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20世纪，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相对小的。在对各个性质不同的部门的考察中必须计及西方和日本经济冲击的影响，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所达不到的。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1902—1936年表22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
资料来源：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页，这个资料又是根据C.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东亚研究所的《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
根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数到1936年曾达到34.83 亿美元，从1902年的7.33亿美元开始增长，1914年为16.10 亿美元，1931年为32.43 亿美元（表22）。按人口平均——以1914年为4.3 亿，1936年为5 亿——这两年的数字分别为3.75和6.97美元。这些按人口平均的金额明显地小于别的“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例如，在1938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债权国投资，1902—1936年表23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7页。
年，印度是20美元；拉丁美洲是86美元；非洲不包括南非联邦是23美元。一个特定年份的人均外国投资额也许不是最能说明该投资意义的尺度。不过，可以得到的资料不许可对年度资本流入数字作任何精确的估计，以与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相比较。非常粗略地估计，30年代初的私人外国净投资略小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 ％，约占总投资的20％。就是说，总数很小，但不是没有意义。
雷默的数据表明，在1902—1931年间，当年度新投资的资本流入小于政府贷款的还本付息的支付和外国商业投资的利润时，就有实际上的资本净流出。不过，如表27所示，华侨寄回国的汇款大于这个流出，所以总的来说有一个资本流入，这种流入加上硬币支付，为中国继续不断的入超提供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总值的增长，除了价格上涨的影响外，似乎是由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把他们的利润进行了再投资。事实上，有些“外国”汇款从来没有离开中国，而是被直接付给了在上海或香港的外国债权人，他们把相当一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设置在几个条约口岸的企业。怡和洋行从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小代理店在一个世纪中发展成为在中国有许多工业和金融产业的最大的贸易公司，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过程。
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工商企业投资表24 百万美元；括号内百分数）资料来源：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页。
在1931年日本人占领满洲并开始对它的发展大量投资之前，最大的投资者是英国（见表23）。英国的直接投资分别占1914年和1931年英国总投资的66％和81％；在1931年约有一半用在与外贸直接有关的领域，21％用在房地产，18％用在制造业，5％用在公用事业，2％用在矿业，3 ％用在杂项。当1905年日本在南满站稳脚跟后，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迅速增加。日本的直接投资（占1931年总投资的77％）主要在运输业（南满铁路）、进出口贸易、制造业（主要是棉纺业）和矿业。俄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在中东铁路上，这条铁路在1935年卖给了日本。
直接商业投资是1914、1931和1936年外国总投资的66％、77％和77％。出现的差额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借款。侯继明对雷默和东亚研究所（表24）的数据的再核算，表明1931年这种直接投资的分配如下：进出口贸易19.4％；铁路16.0％；制造业14.9％；地产13.6％；银行和金融8.6 ％；航运7.8 ％；矿业4.4 ％；交通和公用事业4.0 ％；杂项11.3％。从这些数字马上就可以看出，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的典型模式相比照，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很少进入以出口为方针的实业，如矿业或种植业。甚至在满洲，日本对农业的投资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样一些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或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外国资本实际集中在出口型实业上，结果是接受者经济的片面发展，它使一种或多种农业或矿业的出口产品专门化，这些产品的市场对外国的经济周期极端敏感。此外，这种“殖民地”模式的外国投资，据说加强了本地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是这种商业化农业的主要受益者。不过，他们没有把不断增加的收入投入工业发展，而是跟过去一样，储藏在本国（土地的积聚，港口的房地产），现在是更安全地储藏在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或购买外国证券）；和用于奢侈品消费（入超）。出口型实业发展的结果把本地资本吸引到中间的第三活动范围，如外国公司的附属小行业，据说其后果是把可以更有成果地使用的人才和资本抽走了。在很有限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和广州附近，上述现象可以在较小规模上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因外国资本而作重大调整，从而没有把它的命运拴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上。
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地理分配，1902、1914、1931年表25 （百万美元；括号内为百分数）资料来源：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73页。
1931年以前，直接投资大量集中在条约口岸，特别是上海，如表25所示。日本人在30年代努力把满洲发展成一个工业基地，上面已讨论过了；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所占份额，表9 和表10中有提示。在许多评论者看来，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这常常等于控制）应对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受阻负主要责任。用这种观点看，中国公司根本无法同外国公司竞争，因为后者有更多的收入，更好的技术和管理，享有治外法权和免税特权，不受中国官场的劫掠。与这种“压迫论点”相反，侯继明指出，在1937年以前的那些年里，华资现代企业不但没有被挤垮，而且在现代部分中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份额。虽然可以
表26对外贸易额和指数，1912—1936年续表* 单位：百万海关两；从1933年起，价值用元计算，如括号内所示。资料来源：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23—24、274 —275 页；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59 页。
