子，曾特电致贺，勉励他坚持岗位，做好“政府”及“国家”所交付给的一切任务。台湾当局高层人士变动获得宋美龄致电称贺的，蒋纬国似乎还是第一人。
同年10月，蒋纬国因病住进“荣民总医院”时，据说宋美龄还曾打电报询问他的病况。电报由台北转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手中时，蒋纬国至为感动，立即电复其病情。
宋美龄虽然隐居山林，然而对政事的关心程度丝毫不减。在岛内有她的耳目。与她长期保持通信的人，计有中文及英文两要员。中文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英文则是沈昌焕这位被称为外交上的大档头人士。秦孝仪自1953年间因在阳明山受训时一篇古朴简练的自传获得蒋介石的赏识。当时，秦孝仪只是国民党中央四组的专门委员，四组即今之“文化工作会”。于阳明山结业后奉令调官邸服务，到了蒋介石去世，他一直随侍在蒋身边前后逾二十余年。由于常年随侍的关系，获得宋美龄的赏识，宋美龄的一些对外中文文稿，均出自秦孝仪的手笔。由于宋美龄信任秦孝仪，所以未离台11年，中文方面的文件仍由美国电告秦孝仪代笔。1983年，宋美龄先后发表的《致廖承志贤侄》、《致邓颖超女士》的公开信，据悉也系由宋美龄指示要点后，由秦孝仪执笔。
岁月沧桑，虽说宋美龄在美国长大，并在美国受教育，可是，11年如一日，身边都是陌生之人，二次大战中依然健在跟她有过多面之缘的美国友人，几乎寥若星辰，他们即使在，也多半风烛残年，行动不便，所以几乎没有来往。而在美国政坛上的要角，对宋美龄来说，多半已经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了，与她更无联谊。
在美国的蒋家后代中，只有蒋经国的长女蒋孝章一直住在美国的旧金山，她经常到纽约来看望孤寂的祖母。同时蒋纬国也曾数次代表蒋经国专程到美国向母亲请安，聊以宽慰老夫人寂寞的心。
一人独居，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思念有增无减，愈久弥坚。她的居处到处可见蒋介石的照片，奉祭蒋介石的香花长年保持鲜洁。
1986年，蒋介石诞辰100周年，为了参加此活动，宋美龄决定结束11年的隐居生涯，返回台湾。
9、10月间，台湾士林区蒋介石宫邸和武陵农场蒋介石行馆正在加紧整修装潢。宋美龄要回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台湾上空疑云滚滚，种种猜测不一而足。宋美龄为何返台？成了台湾舆论界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宋美龄返台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有关。星相家、预言家的预测和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都说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断言他熬不过1986年。谁能继承蒋家王朝的“未竟之业”？蒋氏的孙辈都没有条件，蒋经国也没有时间再培养自己的儿子了。蒋纬国因个性直率，在台湾军、政、党各界都树了不少政敌，也不足以服众。在接班人没有安排好以前，如果蒋经国突然逝世，那么国民党内在权力结构势均力敌——“谁也不怕谁”的情况下，势必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和更迭，才能建立起新的领导中心。显然，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老夫人宋美龄返台，将有助于新的领导中心的建立，并减少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混乱，有利于台湾局势的稳定。
也有人说，宋美龄返台有稳定民心、稳定经济的作用。当时国民党赖以统治台湾的法宝就是经济增长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正逢蒋经国统治末期，台湾蔓延着“信心危机”，有钱人不仅纷纷把钱偷运海外，甚至还将子孙安排到国外去了。这种“信心危机”，在蒋经国去世后，很可能对台湾经济和民心产生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宋美龄返台，对台湾的经济和民心将起到重大的安定作用。宋美龄此次返台，把部分财产引进台湾，将刺激海内外人士的投资意愿，对一心想把资金移往海外的“香蕉人”（即所谓“黄皮肤，白心肠”之人）也有缓和作用。
也有人指出：宋美龄返台与海峡两岸形势缓和有关。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宣布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方面也从未放弃备战的努力，但是，在中共力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而台湾当局把“光复”大陆的重点由军事转向政治的情况下，两岸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接近宋美龄的人士说，她经常关注大陆局势，分析大陆未来，她此次返台定居，与海峡两岸的和平共处形势的判断分不开。
又有人说，宋美龄对美国有一种怨厌之气。她对蒋介石的失败，不是从国民党的自腐这一角度观察，而是认为这是美国政策错误造成的，认为美国没有拿出朋友应有的助力，甚至出卖朋友，因而，她不愿在美国长期居住。
还有人分析说“宋美龄回台可能旨在为蒋孝武的上台作准备”，这显然是一种穿凿附会之词。如果说，经过江南命案后，蒋孝武还有接班的可能，那实在太离谱了。因为蒋经国和宋美龄都明白，如果蒋孝武接班，台湾人必定造反无疑。
不管怎样，1986年10月25日，宋美龄返回台湾，住进了士林官邸。
