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依次考察人员培训，某些主要教育机构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财政资助。对每一情况，我们的探讨都试图从尚未充分考察的领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证提供出来。省办和市办的教育机构以及技术、职业教育机构大都处于我们的视界之外
高等教育建设的领导者们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们对非常时代的需要作出了反应。当中国的现代变革需要创立一个可以与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时，这意味着培养学贯中西的新的学者阶层——一种对悠久传统的真正革命性的决裂。中国人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向外国人学习，这一观点极富革命性，但与日本和印度等国相比，1860年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却显得比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无法在国内提供现代学校，也无力控制派往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这成为清朝覆灭的一个主要原因。新的教育精英从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成熟起来。在建立新学校的过程中，他们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决不是现有机构的维护者。当缠足作为保持妇女顺从的一种古老方法，仍在中国广泛流行时，不难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的冒险精神和决心。
多种因素塑造了这些教育家。首先，他们一般都是在外国受教育的男子和妇女。以梁启超（1873—1929年）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寻求西学，以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一代则到西欧和美国。这次留学的规模有多大还不完全知道，因为，举例来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大大超过毕业生。据估计，1900—1937年的注册生为136000人，而1901—1939年从日本各类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数字是12000人。留日学生所作的政治贡献在1911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普遍受到忽视。1915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上升，都掩盖了中国在学术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无疑会发掘这一问题并予以评价。
中日对抗有助于共和中国的学者转向西欧和美国。中国学生长途跋涉来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经费，因此选拔得更加仔细，具有更明确的义务，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有一个估计数字是1854—1953年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21000 人。
然而，这些数字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显，20世纪从西方回国的两万左右中国留学生是一个人数甚少但颇有能量的群体。他们在大约四亿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旧政权的进士一样少。他们的前辈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试，习惯地接受对皇帝——他名义上主持殿试——效忠的人身约束，而这些民国的学者们则觉得，他们的国外经验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这些新的“留学生”精英更加铭记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留学生涉足政府、工业、自由职业、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显然他们都享有从旧习俗和现代革命得来的特殊地位。他们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发挥作用。那些选择从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坚持传统，认为学者并非仅仅是技术专家，他必须像政治家那样代表整个社会——亦官亦民——去思考。这种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从欧美回来的新的领导者建立起来早期共和国的学术机构——一个20世纪的国家所需的学院、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所。
他们是遴选出来的（或自我选拔出来的）少数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他们的国外经历——为了获得博士学位，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导致了这些自由化的知识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不入。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断的支持。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疏远。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和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因此，引进外国知识（技术方面的和价值观方面的）的任务无论在内还是在外都很复杂。在内，他是受过外国训练的教育家，必须设计出如何作出最大贡献的自我形象。同时，处于他的环境，他可能面对他应该如何作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现代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行政负担。住宿学校和不久出现的男女同校是一种新现象，有一种能诱发导致罢课和政治运动的学生舆论和组织的无限能量。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持续了1200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1905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到30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控制。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于学者- 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高等教育过去一直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不容易的。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1912年至1949年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确实，19世纪90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20年代颇为流行的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联贯性还缺乏研究。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1912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1898年的改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 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1898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1902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
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7 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应的法规。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20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1912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1912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 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 或医学院、农学院或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6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20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年1 月就职。在50岁时，他得以实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他还支持娱乐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年开始采用选修课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公立小学曾于1911年录取女生，到1920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1922年，在10535 名学生中有405 名女生。
其他革新还包括1918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他只有18岁。然而1898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1906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1908年。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注册。1908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学。南开大学开设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年出访归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计和商业四系。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马相伯，1840—1939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业的百万富翁。从1921年到1937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第12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园。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苏建立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的16000 亩土地挂钩。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年政治动荡中短期关闭后，于1914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声誉日隆，直到1937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校。1906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多所小学和近400 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年他建立复旦公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注：37所大学有40个校园。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99—100 页；卢茨：《基督教院校》，第531 —533 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览表》。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④30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3 所示，1922年它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如胡适于1925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要求“拿证据来！”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到1920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
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20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科学”。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20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1914年在康奈尔建立的。它的英文全称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 ”，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科学社在美国草创时期有成员55人，1918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1930年成员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1915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这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1922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1916—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2500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3300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11961121.76 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1909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赔款学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总数达1268名。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1909年一个配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1910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于1911年正式开学。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强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11至13岁的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1912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于1920年毕业。1926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1919年5 月—1921年7 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1920年10月—1921年7 月）重合。杜威在11个省讲演大约70场，由胡适翻译，但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1919年到1924年领导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抗之间，他被迫于1925年1 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
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年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8年9 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罗家伦和他的继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24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12545000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 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年6 月正式成立。10名中国董事中有3 人是高级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5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1924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门委员会的批准。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基金会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13所院校、3 所研究所、5 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419906元。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