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党已经发展了30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1894年和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著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败，对所有革命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有影响。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 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1912年6 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不论是密谋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员的角色，都没有为革命党人提供持久的、显要的地位。除少数几个省他们还在管事或者还有强大影响外，民国元年时的趋势是，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唐绍仪在1912年6 月底由于与袁的冲突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追随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对民政、军政的控制，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要指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其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同盟会在1912年3 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1912年8 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民党。
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党是妥协的结果。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然使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坐立不安。从党的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被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的号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励“政治统一”所取代，而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却仍然保留。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具有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宋教仁违背了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把基础放在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层的选民上，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革命党人为了使革命具有政治上激进而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党经过这样一番彻底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的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就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力量也没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谋求全面胜利。（很多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响应革命党的领导人。）重组当局时，权力似乎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的选举，这种趋势才得到改变。甚至在那时，有些革命党人还对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权有怀疑，怀疑选举道路会冲淡对革命的信仰。但是，当我们用另外的眼光看这一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些。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团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政团出现于1912年1 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领导脱离了同盟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黎元洪作为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脑有威信，作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的统帅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1910年同该组织决裂，并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1909年和1910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个。1912年5 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著目标。民国元年，有些党的组织者力图避免因吸收梁参加而引起同盟会的猛烈攻击。
同盟会敌视梁启超，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时他们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有过竞争，梁和同盟会代言人也曾就革命是否合乎需要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过论战。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帝位。当时他公开鼓吹“虚君共和”。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10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他最后的提法，可能是这个运动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最激进的声明。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被有意识地降为只起象征作用，好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那样。但是，梁为此所作的努力，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为挫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设计的具体阴谋，对他和同盟会集团的和解没有起什么作用。
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处于瓦解的边缘，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1912年7 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与此同时，在革命过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1912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1912年9 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10月梁在北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
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1912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 —6 ％。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 ％。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 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 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274 席中的64席）撇在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了明显的多数（210 席中的123 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 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数154 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 月底9 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 月和2 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
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 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