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4年，美国政府已越来越急于消除正在削弱中国抗战努力的国共之间的不和，并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后苏联会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场可能的内战。1941年新四军事件（皖南事变）后中断的国共谈判，于1943年重新恢复。随着1944年9 月罗斯福总统派往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少将抵达中国，美国人的介入变得积极了。在赫尔利被任命为美国大使几个月之后，他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在促进中国“两大军事集团”领导人的和解上所作的努力，在第一年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尽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乐观的插曲。毛泽东在1945年4 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产党的立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成立包括中共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刚刚兴起的和平运动的热烈支持；在这些地区，当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时，人们对重新爆发内战的恐惧与日俱增。但这并不是国民党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种主张。就在8 月14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双方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毛最后接受了邀请，赫尔利大使亲自陪同他从延安来到政府的战时首都。在其后的谈判中，这位大使继续担任调解人的角色。
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主要原则已达成一致，但实施的细节仍待制定。周恩来留在重庆做收尾工作。在蒋毛会谈结束之际，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协定，宣布了主要原则，其中包括实行民主，统一军队以及承认中共和其他所有政治党派的平等合法性。政府同意进一步保证人身、信仰、言论、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同意释放政治犯，同意只有公安与司法部门才有拘捕、审讯与处罚人民之权。
根据这个协定，应召集一次代表所有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共产党承诺，按政府军裁减陆军师的对等比例来削减其军事力量。共产党还同意从它所占领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个根据地撤出。政府对共产党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作了让步，共产党则放弃他们立即组成联合政府的要求。在达成这些协议的过程中，双方都表示要尊重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大众要求和平的普遍愿望，政治上的优势显然要依从这一愿望才能获得。
然而，在这次谈判中有一个关键问题，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致都未达到，这就是留下来的10个共产党根据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蒋介石要求它们应统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下，共产党领导人吃惊地没有提出反对。更为紧要的问题则是，当双方的领导人因此而忙于谈论和平之际，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占区展开了一场接收竞赛。那一地区包括有战略意义的东北三省（即当时所谓的满洲），共产党正在那里匆匆忙忙地开辟一个新的根据地。
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一号通令”，授权中国政府在中国本土、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苏联军队应在满洲接受日本投降。但是，战时撤退到西南地区的中国政府在接收长江以北日占区的行动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华北农村的大片地区。
蒋介石预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1945年8 月11日，命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但是共产党军队按照发自延安的与之相抵触的命令，向日军据守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以迫使他们投降。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在5天以后发电拒绝蒋介石8月11日的命令。
于是，8 月23日，政府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在政府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必要时要就地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日军还接到命令，要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他们遵循这一命令展开了进攻行动。从8 月末到9 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100 多次见诸报道。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20座城镇。在他们所得到的城镇中有张家口，当时这是一座有15—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于1945年8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这是一个长城南北货物与车辆往来的重要贸易和交通中心。由于它的规模，还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远的战略位置，张家口成了共产党人城市管理的一个样板和他们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止。
美国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也插手进来，把近50万政府军运到华北、台湾和满洲。在政府军抵达之前，一支53000 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授权进行这种援助的美国陆军部的命令指示说，不要违反在国共冲突中不介入的原则。但是，既然冲突的双方都把接收日占区的竞赛视为相互对抗的一部分，这一命令就隐含了一种矛盾。就这样，美国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不介入”原则，它反映出整个这一时期内美国人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提出抗议，认为美军的驻防及其军队的调动，是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俄国人的参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几方面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了。1945年8 月9 日，苏联根据1945年2 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就在8 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苏联军队开始进入满洲。同一天，苏中两国政府宣布缔结两国友好同盟条约。在谈判期间，斯大林向中国代表宋子文保证说，苏联军队将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从东北完成撤军。苏联撤军的截止期限因此定在1945年11月15日。
