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至18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1911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件。
但是，在10至15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10年，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归还中国，致力于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的参战国，无暇顾及中国。欧洲的衰落有利于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新的困难和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刺激了1913年墨西哥关闭它的银矿以后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外债的负担因此而减轻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尽管战争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对这一机会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1917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收获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的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取代。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由于银价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的汇率的升高，出口的这种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需求紧急的欧洲买主宁愿出高价。由于海运能力增加和战时工业转入平时，中国的实业家们能够回到西方市场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钱，从1918年的180 万两增加到了1919年的390 万两。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中国企业能够从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需求得到好处，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从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以及从有利的汇率得到好处。
对外贸易经历了直至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进口的增加不那么快，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在发展）的进口下降，耐用商品则上升了，1920年占中国在国外采购总值的28.5％。进口与出口增长的差异促成了贸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然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附属型经济的了；它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1919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因此我们不能同意H.H.福克斯那种为他许多同代人所接受的意见，说“工业的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条约口岸”。
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问，它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 ，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1928年所登记的120 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75％至100 ％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上海及其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资金的供应一直由中国控制。相反，国内金融市场向民族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财源，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们的大额资金，前此为了安全的理由一直主要供给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仅在1918和1919年，就创办了96家。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银行，它们的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者与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处理国家资金和贷款。另有10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则纯粹在商业基础上经营；但是，它们参与向民族工商业提供资金的活动继续受到古老的市场结构的阻碍。在战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公共租界的上海股票交易所只进行外国股票的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与成功激发起许多仿效者。1912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 家，大多数只买卖它们自己的股票，几个月之后发生了称为“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所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煞住。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那样提供直接贷款。但是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接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有了引人注目但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发展，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在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 万元，是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上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月平均数由1919年的0.06（每千两每日1 分）增至1922年的0.17。虽然这一增涨可以用纯财政的理由来解释（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和国际黄金市场上的投机抢购），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起了作用；例如，为出口而在市场上购买农产品就要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但它们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增涨了20％至44％。这和同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相比是不算大的；这是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某些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稳定较多地表明年景好，而不是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工业品价格上涨这是繁荣的互相补充的标志。
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他们的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的利润就更加意义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 ％，在上海上升了10—20％。
正是在这一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在沿海的大城市里发展了一种越来越对西方影响开放的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中增长3 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 ％，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
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内地碰到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人口增加统计
会动荡特别恶化。这实质上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他们到码头当搬运工，当苦力或者拉洋车。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部分地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个差事，部分地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保证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后者是都市居民的特权。市区向外扩展；建设起郊区，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与市中心区交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拆毁以修建新区。虽然新建的大多数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可与1919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九家商店自1918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 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互相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们怎样响应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有时将这些现象从它们所处的仍然基本上是传统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地证明他们的理论。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看，甚至相对地说从已经现代化了的沿海地区看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颂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十分相似，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们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绅士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当局的密切关系这样两个方面，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地使他们的地位更形重要。他们的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他是前清状元，袁世凯手下的实业总长。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在1914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再以虞洽卿（ 1868 年—？）为例，他是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组织的董事，在战时投资200 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还有朱葆三（1847年—？），他在1919年72岁时仍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战争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他们出身于无锡的商人兼小官吏的家庭。在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办八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高达150 万两。同时荣氏兄弟还将他的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所有这些先驱者在经济上的成功都得力于他们超群的个人品质，他们在条约口岸通过和外国人接触获得了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与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是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都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以后，官僚机构被代表地方利益的各种组织所产生的新的权力网络所接管。这些组织即省议会、商会、各种教育与农业团体，它们在全国层次上与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互相冲突，在地区层次上又与互相争雄的军人野心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们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当地各种组织保住1912至1914年间争取到的行政特权（尤其是税收权），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较革命以前大多了。其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些官僚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的官员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浙江省政府的每7 名高级官员中，有5 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 1920 年浙江每 8名高官中有4 人是浙江人）。但是，“回避法”并没有恢复，帝国时期的这一法律禁止从本地的学者中选择地方官。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广大群众的各种要求。
就这样，这一“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在浙江省一个地区的首府，1925年掌管当地各级组织的人中，有40％早在1911年已经是活跃分子。不过在这一群人里面，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少。1918—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他们的人数不超过6 ％，而在革命前夜占46％。死亡减少了他们的人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得不到补充。在像财务官员和慈善团体管理人这些传统上属于他们的职位中，他们正越来越被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方面的专家所取代。例如济南，情况就是这样，1917年，广仁善局被政府的慈善局所代替。
这一发展加重了城市精英和曾经是主要力量的士绅间的分裂。同时，它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负责广泛的卫生、公路、法律与秩序，以及救火任务的警察部队的费用，由全省收入提供的几乎和由都市岁入提供的一样多。
