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1930年10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1931年1 月1 日击退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80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济轨道。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1937年春，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由于蒋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1936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体系中去。特别是自1931年军阀陈济棠成为广东省主席以来，广东实际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会中央政府。陈济棠与桂系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这些党、政机关构成了强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联盟的基础，把广东富裕的经济资源与广西的军事技术和战斗素质结合起来。这一反南京联盟的政治挑战，又由于国民党大理论家和革命老前辈胡汉民（虽然在1932年仅52岁）的加入而大为加强；他赋予所谓的西南分离运动以合法性，而这是其他反蒋运动所缺乏的。五年来，蒋介石忍受着广东和广西的痛骂和批评，因为两广是一股难于对付的政治、军事力量，尤其是因为两广有福建、湖南及贵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缓冲地带保护。然而，由于蒋介石尾追共产党的长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缓冲地带。蒋介石还在两广边境集结军队，在相邻的湖南修建机场，并加速粤汉铁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 月，胡汉民突然去世，蒋介石抓住胡汉民治丧的机会，向两广领袖挑战，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西南当局在6 月初开始调动军队向北进入湖南省。他们公开宣布的目的是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战。然而，蒋介石推断陈济棠及桂系领袖在计划进攻，企图推翻南京政府。这个推断或许是实情。
蒋介石政治操纵的天才，在这种局势中大显身手。他一方面收买广东空军，使之在7 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对反叛的领袖兼施军事威胁和许以高官，终于使反叛在9 月归于失败。结果，在南京政权时期广东第一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广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战。
因此，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 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蒋介石的顾问有时告诫他，不要过分依靠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时甚至也承认这一缺点。然而，他是一个军人，达到国家统一的其他战略似乎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例如，他本可满足于各种地方军阀只是名义上的拥护，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样板。这样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价很大的内战，就可以建立经济及财政的稳定，并且可以发挥行政及技术的专门知识。这样的专门知识，在其他省份渐渐纳入南京政府的经济及政治轨道时，肯定会有助于蒋介石。也许在长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区的这一方案——事实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在当时设想的，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干家的现实精神。然而，这10年的历史使人想到，这种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小于蒋介石奉行的政策。因为蒋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么也未控制好。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1933年，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 左右。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2.5 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1934年说的，“在[ 造成农村危机的] 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37.5% ）。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10年以上，有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50% 至70% 的地租；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见。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产恢复生机。
这些改革计划对农业地区影响轻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开支总额不到4%用于经济发展。而且，连这笔微薄的款项也大多乱花在官僚政治的无价值的项目中，积极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个国民党支持者在1937年所写：“前年，工作是调查某某地区；去年，工作也是调查某某地区；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调查、收集统计数字，画地图和召开会议。然而，由于拨款已用完，实际工程却无法进行。”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农业专家在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没有有效地交给农民。何廉写道，“从1927到1937年这一时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灌溉工程项目与中国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积总共只有大约6000平方英里。1937年，一位政府的辩护士承认，“[ 政府建设措施] 给民众的直接利益很小”，因为“政府并不谋求通过彻底的变革给民众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帮助，而是宁愿遵循缓慢的、渐进的政策，以避免国家动乱太大”。他的话概述了国民党农村建设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权害怕引起社会革命。
可见国民党人在南京的10年为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做得很少。然而，农村问题那么严重，而给南京政权的时间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农村经济能得到改造是荒谬的。而且，经济因素和气候因素结合起来，使中国农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经济萧条而来的给中国以打击的通货紧缩趋势。农产品价格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 的最低点。通货紧缩使得农民特别艰难，他们必须以现金还债、纳税或付租。在这同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又遇到记忆所及的最坏天气。特别是在1934—1935年，金融萧条处于低谷，旱灾、水灾、风灾和雹灾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据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农业专家测算，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 ；大豆几乎下降36% ，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 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 亿元（时价）。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动，都不是造成这种农业危机的原因。不过，政府的政策及行动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困境。由于国民党人竭力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乡村，县级或区级的机关规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员及税务员；警察及民团的规模也扩大了。这些新的地方当局很少提供明显的使农民受益的服务，可却要给这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税。无法概括在30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大。然而，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 地方当局] 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丁正税”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20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1935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境况，中国农民10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10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9.4%；棉布增加16.5% ；银行存款（按1928年物价）增加15.9% 等等。这些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 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平的12% 和21% 。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常小。例如，1928年中国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500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8800万兆瓦小时。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不过，鉴于30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10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30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果。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10年停滞不前，“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1929年，政府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废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两，在1935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默勒委员会在1928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期航线和修建铁路2300英里——比1927年轨长增加47% 。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有70% 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年上海182 家华商烟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1934年再三恳求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38.7% ——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的折磨。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从1912到1936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这一事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无关。
在南京的10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1927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1935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有的工业的12% 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1933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1934年末的1260万元跃至1936年6 月的1.15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约9000万元。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团的主要成员。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15家，占华商纱厂纱锭总量的13% 。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种土产。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1935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标，资源委员会在1936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7 亿元。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2.7 亿元，该委员会仅收到3000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15个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19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90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