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1912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对的蝴蝶和鸳鸯。这一蔑称在1910至约1930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2215部小说、113 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的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 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所得出的惊人结论，30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 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自由。此后20世纪头十年后期与20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次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所拥护的。相反，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功的希望。1900至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至1907年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到了1913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