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第26章 操纵股票风潮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陆京士等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恒社。因为到了这种时候,杜月笙觉得,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已经不适应广收海内“英雄”的需要,也限制各式“英雄”投奔门下了。

恒,是取义于古书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隐隐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这个名字是大学者章太炎给起的。另外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个斜月和一个大第,四周有十几个繁星环绕,“众星拱月”的含义就更清楚了。

陆京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洪雁宾(宁波实业银行经理)、周孝伯(律师)、涂您棠(大华银行经理)、蔡福棠(长丰地产公司)等人任该社常务理事,唐世昌(《申报》编辑)等为该社候补常务理事。

对于恒社组织的意义,陆京士还发表过一通议论。说:

“窃以为国家民族存亡之关键,在于国民组织力之程度。……而年来国内各项组织,形式上似甚勃勃,但究其实际,都以适当之条件未备,未能发生真实雄厚之力量。所谓适当之条件者何?日有中心,有恒心而已。无中心,则滂俊无所适从,向心力不坚;无恒心则团结不久,离心力必大。唯有有中心之领袖及有恒心之分子者,始足以称为现代化,合理化之组织。”同时宣布了以下“十字炒刘宁匕”曰:

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

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批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1933年2月25日该社举行开幕典礼时,法租界当局特派总监到场祝贺。恒社社址初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后因租价昂贵迁至马浪路39号。

与一般的流氓帮会不同,恒社拒收无业流氓。社章规定,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审查社员资格的原则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根据1934年4月的《恒社社员录》可知,二百二十三名社员中商界有一百二十人,约占百分之五十四,其中有三星棉铁厂经理张子廉、上海棉织印染厂章荣初。警务三十人,占百分之十三。政界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十二,内有上海市社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财政部视察员何绍芬。自由职业界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九,内有律师毛云和鄂森。军界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工界五人,占百分之二,其中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陆机云,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张克昌、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学界五人,占百分之二,内有上海乐华女中校长陈亚夫、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党务四人,约占百分之二,除陆京士外还有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君毅、上海市党部第六区常委冯宪成和汉口市党部委员吴绍赵。这些具有公开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入社后成杜月笙借以自重的私人势力。

恒社社章规定社设有理事会,杜月笙在名义上只是名誉社长。虽说它具有社团的公开形式,成员均为资本家、官吏和知识分子,但旧式封建秘密密会的实质并无改变。在恒社圆形社徽中间是一口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新月。《恒社月刊》纪念号上说: “钟表示为发声之源, ‘声’字与‘笙’字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恒社社员将社比作太阳系,把杜月笙比作“我们大众的太阳。诸位老前辈、老大哥,似行星般地仰承意志,在前面领导,”并强调“本社之创设与进步,为完全托命于此中心作用……欲求本社会之恒,则必须将此中心作用加以发扬。”

恒社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政军警人士,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国民党的。1936年10月对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恒社为“表示吾同人拥戴领袖爱护国家之意”,经第十一次理事会和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于同年6月29日晚起由该社平剧组在新光大戏院演剧筹款,所得票款扣除应需开销外净余2026. 30元,于7月21日悉数解送中国航空协会,“稍作购机祝寿之用。”恒社社员郁联升撰文吹捧蒋介石“历年来在新旧军阀共匪外寇前后内外交相煎迫之中,镇静应付,誓死奋斗,……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所有物质上精神上各种建设,靡不纲举目张,百废俱兴……蒋委员长劳苦功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救星,……亦为世界大同之实行家。”这篇祝寿文章清楚地代表了恒社亲蒋反共的立场。

由于恒社社员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敌对失业社员的职业介绍较有成效。据统计,自1935年至1936年来恒社登记要求介绍职业的四十余名社员,至1936年冬已设法介绍了二十一人。这在当时上海社会中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恒社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初创时仅有社员一百三十余人,到1936年冬天已达到一千五百余人。

由于交了大批的商界的朋友,杜月笙开始以恒社为纽带,向商界插足了。

杜月笙向工商界插足始于何时?始于1927年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之后。当时,有人向他进言,应该办一点工商事业,名列实业界,这样,名望就更“正派”,地位就更巩固了;而要搞实业,则首先应有一个银行。这个向他进言的人就是当时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经理。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1927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升格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大前天,他转折地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帮忙。杜月笙一口答应:“让我想办法看看。”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十一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钱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清,快请!”自己忙着迎了上去。

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不到半个小时,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加兜得转,吃得开了。而要搞实业呢,首先要有个银行,要挤入财界。”

“钱先生,听你的一通话,我像吃只电灯泡,心里一下亮堂了。可是要开银行,讲讲容易,做起来难啃!想是想开的,没有力量啊?”