在俄国人占领东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而没用一兵一卒去控制农村的这三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些部队，乘帆船从山东或徒步从北方若干省份进入满洲，这时政府军则坐着美国运输机和运输船，从他们头上或从他们身旁超过他们。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率领的一支东北小部队与共产党军队汇合，这支部队曾配合共产党人在华北抗击日本人的游击活动。张作霖的另一个儿子是众所周知的少帅张学良，他由于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作为国共统一战线的人质而被软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没有多少迹象显示，苏联军队在这一时期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人。但是，东北70万投降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却直接或间接地到了中共手中。苏联人也在一些要地采取了拖延战术，以阻止美国人帮助政府军在东北的港口登陆。最后，从前穿过边境逃到苏联的周保中及其东北抗日联军的残余部队，在1945年随苏联军队回到东北。这支在1940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击的军队的其他残部，此时也从狱中和地下冒了出来，与来自华北的共产党军队合作，很快开始重新组建。
到11月初，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苏联按照计划撤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大片地区的迅速占领。政府尽管得到美国的帮助，但还是在组织对满洲的军事与民事接收工作的竞赛中失利了。于是，中国政府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长其停留期限，并允许政府军队从方便的路线进入这一地区。苏联撤军的新期限定在12月初，以后又改为1 月初。这一期限又延长了两次以上，后来苏联人呆得过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欢迎。实际上，直到1946年5 月初以前，他们仍未完成从满洲的撤离。
与此同时，11月15日，蒋介石从南方运来了一批精锐部队，部署在长城一带，并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山海关是通往满洲的大门，长城就是在这里达于渤海。接着，蒋介石开始设法进入东北，凭借武力去夺取被日本人统治了14年的地区；在这之前它是由大帅张作霖的家族统治，却从未被国民党统治过。在这个地区
的仍然羽翼未丰的中共军队，至此时为止尚无法与美式装备的蒋军相匹敌。蒋接管东北的战略得到美国人的支持，苏联人也不再从中作梗，从而迅速得以实施。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随着活动日益向战场转移，对手们之间的继续谈判看来已毫无意义，周恩来于11月底返回延安。然而这些经济与政治的代价，与战略性的军事错误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蒋介石本人后来承认，错误在于他把部署在云南和缅甸地区最精锐的美械装备部队直接调往东北，而没能首先巩固对西南与东北之间这片地区的控制。这些军队若是在华北作战，是否比在东北更有成就，肯定永远是一个得不到解答的疑问。但是，蒋介石进入东北的几个精锐师都是一去不回。他让这些部队投入接收这一地区的决定是一个大错误，这一错误像鬼魂一样缠住这位最高统帅，因为正是在东北，随着这些军队与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失利，导致了他事业的最终失败。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幕戏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也是在1945年11月底，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他大骂美国外交机构的某些官员，据说因站在中共一边而暗中破坏他的调解努力。在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主张结束之前的若干年内，这些指责一直让人苦恼。但是，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直接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他的特使，继续执行为赫尔利弃置一旁的调解任务。总统布置给马歇尔的任务，是实现共产党人与政府军之间的停火，同时通过召集一次毛和蒋在重庆的谈判期间已同意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使中国达成和平统一。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3日抵达中国。也就在这时，美国为政府军39个师及其空军8 又1/3 个大队提供的装备交付完毕，实现了日本投降前达成的协议。尽管美国的军需供应行动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要在中国推动内战的意图，马歇尔的和平使团还是产生了直接的效果。
对召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讨论停火。这就是所谓的“军事三人小组”，由担任主席的马歇尔将军、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张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组成。停战协定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的1946年1 月10日发布。协定要求1 月13日全面停战生效，停止华北一切军队的调动。政府军接收满洲和长江以南日占区的权利，在停战协定中得到确认。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监督停火并立即开始工作。它受代表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该执行部内设立停战执行组，由人数相等的政府与中共人员组成，美国人只对其起协助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于1 月11日至31日召开，它公开宣布会议以寻求和平解决国共冲突为目的。对于这次会议，如果说不是两大《亚美论集》；罗斯·Y.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年》。又见肯尼思·W.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年》。对立党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关党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时间，会议成了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来要变成幻影以后，政府还援引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其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尽管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国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团体的人士的承认。参加者包括38位代表：国民党8 人，中共7 人，青年党5 人，民主同盟2 人，民社党2 人，救国会2 人，职教社1 人，村治派1 人，第三党1 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 人。
国共之间所有突出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实际上都达成了协议。议案涉及如下内容：国民政府的重新改组；一项有关结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制定立宪政治的施政纲领；对1936年宪法草案的修改；计划召开国民立宪大会的代表人数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将正式通过修改的宪法；在统一军令下对政府军和中共军队进行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组成一个军事三人小组，制定出方案来贯彻协商会议要求全面裁军和中共军队统编为国军的决议。这个小组，即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由代表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代表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军组成。他们在2 月25日宣布了双方大规模裁减军队方案的协定。这一协定将在18个月内实施完毕，到该日期结束时，政府军计有50个师，约84万人；共产党方面则为10个师，14万人，后者将被统编为国军。关于这些军队的部署也达成了协议。共产党的大多数师应部署于华北，这反映出那是中共军队力量最强大和集中的地区。
不幸的是，并没有上级权威来强制停战，或强制作出军事的和政治的和解。既然这些协议的贯彻只能依赖相互的信任和对手本身的诚意，因此，由马歇尔将军来华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所激起的势头一过，这些协议也就很快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许两大党派对于制定这些协议都是真诚的。事后来看，这些协议颇像两个对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抚中国舆论和美国伙伴，同时争取时间，以尽可能有利地完成他们的军队部署。事实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随后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指出，关于实现他们之间和解的得失，他们各自的党内这时都存在真正的争论。今天来看，其言外之意，就是两党在1946年初可能都还未下决心；通过全面战争解决他们分歧的决心，只是随着那时达成的协议被逐渐破坏后才表露出来。