自此以后，城市名流来自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毕业生。这些精英们的界限不很清楚，在省议会中团结在一起，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至1926年间在浙江占88％。这些新的知名人物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进各农业社区的地主的利益，但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商会竟完全取代了地方议会的位置，例如 1922 年在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居首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奇迹的影响下，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却受西方的支配。包括现代的资产阶级的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他们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比较不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他出生于上海，棉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由于1905年积极参加反美抵制运动而被迫辞职，他在33岁时赴美国接受技术教育。他先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入德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1914年归国以后，他努力改进设备以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1915年他在上海创建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建德大纱厂；1920年再创建豫丰纱厂于郑州。同年，他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并一直担任首脑至1926年。这是少数经受住了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中国实业界教育其所急需的领袖人才，他给他最好的学徒们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国学习商业六年，回国后争取到几位以前的同学和曾在海关和邮局供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人的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0年以前由陈自己经营，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他们出身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当公务员又当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和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他创办并在1921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实业家中的新一代大量来自华侨，他们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建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中行销。战争为南洋公司打开了中国市场。1912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 ％。它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上海的分支机构在1919年成了主要的办事处。简照南成了上海市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参加了总商会董事会。在他死后，其弟玉阶继承了他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继续作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些。他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使他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他住在上海管理各地的子公司。1912年他企图为中国建立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办了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们投资1000万两。次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他甚至试图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这个试验就失败了，马玉山返回东南亚。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成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两代人之间的纽带。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然居住在中国，却于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他24岁时，他的任浙江省长的父亲就让他去管理一家他自己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 万美元，各车间共雇佣1300名工人。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他还向益中机器厂投资。他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他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了一个改良原棉的委员会；他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后一项工作。在1919至1920年的危机时期，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的时候，聂云台出面调解，由于他出任会长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
让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威望不那么高的人。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几百人。这些真就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首先必须指出，在这一群企业家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也是在大战开始时归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他们也脱离了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他们提倡一种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这一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鼓励。这两大集团的团结一致加强了各自的效能。但是，他们的影响主要在于他们继续和那些城市名流保持联系，在于和他们自己出身的旧制度下的改良派精英们保持联系。
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和青年企业家受到他们的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利了他们的行动，又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像江苏省教育会这样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机构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能成个什么气候呢？如果那些传统的商人不把战争爆发后，因自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而进行投机所获的巨额利润付托给穆藕初，他又到那里去筹措开办他的第一个纺纱厂的资本呢？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他就得到总商会的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后两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代表商人们的利益；也不同于帝国行政机关加给当地社会的那种商会，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和自发行动的结果。实际上，这是有关各方自己采取的主动行为。1918年组成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赋予了前一年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而团结起来自卫的人们以合法身份，当时日本的棉花购买商正要求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部分主要银行家每星期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结果产生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的成立与1920年12月全国银行总会的成立之间不过时隔三年。
这些新的商业联合会的现代性，表现于它们对自己的任务的了解。它们不再从事宗教或者慈善事业等活动，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了它们的大部分财力。它们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的观点，它们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且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几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关于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以及在其发展途程中所遭遇的障碍的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与此同时它们对研究外国市场的重视，说明了为从世界各种经济激流中寻找中国发展的地位所作的努力。
这时，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青的雇主显然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看起来还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认捐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 人。除了各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中有代表。作决定的权力由以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长、35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垄断，他们大都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挑选出来的。1919—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个组织确实自此以后有了稍大一点的代表性。自它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从现代部门接纳代表。但是这一现代部门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样与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他们的利益和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部门的。在商会内，他们的活动继续沿着在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经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和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一帆风顺。上海总商会内部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场危机。对抗并不发源于那些新的联合会，而是发源于一些旧式的同乡会，它们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企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较它所从属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级的宁波帮会的贵族气少些。但是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还要数由汤富福（汤节之）担任首脑的广州帮会。另外，在商会内部，一个由约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7 月辞职，并提出一个改革纲领，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并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 月改选董事会，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小山——都以其广州籍贯和积极的政治活动而惹人注目。许多人简直就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该杂志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小山，前者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在1922年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后者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上海总商会所拒绝承担的政治先锋队角色，由1919年春季伟大的民族主义动员期间诞生并在以后继续存在的新组织承担起来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它在1919年3 月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当地各种组织的代言人。活跃分子广州人汤富福、冯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经常和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位的却常是同一些人（尤其是虞洽卿）。它们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它们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副面孔。
几个月以后成立起来的许多“马路联合会”，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它们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这一地方性的冲突在整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上海总商会有时想加以抑制的呼声就在其他的组织里迸发出来了。“上海商会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他的组织推翻了它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总董在1920年这样说。在这些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要在政治战线上再显身手了。
自绅士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表了当时的城市社会。但是，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