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一日,日本政府的乞降书通过瑞士、瑞典转给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在乞降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
听到这一消息时,已是午夜过后。当时,杜月笙已在睡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一辆敞蓬汽车上,缓缓地从上海市中心走过,街道两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人们纷纷高呼:“欢迎劳苦功高的新市长!”
他很兴奋,冲着人们频频招手。
招着招着,他醒了,发现原来还躺在淳安的关帝庙中,但外面却人声鼎沸,鼓乐喧天。
“大哥,日本投降了。”
顾嘉棠从外面进来,顺手打开了桌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重庆的女播音员依然在播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大哥,这会儿总算熬出头了,八年抗战,八年艰辛,还好,总算没白熬,回上海去,你就是市长罗!”
“上海这个烂摊子,也不容易收拾啊!”此时,杜月笙俨然是以一市之长的身份在思考、说话了。
8月28日,一艘小火轮拖着五条驳船,满载杜月笙一行,在忠义救国军的卫护下,从淳安启航,沿富春江东下,直开杭州。行前,戴笠匆匆赶来,为他们送行。
上了船,戴笠默默无语。
“雨农,有什么事?”杜月笙发现苗头有些不对。
戴笠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杜月笙。社接过一看,脸色顿时发了。原来,蒋介石已明令发表: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蒋伯诚为委员长驻沪公署代表。
杜月笙很久以来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一直不肯公开重用。这是因为怕别人会联系到自己也是流氓出身,惺惺惜惺惺而遭非议。而这位杜先生却野心不小,非“待任官”而不任。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把交椅,他坐着最合适。这次是锣鼓敲响了,几班人马也出场了,又加上孔祥熙的极力支持,还不十拿九稳吗?谁想到,老蒋竟如此不仗义。他不由地想起离别上海时,张啸林对他说的那些话,整个地一个卸磨杀驴。不,还在拉磨呢,就在驴腿上系绊子了。
“这是刚收到的重庆电报,还未向外公开。我们看这钱大市长的能耐吧!”戴笠也愤愤不平地感叹着,拱手别道:“一路顺风,上海见!”
船到杭州南星桥码头,徐采丞已从上海赶来迎接。
“周佛海对我说,在先生进上海时,要我发起盛大的欢迎仪式。”
见了面,徐采丞立刻报告说。
“大家不但组织了几万人夹道相迎,还准备从北火车站到华格桑路的杜府,几个十字路口搭起一座座三层楼高的鲜花牌楼,以显示后方百姓对凯旋归来的抗日英雄的仰慕之情。”
杜月笙听了,连声说:
“不敢当,不敢当。”
他心里却喜不自胜。因为周佛海是老蒋命令他暂时维持上海局面的,他肯定听老落的,也许,老蒋对我会另有重用。他想。吴绍澍是我的门生,只不过是自己领导下的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委员罢了,他也当上副市长,那我这个主任委员不是该官大三级了吗?这么一想,他又转忧为喜,憧憬着当年“杜祠落成典礼”的那般风光了!他决定在杭州多住一日,以便上海方面欢迎仪式准备得充分一些。
9月3日,杜月笙在众人的簇拥下,坐专车直驰上海。
这一天乌云密布,车过嘉兴,细雨浙沥,下个不停。杜月笙望着车窗外边,担心着上海的彩牌楼,被雨淋湿,会败欢迎群众的兴。车过松江以后,雨停了,只是阴毒不散。
火车抵达梅陇小站时,月台上上来几个留在上海的门徒。他们先向杜月笙行礼,而后,内中一个诡秘地附在老头子耳边私语。杜月笙脸色顿时阴沉,嘴唇发紫,取出香烟猛抽了几口,然后强自镇静,吩咐:
“告诉司机,车停西站。”
说完,他进了自己的单间,推上门,不再说话。
原来,国民党政府上午下令取消了欢迎杜月笙的仪式,拆掉牌楼,而且还有人在北站贴出传单:“打倒恶势力!”“打倒大流氓!”
“谁吃了豹子胆?我拧掉他的脑袋做尿壶!”
顾嘉棠一拳砸在车厢桌上,一个酒瓶滚到地板上,摔个粉碎。
“听说是新上任的副市长吴绍澍。”来人回答说。
“妈的,老子会教训他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登出短短百余字的消息:
社会领袖杜月笙氏,于昨日下午二时抵沪,同来者尚有其好友十余人。杜氏于上月计八日由淳安启程,于本月一日抵抗,昨天乘早快车来沪,在西站下车。忠义救国军撤沪区指挥部凌元培等在车站警戒,仅少数亲友到站欢迎。杜氏下车后,即赴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调晤落代表,晤谈一小时许,始返寓休息。