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 种。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 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 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 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作的译本与日俱增。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 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著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