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是在1937年7 月7 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按照庚子协定，从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而在那个和煦的夏夜，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15公里的卢沟桥（马哥孛罗桥）附近举行野战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中国士兵射击。紧急点名发现，他们的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附近中国人驻防的宛平城搜寻。中国人拒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日本终究必须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是不成问题的。起码从1915年“二十一条”要求起，特别是从1931年攫取满洲起，他们侵略中国的记录是声名狼藉的。然而，在卢沟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仍然是有争议的。通常中国人争辩说，日本人蓄意挑起战端。据称日本的目标是将华北从南京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去；通过夺取对卢沟桥——宛平地区的控制，他们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从而迫使二十九军军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变成一个顺从的傀儡。再则——接下去的论据是——日本人眼看中国人日益团结，打算趁国民党人变得强大前建立起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 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类似的事件，占领了横跨北平至天津铁路的丰台。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曾枉费心机地试图购买宛平附近约1000英亩土地以建造兵营和机场。1937年春，日本的军事指挥官们也曾担心宋哲元正进一步受南京影响，从而威胁他们在华北的地位。还有，
事变前一个星期里，北平曾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谣传日本人即将进攻；日本野战演习在卢沟桥这样敏感的地点持续了一周。这是异乎寻常，而且扰乱人心的；亲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骚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 月9 日日本人通知中国人，据认为失踪的士兵已经返回，显然他从未受到中国人的扣押或刁难。
但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卢沟桥发生事端。1937年，东京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着重发展工业的政策，作为加强其军事力量基础的手段；而参谋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 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战军司令官避免发生可能惹起“国际纠纷”的事件。当然，华北的日军军官是以不买他们东京上司的账著称的。不过，7 月7 日皇军在华北的规模和部署说明，野战军司令官们并未对事变作过准备。他们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约为这一规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数显然是在不准备应付卢沟桥冲突的地方从事演习。因此，日本军队仅约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战斗。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卢沟桥战端，事变本来无须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因为7 月19日宋哲元签署了一项从宛平撤军的协议，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东京的决策者们发生了较大的原则性争论，这些争论把两个国家推入全面战争。国民政府认为，任何仅由北平地方当局决定的解决办法，都会支持日本提出华北脱离其管辖范围的要求。因此，它坚持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它还把几个（2 —4 个）师从华中推进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对华北日军形成巨大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国民党权力排除出华北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在中国人显示力量面前，他们决心不向后退。因此，他们开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强他们自己的兵力。
7 月25日，日本人与宋哲元的军队再次冲突。三天以后，华北的日本司令长官宣布了“一场对采取行动损害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进行的膺惩战”。四天之内，数以千计的中国守军阵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个平津地区。当时双方政府的政策都变得强硬起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 月27日声称，他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而蒋介石也于7 月30日声明：“现在我们唯有领导全国民众，举国一致，斗争到底”。
8 月7 日，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正式决定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抗战。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风险。他决定把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南京的战略家们认为，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来，上海更适宜于与日本作战，因为该市的阻塞地区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优势。对上海日租界的攻击，也会把日本的注意力从北方转移过来，使那里的中国人有可能加强他们的防御，特别是关键省份山西的防御。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报偿。中国舆论可能会像1932年一样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坚定立场的话。再则，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能进行干涉。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们依然宣扬蒋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
蒋介石于8 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个精锐师——以德国武器装备，并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和他的德国参谋充当顾问——占领大上海界域以内（但在外国人地区以外）的阵地。该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区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杨树浦区和虹口区，以及这个中国城市的北虹口区一个1.5 英里长半英里宽的凸角，见图8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仓促增援。但是，当8 月13日作战开始的时候（关于哪一方先射击，至今仍无定论），中国军队约有8 万，日本军队只有1.2 万。德国训练的中国军队，有一个星期几乎把日本人赶进黄浦江。然而，后来日本的增援部队在该市北面长江岸边登陆；战线扩展了；中国军队失去了他们起初的优势。
战斗是毁灭性的。停泊在附近长江和黄浦江中的日本战舰上的炮，猛击直射射程内的中国阵地。南京政府决心不撤退，投入更多军队。在三个月的作战中，大约27万中国军队——整整60% 的国民党防卫力量和蒋介石现代化陆军的核心——或死或伤。日本人的伤亡超过4 万。不计其数的成千上万平民也遭屠杀。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该市大部地区遭到毁坏。
11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1937年12月12—13日沦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本的攻势放慢了。同时，他们的军队干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杀”。在7 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2000 名中国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许多人被活埋或者浇上火油烧死。约有两万妇女被强奸。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 1927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1937年2 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1935年8 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蒋介石，日本人没有事先想好的战略，甚至没有要在中国追求的目标。1934—1936年，外务相广田弘毅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华三项总的要求：(1) 镇压反日活动；(2) 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并建立满洲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亲善关系；(3) 中、日间在铲除共产主义方面合作。但是，广田三原则的确切含义从来不是清晰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决策者们关于他们的下一着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主要代表军队参谋本部的一种意见，反对在中国本部扩张。这帮人争辩说，日本的战争潜力仍是有限的，而当前中国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日趋统一，他们的反抗比前几年难对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数领导人——文职的和军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性。他们记得1931—1932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这在1937年11月5 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12月2 日，蒋政府也不同意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11月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1938年1 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1937—1938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如1938年4 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徐州于5 月19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
日本人 1938 年 6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他们多数享有地方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1938年1 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1938年10月25日夺取这座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导致的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年9 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1938年12月18日从重庆逃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1940年3 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民政府来和重庆政府对抗。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