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野，是大约23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 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连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12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处中，竟有11处涉及《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20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的环境作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1917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衷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1917年3 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1917年8 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谥号。
尽管如此，1917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决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决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20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 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东在1919年7 月和8 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如果说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毛泽东1919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
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1917 —1927年：文献》，第47—48页。） 1978 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1980 年发表的文章不仅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1919年两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 期，第83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1917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潮。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1919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1920年9月26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1920年10月7 日召开立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
毛泽东1920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是决不一致的；从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M.N.罗易那样，不根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1920年3 月14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12月25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 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
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道路”。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1920年5 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决不做其中的一员。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在一场随着开展的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1919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1920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类都是同胞的时候，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12月1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 月1 —3 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12月1 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15亿，分成5 亿是“资本家”，和10亿是“无产阶级”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1920—1921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1921年1 月21日回答蔡和森1920年9 月16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 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 1923 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1921年8 月写的。
这篇文字，正如 1917 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12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22年12月，即毛泽东从事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1922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验，于1922年3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1922年8 月回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1922年夏，毛泽东参与组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15个月以后，即1923年9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1923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23年4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辩证法，毛泽东在1919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
1923年7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有人认为毛泽东1923年7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这种观点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间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1923年7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1925年12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1924年1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1924年2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的成员）。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立“调查科”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1925年秋回到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于1926年5 月至10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1926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1925—1927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别，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在1926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1925年接近岁未之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在1919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会主义。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响。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1922年9 月在自修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与毛泽东在1926年1 月和2 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们。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他1926年2 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两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无以自足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 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1925年10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 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4 亿人中的3.95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100 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400 万。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1926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1926年初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 月他竟为农村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来。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自1925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1927年2 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9 月的立场。把当时革命成就的70% 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9 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年9 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