辩解说，没有外国公司的竞争可能发展得更快，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外在冲击”，中国19世纪的现代前经济有能力走上发展的道路。
除了铁路建设和工业借款外，很难说中国政府借的外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好处。这些外债相对高的还本付息费用（利息、贴现、佣金）超过了从中得到的小利益。对1912—1937年间举借的外债根据借债目的所作的一个分析，似乎支持外债对经济无用的结论。约占外债总数的8.9 ％（用1913年的物价计算）是为军事目的和偿付赔款借的。另外有43.3％指定用于一般行政目的，主要就是外债的付息。虽然占36.9％的铁路借款是一笔潜在的生产投资，但它的用途受到地方性内战和动乱以及借款合同条款的限制，后者通过划定范围阻止有效的集中管理，几条铁路各自为政，从而不能联营或得到统一管理的其他好处。电话和电报借款是占10.8％的工业借款中最大的一部分。
鉴于缺乏有用的国民收入数据，对民国时期的外贸交易额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率只能作粗略的估计。1933年，这年的国内产值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估量，进口和出口的价值加起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 ％。不过，这是在外贸不算少的满洲丧失之后，并且在大萧条开始之后。在2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可能略大于国民收入的10％。这是一个相对低的比例，但在国际上比较，从中国的幅员、发展的水平、与主要海运路线的距离、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来看，并不算反常。表26列出1912—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价值与指数。
以当时物价计算，从19世纪80年代到1900年，进口和出口都有缓慢的增长，从1901到1918年增长加快，然后从1919到1931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按数量而不按价值估量，贸易的增长就不那么快。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进口相当稳定；从
表27 国际收支差额，1903、1930、1935年（百万元）资料来源：李卓明：《国际贸易》，载H.F.麦克奈尔编：《中国》，第501 页。
1900年起有一种稳定的上升趋势，只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中断，我们已经指出，这次战争使中国工业有某种发展的余地。大约从1907年起，出口稳定地增长。可利用的数据表明，简单进出口交换比率的趋势对中国不利（见表26），但这仅对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的程度有意义，这种联系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这种联系不像对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那么重要。
表28 对外贸易的结构（现值百分比）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2、34页。表29 对外贸易在贸易伙伴中的分配（现值百分比）资料来源：郑友贵（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0、48—49页。
在民国的所有年份，跟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入超为特点，经常帐户结余始终是入超。中国支撑商品入口超过商品出口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华侨年复一年地流回本国的汇款，以及新的外国投资。不过，一切可以得到的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差额的估计，即使在汇款和投资都考虑到以后，都包括一个相当数目的“未予说明的”项目。
表27中对1903、1930和1935年的估计，是分别由H.B.莫尔斯、C.F.雷默和中国银行作出的。
在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主要出口货是丝和茶。它们在1871年占出口总值的92％，在19世纪80年代降到80％，1898年降到50％，自那以后继续下降如表28所示。在20世纪中，虽然仍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大宗，但中国的出口相当多样化了。新的主要出口货是大豆及其制品，主要产于满洲。愈益重要的还有出口日本的铁矿石和煤，以及日本人在中国的纱厂运往日本的棉纱。
鸦片是最重要的进口中国的货物，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才被棉布和棉纱超过。大约在1900年，棉布和棉纱构成进口总值的40％。中国华资棉纺厂和外资棉纺厂的发展，导致棉纺织品进口的下降。为了供应这些新纱厂，中国变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原棉进口国。到1936年，国内的棉花生产差不多可以满足需要；但在1945年以后的时期，原棉再度严重短缺，这说明了农业生产的下降和内战对运输的破坏。大体上，工业原料和装备在进口总值中的比例稳定但缓慢地增长，而这样一些消费品如棉织品、烟卷和火柴则下降。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大米、小麦和面粉在进口货中曾上升到重要地位，但随着1935和1936年的经济复苏又下降。农村特别是城市的人口增长，停滞的农业产量，落后的运输，使得供应中国城市人口的任务始终是一个难题。
表29列出中国和其主要供货人和买主的贸易的比例。在1906和1936年间，贸易渐渐多样化，如分配到“其他”项目的百分比的增长所示（从香港进口的急剧下降，是1932年实行新的发货票规定的结果，这种规定想要确定经过香港运往中国的货物的真正来源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日本贸易在满洲和华北居支配地位，在南方最小。英国与此相反。美国贸易在30年代中期超过所有其他国家，集中于华中。1931年后日本份额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测量“满洲事件”后中国人抵制效果的尺度。
剩下的问题是上述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全面影响。我们曾明确指出，这些影响总体上比在其他许多“不发达”经济中小得多。但在许多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看来，它们对形成中国现代史的过程是最为关键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的困难是如何从外国对20世纪中国复杂的总影响中分离出纯粹的经济因素。中国因近代与西方的相遇而改变了，正是获得经济利益的希望首先把外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央王国。外国的经济活动，对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形成一个华资和外资企业的贸易与制造业的小小现代部门，起了主要作用。但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顶多不过是出现了一种“局部的发展”。外国对现代经济部门的主要作用，建立在强制的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的特权上，受到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支持，并得力于从赔款和偿还给外国债权人的借款中吸吮资本。但所有这些对中国经济的停滞只应受到部分的责难。过此就是掩盖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西方冲击的最深刻的后果，它几十年来阻挠一种有能力替换过去的儒家帝国模式、并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的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新的政治一体化的出现。
中国的经济，至少在本章所涉及的年代，在中国历史戏剧的展开中没有占据舞台的中心。它只是配角中的一个——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的组织者的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