“具体做法,容我代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吧。”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后,告辞了。

杜月笙送走贵客后,这才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向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了一层实质性东西——请师兄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买卖能赚钱吗?你吃得准?”

黄金荣听了杜月笙的打算,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在黄金荣的算珠上,最赚钱的一颠,自然是贩鸦片,此外是开戏馆办赌场,至于办银行与开工厂,他都觉得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同,他很欣赏钱新之的主意。要在上海滩头真正兜得转吃得开,一定要搞实业,要打入财界。所以,在新年岁首的大年初一就极力怂恿师傅入股:

“大哥,银行这东西可灵光啦,角子变洋钢,洋钢变美钞换金条。外国的一些大老板,许多是银行家哩!你入一股,挂个常务董事的名,到时分红利,怎么样?”

一听到有红利可分,黄金荣板结的麻脸,绽开了花蕾,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有言在先;“事务不插手,“财香要享有”。杜月宣晓得他的脾气,自然满口答应。

趁着拜年的机会,杜月笙又跑了几家,拉了些股分。例年初三,钱新之果然送来了一套筹款方案。他向杜月笙建议,可以从三方面筹集资金:凑、堆、挖。

所谓凑,就是从鸦片行,赌场里拼凑。这些“黑”行业,租界里的十家大银行,每家的流动资金少的十几万,多达几十万,而且盈利极高,为了给杜老板捧场,凑出几十万,是义不容辞的。杜月签自己所控制的上海最有名的五大赌场: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及源利,每天进出的金额,动辄几万、几十万,提出一部分投资,还不是小菜一碟。

什么是“难呢”?那是银行同业中的老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各同业都需在开幕那一天向新行存进一笔巨款,名为“堆花”,表示道贺。以杜月笙的名望和势力,谁敢不来“堆”一“堆”这锦上之“花”呢?

至于“挖”吗,钱新之有些不好意思说出口。经过一番扭扭捏捏,吞吞吐吐以后,杜月笙灵活的脑袋也被点拨开窍,心里有数。不久,便付诸实施。恰巧,当时有一个姓徐的小子,有着一千多万遗产可继承。大概是得意忘形,或者是色胆包天吧,父亲刚去世,他便与父亲的七姨太平上了。有一日,被家里的其他姨太太当场按住了屁股。几个遗产的共同继承人趁这个机会,设法倾吞一千万。告他个什逆,剥夺他的继承权。大年夜里。一家子闹得不可开交,正等着上海县衙带后堂打官司呢!

杜月笙听到这儿,一拍大腿。说。“永铭,你去对许徐的徐技桩事我来摆平,一千万遗产稳拿到手,只是他要向银行投资五十万,我给他个董事名头。”

“好,杜先生能帮忙,我想姓徐的正是求之不得的。”

果然一说即合。

后来又有一个姓朱的,也是靠杜月笙摆平的,得了一宗遗产三分之一入了股,成为银行的大股东。

经过这么一番筹划,银行当年就开张了,这就是有名的“中汇银行”——中国由大亨开办的第一家银行。杜月笙自任董事长,黄金荣、张啸林为常务董事,金延苏做了监事。

中汇银行开张以后,营业大兴。不到几年工夫,便在爱多亚路造起了一幢规模宏大的中汇大厦。

杜月笙何以会如此经营呢?他的生意经全在下面的故事中。

中汇银行的北面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杜月笙办公室的窗子斜对着它。每日里,杜月笙都能看见交易所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还是让我也来凑凑热闹吧。”一天,杜月笙望着那车水马龙般的人自语道。