宋美龄由孙子蒋孝勇陪同回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转好，蒋纬国出任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经国的二儿子蒋孝武远赴新加坡，蒋经国的私生子章孝严出任“外交部”次长，蒋家王朝表面上看来似乎还颇“兴旺”。
据台湾《雷声》杂志介绍，宋美龄回台后，蒋孝武、蒋孝勇的孩子们均前往官邸陪伴，远在美国的惟一孙女孝章，也专程回到台湾陪伴祖母。“孙子女及曾孙绕膝，使老夫人又恢复了1975年以前‘老总统’仍在世的情景，据说心情极为愉快。”邱爱伦整日陪伴着婆婆，照料饮食起居，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也每天到官邸请安。其乐融融的大家族欢聚，使宋美龄格外开心，颇领颐养天年的快乐。
蒋经国也恪尽孝道，晨昏定省。早上上班之前，必至士林官邸转一下，晚间回家之后又去一趟。后来宋美龄告诉他，你事情太忙，不必每天均来，但他仍抽空前往。当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经过几度长谈，“对岛内外若干重大的政治以及人事上的部署，均已获得肯定的共识。”“经国先生的政治革新计划，闻更获得蒋夫人的全力支持，使得经国先生更为宽心。”
从11月10日起到12月5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97岁的元老张群和96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人以岁龄言，是应由蒋夫人登门拜访的。
10月30日是蒋介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宋美龄在蒋经国夫妇及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到台北西南的慈湖为蒋介石扫墓，次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的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当宋美龄拉着蒋经国的手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欢迎。
会开得很短，仅40分钟，会上，蒋家惟一讲话的是宋美龄。宋美龄仪表端庄，由两名侍卫相扶，站立台上好几分钟，她致词强调“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幸福。”
当天她还发表了纪念文章，题目：《我将再起》。旨在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容、忍耐精神，并表达了她对蒋介石的无尽哀思，向众人宣示了自己晚年坚定不移皈依基督的信念。这题目倒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但此时此地讲这种话却颇令人玩味。
虽然此次返台，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但她仍保留着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天主教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主席和多个妇女及慈善团体的头衔，她在台湾仍然有一个根基雄厚的班底。
1986年11月30日《纽约时报》将已经移到社文版的宋美龄报道复原，在头版登出了宋美龄的照片。照片的小标题和说明文字是：“仍具影响力：蒋介石夫人在美国待了11年后，已返回台湾。”在第28版上，刊出了一则美联社发自台北的长篇电讯，标题说，蒋介石的遗漏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其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领导国民党50年的她的丈夫。
《纽约时报》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回台后，宋美龄曾多次接见台湾政要。由于她对蒋家和岛内党政军人物的深远影响力，在台湾的政治运行中，自然难免流露出她影响力的痕迹。
有的报道认为，与官邸具有深厚渊源的“励志社”系统和宋美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官邸的侍卫人员均出自此一系统。蒋经国死后，这些人又活跃了，言外之意，是这些人有宋美龄支持。“励志社”确系宋早年创设，从事“服务性”工作，官邸某些事业性工作，也由“励志社”负责，惟侍卫一责由军警系统甄选可靠人员充任。当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确为宋手下大将，她对外的联系，常由黄仁霖负责。张学良“西安事变”前要见蒋介石，则先通过张群安排，而他要见宋美龄时，则不通过张，必须请黄仁霖先行联系，由此可见黄仁霖在宋面前分量之重。
据台湾《纵横》周刊记述，在1986年她返台前，近半年中，她与蒋经国之间联络相当频繁，除了专人专使的报告，不断从台北直奔长岛外，她经常在每周三上午，国民党中常会例会散会的时间，直接给蒋经国挂电话，垂询台北的近况。
鉴于以上议论种种，有些比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伯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留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自从此次返台，台湾各界估计她不会停留太久，就会离开台北。因为一些亲密人士及团体的“执意挽留”，她一住4年零11个月，及至蒋经国去世后，她才发现台湾并非久留之地，悄然飞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