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右派，在1946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能够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修正党的立场。两项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规定继续实行总统制，这后一项修正与政治协商会议批准的内阁制是相对立的。随后，国民党还拒绝承认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40名成员的行政院中行使联合否决权，行政院在建立立宪政体之前，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两个政党就此声称，国民党既违反了最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条文，也违背了其精神，并拒绝了承担继续履行决议的义务。国民党政府没有因此而踌躇不前，单方面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进行活动。国民立宪大会于1946年11月召开，目的是要通过1936年宪法的修改草案。1947年1 月1 日，新宪法正式颁布；第一届国大代表的选举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举行，选出的代表在1948年4 月召开会议，选举国家总统和副总统。
与此同时，军队的裁减与统编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进展还要缓慢。在这方面，共产党似乎更不让步，甚至拒绝按照2 月25日整军方案的要求提供其军队的名单。然而双方对停战未能实现所进行的指责，似乎都同样地在减弱。例如，马歇尔将军在1 月底想寻求双方同意，由执行部派停战小组去满洲的营口港，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绝，而后又游移不定。实际上，直到4 月初以前，停战小组都未能进入满洲，而在此期间敌对状态已经加深了。在马歇尔看来，政府方面不仅要对拒绝在满洲遵守停火和不让停战小组进入该地活动负责，而且要对华南和华北两地其他大量违反停战协定的事实负责。
就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已在东北地区迅速加强了实力，足以反复向占优势的政府军挑战。共产党军队在满洲的调动，从条文上说并未违反停战协定，因为禁止军队调动的条款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东北。敌对行动当时已在很多方面展开。当俄国人在3 月中旬开始撤军时，他们显然与中共军队协调行动，在俄国人撤出满洲的大多数大城市时，其中包括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军队已做好跟在他们身后进入的准备。
在沈阳，政府军能够在24小时之内将中共军队赶出去。而在长春，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向政府军和地方部队发动了三天的进攻，而后于4 月18日进入该城。政府军在5 月19日占领四平街，但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战斗。在这次失利以后，共产党撤离了长春，而政府军于5 月23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在华北，共产党人也公开违反停战条款，沿着津浦铁路在山东和苏北调动进攻的军队。
鉴于停战已名不副实，马歇尔暂时不再担任正式的调停人，但他仍继续作为双方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他以这种身份为满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年6 月7 日起为期两周的休战。在此期间将举行谈判，讨论如下问题：(1) 终止东北地区的战斗；(2)恢复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在该地区，共产党军队不仅阻断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而且也封锁了其他几条南北铁路大动脉，从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军事运输活动，也阻止了把煤炭装运到长江流域下游的工业基地；(3) 贯彻实施2 月25日整编军队的协定。蒋介石宣称，这将是他与中共在谈判桌上解决分歧的最后时机，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
马歇尔恢复了正式调停人的身份，休战延期到6 月底，但是并未达成协议。使休战归于破灭的最主要障碍是，共产党不想同意在中共军队按协议从苏北撤军后，让政府对苏北实行管理。共产党方面坚决主张，在他们的军队撤离的华北一些地区，所有现存的地方政府都应继续保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的计划已经制定完毕，中共对此也已察觉，继续谈判已成毫无意义之举。
马歇尔使团直到1947年1 月6 日才正式停止活动。但是，由于休战期限至1946年6 月30日就告终结，在没有必须的延期协议的情况下，这个美国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7 月份抵达之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1947年初被召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6 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8 月1 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8 月19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10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整个1946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1 月13日关内停战时和7 月7 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10月10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12月初，共产党表示，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1 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1946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愤慨与1946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39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到来。1946年2 月25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3 月份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5 亿美元，其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6 月14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8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1.75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9 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1946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1946年7 月底禁止船只装运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10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1947年5 月完全取消，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被向政府出售价值9 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8 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1946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