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磨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1941 年2 月18日以后的新四军军 部司令员： 陈 毅副司令员： 张云逸政治委员： 刘少奇参谋长： 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44 —145 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15由此表而来。
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磨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战。但是，如果说国共磨擦的最糟时期到1941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
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
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中于给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 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1939年晚些时候和1940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1939年末和1940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 太原）线和同蒲（大同- 潼关）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9 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它始建于1940年6 月，11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23；但“运输事故”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1940年中，“敌人采取像[ 江西苏区] 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500 个，相隔一至三英里”。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了行政- 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帐。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关于这段时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
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二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 即百团大战] 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1940年8 月20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22个团的兵力（约40000 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特别沉重的打击。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坏，停产近一年。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战役的这个第一阶段让位给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军推进到争夺区的其他据点。这种转移相当于更换易受攻击的弱点：当日军积极利用据点体系时，运输网的防守较欠安全；相反，当派出的小分队撤回来阻挡对铁路和公路的袭击时，碉堡成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实际上，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迫使日军放弃囚笼和蚕食战略，退回防守巩固的驻地，再次把农村让给共产党人。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104 个团。几年后，百团大战直接指挥者彭德怀隐晦地说，他们是“自发”参战的，没有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到10月初，第二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正在开始，这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纵队寻求与八路军交战以消灭他们。几次激烈的反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月，此后百团大战被认为是结束了。
百团大战的背景——谁批准并计划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反应是如此残酷，以致回顾时它像是一个错误，而有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可能曾经希望否定这次战役。在以后的岁月里，毛在他的著作中间接暗示他对这次战役持批评观点，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这不是他的那种军事战略。20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说毛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彭蓄意欺骗，这时彭正在被批斗。虽然这似乎不可信，但这或许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彭在反对这种指控的辩护材料中写道，在位于晋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拟定作战计划后，总部向每个地区指挥部下达了动员令，并通报毛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按原计划，这次行动应于9 月初开始。但彭写道：
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八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此外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多个团自发行动，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更不说延安了。
如果彭德怀的叙述——写于1970年他死前不久——是实情，那么毛和党中央确实未参与百团大战的构思或计划，而进行这场大战的“主要战略”动机，除彭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考虑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这些动机之一是反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方面的投降倾向：如果战争升级，中共投身斗争之中，那么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与这一解释有关的是，外界指责共产党避开日军而把大多数真正的战斗留给国民党军队，他们只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共产党领导人对这种指责很敏感。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说，中共深思熟虑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 的力量用于扩张，20% 用来对付国民党，只有10% 用于抗日。所提到的第三个动机是把注意力从华中新四军进攻国民党军这件事上引开，几乎恰在此时这些进攻达到高峰。
彭德怀承认这次战役“拖得太久”，但他为其重要性辩护说，百团大战在紧随反磨擦冲突后维护了中共抗日形象，证实了囚笼政策和蚕食政策的失败，恢复了根据地对不少于26座县城的控制，并使“动摇分子”就范。即使这些理由与进行这次战役时地区和战术上的考虑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但并不妨碍利用这些理由在事后进行宣传。无论毛和党中央可能担心过什么，他们却什么也没有说。毛致电彭德怀，祝贺他取得巨大胜利，而在公开的叙述中百团大战成了传奇材料。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华北方面军被八路军的行动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华北置于控制之下。在多田将军及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将军（1941年7 月—1944年11月）任内，日军对所有华北根据地施加野蛮而持久的暴行。在1941年至1944年间，约有150000名日军在大约100000名七拼八凑的伪军协助下，专门执行清剿任务。余下的华北方面军（150000到200000人）负责执行其他任务，如守备主要城市和箝制国民党军队。估计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正规部队约为250000人，在陕甘宁有40000 人。
日军及其中国仆从们在建造壕沟、栅栏和碉堡方面的投资甚至比过去更多。日方的资料表明，到1942年，他们已建成封锁线11860 公里和据点7700个，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带。沿平汉铁路线西侧一条大壕绵延500 公里，每边有一条无人带，经常有人巡逻。1940年12月，在冀南建立的250 个日军哨所到1942年年中翻了两番以上。这些是对平原地区控制的主要措施，到1941年底，这一地域的共产党根据地全部降至游击状态。许多主力部队（如吕正操和杨秀峰的部队）被迫西移，进入山区以保存实力。
与早期的战术不同，新的多田- 冈村战术是把规模大得多和时间长得多的清剿工作团派进山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并用不加区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百团大战前采用的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战：杀光、烧光、抢光。由于仍然未能
日本对晋察冀边区的封锁和扫荡来源：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
将普通农民与共产党员区别开而感到沮丧，日本人把战争推向各个方面。在勉力封锁根据地的重要的巩固区后，日军派进很大的分遣队，寻找共产党军队、政府干部和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另外还要破坏根据地的设施和战争物资储备，烧毁庄稼或干扰播种及收获以破坏农业，并运走存粮。整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被杀死。“三光”扫荡战不像以前的扫荡那样清扫一个地区然后撤离，而是让军队在目标区留相当长的时间来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据地内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建立至少是临时的据点。表24中的资料表明这些行动在晋察冀是多么广泛；类似的战役在华北根据地全面发动。
这些三光战役发生之处，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这种严酷的战术以及与之俱来的如此频繁的暴行，确实使许多农民，不论贫富，对日本人刻骨仇恨，并更彻底地倒向共产党。但党内资料也描述了许多事例，说明这种镇压比以前的做法——在党与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们只强调隐蔽……我们必然脱离群众。群众的信心也不能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图在草率的战斗中求一时痛快，我们还可能招来敌人更残酷的镇压。那也会脱离群众。
共产党发言人承认，在华北根据地，党控制下的人口从4400万下降到2500万，八路军从40万减至30万。地方资料所描绘的景象甚至更为冷酷。到1942年，90% 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岳山区，一个干部承认，“没有一个县能保持完整，全部12个县的政府机构在清远流亡”。随百团大战占领的26座县城全部丢失。
尽管日军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但并非总是这样。日本人未能与之达成“谅解”的国民党军队也遭到攻击，部分地是为了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反共行动，部分地是为了保持对蒋介石的压力，部分地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战果可资上报。其中最有影响的行动于1941年春季在晋南发生（中条山战斗，或中原战役），当时卫立煌将军的20多个师被赶到黄河以南。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后来在山东对于学忠和沈鸿烈的行动。一旦日伪部队撤出，这些行动开拓了更多的地区供共产党渗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日本人向共产党人施加的压力趋于缓和时，这种后果十分明显。
中国派遣军遵循了一种与华北方面军不同的模式。虽然提供给派遣军的总兵力比华北方面军多（约30万在华中，另外16.5万在华南），但只有较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约5 万到7.5 万。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苏，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较大的和可能较强的伪军能被用于长江下游地区，因为那里靠近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日军和伪军集中在战略上对他们最重要的地区：南京- 上海- 杭州三角区，以及恰在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的地区。更西的武汉地区也经过严厉的清剿。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强大的国民党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军第五师直到战争末期仍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巩固的根据地。但江苏、安徽和河南的其他地区，不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上看，都被认为不那么重要。日军保持对华东- 华中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尔也派出清乡队通过较远的地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
直到1941年下半年，随着畑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3 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1943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1944年2 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全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