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7 章）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1898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1913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1915年和1917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公民。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指出的那样，或者如毛泽东大约10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那样。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腐败的官僚和无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中国的这些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早些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确实，李、陈两人对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在那年1 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3 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6 个月以后，陈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1919年1 月，第3 号和第5 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的。对于李、陈两人，革命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因为它包括旧事物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将其与有产者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其他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且，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在法国，中国留学生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之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才将其早些时候对克鲁泡特金的钦佩转换为对马克思的钦佩。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这些个人转变的例子中都是明显的。没有它，他们将不会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如同他们即将成为的那样。
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激进分子们对于它知道些什么呢？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的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所译，但是《资本论》本身却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本。译成中文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收集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李大钊在和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年12月在联共八大上所作关于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的中文本，在《新青年》（第8 卷，第3 和第4 号）上分为两部分连载——《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介绍马列主义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俄国政党、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连同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在几份激进刊物上得到了报道。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以及毛泽东于长沙创办、在湖南数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这类书店，还有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这些出版物散布开去。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便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们的掌握之中了。他们的国家的丑恶方面、劳动人民的苦难，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以及他们垄断国家政权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被看作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与仅仅几个世纪以前的骄傲的帝国相去甚远。应当承认，它的转变需要一场革命，但当它既没有一个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时，为什么是一场由马列主义指引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更为容易。在中共创建的前夕，他论证说，在一个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18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1920年7 月于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