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从莫干山回到上海滩后两个多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又过了四个多月， 在上海发生了“—·二八” 事变。当时，侵华日军司令盐泽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可是，遭到了上海各力量人民与蒋充源、蔡廷错率领的十九路军英勇顽强的抗击。
二月初的一天午后，下着雪，杜月笙已拥裘围炉喝酒，门上通报史量才来访。杜起身把史迎进大餐间，命人加着拿杯斟酒，请史量才同饮几杯。史量才连连摇手：
“月笙老弟，我有急事同你商量，不能喝酒了。”
这时，杜、史两人关系已非一般，又因史长杜八岁，便称他为弟。
“大雪天外面冷，先喝两杯暖暖肚子，再商量事情不迟！”杜月竺将一满杯酒捧给史量才，“来，干！”
史量才接过杯子， 一仰脖子灌了下去， 操起筷子，夹了只大虾仁嚼着，说：“月笙，你倒自在，外面炮火连天，人们生死搏斗，你却围炉独酌，好逍遥啊！”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青帮的骨干分子陈亚夫、陈培德，致公堂骨干赵易联合其他爱国人士组织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号召上海市民踊跃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1932年5月23日，后援会在《申报》上刊出《赶快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启事。启事宣称，“山海关的风云，依然紧急，凡我国人，均应抱救国的决心，牺牲的志愿，更进而集中全民的力量，为我前线杀敌忠勇卫国的东北义勇军，作有力的后盾。”启事呼吁国内的同胞们“只要在每月所得的当中，捐出一部分，接济东北义勇军，不但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不受亡国的痛苦，我们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人格，亦必增高百倍万倍。”同月26日、29日该后授会又接连在《申报》上发出《敢问》、《们心自问》的启事，再三呼吁捐助东北义勇军，字里行间显示了上海市民包括部分帮会分子的爱国热情。
史量才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所以“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便来找杜月笙，表示要一道为抗日出力。
杜月笙对日军要打破上海滩的“安宁”感到气愤，正在喝闷酒，史量才一说为抗日出力，他便欣然同意。
2月1日，战火正纷飞，杜月笙会同王晓籁、黄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前去十九军军部慰劳，赠送给将士们一大批米、面等物品。
这期间，史量才、杜月笙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史量才被推选为会长，杜月笙为副会长。还有一个副会长是王晓籁，会员有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张公权、陈光甫、沉思争、胡孟嘉等数十人，都是上海金融、工商、文教各界的巨头。维持会下设有救济、政治、外交、租界、航空事业等委员会。该会向市民发出呼吁，征集了大批现金、食品、日用品、寒农，用各种车辆源源运往前线。政治委员会还号召人们抵制日货， 对偷卖口货或与日本人私下串通的， 背上贴个“卖国贼”的目标语，牵出游街示众。
法国驻沪总领事葛格林见具有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身份的杜月签，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军队抗日，唯恐得罪日方，便向杜月笙提出请其辞职的要求。
2月15日，杜月笙致函法租界当局同意辞职，并称除去别的原因，他的经济和商业的事务、他在上海戒严委员会里的供职，使他不能再胜任在公董局里的工作。
2月29日，法租界当局同意了杜的辞职。
—·二八战后，为了遣送、救济战后的难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谢葆生马祥生、陈世昌等人于8月间联合发起演剧助赈，他们组织了一批戏班，连演三天，各发起人认销戏票二千元，共筹集了六万元的金额。
《湖沪停战协定》签下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于6月7日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仍任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继续任副会长。
关于地方协会，杜月笙在一次会员大会上说过，“本会性质，本来属地方范围，但……上海是中外交通之中心，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会工作，不能用地域来分，也不能以性质来分。我们大家认为必要的，比如工潮问题、金融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希望本会诸公共同负责共同努力。”上海市地方协会为杜月签这一青帮首领积极参与全国政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舞台。
一·二八战后，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的推动下，杜月笙等人的政治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1932年3月，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受聘为国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杜月笙与工造时等其他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改问题的国难会议。
同年8月，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思、李登辉等人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
“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该会草章规定：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杜月笙是该会办理日常事务的五个常委之一，他和张啸林又是该会经济委员会十名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
在杜月笙主持的恒社内，抗日的主张也占了很大的优势，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的侵略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杜月笙在恒社成立三周年时向社员提出过八点希望，第一点就是“忠国家”。杜月笙认为“强邻虎视，朝不保夕，于此非常时期中，凡属中国国民，皆当卧薪尝胆，忠于国家。……恒社港友，鉴此危亡，其各发挥能力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必矣。”
恒社社员陆殿栋也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挽救危亡，如何共图生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为个人为家庭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力量，全部转移到大多数人民与整个国家的身上去，……我们全体同人，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牺牲奋斗，一致抗敌，我们中国才有出路，我们恒社才能恒久。”
常务理事陈达哉还提醒国人“不可生依赖之念。论者但谓日本并吞中国，列强亦有利害关系，当不能坐视，此误解也。列强认并吞不当，而发空洞之公道主张，固也，然何济卖用。”
在实际的对日经济交往中，杜月笙也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抵制日方的诱惑。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洲返回日本途中路经上海，特意与杜月笙见面。
永野修身下榻虹口日本领事馆后，特意派人社公馆，接杜月笙到领事馆。
“杜先生，你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你的中汇银行比起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差远了。我想由我们日本政府方面出资三千万日元，与杜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与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竞争一番。不知杜先生意下如何？”
杜月笙微微一笑，“永野部长的美意实在让月笙感动，但我是中国人，在上海自己有银行、现在又和日本人一起开银行与中国人竞争，这不合适。”
他婉言谢绝了。
永野修身碰了这个钉子后，并不甘休，急忙又提出第二个方案，说：“既然这样，就请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日方的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杜月笙又笑了笑，“永野部长，恕我直言，这两个方案的实质都是一回事，月笙没法做。”
同年3月，日本派出以国家银行总裁地玉廉次为团长的经济考察团访华。杜月笙受中国官方的委托出面接待。
日本经济考察团在上海金融工商界中频繁活动，要求中日双方在工矿、运输、金融、农业等方面全面“合作”，并要中国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在杜月笙等人的抵制拖延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是，在国难声中，杜月笙也乘机发了一笔财。他利用从宋子文那里得到的消息，让金廷荪去包销“爱国航空有奖券”。
这航空奖券，每月发行两次，每次在上海发行五万张，每张票面十元。用摇彩方式，摇出一、二、三等奖。头等奖金十万元，二奖两万元，三等奖一万元。这些奖券，售出后，得来的钱除一部分发奖外，只上交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就被金廷荪自己装腰包了。
金廷荪从航空奖券中赚多少钱，不得而知。但第二年，他从这笔款手中提出四十五万美元，在壮美路盖7一幢大洋房送给杜月笙。可是，这房子造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过。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把这幢房子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得八十万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