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阶级。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1911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制。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但是在这一特定时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 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 至200 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 ％。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就比军官（17000 ）、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 ）、官员（50000 ），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 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在18至19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著名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1909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1910年又参加了争取召开国会的斗争。
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动。1905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1911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向商人提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
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200000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平了道路。
1911年4 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是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会的正式代表，他还是商务总会的一名董事和上海华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自治公所的成员。同时，对1906年建立的商团进行了改组，将其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原来估计为350 至700 人的有效兵力，在 1911 年 11 月初增至 2000 。至少在政治上与公共租界的志愿兵中的“中国连”相联系的这一上海国民志愿队，交由华界自治公所的首领李钟珏（平书）指挥。李属于当地绅商精英中的官僚派。不过在上海，精英们组成了统一战线。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居住在租界还是华界，似乎都同样地同情革命。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爱国心是不是足以解释这种一致呢？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起带头作用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的作用呢？他们顶多只有几十个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由于陈其美和李钟珏经常在由沈缦云出资经营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财政补助。当陈其美在11月3 日击败了清政府的守军并占领江南制造局以后，上海宣布共和。
在作为辛亥革命特征的中国人民团结精神大爆发中，各省市的情况是不同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根据公认是一种例外的上海经验来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广州，10月10日起义的消息最初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省的自治。他的计划得到绅士阶级的支持，却遭到商人的反对，他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并宣布广东独立。但是商人们却不能将他们的决议付诸实施；直到11月9 日张鸣岐才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离开广州，将权力移交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的商人在这次革命中却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分裂是他们软弱无力的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的72个行会和9 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这又是经济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阻碍了城市精英的团结一致。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传统利益的绅士阶级，商人们只构成一个重要性不大的孤立集团。
因此，商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各个城市里是不相同的。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他们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竞争只在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进行。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者在长江中游的大条约口岸如汉口，资产阶级比较活跃。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以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地欢迎革命。革命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短缺只导致了暂时的工商业活动衰退。但没有发生恐慌； 12 月中旬，上海就开始复苏了。
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一边投身革命，然后——被动荡的规模所吓倒——又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到绅士们一边去了。1911年12月在广州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现的情绪逆转，使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可信；但是一般说来，似乎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质与作为起义的旗号的革命思想之间的差距。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角度来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那么，说地方的精英们看见他们自己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就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了。
商人与精英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中央权力，政府当局腐败，常常导致由城市精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
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19世纪以来在全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
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1911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700 万两白银。促成了孙逸仙于1912年1 月1 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 月5 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
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500 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当政府决定以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
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20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 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1912年2 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1912年4 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这些党派在1912年5 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月年12至1913年1 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他长时间地出席1912年4 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1912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1911年相比，减少甚微：1912年是关银8.43亿两，而1911年是8.48亿两。繁荣扩展到工业。在上海，1912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1913年登记的53家中国公司中，有14家是在 1911 年以后成立的）。机械厂的数目也增加了，1912—1913年间新建了5 家，大多数都在上海。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部都是中国人。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10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1912年组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1913年3 月22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安。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种互相勾结的中立。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1913年7 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6 月21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着隐藏的敌意。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 月1 至3 日）。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1913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1911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 11 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构。1914年2 月4 日，他解散了1912—1913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10余年中曾经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自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1914年 2月，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