不久,交易所内一群流氓起哄,怪叫,吹口哨,交易所被迫停业。交易所明知是杜月笙在捣鬼,却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叩开中汇的大铜门,请杜董事长出面弹压小流氓。

杜月笙彬彬有礼地答应了。

当然,中汇是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不久,花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名单中,忽然冒出了杜月笙的大名。而中汇的金库中,一下又增加了五十万的储金。

在‘呼夺”的同时,杜月笙也常常“巧取”。

话说外国人发明汽车以后,发现汽车比马车方便,既快又省力,而且乘坐舒适。因此,到了三十年代初,汽车不断更新换代,轮胎需求量大增,一时使制造轮胎用的橡皮供不应求,市场上的橡皮价格也不断猛涨。橡胶生意空前看好,外国几家橡胶园和从事橡胶生意的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

当时,做像股票生意很赚钱。上海的外国人嗅觉十分灵敏,有个叫麦边的英国流氓,立刻找到杜月笙,说:

“杜先生,现在橡胶在国际上十分走俏,我想与你合作做这方面的生意。”

“怎么做?”

“我们可以发行股票,你不是有个中汇银行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炒股票。”

“这些花纸头,炒到最后能赚钱吗?”

“这一点杜先生放心,有你这样的人做后盾,我们是一定能赚大钱的。”

于是,麦边与杜月笙联合在上海开了一家从事橡胶生意的“蓝格志拓殖公司”,兜售橡皮股票。

麦边诡计多端,很有一套。一开始,他请人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当时的几家中外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皮怎么好,用途怎么广,以耸人听闻的言辞大做橡皮广告。此外,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冒充董事,每个礼拜召集他们开次董事会,借此机会,大造声势,宣扬他在国外的橡胶园大获丰收的消息。使人们相信,买麦边的橡皮股票有靠山。这个洋瘪三的骗术着实高明。他暗中向外国银行借钱,摆噱头。每隔三个月,便用借来的钱,发给一些持有橡皮股票的股东们一部分中间利息,给那些想发财的人尝尝甜头,并以此标榜自己守信誉。

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麦边雇用了大量人员冒充股票的认购者,虚张声势,一大早就涌到中汇银行门口,排队抢购橡皮股票,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纷纷涌到中汇银行争购股票。

当时,中汇银行因人多拥挤,秩序大乱,不得不停止营业。消息传出,哄动全市。麦边和杜月笙就这样变着戏法乘机将橡皮股票一涨再涨。

后来,他们看到股票价格快涨到极限了,就让中汇银行突然宣布,某月某日,所有的橡皮股票停止押款。布告贴出,犹如晴天霹雳,急得些股东们想去跳楼。因为,银行拒绝股票押款,说明橡皮股票已分文不值,完全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人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些花花绿绿的橡皮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堆废纸。而麦边则带着分得的近千万元,拍拍屁股、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其余的一半钱则被杜月笙悄悄地吞下了。

此次风潮,至使上海滩几十家商号、工厂、钱庄等纷纷倒闭。其中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北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和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向其他钱庄调换巨额金,套购了大量的橡皮股票,最后钱庄倒闭,三人手挽手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就是因为如此的巧取豪夺,才使得社月笙财源滚滚,到1946年,这家从一百万资产起家的中汇银行,资本总额竟高达三千五百万元,可谓“生财有道。”

随着中汇银行的发达兴旺,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七十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这么多的人请杜月笙去挂名,有什么用呢?有大作用。四明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此人原来是宁波一家钱庄的伙计。孙工于心计,很会算盘,因在而业务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四千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说起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其人,倒也满有话头有的。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入。他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八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

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源,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且不惜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一千二百幢左右。

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当时上海其他银行的钞票都不印二元券,唯独四明银行印有二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不过,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三十年代初,四明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所谓挤兑风潮,通俗地讲,一些持有四明银行币券的人,同时去银行提取存款,或者兑换银元等。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故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撑不住了。

不过,孙衡甫还是很有计谋的,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一百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此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都能兑到。”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释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一百多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一百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